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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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民间文学的研究,是国学的一部分。科学的、诗学的研究各有所长,本书的最大特点,即在于透过系统而整体的研究,勾勒出中国民间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与发展。

  全书分为四辑,从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角度对民间文学做出解析和论说:第一辑为「传说与故事」,主题涵盖众人耳熟能详的传说、神话、人物,如伏羲、牛郎织女、钟馗、八仙传说、曹娥传说、长城传说等。第二辑为「史诗与歌谣」,讨论了《亚鲁王》、《黑暗传》等史诗,并以地域与主题为分类,详细分析了如晋北、嘉善、吕家河等民歌。第三辑为「现代性与方法论」,在现代研究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现况。第四辑为「传承与传承人」,强调「传承」的传统及「传承人」的角色之重要性。

本书特色

  ★详尽介绍中国古老神话的流变与原型,如伏羲、崑崙与西王母、牛郎织女、钟馗、八仙传说、刘伯温、曹娥传说、端午传说...等民间神话与传说,史料丰富详实。

  ★系统化整理中国近百年来对于民间神话与民间文学传承与保护的历史演变,展望未来。
好的,这是一份为您构思的图书简介,聚焦于探讨中国历史进程中,与民间文学并驾齐驱,但又在叙事范式、功能定位和社会作用上形成鲜明对照的文学现象。 --- 《庙堂之高与市井之远:精英叙事与民间心声的并行史诗》 本书简介 本书旨在对中国历史上官方文学生产体系(即“庙堂文学”)与民间广为流传的口头及半书面叙事传统(“民间文学”)进行一次深刻的结构性辨析与并置研究。我们摒弃将民间文学简单视为精英文学的“下位替代品”或“原始遗存”的传统视角,而是将其视为与官方审美和意识形态体系并行不悖、相互渗透、有时甚至尖锐对立的另一种强大的社会记忆载体和文化权力场域。 全书围绕“精英的审美构建”与“民众的生存经验”两大核心轴线展开,深入剖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层与广大庶民群体是如何通过截然不同的叙事技术、传播媒介和价值取向,构建起各自独立却又时常发生交集的精神世界。 第一部:制度与范式的建构——精英叙事的权力场域 本部分着重考察自先秦至清末,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基石,以科举制度为导向的官方文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我们关注的重点并非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社会动员能力。 正典的筛选与编码: 分析历代官方推崇的“雅文学”——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官方认可部分,是如何通过科举考试、官方修史和士人阶层的自我标榜,完成价值的“正典化”过程。探讨这类文本如何服务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以及它们在时间观念、道德规范和审美情趣上对社会精英阶层的严格塑形。 “史”与“文”的共谋: 深入研究官方史学撰述与文人笔记之间的复杂关系。精英文学往往是在史实叙事的主导下,对社会现实进行“美化”或“合理化”的处理。我们考察了诸如“褒贬史法”对历史人物的符号化塑造,以及这种塑造如何反过来影响民间对历史英雄与奸臣的判断,但同时,也揭示了这种“主流话语”在面对地方性史观和私人情感表达时的内在张力。 仪式与教化的媒介: 探讨官方仪式文学(如祭文、朝会辞赋、宫廷教化小说)在信息传播渠道有限的古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强制性、示范性的教化作用。这些文本的传播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等级伦理。 第二部:生活的镜像与情感的释放——民间叙事的底层逻辑 本部分将焦点转向那些在茶馆、酒肆、田间地头、以及底层艺人的口中流传的故事、歌谣和谚语。这些文本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构成了对精英话语的有力补充,乃至实质性的挑战。 口头传统的生命力与变异性: 考察传统口头叙事(如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谚语、号子)的文本特征,特别是其复述性、情境依赖性和集体参与性。分析这些叙事如何在代代口耳相传中,不断吸收、消化和重塑地方文化基因,形成多中心的声音景观。 世俗的幽默与批判的锋芒: 深入剖析民间笑话、谵语以及具有讽刺意味的戏曲选段(如地方戏曲中对贪官污吏的描绘)所蕴含的“反讽”机制。这些叙事往往不直接挑战皇权,而是通过对具体的人性弱点、不公的制度细节的调侃,实现了对精英道德规范的“软抵抗”和情感宣泄。 “人情”与“义气”的伦理体系: 与精英文学高度强调的“君臣父子”的垂直伦理不同,民间叙事更侧重于展现基于互助、信义和情感联结的水平伦理。从义薄云天的侠客故事到邻里纠葛的悲喜剧,展现了底层社会赖以维系的生存智慧和情感支撑。 第三部:交汇、渗透与张力的永恒 最后一部分聚焦于两种叙事体系在历史的特定节点上不可避免的交汇点,探讨其相互影响的复杂机制。 “通俗化”的危机与机遇: 分析明清以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城市商业文化的兴起,大量民间故事如何被士人或文人“整理”“加工”并以小说的形式付梓(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早期整理)。这一过程既是民间叙事获得“文本地位”的契机,也是其被精英审美规范重新“驯化”和“净化”的开始。我们辨析,在“文人加工”后,故事的主旨是如何向官方认可的道德框架收敛的。 媒介的竞争与共存: 考察戏曲、说书艺人、以及后来的民间刊物(如宝卷、弹词)如何成为两种叙事理念争夺受众的战场。这些新兴的媒介形态,往往是民间经验与既有文学母题进行高密度混合的场所。 记忆的重塑与遗忘: 探讨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哪些民间记忆被主流叙事彻底压制和遗忘,哪些又巧妙地融入了官方的“大叙事”之中,以更隐蔽的方式得以流存。本书最终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具立体感和多维度的文化史视角,理解中国文学景观的真正深度,它并非一条由最高峰向低谷平滑过渡的单一直线,而是由无数并行、交错、碰撞的叙事河流共同构成的宏大水系。 本书适合对中国文化史、社会心理学、叙事学以及传播学感兴趣的学者与普通读者。它不提供对民间文学的“民俗学式”的纯粹收集,而是将其置于权力、道德与生存的宏大背景下,进行一次结构性的“重读”。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刘钖诚


