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两岸政权为了「抗战是谁打的」，争夺话语权、诠释权不休；政治立场不同者，动辄飨以「民族大义」、「汉奸」的大帽子，把道德／政治标准骤然拉到无可转圜的高度，无视于抗日的神话，有许多是事后制造出来的，也不顾错贴乱贴的汉奸的标签不在少数。
卜正民的《通敌》并非为某些特定的「汉奸」平反，而是集中在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这五个地方的史料与数据，试图从人性与生活的层面、实际发生的事情，让读者了解，「通敌合作」比我们所想像的更为模稜、广泛而普遍。
当外敌入侵，烽烟四起，战火燎原。无辜生灵，危在旦夕，无一能倖免于暴力威胁。你若是地方上的头脸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业，或有心服务乡里，值此危难，选择挑起领导的责任。武装抵抗，只闻其声，游击队伏于乡间，且与盗匪强梁无异。日寇的文职人员出现在你家门前，请你提供合作。那么，你会怎么办？
著者信息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授，曾担任史丹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氏研究视野广阔，成果出众，主张从全球比较的角度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重点主要是中国历史明史、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大日本帝国侵华战争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国亚洲侵略史。着有《维梅尔的帽子》。
译者简介
林添贵
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阶主管及新闻媒体资深编辑人。译作近百本，包括《台湾的未来》、《一山二虎：中日关系的现状与亚太局势的未来》、《未知的海崃：两岸关系的未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
图书目录
第二章 计划
第三章 表象∕嘉定
第四章 成本∕镇江
第五章 串谋∕南京
第六章 竞争∕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整合各占领区
图书序言
前一阵，网路上流传中国大陆拍抗战戏，拍到走火入魔，浑然全无历史常识，以致出现「抗战已经7年了，还有一年同志们加油啊！」这种台词。
我们在嘲笑之余，有时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样的毛病，成了没比鳖高明多少的龟。如果说以「后见之明」知道抗战还有一年就打完是错误的，那么以为芦沟桥的那声枪响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打仗又不是赛跑。赛跑大家都听枪响动作，拿枪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打仗并不是如此，在芦沟桥开枪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引发一场大战，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杀奥匈帝国王储的人，不知道此举将引发欧洲的全面战争。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也会看到理解抗战一条不太一样的图像。我们或许不大习惯，也不大喜欢，但是，我们如果要真的从战争的历史中得到一些领悟，而不是持续浇灌仇恨，就必须要做这样的尝试，尝试用不一样的角度与方式，来挑战自己的认知。
卜正民在《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与地方菁英》很清楚地理出日本在二战前的对外扩张脉络：日本在1895年透过国际承认的条约，取得对台湾的统治。1910年，日本不顾各国反对，迳自对朝鲜出兵。接下来，当然是继续朝亚洲大陆推进。一战之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深入人心，日本不好再拿对朝鲜的那一套，直接侵略东北，所以顺势弄一个「满洲国」，有民族自决之名，但行控制之实。
日本控制东北之后，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基本上在做的事情是扩大势力范围、加深对中国的控制幅度。日本一方面渐次从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染指东北、华北；另一方面，透过与台湾、中国沿海之间的贸易，从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包括天津、上海、福州等港市，建立牢固的经济影响力。也就是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时候，日本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已经逐渐在中国的东半部建立势力。对日本来说，最有利的不是全面佔领，而是建立实质影响力。
日本在芦沟桥制造事端，目的并不在佔领华北。卜睿哲在《一山二虎》中也观察，「大量证据显示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并无意在中国发动重大军事扩张，」但是「芦沟桥小型事故导致双方不肯示弱。领导人因为掌握的情资不完整，做出误判，使得战争加快爆发、而非推迟。」
火上加油的是，蒋介石眼见无法在华北取得优势，决定在1937年8月开辟上海的第二战场。蒋介石的盘算是「围魏救赵」，分散日本的兵力，而且，上海有租界，在此开打，可以把各国列强拉进来，国军的人数又远超过日本在此的陆战队。结果，蒋介石此计完全失灵，国军无法跟日军抗衡。而蒋介石把华北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抗战，等于是为日本国内主战派壮声势。
日本陆战队起先被国军压制，但受到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日舰砲火掩护，接下来，日本援军赶到，国军的陆军与空军全都不堪一击。11月，日军在杭州登陆，从侧翼攻打上海的国军，于是蒋的部队往西撤。日本在捷报频传的情形下，卜正民指出，「使得共识从有限作战转向全面战争。东京大本营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下达重大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华北方面军在北平成立政权；第二道命令要求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占领南京。两道命令一出，冲突从意欲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略示薄惩入侵，转变为推翻国民政府、另立接受日本指导的新政府之占领行动。至少有位派在上海特务部的军官认为攻打南京的命令是对截至当时的军事政策全面转向，使得军中温和派再也没有立场建议节制或主张和平解决冲突。日本政治野心和军事暴力同步释出：再也不能回头。」
日本政治野心和军事暴力同步释出的力道非常之强大，採取的方式也极为野蛮，余波到今天仍然荡漾。东京下令佔领南京，不到十天，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这件事的严重性在于，在近代文明国家的战争中，像这样攻打一国之首都（当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以如此残忍的方式，不分军民，进行屠戮、强暴，其间所涉及的暴力与侮辱，注定留下难以抚平的伤口。而当时的南京，人民在日军攻打上海时，许多人家已经闻风逃跑；国军选择撤退，并没有在南京与日军发生激战，所以日军到南京之后的作为，面对仅余四分之一的非武装人口，完全没有必要残杀至此。
