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彷彿分歧与告别才是黄锦树这本《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论文集的主调。是的，告别，才不会原地踏步。作为时间的倖存者，我们唯有向前走，继续工作与生活。马华文学史里头的「华文小文学作家」，在过去的时间与空间里，想必也是这样。──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兼华语中心主任 张锦忠
黄锦树第二本马华文学论文集，行动版《马华文学与中国性》。
这些论文，于内，涉及的是它与马来民族国家的紧张关系；于外，涉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关系。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分裂成两部分，马华文学同时与两者产生了关联：人民共和国──左倾运动与革命文学；中华民国（台湾）──旅台文学。这两个民族国家之外，还有一个虚拟式的民族国家：台湾共和国。「我们的马华文学」便是生存在这样的夹缝之中。
本书共收录十五篇论文，第一卷〈重审开端〉、〈反思「南洋论述」〉、〈马华文学史及其不满〉是反思马华文学研究本身的方法论、理论预设之类的相关问题。第二卷收录其他十一篇论文，附录一篇谈华文教科书。
黄锦树第二本马华文学论文集，行动版《马华文学与中国性》。
这些论文，于内，涉及的是它与马来民族国家的紧张关系；于外，涉及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关系。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分裂成两部分，马华文学同时与两者产生了关联：人民共和国──左倾运动与革命文学；中华民国（台湾）──旅台文学。这两个民族国家之外，还有一个虚拟式的民族国家：台湾共和国。「我们的马华文学」便是生存在这样的夹缝之中。
本书共收录十五篇论文，第一卷〈重审开端〉、〈反思「南洋论述」〉、〈马华文学史及其不满〉是反思马华文学研究本身的方法论、理论预设之类的相关问题。第二卷收录其他十一篇论文，附录一篇谈华文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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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黄锦树
黄锦树，马来西亚华裔，一九六七年生，祖籍福建南安。一九八六年来台求学，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获多种文学奖。着有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乌暗暝》、《刻背》、《土与火》、《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犹见扶余》，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等，并与友人合编《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等。一九九六年迄今任教于埔里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
相关着作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
黄锦树
黄锦树，马来西亚华裔，一九六七年生，祖籍福建南安。一九八六年来台求学，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获多种文学奖。着有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乌暗暝》、《刻背》、《土与火》、《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犹见扶余》，论文集《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等，并与友人合编《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等。一九九六年迄今任教于埔里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
相关着作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
图书目录
代序／张锦忠
绪论
卷一：重审开端
1坟与路──重审开端、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
2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
3兼语国民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马华文学史及其不满
卷二：华文小文学
4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
5另类租借，境外中文，现代性──论马华文学史之前的马华文学
6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
7马华文学的国籍：论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
8土与墙：论马华文学本土论的限度
9重写自画像──马华现代主义者温祥英的写作及其困境
10 Negarakuku──旅台与马共
11最后的战役──论金枝芒的《饥饿》
12衣以风，饮以雨－－马华文学与马共小说
13疲惫的公马－－李永平与民国
14在或不在南方：反思「南洋左翼文学」
附录: 制作华文，想像华人──马来西亚独中华文中学初中华文课本三种版本分析
绪论
卷一：重审开端
1坟与路──重审开端、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
2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
3兼语国民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马华文学史及其不满
卷二：华文小文学
4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
5另类租借，境外中文，现代性──论马华文学史之前的马华文学
6无国籍华文文学──在台马华文学的史前史，或台湾文学史上的非台湾文学：一个文学史的比较纲领
7马华文学的国籍：论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
8土与墙：论马华文学本土论的限度
9重写自画像──马华现代主义者温祥英的写作及其困境
10 Negarakuku──旅台与马共
11最后的战役──论金枝芒的《饥饿》
12衣以风，饮以雨－－马华文学与马共小说
13疲惫的公马－－李永平与民国
14在或不在南方：反思「南洋左翼文学」
附录: 制作华文，想像华人──马来西亚独中华文中学初中华文课本三种版本分析
图书序言
代序
始于分歧，终于告别，或，告别（不了）的分歧叙事
──序黄锦树的马华文学论文集
张锦忠