  中国山东昌乐人。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者。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民间文化论坛》特约主编。着有《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谭》、《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原始艺术》、《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文坛旧事》、《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走出四合院》、《追寻生命遗韵》、《黄昏的眷恋》等。

图书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神话学概观(代序)

第一辑 传说与故事
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化─在中国神话学会首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伏羲神话的现代流变
神话崑崙与西王母原相
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命运
牵牛织女原是东夷部族的神话传说
钟馗论
漫话八仙传说
传说人物刘伯温
越系文化香榧传说群的若干思考
曹娥传说与孝德传统
端午:传说与习俗
北京传说与京派文化
前门传说:不是单纯的风物和名胜
天坛传说:圣与俗的统一
长城传说:中国式的智慧和幽默
从永定河传说看京西文化
民间传说及其保护问题

第二辑 史诗与歌谣
《亚鲁王》:原始农耕文明时代的英雄史诗
秦风遗珠
关于民间叙事诗《黑暗传》
谈吕家河民歌
秦汉之风与江汉之化
传统情歌的社会意义
激越悲怆的晋北民歌
低吟浅唱的私情民歌
靡曼缠绵的水乡民歌─嘉善田歌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清江流域土家族的歌谣

第三辑 现代性与方法论
整体研究要义
民间文学普查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在「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
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
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理念和方法
「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及其保护问题

第四辑 传承与传承人
传承与传承人论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
往事与新知─关于故事家和民歌手陆瑞英
故事家刘德方与下堡坪民间故事

图书序言

序    

二十世纪中国神话学概观(代序)


  中国神话学是晚清末年现代思潮即民族主义、平民意识以及西学东渐的产物。没有民族主义和平民意识这些思潮的崛起,就不会有西学东渐的出现,即使西学在部分知识份子中发酵,也难以引发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与思想革命。中国神话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滥觞的。

