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全书内容可说是作者过去十余年学术研究历程的写照：从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工作者，因为工作场域和研究资料等因素，而逐渐进入海外华人史和南洋华人族群社会的研究领域；再因自我的学术反思，近年又朝向南洋华人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影响的研究方向努力。
本书特色
本书是作者黄贤强跨地域和跨领域的史学研究成果，并以新的视野来探讨近代中国和南洋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
著者信息
黄贤强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历史学博士、硕士，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
历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交通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上海史国际论丛》编委会委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海外编辑委员、美国加州大学柏克来分校访问学者、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图书目录
‧上编‧跨域抗争运动——中国近代史的新视野和新史观
第一章 动物化文图与近代中国的反教排外运动
一 前言
二 19世纪后期的动物化文图
三 20世纪初期的动物化文图
四 结论
第二章 1905年的广州社会文化——从抵制美货运动的几个侧面观察
一 前言
二 广州的排外传统和反美情绪
三 艾丽丝访问广州事件
四 《拒约报》与广州的抗争文宣
五 结论
第三章 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1905年抗美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一 前言
二 美国华人与近代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形成
三 英属新马华人与近代中国：从抵制美货运动到革命运动
四 澳洲华人与近代中国：保皇会与抗美运动的关系
五 抵制运动：海外华人与中国近代史
六 代结论：三个问题的反思
‧下编‧跨域华人社会与政治—— 从中国到南洋
第四章 新马华人近代史分期刍议
一 前言
二 华人近代史分期的依据标准
三 新马华人近代史前段各期的特点
四 新马华人近代史后段各期的特点
第五章 近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研究
一 绪言
二 新加坡的华人研究基地
三 学报的出版
四 丛书和纪念特刊
五 回顾与展望
第六章 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
一 前言
二 19世纪槟城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
三 槟城的客籍副领事
四 槟城华人社会第三股势力集团的形成
五 结论
第七章 槟城的娼妓与华人社会
一 前言
二 移民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妇女南来的原因
三 槟城的红灯区
四 娼妓问题与社会舆论
五 妓女与鸨母及嫖客的关系
六 妓女与私会党及警察的关系
七 娼妓参与的慈善事业
八 结论
第八章 槟城妇女问题与女子教育——以《 槟城新报》之论述为中心
一 前言
二 议论文章的性质和数量的分析
三 女子教育问题
四 结论
第九章 康有为与孙中山在新加坡——论日本刺客事件
一 前言
二 日本「刺客」南来的情报来源及海崃殖民地政府的认知
三 海崃殖民地政府为何很快地「抓放」日本刺客？
四 英国政府对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看法
第十章 孙中山在槟城的革命团体及其互动模式
一 槟城三大革命团体的成立
二 槟城三大革命团体的关系
三 辛亥革命史中的槟城革命团体
第十一章 同德书报社与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
一 前言
二 孙中山与同德书报社
三 同德书报社的领导层
四 同德书报社与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五 结论：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
第十二章 战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的劳工运动
一 前言：劳资关系之基本理论
二 战后工运发展的三个阶段
三 劳工运动的后现代论述：浪漫剧的角色解读
四 结论
‧续编‧跨域知识分子——再发现南洋与中国
第十三章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再发现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
一 前言
二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三 晚清招揽人才政策和南洋知识分子回国的机缘
四 余论
参考书目
后记
图书序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美国进修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是中国近代史。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有关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城市的群众抗争。我的论文强调，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群众运动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具有「近代」意义的群众运动在20世纪初年已经发生，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其雏形。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受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之所以被聘用，除了我在中国近代史专业领域的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外，也可能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海外华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角色。因为当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更名副其实的系名为汉学系或中华文史学系）正积极发展有关海外华人研究的领域，而我的加入正可以加强这个领域的师资阵容。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的最初几年，我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为那毕竟是我「寒窗苦读」多年的专业领域。事实上，我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时，即已开始关注海外华人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发了解到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自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以西方为中心的「挑战—回应」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柯文（Paul A. Cohen）等学者的质疑后，西方学者开始努力以「中国中心史观」来研究中国史。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更发挥一贯的专长，即从中国的档案和资料以及从中国人的史观来论证史实，即使是涉及海外华人的有关课题也不例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不只是本区域的汉学研究重镇，更是海外华人和东南亚华人的研究基地和中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东南亚华人或南洋华人课题的条件可说是得天独厚。不仅大学图书馆藏有珍贵的文献和档案，以及早期的海外华文报章，大学当局更是鼓励和大力资助发展东南亚研究，使之成为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特色和焦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如果不旁及东南亚研究或南洋研究，实在是暴殄天物，或置身于宝山却空手而归。因此，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始教学和研究生涯后不久，除了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也进入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即海外华人史，尤其是南洋华人社会的研究。所谓「海外」，指的是中国以外的所有地区；「南洋」则是有特殊历史含义的地理名词。如果以地理疆域而言，约等于今天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由于「东南亚」这个地理名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盟军划分战区之便，才正式被启用，所以，当我们谈到战前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时，更符合当时的称法应该是南洋华人。时下虽然流行所谓的「跨国主义」，但滥用跨国主义理论来研究南洋华人，或东南亚各国独立前的华人社会，是不恰当的。
