苏轼的人生本质可用审美人生境界概括,即以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的终极皈依。以审美人生的视角总览苏轼对于万事万物的看法,方能玲珑通透,浑然自得。
苏轼的审美人生,既得之于「犹同纵壑鱼」之天然「野性」,也与欧阳修的醉翁六一之志有所师承,更是范仲淹以来士大夫群体觉醒的结晶;在苏轼与王安石关系这一命题中,正可深度窥测苏轼的政治观。
《辩奸论》是真是伪?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端底如何?敬请走进木斋、刘森、张昶所着《苏轼审美人生与欧王关系》一书。
作者简介
木斋
现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中山大学客座教授(2012年7月-2013年7月),东北苏轼研究会会长,中国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东北苏轼研究会会长,中国陶渊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绪论 苏轼审美人生论
上编 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
第一章 苏洵与王安石关系
第二章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与王安石之政治关系
第三章 「乌台诗案」至王安石去世二人之政治关系
第四章 后王安石时代二人之关系——维护新法
下编 苏轼与欧阳修关系研究
第一章 欧阳修与苏轼交谊概述
第二章 诗文革新与嘉祐二年贡举
第三章 论苏轼与欧阳修相关诗文——兼论苏轼与欧阳修的内在契合
代总序
关于木斋的探索
近年来,木斋的几部学术着作源源不断问世:先是2008年中华书局的《宋词体演变史》,2009年人民版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 随后,便是这本颇受学界关注并欲热切讨论的《曲词发生史》。《中国韵文学刊》为此开辟专栏,笔者被邀请为主持,允有一席之地,先发浅见,抛砖引玉,诚为幸事。很多年来的学术评论,大多流于形式,徒有书评,而不见思想的交锋,木斋的词体起源和五言诗起源两大研究,由于反思力度大,学术价值高,争论空间大,引发争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希望,各种不同意见的学者,都能各抒己见,通过探讨、论辩,将文学史这两大疑案的研究,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木斋《曲词发生史》,纵横捭阖,规模宏大,一时之间难以做出全面的评价,因此,本文从该作的两序说起。此书稿初成的时候,作者曾经邀请我为之作序,我也曾认真阅读了书稿。阅读全书,颇有一气呵成,令人一经入手便有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因此,也确曾考虑再次为之写序。之所以未能动笔,首先的考虑,是词的研究并非我的专门,作为局外人来评论不一定合适,其次,我考虑此前所作书序已经很多,特别是对木斋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刚刚发表过个人见解,因此,很想听听学术界,特别是词学界其他学者的评价。果然,木斋此作甫一问世,便读到马兴荣先生和刘崇德先生两大书序。两位学者分别主要从词的角度和曲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书中还刊印了两位学者的原稿影印,这都很有意义。
马先生书序中,首先谈到了自身早年师从刘尧民先生,并且接受到的正是词源于燕乐的教育:「我早年从刘尧民先生学词,对刘先生主张的词的起源不是突变,而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它是汉魏以来的诗歌长期进化的结果,是诗与音乐由冲突到接近,到融合的结果。使诗在形式和系统都达到融合的是燕乐。印象很深。后来陆续对燕乐、对敦煌曲子词有所接触,感到谈词的起源,还必须注意民间词。这也就是说,我认为词起源于燕乐与民间词。这在拙着《词学综论》中已有论述。」
随后,马先生对此书的主要观点论述说:「木斋确认词起源于宫廷,而不是起源于民间,时间是盛唐天宝初年。正由于词起源于宫廷,整个唐五代曲词的本质属性都是宫廷文化的产物。李白词、花间词、南唐词正是盛唐宫廷、西蜀宫廷、南唐宫廷三大宫廷文化的产物。并以为影响词体发生的音乐因素不是以胡乐为主的燕乐,而是经过法曲变革之后所形成的清乐(吴声西曲)为主体,以声乐曲为本质属性,以内宴、家宴演唱为主要形式的音乐品类。认为曲词在发生史阶段,主要是一种江南文化的产物。江南文化中小巧艳丽等特点,构建成为曲词发生时代的基本特质。认为敦煌曲子词既非早于李白之作,也非主要是民间之作。同时认为唐五代词以后,以柳永为标志,才发生了曲词市井化的变革,随后发生了士大夫群体对曲词形式改造的运动,即张先、晏、欧、苏东坡对伶工之词、市井俗词的改造,从此,词这种形式才真正成为士大夫的词,诗人的词。」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对木斋此作的一个极好概述。马先生随后评价说:「木斋先生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以超人的才识,力辟新说,为词的起源、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很值得词学界的朋友们(包括我)深思、探讨。」在这里,我读到了一位富有责任感、正义感的学者的博大襟怀,一方面,申明了自身所受到的师传正是木斋所颠覆的词体源于燕乐的传统认识,另外一方面,却并不妨碍对新观点的理解和接受,不妨碍对后辈学者的鼓励和支持。马先生年长我十岁左右,这种学术襟怀,值得钦佩。学术,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否则,停留在旧有陈说上,学术怎能前进?