  在中国的原始时代,先民原本有着丰富的神话,包括西方神话学家们所指称的自然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宇宙起源和创世神话、以及神祇的神话等,并以口头的、以及其他的种种方式和载体传播。尽管这是一种假说,但这个假说已由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如多处新石器遗址,包括在许多地方发现的岩画、殷商甲骨卜辞、长沙子弹库帛书、马王堆帛画、三星堆、汉画像石等)和现存原始民族的文化调查得到了印证。但由于没有文字可为记载和流传的媒介,而物化了的考古文物又无法复原原来的丰富的表现形态和思想,春秋时代及其后来的一些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谶纬学家根据当代或前代口头流传和记忆中的形态,保存下来了其中的一部分,即使这些并非完整的神话,到了汉代以降儒家思想霸权的挤压下,有的或历史化、或仙话化、或世俗化了,有的在传承过程中被遗忘了,有的虽然借助于文人的记载 而得以保留下来,却也变得支离破碎、语焉不详,失去了昔日形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有的连所遮蔽着的象征含义也变 得莫解了。芬兰民间文艺学家劳里‧航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神话界定问题〉一文中在界定神话的四条标准―形 式、内容、功能、语境―时说,除了语言的表达形式外,神话还「通过其他类型的媒介而不是用叙述来传递」,如祈 祷文或神圣图片、祭祀仪式等形式。他的这个观点,即神话(特别是没有文字作为媒介的史前时代)是多种载体的, 在我们审视华夏神话时,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方面,中国神话学史上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杨宽、郑振铎、钟敬文、 闻一多、陈梦家、孙作云等,都曾有所涉及,或做过一些研究,不过中国学者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而已。在中国人文 学术界,虽然前有王国维一九二五年就提出的「二重证据」研究法,并为一些大家所接受和倡导,但在神话研究中, 多数人却还是大抵认为只有「文献」(「文本」)才是神话研究的正宗和根据,到四十年代闻一多的系列神话论文问 世,「二重」证据法的成功运用于伏羲女娲神话、洪水神话的论证,才在实际上得到认可,成为从单纯的文本研究通向 田野研究的桥樑。 历代文献典籍里保留下来的中国神话,所以在晚清末年、民国初年被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重新估量,完全是因为 一部分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先进的知识份子的民族主义和平民意识使然。如以「驱逐鞑虏」为社会理想的民族主义、 以破除儒学和干嘉之学的霸权而显示的反传统精神、「疑古」思潮的勃兴把神话从历史中分离出来。蒋观云说:「一国 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盖人心者,……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其重要之首端矣。」如此,「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的神话价值观的出现和形成,把一向视神话为荒古之民的「怪力乱神」、「鬼神怪异之术」的旧案给推翻了,显示了中国神话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现代性」学术品格与传统决裂为本色。

  反观百年中国神话学发展史,始终存在着两股并行的学术思潮:一股思潮是西方传来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股思潮是以搜神述异传统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神话理论和方法。一方面,西方神话学从二十世纪初起就开始得到介绍、翻译和研究,一百年来,可以说从未间断过。世纪初至二十年代引进的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三○年代引进的德国的和法国的社会学派神话学,四○年代引进的德国语言学派与英国的功能学派神话学,八○年代引进的苏联(俄国)的神话诗学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神话学,九○年代以至当下引进的美国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等等,都曾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而特别深远者,则莫过于主要建基于非西方原始民族的材料上的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理论和方法,在神话研究和神话学构建中不断得到拓展、提升、深化、发展。后者在其发展中又分了两个方向或支流:一是把神话作为文学之源和文学形态的文学研究,主要依附于古典文学研究中,如对《楚辞》神话、《山海经》神话、《淮南子》神话等的研究,一个世纪来可谓筚路蓝缕、洋洋大观,自成一体;二是把神话作为历史或史料的史学研究,或围绕着「神话」与「古史」关系的研究(如「疑古」神话学的形成和影响),后浪推前浪,形成神话研究的一股巨流。神话的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其贡献最着之点,表现于对中国载籍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古史传说等的「还原」和「释读」上。

  中国神话学构成的这两股来源不同、体系有别的神话学理论和方法,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现代性」的学术自觉,并不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只有西方传来的学说才是体现和确立了学术的现代性,而承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及某些治学方法(如考订、如训诂、如「二重证据」等)的神话研究,就没有或不能体现学术的现代性。在中国神话学的建设过程中,二者互为依存、互相交融、互相会通,如西方的进化论的影响、比较研究方法、以及以现存原始民族的文化观照的方法等,都给传统的神话研究带来了持续的、有益的变革和强大的驱动,但又始终是两个独立的体系。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国神话学的研究要走出西方神话的阴影。