黄锦树收入这本《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集子中的论文，关注对象大多为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马华文学──的现象、本质、属性、场域位置、文学史、作家论、文学活动，大致上可以归纳为集体的「马华文学（史）」、书写马共、与国家文学这三个议题。在论述阐述前两个议题的过程中，难免涉及他和林建国──以及庄华兴──对马华文学史与国家文学的对话，或三人看法间的差异性。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应是他给我的书《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写的绪论，文章发表于二○○○年，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重读锦树这十五篇论文，我的感觉跟他一样，「十多年的时间就那么样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时间的倖存者，我们实在不能做甚么，只能将昨日的书写收辑成卷，作为一种将昨日时光定格、封存、哀悼、或告别的姿势。是的，书写，相对于生活，也只是一种姿势。锦树在整理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想必也会这样觉得──彷彿他处理的不是马华文学，而是时间、记忆、或时间的档案。毕竟，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之后，这些马华文学课题，不论是策略思考或翻转探索，也只能理解为历史现象，或历史记忆。
这个想法，其实是受到黄锦树本书绪论中提到的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启示。锦树在唸大学时读了托多洛夫一九八四年那本《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此书开宗明义处理的即是俄国形式主义的诗学理念。托多洛夫读俄国形式主义读到后来，也是把他之前惊叹不已的理论「理解成一种历史现象」──着重其「内在逻辑以及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非其思想内容。黄锦树所关注的马华文学，以及本书中的马华文学（史）论述，也可作如是观。
这个黄锦树称之为「少数文学」（我称为「小文学」；后来锦树的用词是「华文小文学」）的马华文学，其间的问题当然不是「中文」、「华文」的简单二分，也不必是「国家文学」、「民间文学」之差别待遇，更不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而在于黄锦树在〈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2004）中点出的「文化资本」（「书写者必须面对既有的书写遗产，作品是否有力量其实有赖于书写者掌握的文化资本」）。「中文」、「华文」的修辞可以只是「风格的选择」，而非离散的必然，「国家」、「民间」的位置也是「语言的选择」，而非现代性的必然，「现实」与「现代」更是「技巧的选择」，并非阶级的必然。那么，在（北方中文大国）华文大文学语境之外，在（国家／国语文学）视野之外的马华文学，其文化资本从哪里来？黄锦树引述了奈波尔（V. S. Naipaul）《世间之路》（The Way of the World）中的话：「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过去，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我们的过去只能追溯到祖父为止；祖父之前就一片空白。」与其说这句话可以用来描述离散华人十九世纪以来的短暂生存与奋斗历史，不如说它喻寓了马华文学的热带世间之路──没有巨港来的王子拜里米苏拉，只有下西洋的过客三保太监郑和；没有祖业家产，没有家世背景。南来的康有为们黄遵宪们或避难或履职，时间一到就北归，南洋只是掌故不是背景。南来的叶亚来为吉隆坡开埠，如今只剩下一条短短的「惹兰叶亚来」。另一方面，南来的丘菽园们郁达夫们成为「死在南方」的先例。但是丘菽园并没有成为「父亲的名字」，他没有开启一个荒文野字的新兴华文文学传统，他延续的是中华抒情传统与古典风格，这个离散的南洋古典抒情传统香火薪传，迄今不绝，也有待学界重探。郁达夫没有成为他自己预言中的「大作家」，即使他没乱离失踪，以他的身分地位，也极可能像胡愈之那样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返回中国，而不见得会在星洲或槟城书写他认为能「为南洋吐气放光的作品」。
对黄锦树来说，「奈波尔」才是马华文学那个传说中的大作家，或父亲的名字。奈波尔始于家乡的一条街──米格尔大街──，继而延伸至整个加勒比海，乃至印度、南美、非洲等世界各地，他不仅「捕捉移民社群特殊的经验」，还能超越故乡，扩大视野，以「外部眼光」「填满了原先空白的背景」。当代的优秀马华作家，即使是李永平、张贵兴、潘雨桐或黎紫书，或黄锦树自己，显然也没有处理离散族裔的「三个世界」的企图，顶多也只是书写离散双乡。职是，尽管黄锦树成为了「预言者郁达夫」，「奈波尔」并没有（或还没有）在马来半岛或婆罗洲现身。（奈波尔本尊多年以前倒是到过马来半岛一游，和青年安华．伊布拉欣（Anwar Ibrahim）见过面，其月旦马来西亚穆斯林的绝妙趣文即收入《在信徒的国度：伊斯兰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书中。）
其实，没有奈波尔，没有传说中的大作家的马华文学，反而更贴近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达理（Felix Guattari）小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集体性，故多年以来，马华文学论述总是在一个集体的「马华文学」的身分课题上反覆辩证。这个隐喻性说法，这些年来，我们（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林建国、黄锦树和我）在谈马华文学时，总要搬出来重申一番，在这一点，建国和锦树并没有太多分歧。德勒兹近年在台湾回光返照，其理论成为外文学界新宠，不过任凭弱水三千，我们早在十多年前就只取他和瓜达理合述的小文学理论一瓢饮，谈论少数族裔的语言去畛域化问题，或借锦树称之为「卡夫卡处境」的「四不」（「不能用中文、不能不用中文、不能写、不能不写」）来论述「马华人的困境」，我后来则试图连结小文学与复系统，看看能碰撞出甚么不同的论述范律（paradigm）。若干年后，林建国在 〈方修论〉认为方修的文学史书写实现的是「同一代人的集体任务」， 或他最近的「文学史的回答」（若要马华文学存在，「便得接受这支文学可能没有好作品的事实」）， 仍然可视为德瓜一脉的小文学理论思辩的延续。
这个集体的「马华文学」，由于其「语系」的选择──华语语系──华文，就跟独中教育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轨道，而在国家文学、国民教育的主流体系内，并没有其一席之地。这就是为甚么许多年来，只要我们谈到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位置，总难免涉及国家文学的缘故。在马来西亚，众所周知，马华文学不是国家文学；马华文学不是国家文学，因为它不是以马来文（国语）书写。 但是，马华文学既然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发生与生产， 如果它不是国家文学，它在这个地方的文学场域的结构位置在哪里？它的属性是甚么？或者，马华文学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趋近国家文学？这当然是林建国的〈为甚么马华文学？〉的关注：「为甚么马华文学（不是国家文学）？」林建国当年抛出黄仁宇式的〈为甚么马华文学？〉提问，其实试图处理的，正是一个回到马华文学论述开端的问题。