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经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但第三个阶段的看山是山,已经不是第一次的直观看山是山。其中的哲理思辨意思,令人玩味不尽。其第二个阶段的否定,也就是看山不是山,看似是错误的,是没有价值的,其实不然,它是事物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没有这貌似远离真相的第二个阶段,就很难实践和完成向第三个阶段的飞跃和革命。木斋自云:他的研究恰恰是对古人说法的回归。想想也确实如此。譬如古人何曾有所谓的民间说?反而关于李白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说法不绝如缕,「民间说,燕乐胡乐说,李白词为传说伪作」之类的说法,基本上是胡适之后的说法,古人虽然有,譬如胡应麟曾经怀疑李白之作为伪作,但并没有引起古代学者的反响和认同,一直到胡适之后才蔚为大观。古人最早的说法,或是较早的说法,应会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它们远比后来学者受到各种思想形态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学说更为贴近历史。但远离历史的这些认识,实际上是从多维的视角,甚或是从相反的角度,来完成回归历史本相的使命。
刘崇德先生精通于音乐研究,这对于古代文学界,特别是词学界,尤为难得。本人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不多,一直以为憾事,所以,也只能就刘先生之所论,略抒自己的感受。刘先生首先说:「读其《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文学研究》一书,深深叹服其高屋建瓴之架构,摆落旧说、颠覆积习的胆识,亦为木斋先生完成汉魏六朝乐府史论的一次飞跃而备感鼓舞。于是,益加欲其一纵健笔,再申高论,在词学研究领域更辟一新境界。」关于对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评价:「深深叹服其高屋建瓴之架构,摆落旧说、颠覆积习的胆识,亦为木斋先生完成汉魏六朝乐府史论的一次飞跃而备感鼓舞」,这一评价极有概括力,首先是「高屋建瓴之架构,摆落旧说、颠覆积习的胆识」,这一点,我深有同感:以学术专着的形式专门来探讨论证曲词发生史这样的文学史公案,非大勇气大学识莫能办。
木斋的两大研究,採用的其实是同一个方法,或说是在同一个方法论之树上结出来的丰硕成果,且其方法论本身,也非常值得研究。这种方法论,自然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我看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採用了多角度溯本追源的流变史方式进行内证。十九首研究,是从两汉,特别是从西汉逐一排查有无可疑的诗人,逐次排查到曹植,再进一步深入进去研究和论证,这就像是破案,将全部嫌疑人一一排查,通过否定和排除的方法,找到作案嫌疑人,然后,深入研究其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最后达到破案完成。木斋词的起源发生问题研究,衔接了十九首研究的成果,从建安曹魏的清商乐论起,依次论证江南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燕乐,最后论证到盛唐法曲清乐回归,曲词之曲的发生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刘崇德先生所说的「完成汉魏六朝乐府史论的一次飞跃」。随后,刘先生进一步阐发说:
近百年来关于词体及其起源,可谓丛论脞说,界石林立。一涉词乐,又大多于误区盲点中摸象扪烛。拙着《燕乐新说》虽探词曲之源于燕乐声乐化、娱乐化的曲子,然仅止于就乐论乐。木斋先生此书则以穿透历史的眼力,过人之才识,综观词乐与词体。近辨法曲清乐于「消费」「功能」之间,远溯法曲乃魏晋宫廷清乐之流亚,继又深察「艳体」与齐梁南朝宫体之关系,以无可置疑的论据驱去笼罩在词体起源上所谓民间文学说这一「怪物」,明确提出「词体非源于民间,而起源于宫廷」,「词非源于燕乐胡乐,而是新兴声乐曲子的产物」,而这一新兴声乐则是由魏晋宫廷清乐发展而成的法曲,「宫廷」「女性」则是曲子的禀赋本貌。书中又将曲子的写作追溯到盛唐,论述了李白对曲子的写作对词体发生的奠基到中晚唐曲辞《花间集》的体格流衍,进一步申明词体与帝王宫廷的关系,探讨曲辞,即词体从宫廷向民间的转移,指出其本为唐宫廷文化的产物,随后,才由帝王宫廷向外转移,渐次进入到一般士大夫阶层和青楼北里,成为一种市民文化。秦楼楚馆实为词曲播散之地,而非其源。此说一出,不仅词体起源发生这一千古之谜得以破解,而且,词体本质何以为「艳科」,「以清切浅丽为宗」「要眇宜修」自然明朗矣。
两位学者的序文,给予了木斋词体起源发生于宫廷说、词体音乐为曲子清乐说高度评价,我相信,随着时光的前行,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给予木斋之说以更为深入、更为精到、准确的解读和评价。
木斋的曲词发生研究,连同以古诗十九首为中心的五言诗起源发生研究,这两大研究,被有的学者评价为「开天辟地」「石破天惊」,为「让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之举。当今熙熙攘攘的功利主义学风盛行,使我们对炒作、对故作惊人的不正当学术风尚已经厌倦,因此,当真正有重大价值的学术发现出现的时候,还是习惯性的对之不屑一顾。我建议那些对木斋这两大研究尚未深入了解的同仁,不妨花费一点时间,来认真看看他的论证过程,必更有新的学术性的评断。