  这个论断固不无道理,西方神话学(主要是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及进化论)理论和方法的确给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还要看到,中华文化毕竟有自己坚固的系统,西方神话学并没有全部佔领中国神话学的疆土,在移植或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上,除了少数修养不足而生吞活剥者外,多数人只是将外国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参照,以适用于并从而推动了中国神话的研究和中国神话学的建构,并逐渐本土化为自己的血肉。相反,中国神话学者在神话学研究上所作出的有价值的探索、经验和贡献,却长期以来为西方神话学界视而不见。甚至可以说,西方神话学家们对中国神话学的状况是颇为隔膜的。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年代,除了一些西方汉学家和日本的一些神话学者与民俗学者的中国神话研究着述,包括美国的邓迪斯、芬兰的劳里‧航柯这样一些知名的当代西方神话学家,至少在他们于二十世纪八○年代中期亲身来中国考察访问之前,对中国神话学家们的神话研究及其对世界神话学的贡献,也几乎一无所知。

  如果说,蒋观云于一九○三年在日本横滨发表神话学专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夏曾佑于一九○五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开辟《传疑世代》专章讲授中国古神话,鲁迅于一九○八年在〈破恶声论〉里作「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之论,在第一代学人手里宣告了中国神话学的诞生,那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茅盾、钟敬文、郑德坤、谢六逸、黄石、冯承钧等学人于中国神话学的初创期把西方神话学介绍到国内,继而以顾颉刚、童书业、杨宽、吕思勉等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就古史与神话的纠缠与剥离进行的大论战,卫聚贤、白寿彞、吴晗、江绍原、刘盼遂、程憬等的帝系神话研究,以及凌纯声、芮逸夫、林惠祥等前中央研究院系统的学者在神话学的田野调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在学理上取得的经验,苏雪林、闻一多、游国恩、陆侃如等对《楚辞》《九歌》神话的文学研究,曾经在中国学坛上掀起了第一次神话研究的高潮,而在这个研究高潮中,中国神话学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众所瞩目的、羽毛丰满、为相邻学科争相介入和征引的人文学科。

  到了四○年代,特别是在抗日的大后方―大西南,一方面抵御外侮的民族情绪的空前高涨,一方面学人们走出书斋来到了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一时间,涌现出了闻一多、郑德坤、卫聚贤、常任侠、陈梦家、吴泽霖、马长寿、郑师许、徐旭生、朱芳圃、孙作云、程憬、丁山等一大批倾心于神话研究的学人,神话学界群星灿烂。他们一方面承继了前贤们的研究传统,运用考证、训诂等传统的治学手段,进行古神话的「还原」研究,另一方面对南方诸少数民族的活态神话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和研究,拓展了神话的疆域和神话的构成(如:尚未人文化或帝系化的「自然神话」,洪水神话与伏羲女娲神话,太阳神话与射日神话,武陵一带的盘瓠神话,廪君、九隆、竹王神话等,多种口头神话遗存的发现和材料的採录),开启了从神话的纯文本研究进入到神话与民间信仰综合研究的阶段,从而催生了中国神话和中国神话学的多元构成以及多学科研究格局的形成。中国神话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至六○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学术的等多种原因,以及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现代性的矛盾,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一度从二○至四○年代形成的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萎缩到了几近单一的社会政治研究。许多原来在神话研究上造诣颇深的学者,除孙作云、丁山等几位外,大多只专注于自己的本业,而不再流连于神话学的研究了。孙作云的神话研究始于四○年代,最突出的成就在运用图腾学说希图建构一个图腾式的神话体系;到了五○至七○年代,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以楚帛画和汉画像石的神话母题为研究方向。丁山的神话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缜密的考证为特点,从古代祭祀起,后稷与神农、日神与月神、四方神、方帝与方望、洪水传说、尧与舜、颛顼与祝融、帝喾、炎帝与蚩尤、黄帝,三皇五帝,……从史前神话人物,到秦建国前的先王世系,一一论列。他以神话研究而活跃于四○年代学坛,可惜于一九五二年英年早逝。其神话学代表作《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于一九六一年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另一遗着《古代神话与民族》于二○○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袁珂是这一时段有代表性的神话学者,他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贡献,主要在对典籍神话的考释和对神话进行连缀,使其系统化。《中国古代神话》(初版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后经多次印刷。一九五七年七月增订本出版时,累计印数达六万七千册;一九六○年一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累计印数两万两千册;一九八一年月第二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十二万七千册。改革开放后进入新时期,一九八四年九月,易名为《中国神话传说》改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次印数达十七万册。)是他本人、以及中国神话学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此外,游国恩、高亨、杨公骥、胡念贻等在古典神话的文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也值得称道。

