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三十八年来《历史与思想》不断重印，
是我的着作中流传最广而且持续最久的一部，
在我个人的学术生命中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
──余英时（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克鲁格奖（Kluge Prize）得主
是我的着作中流传最广而且持续最久的一部，
在我个人的学术生命中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
──余英时（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克鲁格奖（Kluge Prize）得主
从1970年到1976年余英时教授先后发表了〈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等文，开启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释与新视野。这些文章收集在1976年出版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此后年年再刷，影响深远。
【新版】《历史与思想》特别收入余英时教授为读者撰写的〈新版序〉
《历史与思想》共收录17篇文章，主要论题有：
1. 讨论中国（专制）政治传统和反智论的关系
2. 从内在理路的观点解释明清思想变迁的问题
3. 讨论历史知识的性质及有关史学的一般问题
4. 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提出新的看法，并检讨红学考证运动得失
5. 评析探讨西方古典时代的人文思潮
6. 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的关系，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余英时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师从钱穆先生、杨联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着作等身，作育英才无数。2006年获颁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
余英时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师从钱穆先生、杨联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着作等身，作育英才无数。2006年获颁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
图书目录
新版序
自序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九七五）
「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论（一九七六）
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一九七六）
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一九七〇）
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一九七五）
略论清代儒学的新动向──《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一九七五）
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一九五七）
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一九五六）
史学、史家与时代──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第二讲纪录（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七三）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新亚书院「中国文化学会」的讲演（一九七三）
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一九六〇）
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一九五九）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一九五八）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九七四）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十週年校庆讲座（一九七三）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一九七四）
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九五八）
自序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九七五）
「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论（一九七六）
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一九七六）
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一九七〇）
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一九七五）
略论清代儒学的新动向──《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一九七五）
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一九五七）
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一九五六）
史学、史家与时代──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第二讲纪录（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七三）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新亚书院「中国文化学会」的讲演（一九七三）
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一九六〇）
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一九五九）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一九五八）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九七四）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十週年校庆讲座（一九七三）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一九七四）
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九五八）
图书序言
第一章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一 引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系的部份：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涵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是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喜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土（William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一 引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系的部份：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涵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是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喜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土（William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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