在这里,我想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如果没有木斋的这两大探索,我们的学术史当下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依然会认为十九首为东汉无名氏所作,认为曲词起源于民间,起源发生于胡乐入华的燕乐流行,因为还没有出现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为我们展示另外的文学史演变历程。学术史与时俱进,产生了木斋这样探索型的学者,产生了木斋的这两大研究,从此,在十九首东汉无名氏之说之外,有了有关十九首产生在曹植时代的系统而详备的说法;在曲词民间说、燕乐说之外,则有了基本完备的由六朝宫廷清乐到盛唐宫廷清乐法曲的详尽描述。木斋的两大研究,无疑开启了后来者的学术视野,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方法论,学术史无疑是前进了。对木斋学术探索的两大成果,需要一个漫长的学术史接受过程,这是合情合理的——越是颠覆力度大的学说,就越难以被接受,这是规律。有学者认为:木斋的这两项研究,是王国维、胡适以来文学史最为重要的两大突破,这个评价也许过高,或是过早,但想想这两大研究,为我们的学术界带来了如此之多迥然不同的说法,确实值得思考和关注,而对其给予更多的深入批评和商榷,也许是更为有益的思考和关注的形式。清代着名学者章学诚,在其论学着作《文史通义》中曾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不能不具此二途。」通读木斋这些年来的学术专着,对章学诚所言,更感亲切,故特引用,谨供学者参考。
以上文字,为笔者此前发表过的同题文章,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专门讨论木斋新作的《中国诗体词体起源发生研究》专栏。近日,欣闻台湾丽文书局将要陆续推出「木斋研究丛书」问世,其中将包括木斋本人的学术专着、诗集、文集、自传,以及海内外学者研究木斋的专着和论文,在此深表祝贺!木斋近期的学术研究,以《古诗论》系列论文的发表为标志,将「古诗」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学术史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学习与探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江西师范大学》、《天中学刊》连同刚刚提及的《中国韵文学刊》等多家刊物先后为之开办专栏,海崃两岸以及其他海外专家学者为之撰写论文讨论,成为中国学术史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于木斋的研究,也就同时成为必然的趋势和应有的潮流——木斋为什么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了如此之多具有颠覆性、原创性的学术见解,又是怎样,或说是採用什么样的学术方法建构出来他独特的学术体系大厦?这就不仅仅需要研究他的学术专着,也需要研究他的诗作、文作和传记,从而寻求出规律性的东西,并昇华为新的学术理论,从而引领、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有感于此,在前文旧作基础之上,补充这几句未必成熟的话,谨供各位读者参考。
傅璇琮 谨识 于北京 中华书局 西元2013年4月
绪论苏轼审美人生论
第一节苏轼人格的本质精神与仕宦人生
苏东坡人格的本质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单就笔者来说,就先后以「野性」和「仕隐情结」两种理论来探求之。「野性」的命题,重在与柳永的比较中,论述苏、柳永分别从两个方面,实现了士大夫人格的近代文化开端。以后,笔者又以「仕隐情结」这一命题,探讨了苏轼内心深处的隐逸与仕进这一士大夫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生命题,从苏轼一生348首词作中有66首77次处使用具有归隐意思的「归」字,进行了量化分析,论证了苏轼的仕隐情结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内涵。现在来看,无论是「野性」还是「仕隐情结」,其实,都还仅仅是苏轼人格的一个侧面而已,欲解读苏轼之人生本质,还需从华夏文化士大夫人格的演进上寻求,需从士大夫人生的终极问题进行拷问。美学家宗白华曾有六境界说: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艺术境界。则功利是人类的最为原始的阶段,而审美则是人类的终极境界。苏轼的人生,像芸芸众生一样,有着「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也有「穷研物理」的学术境界和「返本归真,冥合天人」的宗教境界,但我认为苏轼更为本质的,是典型的艺术境界,可以用审美人生来概括之,是「以宇宙人生底具体为物件,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底反映,而有艺术境界。」相对于苏轼的宇宙人生来说,就是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苏辙说其乃兄在晚年流放海南时是:「日啖茶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可以作为笔者此观点的形象说法,也就是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贵的,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这种情形,也如黄庭坚所说:「东坡先生佩玉而心若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这种孤高,是俗人难以理解的:「其商略终古,盖流俗不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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