  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从一九七八年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神话学研究重新起跑,到世纪末的二十年间,逐步把间断了十多年的中国神话学学术传统衔接起来,并提升为百年来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以学者队伍而论,这一时期,除了茅盾、顾颉刚、杨宽、钟敬文、杨堃、袁珂等老一辈神话学家们的学术贡献以外,陆续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的神话学者,如萧兵、李子贤、张振犁、陶阳、潜明兹、叶舒宪、吕微、陈建宪、常金仓等,他们借鉴和吸收各种外来的当代学说和理念,採用包括比较文化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神话和神话学进行了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研究。新时期以来,持有不同学术理念的神话研究者们,(1)在古神话的研究、校勘、考订、阐释、构拟和复原方面(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一九八○)和钟敬文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以一九九○),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对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睡虎地秦简日书等所载创世神话文图的解读与阐释(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李零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刘信芳的《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祇研究》以及许多学者的多种考释性着作)方面;(2)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和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的「活态」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领域,包括神话思维、结构、类型、象征等神话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跨越式的开拓。不同地区、不同语系的少数民族神话的被发现、採集、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古神话系统构成中某些缺失,而且全面推动了中国神话学从文本研究到田野研究的过渡或相容,亦即神话研究的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当然,也还要看到,中国神话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和悬案,如神话的历史化问题,还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论、甚至较大的进展。在运用考据、训诂、校释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方法(如社会进化论、原型理论、图腾理论、象征理论等),来「还原」中国远古神话并建立中国神话系统,以及阐释「活态」神话传说(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方面,脱离严谨的科学论证而以随意性的玄想为特点的、被批评为「歧路」的倾向(如遭到学术界批评的用「产翁制」、图腾制等理论来阐释鲧禹神话的递嬗就是一例),在近些年的神话研究中并非孤例。

  在百年中国神话学的历史途程中和学理构成上,居住在台湾、香港的神话学者们的学术贡献,是不能忽略的。一般说来,近五十年来台湾和香港的神话学研究表现出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学理的连贯性的延续,他们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大陆学者「文革」十年被迫停止工作的那段空白;二是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理念面对世界,更多地吸收了国际神话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老一辈的学者如凌纯声、芮逸夫、苏雪林,还是继之而起的李亦园、张光直、王孝廉、文崇一、李卉、胡万川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在典籍神话和原住民神话的研究方面,以现代的学术理念、扎实的考据、微观的阐发,对中国神话学的建构和提升贡献良多。