二〇一三年夏天，锦树、嘉谦和我回到马来西亚，参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办的「马华文学与文学理论营」，锦树的讲题，即是「为甚么马华文学需要理论：重审开端」（后来撰写成论文〈审理开端：重返「为甚么马华文学」〉），借用锦树的话，那是「开端的分歧」，不过也不妨视之为「分歧的开端」，所以锦树所作的，也是「重审分歧」。其实，这样的重审与分歧，早在一九九○年代初促使锦树写出〈经典缺席〉的「开庭审判」时就已开始了。林建国在〈方修论〉中提到「经典缺席」（与其说是针对锦树的「经典缺席」论，不如说是郁达夫的「经典缺席」论）时说：「所有我们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如「经典缺席」），皆卡在资源（文化资本）分配和抢夺的节骨眼上」。换句话说，建国认为锦树从内在的美学的问题审视马华文学，忽略了资源分配不均与权力问题。
林建国的〈方修论〉刊在 二○○○年秋我替《中外文学》编的「马华文学专号」。该期刊出的论文多经各篇作者相互思辩与回应，讨论附在论文后面同期刊出。但是建国的稿最晚交，来不及讨论，我们只私下在电邮对话。后来我们借《南洋商报》副刊「南洋文艺」的篇幅刊载我们的「论学书简」。我的回应存档于《南洋论述》后记，锦树则以「回归方修？」为题提出两点回应，并认为那是两人的「根本分歧」──解释马华文学与美学的、经济决定论的关系的结构性分歧。不过，这样的分歧难道就非走向分道、分手、决裂、告别不可吗？或者，这样的分歧有那么根本吗？（黄锦树不是也在〈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文中谈「文化资本」吗？）如果走向分道、分手、决裂、告别的不是这样的分歧，可不可能还有别的（文本以外的）甚么？还是果真一切都是文本，如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文本以外别无他物」？
分歧当然是存在的，经过了二十年，黄锦树甚至将分歧简约为「一个根本的区分──文学／非文学」。因此，在二〇一三年的新纪元的理论营，黄锦树「回到〈为甚么马华文学〉」，重启分歧的开端，讲一个「理论和友谊的故事」。不过，林建国在同年八月十三号刊于《南洋商报》的回应文〈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中的解释是，两人的分歧，不是「文学／非文学」的区分，而是立场的不同──他认为黄锦树「立场落在批评」，而他则「选择文学史立场」。林建国写道：「所幸批评实际运作时，早和文学史发生辩证；……一旦走入文学史界域，我们受到最大的限定不是审美，而是伦理」。故对建国而言，分歧的开端，已是美学与伦理的分野。当然，这也是林建国二十年后对彼此立场分歧的简约说法。但是，锦树多年来的许多论文（包括收入这本论文集里头的篇什），不都是在处理马华文学史（及其不满）的问题吗？如果文学史的「最大的限定」必然为伦理，两人的分歧叙事不是也颇趋近吗？（「那是个假相」黄锦树说道。）其实，两人的分歧，借用我学生熊婷惠颇观察入微的脸书私讯说法，可能由于黄锦树（作为一个「无比浪漫〔不是该死〕的现代主义者」）坚持给「文学性设定一个崇高的位置」。她认为「那是一个对文字的坚持，和对创作本身有预设的排他性」，不过，她也同意「有些作品是真的有其时代性任务的」。
诚然，「时代产物」自有其时代痕迹与任务。关于马华文学（不管在境内或境外营运的马华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上，或在文学与文化论述的工作上，二、三十年来，我们──尤其是在台的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描述与践行我们对马华文学（史）与文学的立场。描述马华文学（史）──建国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也还是在做这样的事──必然是在学术社群话语的视野内进行，争议与辩证在所难免。选择论述马华文学，无非是它攸关我们的身分属性与认同政治。身为全球冷战结构下东（南）亚洲的离散族裔，我们的理论、实践与文化生产，其实也只是我辈自我理解的路径。至于践行，或锦树所说的行动（「如果父亲写作……如果我们写作」或「为甚么（要创作）马华文学」），固然是一种「文学实践形式」，却也是理解主体与世界的方式或（躁郁或忧郁式）慾望投射。
以「马华文学」作为「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简称的做法，大概可以省去「马华」的「华」究竟是「华人」或「华文」的指涉之争。不过，由于「华文」的华语语系属性，使得「马华文学」不在「国家文学」的议程内。因此，自一九七○年代以来，「马华文学」与「国家文学」之间两个貌似平行的文学系统，由于「国家文学」的认可政治与排他性，却存着结构上的异己关系，也使得国家文学成为马华文学论述中的他者论述。国家文学的讨论正可彰显华语语系文学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境遇」。诚如黄锦树所说：「谈马华文学的困境怎么可能不涉及国家文学议题呢？」。因此，黄锦树这本论文集中许多篇都涉及国家文学，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李有成在近作《离散》中也指出，晚近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旨在「暴露出国家文学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的侷限与不足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国家文学的视野里只有马来语语系文学（Malayophone literature），故将这个国家境内其他语系文学排除在外，可谓一个一语独大（单语独声）、画地自限的封闭系统。在国家的视野与语境之外的马华文学，因此早已是处于国籍、国界的边陲甚至之外的「被放逐文学」（黄锦树称之为「境内放逐」）。换句话说，由于国家文学的霸权论述，「马来文学」位居庙堂宰制位置，其他语系文学──就像其他源流教育──只能自生自灭（庄华兴说的「诘颃」可能太沉重，马华文学哪有诘颃或抵抗的资本？）。对马华文学而言，不将马华文学包括在内的国家文学的存在意义，其实也只是「马华文学的对照组」而已。另一方面，作为「马华文学的对照组」，就算马华文学无意趋近国家文学，国家文学的存在，总已是在提醒马华文学的「在野属性」、民间色彩、边陲位置、社群性质、语系归类，甚至民族文化政治角色。
庄华兴可能是当代马华学界对国家文学的议题、操作与践行最为关注的人，除了华巫巫华双向翻译（「翻译马华／翻译马来」）之外，自己也兼以马来文书写小说。由于他自身的实践经验，华兴提出「土生性马华（文学）」的概念「以取代本土性／地方性论述」，并建议马华作家将自己的书写IOS「升级」为双声Siri（或培养第二专长），成为「华马双语作家」──朝向华马双语创作努力，旨在「汇入国家文学主流」（即「回归国家文学」）与突破马华文学的困境。这当然是个弔诡的说法。以当今日教育现况而言，国民中学毕业的非马来裔的马来文／国语应当是颇佳的，如有文学创作慾望的话，用马来文创作应当没问题，但独中生呢，恐怕马来文优异者不多吧。马华作家除了碧澄与华兴自己等少数人外，多半不会去召唤一个异族魂来和民族魂共居一室（不是说「峇哈撒者族魂也」吗？）。非不为也，实难为也。当然，将马华作家的双语文学表现（兼具马华／华马属性）作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异托邦，也不是坏事。二○○四年底，华兴和锦树即在《星洲日报》针对国家文学的议题分别写了几篇文章交换意见，表述彼此分歧的看法与不同的立场；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华兴编／着的《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书中。