日本虽然战败了，如今七十年过去，但是似乎并没有学会做个战败者。但是反观中国，虽然惨胜，似乎也没有学会做一个胜利者，即使崛起了，仍时时强调受害者的形象。而台湾夹在中间，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战败者，还是胜利者。卜正民的《通敌》，在不同的华人社会、不同的华人族群，也将会引起不同的反应、甚至争议。
这一点，就等《通敌》出版再见分晓了。
图书试读
通敌合作绝不是单纯的关系，前面几章已经显示。从远处看，通敌合作像是直截了当的协议，顺从的地方行政官员同意与武装的占领当局合作。仔细观察，它透露出一个非常坚韧的共谋网，牵涉到许多不同方向的各路人马。错综复杂的这些路线交织出共谋的反面，即敌对竞争。有这么多扈从挤在军事当局筹划占领机关时狭隘的走廊，这些扈从势必互相争宠。若是没有敌对竞争，反倒代表菁英不肯与占领者发生关系；这将是占领者几乎完全失败、不能招徕他们进行国家建造、建立政权正当性的证明。但是中国完全不乏敌对竞争。占领政治使得敌对竞争存在；它也预料到会有敌对竞争。
由于占领突如其来，扰乱了政坛及涉及政治活动的人员，它招致各式各样的投机者冒出来，从急欲维持特权的既有掌权者、到现在企求更高地位的非菁英，不一而足。那些我们或许会认为汉奸的人、以及当时被视为通敌汉奸的人，不是唯一进入占领政治的一批人。急欲保护本身利益、或打算借常态停摆而占便宜的非汉奸，也争先恐后抢进占领所制造的政治园地，与原先已经掌握权力的人士竞争。他们或许甚至寻求挤掉已在位置上的汉奸，爆料他们是投机派、自己才是正直的公民，为百姓福祉服务。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是探讨这些敌对竞争的理想场域，一部分是因为上海幅员广大、情势复杂，一部分也因为它文件档案丰富，留下最基层地方机关各派人马较劲的纪录。这些敌对竞争不仅使得合作的过程更加复杂，它也伤害到产生稳定的占领体制的可能性。
日本人处理上海宣抚工作的方法，与在长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已经看到，宣抚部派一小组满铁职员分赴各县，尽力重建行政管理。上海则不同。在这个政治、社会都更复杂的都会中心建立合作政府，不归满铁人员执行。它直接接受军方特务部指导。低阶的满铁人员被认为已足以处理县级事务，但是上海宣抚工作要交给在中国促进日本政治、军事利益有更长久纪录的特务部人员。如此重要的任务，不能轻易交付给匆匆召募的业余人员负责。
用户评价
读完《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后，我脑海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情感和深刻的反思。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引人入胜，它没有采用枯燥的学术论文模式，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娓娓道来。我特别佩服作者在史料搜集和解读方面的功力，那些关于日本特务组织如何渗透、收买地方势力，以及地方菁英如何与日伪周旋的细节，都显得极为真实可信。书中对“地方菁英”这一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也让我耳目一新。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抗日英雄，也不是纯粹的卖国贼，而是扮演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复杂角色。他们可能为了保全地方秩序、保护一方百姓，与日伪政权进行有限的合作，也可能在暗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抵抗。这种模糊地带的描绘，正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我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被历史简单粗暴划分的阵营，开始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做出不同选择的人们，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所面临的压力。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它充满了灰度，充满了人性的挣扎和选择的艰难。它迫使我去思考，在面对外敌入侵和自身利益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忠诚”和“背叛”？那些被历史铭记的“英雄”和“罪人”，他们的行为背后，是否都隐藏着我们未曾触及的复杂动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鼓励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理解去解读历史，去理解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卷入其中的个体命运。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将我从宏大的战争叙事中拉回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肌理中。我一直对那些在战争时期“夹缝中求生存”的人物和群体非常好奇，《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恰好满足了我的这种好奇。书中细致地展现了日本特务组织是如何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地方层面，寻找并培植他们所谓的“地方菁英”作为合作者。这些“地方菁英”的形象在书中被描绘得极为生动和复杂。他们可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地方上有着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他们面临着来自日本占领者的强大压力，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保全地方秩序和民众的安危。我尤其被书中对这些“地方菁英”与日本特务之间微妙关系的描述所吸引。这种关系既有被迫的合作，也可能包含着相互的试探，甚至是一些难以言说的妥协。它让我开始重新思考“通敌”这个词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谴责，而可能包含了更复杂的动机和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本书通过大量的史料细节，让我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也看到了他们在极端环境下所做出的艰难选择。它迫使我去思考，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权衡，而那些被后世简单定义为“汉奸”的人物，其行为背后是否也隐藏着我们尚未触及的复杂原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鼓励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理解去解读历史，去理解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卷入其中的个体命运。