  二十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了。回顾一百年来的神话学历史,从二十世纪初茅盾所撰〈中国神话研究ABC〉起,到二十世纪末袁珂所撰《山海经校注》止,许多学者都在为「创造一个中国神话的系统」这一学术理想而不停息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茅盾说:「用了极缜密的考证和推论,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至于十分荒谬无端的中国神话的系统。」当然,前辈学者所说的这一理想,是指典籍神话和汉文世界的神话而言,包括通过「缜密的考证和研究」对「零碎」的神话断片的阐释与连缀,和对被「多次修改」而「历史化」了的神话的「还原」,而并未包括居住在中国各地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神话。应该说,典籍神话的「还原」、「梳理」、「阐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典籍神话在现代社会不同地区和群体中的流变,也理应在中国神话的构成之列,但典籍所载之日,就是其生命的结束之时,而在民间,神话却似滔滔逝水永无停息,二十世纪八○年代以河南王屋山一带为中心对「中原神话」的搜集与研究,弥补了中国典籍神话的某些缺环、丰富了典籍神话的链条,延长了典籍神话的生命。而少数民族的神话,如茅盾所说:「中国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新分子参加进来。这些新分子也有它自己的神话和传说,例如蜀,在扬雄的《蜀王本纪》、常璩的《华阳国志》内还存留着一些,如吴越,则在赵煜的《吴越春秋》内也有若干传说。此种地方传说,当然也可以算为中国神话的一部分。这也需要特别的搜辑和研究。至于西南的苗、瑶、壮各族,还有活神话在他们口头的,也在搜采之列。」袁珂于八十年代发表的「广义神话论」,实与茅盾二十世纪的所论是一脉相承的。二十世纪以来,至少自三○至四○年代起,尤其是八○至九○年代,「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搜集编辑过程中,对各兄弟民族的神话(无论是抄本的、还是口头的)的调查搜集和採录编定,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神话类别和文本,有些汉文文献中已有的着名神话,如盘古神话,洪水神话,新的材料也有了大量的增益,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武库。几代学人的这一学术理想,到世纪末已接近实现。中国不仅有一个庞大的帝系神话系统,而且也有一个丰富多样的自然神话系统,不仅有一个宇宙和人类起源神话系统,也有一个创造文化的文化英雄神话系统。中国神话的系统和中国神话的武库,在多样的世界神话系统中,以其悠久的传播历史和独具的文化特色,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本,同时,要求有中国独具的神话理论来阐释。

  对于中国神话学来说,二十世纪是其学科建设从草创到初步建成的重要时期。在这百年中,我们基本上摆脱了跟在外国人后面蹒跚学步的阶段,初步建成了自己的神话学学科体系,并在一些包括古神话「复原」、创世神话阐释、少数民族口传神话发掘与研究在内的重要神话学问题上,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尽管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很完善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神话学界,虽然先后痛失了几位巨擘,但更多的年轻学子在神话学的学坛上挺立了起来,以优秀的神话学专着和论文,叩开了二十一世纪的大门。我相信,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预言中的「东学西渐」文化移动潮流,中国的神话和中国的神话学,必将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和更大的影响。

二○一○年一月九日于北京

图书试读

漫话八仙传说
 
八仙传说是中国民间流传最为广泛、最具传奇性、家喻户晓的人物传说之一。这八个传说人物是: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这些人物原本都是道教人物,因此我们说这些传说属于道教人物传说、仙人传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民间文学普查中搜集到的八仙传说所涉及到的流传地区有:辽宁、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浙江、福建、广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可以断言,这组传说在大半个中国都有流传。
 
一、发轫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八仙传说最早发轫于唐宋,而最终形成于元明,是一个渊源流长、在千多年历史途程中流传不衰的传说。它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背景。
 
唐宋时代,封建王朝崇信道教,广诏天下,访求道经,编辑道藏,兴建宫观,道教一时兴盛起来。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大地,一直处于乱世,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民众没有出路。方术思想、求仙思潮勃然兴起。至唐宋时代,这种社会的记忆和现实社会状况,成为八仙传说应运而生的沃土。八仙这八个放荡不羁的仙人形象被民众塑造出来,给在苦闷中的社会和民众提供了一种幻想中的出路,于是,很快在民间被认可和接受。
 
元代道教中以王阳明及其弟子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派异军突起,他们把儒、释、道融于一炉,修改道教的教义,既在民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又深得皇帝金宣宗的赏识。八仙传说的意旨,与全真派的教义颇有吻合之点,为传说的流传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故而传说得以在元、明两朝得到发展兴盛。
 
