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收录六篇论文,是个人近年对台湾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的成果。各篇大多触及与女性相关的人物、生活、事件、习俗,因此用「台湾民间文学女性视角论」为书名。运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来研究民间文学,在个人先前的论着《民间文学的女性研究》已经有所尝试,现在这本专书更是一个开展,个人试着不必处处引述理论,却将女性观点融入分析当中,希冀呈现对于女性议题的关注,发掘其中的差异性,以及探寻女性文化在民间社会的因应之道。以下略述各章旨趣。
第一章〈台湾民间歌谣中的「媳妇」论述〉,本章着眼于民间歌谣与妇女的关系十分密切,妇女是歌谣的传唱者也是接受者,若说歌谣反映妇女的心声,则在某个层面上,歌谣也具有教化的功能,富有女教的意味;因此本章搜集近年专家学者所采录的台湾民间歌谣,选择与「媳妇」角色有关的歌谣文本,探讨其中对「媳妇」的内在、外在要求标准, 也关注歌谣中所吐露的身为「媳妇」之心声。本章企图指出经典文献、民间闺训类的书谱所形塑的女教规范,进入民间歌谣之后的面貌与衍异情形,而民间歌谣又如何以童趣、诉苦、怨怼、抗议的语言来抵抗这种教化的力量,进而表露女性心目中理想的婚配。由此也可知,不同类型的「媳妇歌」叙事,形成了某种论述的话语与场域,可看到传统女教与女性意识的权力抗衡。
第二章〈台湾民间的「巧媳妇」故事类型与情节分析〉, 「巧女」故事又称「巧媳妇」故事,是民间故事中着名的类型,民俗学者娄子匡早期曾蒐集一批「巧女」故事,并编为《巧女和獃娘的故事》。台湾在九○年代起的民间文学采录工作,也搜集到不少的「巧媳妇」故事,因此将这批资料和娄子匡所收录的巧女故事的对照、比较,是本章的重点之一; 而另一个重点是,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对于故事中所揭示的「媳妇」的伦理规范及其形象,加以探讨剖析。本章附带提出一个思考点,即就媳妇形象而言,除巧媳妇之外,台湾民间故事中也有不同的媳妇类型,包括得黄金的孝顺媳妇与遭雷噼的不孝媳妇;给婆婆用破碗的不孝媳妇;笨媳妇与三八媳妇。本章认为,「巧」与「孝」是台湾民间故事中,对媳妇的两大要求标准;但「孝」的形象可能逐渐超越「巧」, 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三章〈歌仔册与歌仔戏中的孟丽君故事及其性别文化的探讨〉,歌仔册是台湾民间的通俗读物,盛行于1930-40 年代,但直到1970 年代,都还有书局翻印贩售,可见是受到民众的喜爱和需求。而观赏歌仔戏更是庶民大众的休闲娱乐之一,无论是野台演出或是转型到电视台播出,歌仔戏始终是本土剧种的代表,影响力深入民间。因此本章选取孟丽君故事为主题,探讨这个故事在歌仔册和歌仔戏中的演变。孟丽君故事出于清代弹词小说《再生缘》,歌仔册吸收这样的故事,加以叙写,成为《孟丽君出世歌》。此外,歌仔戏团也经常上演这出戏码,杨丽花歌仔戏团、叶青歌仔戏团都曾经演出本剧,可见这个故事广受欢迎。从弹词小说开始,无论是后来的歌仔册或歌仔戏,孟丽君故事的情节内容有所改变,但其女扮男装的基调则维持不变,平添故事的趣味性。故事中的孟丽君从才女转变为一国良相,彷彿挑战了君臣伦理、父权制度,却终究必须回复女儿身,成为典型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突显的是庶民大众的共同愿望,也使得我们探讨性别文化时,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第四章〈歌仔册对杜十娘、玉堂春与花魁女故事的接受与改写〉,本章承继前章对歌仔册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歌仔册对古代话本小说故事的接受与改写。杜十娘、玉堂春与花魁女故事都和娼妓有关,但却刻划了三个不同性情,又形象鲜明的女子,她们的故事分别见于明代话本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而歌仔册也有《最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全歌》、《最新玉堂春庙会歌》以及《最新卖油郎独占花魁女歌》,歌仔册不一定直接从话本小说中抄录改写,但对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主题意义的借用,仍然有相当的关联性。