评分这是一本真正能引发思考的书。《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以一种极其细致和审慎的态度，触及了一个在历史叙事中常常被回避或简单化的敏感话题。我一直对战争中那些“灰色地带”的人物和行为感到着迷，因为那才是最真实的人性体现。本书作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没有急于对“通敌者”进行道德审判，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书中对日本特务如何渗透地方、培植代理人的过程，以及地方菁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些地方菁英，他们往往不是军事将领，也不是政治领袖，而是在地方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比如士绅、乡绅、地方官员等。他们如何在日伪的淫威下，在维护地方秩序、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国家大义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这是本书最大的看点。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案例所打动，它们展示了在极端环境下，个体选择的困境和道德的模糊性。这本书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我们想象，简单的“黑白分明”无法涵盖那个时代的全部真相。它鼓励我们跳出既有的框架，用更包容、更深入的视角去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去探究他们行为的深层逻辑。这种对复杂性的呈现，恰恰是历史研究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评分这本书带来的震撼，在于它揭示了战争中那些被淹没在宏大叙事下的复杂人性。我一直认为，历史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关于英雄和伟人，更是关于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普通人和他们的选择。《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恰恰满足了我的这种期待。它没有歌颂光辉的抵抗，也没有简单地唾骂卑劣的“通敌”，而是将目光聚焦在那些在日伪统治下，不得不与日本特务打交道的地方菁英身上。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展现了日本特务如何利用各种手段，从经济利益到政治地位，从家族关系到个人恩怨，来收买、控制和利用中国的“地方菁英”。这些“地方菁英”的形象，在书中被塑造得异常真实。他们可能曾经是官员、是商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动荡、民生凋敝的年代，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如何权衡利弊，如何做出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他们不是简单的“英雄”或“汉奸”，而是有着复杂动机和内心挣扎的个体。它让我开始反思，在那样一个极端艰难的环境下，我们今天的道德判断是否能够完全适用于那个时代？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灰色地带，它鼓励我们以更宽容、更深入的态度去理解历史，去理解那些在艰难抉择中的个体命运。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宏大的战争史，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夹缝中求生存的“通敌者”与“地方菁英”。我一直对这段复杂的历史时期充满了好奇，尤其是那些在国共两党之外，那些在地方层面不得不面对日本占领者，做出艰难选择的人物。作者在书中深入挖掘了这些“通敌”行为背后的动机，是迫于生计，是权衡利弊，还是另有隐情？书中对这些地方菁英的塑造，不再是简单的脸谱化，而是呈现了他们作为个体，在动荡年代的挣扎与无奈，他们的道德困境，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在夹缝中维护地方利益。这种细腻的人物刻画，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性，也对那些被简单标签化的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它让我开始思考，在极端环境下，“通敌”与“抵抗”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那些被后世称为“汉奸”的人物，他们的选择真的是非黑即白的吗？这本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叙事，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历史认知之门，让我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宏大叙事，而是开始关注那些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角落，那些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它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读物，更像是一次与过去时代的对话，一次对人性深度的拷问。我尤其被书中对地方派系、家族势力以及日伪政权内部运作的细致描写所吸引，这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立体和真实，充满了历史的肌理感。
评分《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是一本真正能够颠覆我固有历史认知的好书。我一直对二战时期的情报战和敌后斗争非常感兴趣，但这本书将我的视野引向了一个更具争议和复杂性的领域——“通敌”。它没有简单地将所有与日伪合作的人士都视为“汉奸”，而是深入挖掘了日本特务如何利用中国的“地方菁英”来构建其统治网络。我特别欣赏作者在书中对“地方菁英”这一群体的细致描绘。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或军事家，而是那些在地方社会拥有一定根基和影响力的人物，比如士绅、乡长、甚至是一些地方商人。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展现了日本特务如何通过经济利益、政治拉拢，甚至是一些更隐秘的手段，来拉拢这些“地方菁英”，让他们为日伪政权服务。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是，它展现了这些“地方菁英”在国家民族存亡和地方百姓安危之间的艰难抉择。他们可能并非出于卖国之心，而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尽量保全一方百姓，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而被迫与日伪政权进行合作。这种对复杂人性的刻画，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残酷和真实。它迫使我反思，在战争的背景下，简单的道德标签是否能够涵盖一切？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鼓励我们用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去审视历史，去理解那些在特殊时期做出特殊选择的人们。