当年庄华兴预言道：「就目前主观条件与客观形势衡量，双语创作正是时候」，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马华作家的双语创作大好形势并未冒现，华兴所说的一个「多语－国家文学」仍然是乌有乡的话语。我戏言的「峇峇文艺复兴」当然也还是子虚寓言。今年夏天，锦树、嘉谦和我趁到新纪元学院参加「马华文学与文学理论营」之便，约华兴在加影的「富爸爸餐室」（老友许友彬说PappaRich该译做「老子有钱」，妙哉斯译）喝咖啡叙旧，大家谈笑甚欢，显然生命中有些情谊是大于论学的立场，而立场的分歧未必一定要告别情谊。即使是「论述上的敌人」，也没有必要因立场有所分歧而形同陌路，或造成心头的芥蒂。
彷彿分歧与告别才是黄锦树这本《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论文集的主调。是的，告别，才不会原地踏步。作为时间的倖存者，我们唯有向前走，继续工作与生活。马华文学史里头的「华文小文学作家」，在过去的时间与空间里，想必也是这样。他们不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最好，就是自己觉得永远写不好；但是他们的作品写得好或不好，其实是读者和批评家的事。身为写作者，他们唯有向前走，继续书写与生活。换句话说，华文小文学作家，唯有告别「不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最好，就是自己觉得永远写不好」的「马华人的困境」，才不会一直在烂泥河呜咽。
分歧的不会只是文学、文学政治或文学史。陈平口述的《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 2003）也是历史分歧之书。马共史是马来西亚的历史分歧／断裂叙事，马共史本身也诸多分歧的内史外史。当各方历史（histoire/history）转化成「马共书写」（histoire/story）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该如何「历史化」这些记忆文本与文学文本里头的暴力怪兽？《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集中近三分之一的论文处理的正是「书写马共」的议题。在一九八九年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之前，政府视「马共」为公共空间的禁忌（马来西亚的用词是「敏感问题」），论者鲜少，但九〇年代以来，各种记忆文本与文学文本纷纷冒现，论者仍然不多，黄锦树创作「马共小说」之余，以这几篇「书写马共」论述作为马华文学的身分属性与国族认同的「补述」，或「一个想像的左翼南方」的注释，自有其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这本论文集另一个聚焦之处为「在台马华文学」（锦树曾形容之为「台湾租借地」、「旅台文学特区」）。黄锦树观察了在台马华文学在马华文学复系统的「既内又外，既外又内」位置之后，提出在台马华文学是「无国籍华文文学」的说法。锦树的做法不仅是要描述在台马华文学的定位，更是绘测一个「第三空间」的可能──「与民族／国家保持一种创造的紧张性的华文文学」。我自己觉得若摆在国家文学的意识形态脉络来看，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或可用「有国无籍」来形容，而「在台马华文学」之于台湾文学，当然也是「既内又外，既外又内」，可视为「有籍无国」，因为基本上那是写在家国之外的（再／后）离散书写。不过，渐渐地，我们也替这些文库找到一个分歧的开端──「台湾热带文学」──的空间。
我们当然很清楚，「在台马华文学」并不是散发台湾文学奖灵光的产物，而是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余绪，在中、台、马的人民共和国－民国－台湾－大马联邦之间的缝隙中开岔展颜。如果没有冷战，如果没有「侨教」与「美援」，「如果父亲写作」，也是在那块叫或不叫Persekutuan Tanah Melayu或北婆罗洲联合邦的土地上，以华、巫、和／或英文书写，在「我们的米格尔大街」──我们的Jalan Besar。
始于分歧，终于告别，或，告别（不了）的分歧叙事
──序黄锦树的马华文学论文集
张锦忠
黄锦树收入这本《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集子中的论文，关注对象大多为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马华文学──的现象、本质、属性、场域位置、文学史、作家论、文学活动，大致上可以归纳为集体的「马华文学（史）」、书写马共、与国家文学这三个议题。在论述阐述前两个议题的过程中，难免涉及他和林建国──以及庄华兴──对马华文学史与国家文学的对话，或三人看法间的差异性。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应是他给我的书《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写的绪论，文章发表于二○○○年，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重读锦树这十五篇论文，我的感觉跟他一样，「十多年的时间就那么样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时间的倖存者，我们实在不能做甚么，只能将昨日的书写收辑成卷，作为一种将昨日时光定格、封存、哀悼、或告别的姿势。是的，书写，相对于生活，也只是一种姿势。锦树在整理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想必也会这样觉得──彷彿他处理的不是马华文学，而是时间、记忆、或时间的档案。毕竟，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之后，这些马华文学课题，不论是策略思考或翻转探索，也只能理解为历史现象，或历史记忆。
这个想法，其实是受到黄锦树本书绪论中提到的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启示。锦树在唸大学时读了托多洛夫一九八四年那本《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此书开宗明义处理的即是俄国形式主义的诗学理念。托多洛夫读俄国形式主义读到后来，也是把他之前惊叹不已的理论「理解成一种历史现象」──着重其「内在逻辑以及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非其思想内容。黄锦树所关注的马华文学，以及本书中的马华文学（史）论述，也可作如是观。
这个黄锦树称之为「少数文学」（我称为「小文学」；后来锦树的用词是「华文小文学」）的马华文学，其间的问题当然不是「中文」、「华文」的简单二分，也不必是「国家文学」、「民间文学」之差别待遇，更不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而在于黄锦树在〈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2004）中点出的「文化资本」（「书写者必须面对既有的书写遗产，作品是否有力量其实有赖于书写者掌握的文化资本」）。「中文」、「华文」的修辞可以只是「风格的选择」，而非离散的必然，「国家」、「民间」的位置也是「语言的选择」，而非现代性的必然，「现实」与「现代」更是「技巧的选择」，并非阶级的必然。那么，在（北方中文大国）华文大文学语境之外，在（国家／国语文学）视野之外的马华文学，其文化资本从哪里来？黄锦树引述了奈波尔（V. S. Naipaul）《世间之路》（The Way of the World）中的话：「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过去，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我们的过去只能追溯到祖父为止；祖父之前就一片空白。」与其说这句话可以用来描述离散华人十九世纪以来的短暂生存与奋斗历史，不如说它喻寓了马华文学的热带世间之路──没有巨港来的王子拜里米苏拉，只有下西洋的过客三保太监郑和；没有祖业家产，没有家世背景。南来的康有为们黄遵宪们或避难或履职，时间一到就北归，南洋只是掌故不是背景。南来的叶亚来为吉隆坡开埠，如今只剩下一条短短的「惹兰叶亚来」。另一方面，南来的丘菽园们郁达夫们成为「死在南方」的先例。但是丘菽园并没有成为「父亲的名字」，他没有开启一个荒文野字的新兴华文文学传统，他延续的是中华抒情传统与古典风格，这个离散的南洋古典抒情传统香火薪传，迄今不绝，也有待学界重探。郁达夫没有成为他自己预言中的「大作家」，即使他没乱离失踪，以他的身分地位，也极可能像胡愈之那样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返回中国，而不见得会在星洲或槟城书写他认为能「为南洋吐气放光的作品」。