透过分析与比较,可看到歌仔册在借用话本故事之后的改变情形,而借此呈现出歌仔册做为通俗读物的特色。歌仔册对故事的处理方式是,掌握主要情节,加强铺写的手法,同时注重道德观念、果报思想;和话本小说比起来,它的人物形象较为中庸,少见激烈冲突的个性,因此是以故事情节的变化来吸引观众,并且往往需借由戏剧性、夸张、反覆的手法来编写故事,最后的结局也都以大团圆喜剧收场居多。此外,歌仔册在日治时期也具有传承汉文知识的功能, 但后来台湾的书商也可以自行编印故事时,歌仔册所叙述的娼妓故事和烟花女子的形象,就已经和话本小说有所不同,形成另一个议题。
第五章〈台湾七夕习俗与七娘妈信仰〉,本章针对七夕习俗的演变、七娘妈信仰的形成作一考察,并针对台湾近年来各县市风起云涌的七夕民俗活动之特色与意义,加以观察和分析。文中首先透过中国古代文献探讨传统民俗节日七夕的相关问题,并指出七夕在古代应有乞巧、女儿节、生殖崇拜等意涵;第二节则试图追溯七娘妈信仰、「做十六岁」习俗的相关记载,以明白台湾民间如何将织女神转化为育儿神的七娘妈;第三节则是对当代七夕节日活动的观察和讨论, 借由「被发明的传统」之观念,发掘「中国情人节」其实源起于广告公司的行销策略,却形成风潮,影响颇大;而「做十六岁」习俗一度被淡忘,但又因官方倡导民俗观光活动而振兴。然而直到当下2012 年的七夕,各地七夕民俗活动仍然是在「情人节」和「做十六岁」之间摆盪。本章的终极关怀乃是思考传统民俗与现代社会如何结合与创发。
第六章〈从虎尾韩唐寺探讨哪咤信仰与女性神媒的关联〉,本章为民俗研究的实例研究,透过採访调查云林县虎尾市,韩唐寺创办人廖林店女士的事蹟,探讨民间哪咤信仰的形态,也试图勾勒此位女性神媒的生命图像。廖林店女士(1914 - 1988),人称「店姑」,是民国五、六十年代云林虎尾糖厂一带,知名的女性神媒。她通灵降乩的神明以太子爷李哪咤为主,当她通神时可以为人把脉看病、开药单治病,也可以为人看米卦,解惑指点。她所建立的鸾堂名曰韩唐寺,在乡里间香火颇盛。她去世后,此寺仍继续供乡人拜佛消灾。透过廖女士的个案,本章分析指出,哪咤神和女性神媒的契合原因,系因哪咤被民间称为三太子、太子爷,属于「囝子神」,法力较「轻」,因此女性神媒可以当祂的乩身,比较容易模仿( 被附身) 太子爷顽童似的口吻和身段; 此外,女性神媒招收女弟子,共同唸经拜神,无形中也等同于一种女性结盟,使彼此间有所依靠、慰借。本章最初在会议上发表,引起不少回应,可见对于女性神媒的研究,是个可以继续延伸的议题。
本书各章先后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及学术会议论文集, 详参附录「各章出处及说明」。今以女性视角贯串,汇集成书,除了方便读者参阅,其实也提供研究台湾民间文学与民俗的几个角度。譬如对各县市採录编印的民间文学丛书,若能善加利用,应可挖掘更多层面的研究主题,而歌仔册更是一个民间文学资料的宝库,除了语言研究,对台湾的民间文学、文化现象、通俗文化都有可资利用之处。至于民俗节日的研究,不只是书面文献的考据,也应有实地访查,配合现代社会的进展予以思考,如何能够探勘民俗的活水源头,也掌握其脉动,使传统与创新可以相生相发;则不仅是缔造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有益于创造优质的社会文化。
今年是2013 年,距离个人踏入学术界、出版第一本学术论着《牛郎织女研究》,恰好是25 年,等同于四分之一世纪。而个人对七夕习俗、牛郎织女的研究,也有阶段性的进展,从起初採取全面的文献考察,进入以女性节日习俗为焦点,直到本书第五章,更切入传统民俗节日在现代社会的变貌去探讨,代表个人对这个主题不断探索、努力。也记得2007 年七夕到台南实地采风,从台南返回后两天,又到山东沂源县参加学术研讨会和探勘织女洞等古蹟文物的情形;而2012 年七夕再度到台南,体察到当地节日活动内容增变,显现民俗文化具有自由活泼的生命力。就个人而言,这样的研究模式也具有跨领域的意义,结合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与分析比较的方法;是故,本书也将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鼓舞个人向台湾民间文学研究继续推进,倘有疏漏,尚祈各界方家不吝赐教。
洪淑苓序于2013 年6 月24 日
台湾大学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