评分《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次对历史细节的深度挖掘，它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了二战时期中国地方层面的复杂政治生态。我一直对战争时期地下活动的阴影部分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交易和联盟。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它不再停留在宏大的战场叙事，而是深入到地方社区，揭示了日本特务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地方的权力结构，来拉拢、腐蚀和控制中国的“地方菁英”。这些“地方菁英”的形象在书中被塑造得极为立体，他们可能拥有自己的家族势力，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日本占领者的压力，也需要兼顾 local 的利益和民众的安危。书中对他们与日本特务之间微妙关系的描绘，充满了张力，既有被迫的合作，也可能存在暗中的较量，甚至是一些难以言说的妥协。这让我开始思考，在那样一个极端动荡的年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什么又是“通敌”？界限真的如此清晰吗？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也看到了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的智慧与无奈。它也让我对日本特务的策略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并非仅仅依靠武力，更擅长利用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本书对史料的运用非常扎实，细节丰富，读起来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故事的吸引力，让我沉浸其中，仿佛亲历了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
评分《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为我打开了另一扇了解抗战历史的窗户，它不再关注宏大的战略和激烈的战场，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微观、更隐秘的层面。我一直对那些在敌占区生存下来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选择感到好奇。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的这种好奇心，它深入剖析了日本特务组织如何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地方层面，寻找并培植代理人。这些被培植的“地方菁英”，他们往往是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比如乡绅、地方官员、甚至是商界领袖。书中详细描述了日本特务是如何通过经济援助、提供保护、甚至许以权力来拉拢他们，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日伪政权的统治。我尤其被书中对这些“地方菁英”内心挣扎的刻画所吸引。他们可能并非心甘情愿地“通敌”，而是身处在国家民族存亡与地方百姓安危之间的巨大矛盾中，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妥协。这种夹缝中生存的描写，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它让我开始思考，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通敌”与“生存”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那些被后世贴上“汉奸”标签的人物，他们的行为背后是否也隐藏着我们未能完全理解的苦衷？这本书的史料运用扎实，叙述逻辑清晰，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反思。
评分《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为我打开了一个此前鲜为人知的历史侧面。我一直对战争时期的地下情报工作和敌后斗争很感兴趣，但这本书将焦点放在了更加微妙的“通敌”层面，以及那些身处漩涡之中的地方精英。作者在书中展现了日本特务组织是如何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寻找并拉拢那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菁英”群体。这些“菁英”并非铁板钉钉的汉奸，他们可能更多是出于现实的考量，比如维持地方的稳定、保护家族的利益，甚至是出于某种复杂的个人目的，而在与日伪政权发生联系。书中对这种联系的描写，非常细腻，既有强迫，也有利诱，还有一些是双方相互利用的策略。我尤其欣赏作者对这些地方菁英心理的刻画，他们身处在国家民族危亡和地方生存需求之间的巨大张力之中，他们的选择往往充满了无奈和挣扎。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审视“通敌”这个词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负面标签，而是可能包含了更复杂的动机和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它迫使我去思考，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体和地方的利益如何权衡，而那些看似“通敌”的行为，其背后是否也隐藏着另一种形式的抵抗或求存之道？这本书的叙述逻辑清晰，史料运用严谨，读起来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不失故事的吸引力，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加立体和多维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敢于触碰历史的“暗面”，并试图以一种更加理性、更加深入的方式去解读。我一直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真相，更在于理解真相背后的复杂性。《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正是这样一本让我深受启发的书。它没有回避“通敌”这个敏感的话题，而是深入挖掘了日本特务组织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中国的“地方菁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书中对“地方菁英”的界定和分析，非常到位。他们不是传统的意义上的抗日英雄，也不是单纯的卖国贼，而是那些在地方拥有一定影响力，在日伪统治下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的人物。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地方菁英”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挣扎。他们可能为了保护一方百姓，不得不与日伪政权进行有限的合作，也可能在暗中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抵抗。这种对模糊地带的呈现，恰恰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也让我开始反思，在极端环境下，我们今天的道德判断是否能够完全适用于那个时代？这本书的叙述方式，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故事的吸引力，让我沉浸其中，思考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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