元、明两朝,特别是元代杂剧中创造了令人难忘的八仙形象,深入人心,对于八仙传说的流传和承递起了很多作用。如元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明代《列仙全传》中,都写了八仙,但这些作品中的八仙人物还没有定型。到明代吴元泰的小说《东游记》问世,我们现在认同的八位仙人才最终定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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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简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文化探险!我原本以为会读到一些枯燥的学术理论,没想到作者用一种非常生动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将那些潜藏在民间尘埃里的故事、歌谣、谚语、传说甚至是器物,重新激活。他没有将它们孤立地看待,而是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织工,将这些零散的文化纤维编织成一张巨大而精美的网。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口头传承”的部分,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是如何通过声音、动作和集体记忆来保存和传递宝贵知识的。那些关于婚丧嫁娶的习俗,节庆祭祀的仪式,在作者的笔下,不再是简单的陈述,而是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仿佛我能听到古老的歌谣在耳边回响,闻到祭祀时燃烧的香气。书中的一些章节,例如对不同地区神话传说的比较分析,更是让我惊叹于人类想象力的共通性与地域性的微妙差异,也让我开始反思,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很多可能都源自于久远的民间智慧。这是一本能够点燃你对本土文化好奇心的书,也是一本让你重新审视自己与历史联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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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最初是被这本书的标题吸引的,但真正让我沉浸其中的,是作者那种既有深度又不失温度的叙事方式。他没有用冰冷的学术术语堆砌,而是用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带领我们走进那些久远而又贴近生活的民间世界。《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一书,让我看到了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现象,是如何与人类的生存状态、情感需求、社会变迁紧密相连的。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民间智慧”的论述印象深刻,那些流传千年的谚语、俗语,看似朴实无华,实则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和哲理,是前人对生活、对自然的观察和总结。作者通过对这些零散的民间语言进行系统梳理,揭示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他并没有把民间文学视为“落后”或“陈旧”的文化遗存,而是肯定了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书中对不同地域民间文学差异的对比分析,也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性是多么迷人。这是一本能够让你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文化之美的书,也是一本让你思考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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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带给我的,与其说是一种知识的获取,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唤醒。我一直觉得民间文学是那些被遗落在角落里的珍珠,而《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这本书,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寻宝者,用他敏锐的眼光和执着的精神,将这些珍珠一一拾起,并用最恰当的方式呈现给了我们。《整体研究》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夸张,作者确实做到了“整体”。他没有拘泥于某一种文学形式,而是将口头叙事、歌谣、戏曲、民俗活动,甚至包括人们的生活器具都纳入了研究的范畴,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关于“节日民俗”的章节,作者详细解析了不同节日的起源、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民间文学形式,比如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与屈原的传说,中秋节的月亮神话与团圆的情感。这让我不仅仅是了解了一个节日,更是看到了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如何用共同的记忆和情感来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认同。读这本书,就像在触摸历史的脉搏,感受那些鲜活的生命力,它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是无数代人共同创造和传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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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我感觉自己仿佛参加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民族文化之旅,但与一般的旅游不同的是,这次旅行深入到那些最朴素、最原初的生命脉络中。作者在研究民间文学时,其视角之宏大,让我印象深刻。他不仅仅关注文学本身的形态,更着重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心理需求以及文化变迁。我尤其欣赏他对民间文学“功能性”的探讨,它不是单纯的娱乐,更承载着教化、认同、维系社群、甚至是抵抗压迫的多重意义。比如,书里对农民起义时流传的歌谣分析,让我看到文学在社会运动中的强大力量。还有,关于民间禁忌的章节,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不许做什么”,而是折射出古人对自然、对未知、对生命运行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敬畏。作者运用了非常扎实的田猎式考证,引证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和一手资料,但又不失其学术的严谨性。阅读过程中,我时常被作者的洞察力所折服,他总能从细微之处挖掘出宏大的主题,将原本碎片化的民间信息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只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位博学的老者,在为你娓娓道来那些关于我们祖先的、关于我们文化根源的,最真实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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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我有一种被深深触动的震撼感,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像是一面映照我们民族精神的镜子。作者以极其宏观的视角,对民间文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整体研究”,这种“整体性”体现在他对不同文学形态的包容,以及对文学与社会、历史、心理等多元因素的关联性探索。我非常喜欢书中关于“民间故事的母题分析”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比不同文化中相似故事的演变,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心理原型,这让我对故事的普世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也强调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如何将共同的母题融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之中,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唤醒了我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我们常常会忽略那些根植于我们土地的古老文化,而这本书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时间冲刷的痕迹,发现它们依然闪耀着生命的光辉。读完这本书,我感到自己与历史、与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连接,也更加理解了“文化传承”这四个字的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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