对黄锦树来说，「奈波尔」才是马华文学那个传说中的大作家，或父亲的名字。奈波尔始于家乡的一条街──米格尔大街──，继而延伸至整个加勒比海，乃至印度、南美、非洲等世界各地，他不仅「捕捉移民社群特殊的经验」，还能超越故乡，扩大视野，以「外部眼光」「填满了原先空白的背景」。当代的优秀马华作家，即使是李永平、张贵兴、潘雨桐或黎紫书，或黄锦树自己，显然也没有处理离散族裔的「三个世界」的企图，顶多也只是书写离散双乡。职是，尽管黄锦树成为了「预言者郁达夫」，「奈波尔」并没有（或还没有）在马来半岛或婆罗洲现身。（奈波尔本尊多年以前倒是到过马来半岛一游，和青年安华．伊布拉欣（Anwar Ibrahim）见过面，其月旦马来西亚穆斯林的绝妙趣文即收入《在信徒的国度：伊斯兰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书中。）
其实，没有奈波尔，没有传说中的大作家的马华文学，反而更贴近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达理（Felix Guattari）小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集体性，故多年以来，马华文学论述总是在一个集体的「马华文学」的身分课题上反覆辩证。这个隐喻性说法，这些年来，我们（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林建国、黄锦树和我）在谈马华文学时，总要搬出来重申一番，在这一点，建国和锦树并没有太多分歧。德勒兹近年在台湾回光返照，其理论成为外文学界新宠，不过任凭弱水三千，我们早在十多年前就只取他和瓜达理合述的小文学理论一瓢饮，谈论少数族裔的语言去畛域化问题，或借锦树称之为「卡夫卡处境」的「四不」（「不能用中文、不能不用中文、不能写、不能不写」）来论述「马华人的困境」，我后来则试图连结小文学与复系统，看看能碰撞出甚么不同的论述范律（paradigm）。若干年后，林建国在 〈方修论〉认为方修的文学史书写实现的是「同一代人的集体任务」， 或他最近的「文学史的回答」（若要马华文学存在，「便得接受这支文学可能没有好作品的事实」）， 仍然可视为德瓜一脉的小文学理论思辩的延续。
这个集体的「马华文学」，由于其「语系」的选择──华语语系──华文，就跟独中教育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轨道，而在国家文学、国民教育的主流体系内，并没有其一席之地。这就是为甚么许多年来，只要我们谈到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位置，总难免涉及国家文学的缘故。在马来西亚，众所周知，马华文学不是国家文学；马华文学不是国家文学，因为它不是以马来文（国语）书写。 但是，马华文学既然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发生与生产， 如果它不是国家文学，它在这个地方的文学场域的结构位置在哪里？它的属性是甚么？或者，马华文学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趋近国家文学？这当然是林建国的〈为甚么马华文学？〉的关注：「为甚么马华文学（不是国家文学）？」林建国当年抛出黄仁宇式的〈为甚么马华文学？〉提问，其实试图处理的，正是一个回到马华文学论述开端的问题。
二〇一三年夏天，锦树、嘉谦和我回到马来西亚，参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办的「马华文学与文学理论营」，锦树的讲题，即是「为甚么马华文学需要理论：重审开端」（后来撰写成论文〈审理开端：重返「为甚么马华文学」〉），借用锦树的话，那是「开端的分歧」，不过也不妨视之为「分歧的开端」，所以锦树所作的，也是「重审分歧」。其实，这样的重审与分歧，早在一九九○年代初促使锦树写出〈经典缺席〉的「开庭审判」时就已开始了。林建国在〈方修论〉中提到「经典缺席」（与其说是针对锦树的「经典缺席」论，不如说是郁达夫的「经典缺席」论）时说：「所有我们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如「经典缺席」），皆卡在资源（文化资本）分配和抢夺的节骨眼上」。换句话说，建国认为锦树从内在的美学的问题审视马华文学，忽略了资源分配不均与权力问题。
林建国的〈方修论〉刊在 二○○○年秋我替《中外文学》编的「马华文学专号」。该期刊出的论文多经各篇作者相互思辩与回应，讨论附在论文后面同期刊出。但是建国的稿最晚交，来不及讨论，我们只私下在电邮对话。后来我们借《南洋商报》副刊「南洋文艺」的篇幅刊载我们的「论学书简」。我的回应存档于《南洋论述》后记，锦树则以「回归方修？」为题提出两点回应，并认为那是两人的「根本分歧」──解释马华文学与美学的、经济决定论的关系的结构性分歧。不过，这样的分歧难道就非走向分道、分手、决裂、告别不可吗？或者，这样的分歧有那么根本吗？（黄锦树不是也在〈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文中谈「文化资本」吗？）如果走向分道、分手、决裂、告别的不是这样的分歧，可不可能还有别的（文本以外的）甚么？还是果真一切都是文本，如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文本以外别无他物」？
分歧当然是存在的，经过了二十年，黄锦树甚至将分歧简约为「一个根本的区分──文学／非文学」。因此，在二〇一三年的新纪元的理论营，黄锦树「回到〈为甚么马华文学〉」，重启分歧的开端，讲一个「理论和友谊的故事」。不过，林建国在同年八月十三号刊于《南洋商报》的回应文〈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中的解释是，两人的分歧，不是「文学／非文学」的区分，而是立场的不同──他认为黄锦树「立场落在批评」，而他则「选择文学史立场」。林建国写道：「所幸批评实际运作时，早和文学史发生辩证；……一旦走入文学史界域，我们受到最大的限定不是审美，而是伦理」。故对建国而言，分歧的开端，已是美学与伦理的分野。当然，这也是林建国二十年后对彼此立场分歧的简约说法。但是，锦树多年来的许多论文（包括收入这本论文集里头的篇什），不都是在处理马华文学史（及其不满）的问题吗？如果文学史的「最大的限定」必然为伦理，两人的分歧叙事不是也颇趋近吗？（「那是个假相」黄锦树说道。）其实，两人的分歧，借用我学生熊婷惠颇观察入微的脸书私讯说法，可能由于黄锦树（作为一个「无比浪漫〔不是该死〕的现代主义者」）坚持给「文学性设定一个崇高的位置」。她认为「那是一个对文字的坚持，和对创作本身有预设的排他性」，不过，她也同意「有些作品是真的有其时代性任务的」。
诚然，「时代产物」自有其时代痕迹与任务。关于马华文学（不管在境内或境外营运的马华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上，或在文学与文化论述的工作上，二、三十年来，我们──尤其是在台的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描述与践行我们对马华文学（史）与文学的立场。描述马华文学（史）──建国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也还是在做这样的事──必然是在学术社群话语的视野内进行，争议与辩证在所难免。选择论述马华文学，无非是它攸关我们的身分属性与认同政治。身为全球冷战结构下东（南）亚洲的离散族裔，我们的理论、实践与文化生产，其实也只是我辈自我理解的路径。至于践行，或锦树所说的行动（「如果父亲写作……如果我们写作」或「为甚么（要创作）马华文学」），固然是一种「文学实践形式」，却也是理解主体与世界的方式或（躁郁或忧郁式）慾望投射。
以「马华文学」作为「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简称的做法，大概可以省去「马华」的「华」究竟是「华人」或「华文」的指涉之争。不过，由于「华文」的华语语系属性，使得「马华文学」不在「国家文学」的议程内。因此，自一九七○年代以来，「马华文学」与「国家文学」之间两个貌似平行的文学系统，由于「国家文学」的认可政治与排他性，却存着结构上的异己关系，也使得国家文学成为马华文学论述中的他者论述。国家文学的讨论正可彰显华语语系文学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境遇」。诚如黄锦树所说：「谈马华文学的困境怎么可能不涉及国家文学议题呢？」。因此，黄锦树这本论文集中许多篇都涉及国家文学，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李有成在近作《离散》中也指出，晚近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旨在「暴露出国家文学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的侷限与不足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国家文学的视野里只有马来语语系文学（Malayophone literature），故将这个国家境内其他语系文学排除在外，可谓一个一语独大（单语独声）、画地自限的封闭系统。在国家的视野与语境之外的马华文学，因此早已是处于国籍、国界的边陲甚至之外的「被放逐文学」（黄锦树称之为「境内放逐」）。换句话说，由于国家文学的霸权论述，「马来文学」位居庙堂宰制位置，其他语系文学──就像其他源流教育──只能自生自灭（庄华兴说的「诘颃」可能太沉重，马华文学哪有诘颃或抵抗的资本？）。对马华文学而言，不将马华文学包括在内的国家文学的存在意义，其实也只是「马华文学的对照组」而已。另一方面，作为「马华文学的对照组」，就算马华文学无意趋近国家文学，国家文学的存在，总已是在提醒马华文学的「在野属性」、民间色彩、边陲位置、社群性质、语系归类，甚至民族文化政治角色。
庄华兴可能是当代马华学界对国家文学的议题、操作与践行最为关注的人，除了华巫巫华双向翻译（「翻译马华／翻译马来」）之外，自己也兼以马来文书写小说。由于他自身的实践经验，华兴提出「土生性马华（文学）」的概念「以取代本土性／地方性论述」，并建议马华作家将自己的书写IOS「升级」为双声Siri（或培养第二专长），成为「华马双语作家」──朝向华马双语创作努力，旨在「汇入国家文学主流」（即「回归国家文学」）与突破马华文学的困境。这当然是个弔诡的说法。以当今日教育现况而言，国民中学毕业的非马来裔的马来文／国语应当是颇佳的，如有文学创作慾望的话，用马来文创作应当没问题，但独中生呢，恐怕马来文优异者不多吧。马华作家除了碧澄与华兴自己等少数人外，多半不会去召唤一个异族魂来和民族魂共居一室（不是说「峇哈撒者族魂也」吗？）。非不为也，实难为也。当然，将马华作家的双语文学表现（兼具马华／华马属性）作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异托邦，也不是坏事。二○○四年底，华兴和锦树即在《星洲日报》针对国家文学的议题分别写了几篇文章交换意见，表述彼此分歧的看法与不同的立场；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华兴编／着的《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书中。
当年庄华兴预言道：「就目前主观条件与客观形势衡量，双语创作正是时候」，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马华作家的双语创作大好形势并未冒现，华兴所说的一个「多语－国家文学」仍然是乌有乡的话语。我戏言的「峇峇文艺复兴」当然也还是子虚寓言。今年夏天，锦树、嘉谦和我趁到新纪元学院参加「马华文学与文学理论营」之便，约华兴在加影的「富爸爸餐室」（老友许友彬说PappaRich该译做「老子有钱」，妙哉斯译）喝咖啡叙旧，大家谈笑甚欢，显然生命中有些情谊是大于论学的立场，而立场的分歧未必一定要告别情谊。即使是「论述上的敌人」，也没有必要因立场有所分歧而形同陌路，或造成心头的芥蒂。
彷彿分歧与告别才是黄锦树这本《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论文集的主调。是的，告别，才不会原地踏步。作为时间的倖存者，我们唯有向前走，继续工作与生活。马华文学史里头的「华文小文学作家」，在过去的时间与空间里，想必也是这样。他们不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最好，就是自己觉得永远写不好；但是他们的作品写得好或不好，其实是读者和批评家的事。身为写作者，他们唯有向前走，继续书写与生活。换句话说，华文小文学作家，唯有告别「不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最好，就是自己觉得永远写不好」的「马华人的困境」，才不会一直在烂泥河呜咽。
分歧的不会只是文学、文学政治或文学史。陈平口述的《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 2003）也是历史分歧之书。马共史是马来西亚的历史分歧／断裂叙事，马共史本身也诸多分歧的内史外史。当各方历史（histoire/history）转化成「马共书写」（histoire/story）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该如何「历史化」这些记忆文本与文学文本里头的暴力怪兽？《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集中近三分之一的论文处理的正是「书写马共」的议题。在一九八九年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之前，政府视「马共」为公共空间的禁忌（马来西亚的用词是「敏感问题」），论者鲜少，但九〇年代以来，各种记忆文本与文学文本纷纷冒现，论者仍然不多，黄锦树创作「马共小说」之余，以这几篇「书写马共」论述作为马华文学的身分属性与国族认同的「补述」，或「一个想像的左翼南方」的注释，自有其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这本论文集另一个聚焦之处为「在台马华文学」（锦树曾形容之为「台湾租借地」、「旅台文学特区」）。黄锦树观察了在台马华文学在马华文学复系统的「既内又外，既外又内」位置之后，提出在台马华文学是「无国籍华文文学」的说法。锦树的做法不仅是要描述在台马华文学的定位，更是绘测一个「第三空间」的可能──「与民族／国家保持一种创造的紧张性的华文文学」。我自己觉得若摆在国家文学的意识形态脉络来看，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或可用「有国无籍」来形容，而「在台马华文学」之于台湾文学，当然也是「既内又外，既外又内」，可视为「有籍无国」，因为基本上那是写在家国之外的（再／后）离散书写。不过，渐渐地，我们也替这些文库找到一个分歧的开端──「台湾热带文学」──的空间。
我们当然很清楚，「在台马华文学」并不是散发台湾文学奖灵光的产物，而是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余绪，在中、台、马的人民共和国－民国－台湾－大马联邦之间的缝隙中开岔展颜。如果没有冷战，如果没有「侨教」与「美援」，「如果父亲写作」，也是在那块叫或不叫Persekutuan Tanah Melayu或北婆罗洲联合邦的土地上，以华、巫、和／或英文书写，在「我们的米格尔大街」──我们的Jalan Besar。
图书试读
绪论
马华文学与民族─国家
严格来说，这是我第二本马华文学论文集──近年重印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麦田，2012）终于可以还原它该有的样子──那是我的第一本马华文学论文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视之为一本「专书」。如果从元尊版《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998）算起，第一本与第二本马华文学论文集的出版的时间相距十七年，但其间出版了三本其他性质的论文集。收入本书的主要论文分别发表于二○○三至二○一四年这十二年间，曾经为了让它更像「专书」，个别论文做了不同程度的文字调整。组稿甚至早于《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因故而拖延了两年多（包括送审）。因此我的想法也一再改变，有的篇章拿掉了又放回去，有的放进去了又拿掉。
论文的写作对我而言有一定的行动的意义，是我「介入」历史的一种方式。这是和那些隔岸观火，甚至隔靴搔痒的历史的局外人的情况是全然不同的。
以下的第一部分甚至作为单篇文章应庄华兴之邀（以〈我们的马华文学〉）为题（《当代评论》2〔二○一二年六月（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发表了。这部分交代了马华文学研究对我而言何以不可能不预设文学性，而这文学性的思想资源来自何方。这也算是对那位一再批评我的「昔日之友」的部分回应。第三部分是简略的交代收进的论文的身世，篇章顺序对我而言一向是一种叙述方式。
一、我们的马华文学
多年来，我们 的马华文学研究尝试从马华文学的根源处做刨根究柢似的探讨，包括「马华文学」的基础定义、属性及它究竟能做怎样的扩大（譬如关于「华马文学」的策略思考）或翻转（「华人少数文学」、「无国籍华文文学」、「旅台的在地」）；当然，这样的探索，必然得进入文学史。然而，什么是马华文学史？它不正是我们要重新解释（重写）的对象吗？是的，我们的研究一样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纵使这领域里的前人并非巨人，肩膀也没那么宽大。然而，或许也因为这样，所有的论述必然是在争议中展开。不只是「马华」、「文学史」，甚至还涉及「文学」。
譬如说，在马华文学的场域里，文学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提问表面上似乎毫无必要。如果谢诗坚的研究是对的，马华文学的主流不就是以社会─政治功能为绝对优先的革命文学吗？
马华文学与民族─国家
严格来说，这是我第二本马华文学论文集──近年重印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麦田，2012）终于可以还原它该有的样子──那是我的第一本马华文学论文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视之为一本「专书」。如果从元尊版《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998）算起，第一本与第二本马华文学论文集的出版的时间相距十七年，但其间出版了三本其他性质的论文集。收入本书的主要论文分别发表于二○○三至二○一四年这十二年间，曾经为了让它更像「专书」，个别论文做了不同程度的文字调整。组稿甚至早于《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因故而拖延了两年多（包括送审）。因此我的想法也一再改变，有的篇章拿掉了又放回去，有的放进去了又拿掉。
论文的写作对我而言有一定的行动的意义，是我「介入」历史的一种方式。这是和那些隔岸观火，甚至隔靴搔痒的历史的局外人的情况是全然不同的。
以下的第一部分甚至作为单篇文章应庄华兴之邀（以〈我们的马华文学〉）为题（《当代评论》2〔二○一二年六月（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发表了。这部分交代了马华文学研究对我而言何以不可能不预设文学性，而这文学性的思想资源来自何方。这也算是对那位一再批评我的「昔日之友」的部分回应。第三部分是简略的交代收进的论文的身世，篇章顺序对我而言一向是一种叙述方式。
一、我们的马华文学
多年来，我们 的马华文学研究尝试从马华文学的根源处做刨根究柢似的探讨，包括「马华文学」的基础定义、属性及它究竟能做怎样的扩大（譬如关于「华马文学」的策略思考）或翻转（「华人少数文学」、「无国籍华文文学」、「旅台的在地」）；当然，这样的探索，必然得进入文学史。然而，什么是马华文学史？它不正是我们要重新解释（重写）的对象吗？是的，我们的研究一样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纵使这领域里的前人并非巨人，肩膀也没那么宽大。然而，或许也因为这样，所有的论述必然是在争议中展开。不只是「马华」、「文学史」，甚至还涉及「文学」。
譬如说，在马华文学的场域里，文学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提问表面上似乎毫无必要。如果谢诗坚的研究是对的，马华文学的主流不就是以社会─政治功能为绝对优先的革命文学吗？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在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它不是那种浮光掠影的文学评论，而是带着一种探索和挖掘的姿态，将目光投向了“马来西亚的华文小文学”。我一直认为，文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它如何承载和反映特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经验。“个案”这个词，更是让我觉得这本书一定充满了具体的、鲜活的例子，而不是空泛的理论。我对于那些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华文文学作品，一直抱有极大的兴趣。我想知道，当华文这种语言，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时，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它又会承载怎样独特的情感和思考？“小文学”这个提法，也让我联想到那些可能不那么主流，但却同样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学作品。或许是那些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或许是那些在华人社区流传的民谣，又或者是那些默默耕耘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我们理解一个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张地图，指引着我去探索一个我可能并不熟悉的，但却充满魅力的文学角落。
评分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被这本书吸引住的。它的书名，带着一种独特的学术气质和地方色彩——“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这个名字立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让我联想到在异域土地上，华文文学是如何生长，又是如何演变的。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深入剖析特定文化现象的学术著作抱有浓厚的兴趣，而这本书，恰恰将焦点放在了“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国家，并聚焦于“华文小文学”这样一种可能不那么主流但却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形态。我设想着，作者一定是通过对大量文学作品的梳理和分析，才得以呈现出这些“个案”。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了解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是如何受到当地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又是如何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主题的。我更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具体的“个案”，去感受那些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华人作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用华文所创作出的独特篇章。这本书，对我而言，就像是一扇窗口，让我得以窥见一个我之前并不十分了解的，但却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世界。
评分自从我第一次在书店的角落里发现它，就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我无法忽视。那是一种直觉，一种预感，它会是一本值得我深入挖掘的书。我翻开扉页，简洁而充满力量的排版，让我对作者的严谨和用心有了初步的感受。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学术的深度和地域的特色，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关于身份认同、文化传承以及语言变迁的复杂议题。我一直在思考，在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华文文学是如何生存、发展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本身就拥有丰富多元文化土壤的地方，华文文学的“个案”研究，在我看来，一定充满了令人惊喜的发现。我尤其好奇的是，那些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华人作家，是如何将他们的生活经验、情感寄托以及对当地社会的观察，融入到他们的文字中的。他们的作品，是否会带有某种特定的地域气息，或者是否会发展出与母语文学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和审美追求？这本书，就像是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见一个我尚不完全了解的文学世界。我希望能从中获得知识，更希望能从中获得启发，去理解和欣赏那些在特殊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文学生命。
评分这部作品的名字，光是听着就带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不像那些泛泛而谈的文学理论，而是将焦点精准地锁定在了“马来西亚个案”，这让我立刻感觉到了一种扎实的地域性和研究的深度。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深入剖析特定文化背景下文学发展的书籍情有独钟，因为我觉得，只有在具体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文学，才能展现出最真实、最动人的生命力。而“华文小文学”这个概念，更是挑动了我对文学边界和分类的好奇心。它似乎暗示着一种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更为精巧和细致的文学创作，一种可能更贴近民间生活、更关注个体情感的作品。我设想着，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里，华文文学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又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保持自己独特的语言和精神内核的。这本书，在我看来，就像是一次深入的田野调查，一次对特定文学现象的细致解剖。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看到那些被精心挑选和分析的文学实例，感受到作者对每一个“个案”的独到见解，以及他对整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以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淡雅的墨绿色，搭配着几笔写意的白色线条，仿佛勾勒出的是一片静谧的书海，又像是某种抽象的马来西亚文化符号。书名“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几个字，用一种沉稳而又不失灵动的宋体印在封面中央，散发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学术的严谨性。拿到手里，纸张的触感也相当不错，那种微微带有纹理的亚光纸，让人感觉很舒服，迫不及待想要翻开。我通常会选择那些书名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的书，而这本书的名字，恰好就击中了我的好奇心。“华文小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一种探索的意味，它暗示着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可能更为精致和本土化的文学形态。而“马来西亚个案”，则将这种探索的空间具体化，让我想象着在这个多元文化交织的国度里，华文文学会呈现出怎样独特而迷人的面貌。我是一个对文化研究和文学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尤其喜欢那种能够深入挖掘特定区域文化特色的作品。这本书的封面和书名，无疑传递了一种这样的信号，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期待。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寻找到一些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文学创作上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用华文这支笔，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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