在英属南洋中，最早被开发的是槟榔屿（现称槟城，为马来西亚的一州）和新加坡两地。英国人先后在1786年和1819年控制和开垦槟城和新加坡。两地的华人人口日益增多，华人社群组织随之形成。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授意下，华人社会自成一套以华人领袖和社团领导为首的管理系统，在殖民地政府的监督下自行运作。在整个19世纪大部分时期，槟城和新加坡分别是马来半岛北方和南方的华人政治、文化、商业和社会活动中心。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才跃居为整个南洋地区的总枢纽。因为新加坡地处南洋中心，交通方便，是中国南来移民的登陆地和转运站，因此新加坡华人的人数众多且集中，商业发达，使之成为南洋华人的商贸、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
有关槟城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研究，甚至是整体的新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已有不少专着和专题研究。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至今尚无有关新马华人历史分期的讨论。如果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曾在过去一段时期的热烈讨论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近代新马华人史始于槟城的开埠。1786年英国取得槟城的经营和管理权后，开始引进大量移民协助开发经济资源，其中主要包括中国东南沿海闽、粤两省的华民。所以，槟城华人社会长期以来，便以闽南人（当地人泛称为福建人）和广东人（广义地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等）组成。华人社会的领导权一向由福帮和广帮所把持。最明显的指标是当地两个华人最重要的组织，即1800年成立的广福宫和1880年成立的平章会馆，一向以来都是由福帮和广帮均分领导权。一个社会当然不是由上层领导人所单独构成，我们要对一个社会有更全面的了解，也要探索下层和中层社会的情况。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跨域活动，把中国政局和南洋华人社会牵连起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中国流亡到海外的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将海外华人社会当作他们的「三个基地」，即流亡避难基地、筹措财资和人员基地，以及策划变革大计基地。近代中国大时代变革的斗争场域，由境内延伸到海外。不只满清驻外官员、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在进行着三角交叉的斗智斗法，英国殖民地政府和日本友人也被牵涉在中国的政治漩涡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外在大环境的影响，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面貌有了崭新的发展。在世界各地的反西方殖民统治浪潮冲击下，再加上战后共产主义和左派势力高涨，新加坡的社会也受到影响。由于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扩大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也于1965年独立，当地华人的身分认同有了明显转变，分别成为马来亚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南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概念名称也在这个时期逐渐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它是东南亚地区各个享有独立政治主权的新兴民族国家或多元民族国家的总称。
如果说上编的三篇文章是我原来的学术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下编的九篇文章就是我跨越学术领域后的研究论集。前者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后者是南洋华侨华人史或新马华人史范围。这样的研究历程也带给我不少困扰，因为尽管南洋华人的史事研究与中国近代史有密切的关系，但南洋华人研究的主体毕竟还是地方本位的研究，研究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等，所要参考的档案和史料，以及所要注意的学术论着和文献，都和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要求不同。横跨这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就如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样，倍感吃力。让我感触特别深刻的是，参加历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发现出席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的往往是一批熟悉的学界朋友，而参加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的往往又是另一群学界朋友，这两批学者甚少有机会在同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平台上交集，因为这两批学界朋友的研究议题和关心的领域有明显的不同。
上述的困惑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学术课题可以让我同时结合我所关心和感兴趣的两个领域，同时又能充分利用我在这个两领域的知识和研究资源。几年前终于发现了伍连德：一位在中国医学界被尊称为「近代中国医学先驱」的人物。同样一个人物，在新马地区却是以「海崃华人三杰」之一（三位最杰出的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之一）闻名。尽管如此，直到两年前我在苏州大学一场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有关伍连德的论文前，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从事医学史的工作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伍连德。而在新马地区，他的名气和事蹟也不如另外两杰（曾担任过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和撰写《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宋旺相）为人所熟悉。事实上，这位生长在槟城，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在南洋和中国做过一番大事业的世界级「鼠疫斗士」，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应该要比现在所知的来得更重要。掌握了这个发现，我终于找到一位足以让我进行跨域研究的人物：他是一个在南洋和西方奠定学术和事业基础，却成就更大的事业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经由对伍连德的研究，我也对有类似身分背景，且在不同领域对近代中国做出不同方面贡献的南洋人物开始注意和研究。比伍连德年长廿二岁的同乡辜鸿铭和比伍年长七岁的印尼（当时称为荷属东印度）华侨李登辉也受到我的关注。辜鸿铭在槟城接受英语教育，在欧洲完成文学和哲学专业训练，来到中国后，不只因为长期在张之洞幕府服务受人瞩目，更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执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名。李登辉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回到中国后，为复旦大学的创办和经营，立下汗马功劳。伍连德、辜鸿铭和李登辉等南洋华人知识分子，当年为何来到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环境陌生，而且也语言不甚通的国度。答案绝对不是老生常谈中所谓的「爱国华侨回国贡献和建设祖国」论述这么简单。
总的来说，这本书从研究对象的活动空间而言，无疑是跨地域或跨疆域的，它涉及中国、南洋和欧美等地。从研究方法的范畴而言，是跨学术领域的，除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贯穿各章外，有些文章也辅以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查访、社会学的统计和调查、政治学的劳资理论学说、口述历史记录、生活史、地方史和性别史等研究方法。既然本书是跨地域和跨领域的史学研究成果，乃定书名曰：跨域史学。而副题则强调此研究是以新的视野来探讨近代中国和南洋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
图书试读
——再发现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
一 前言
晚清的外来人才，狭义的是指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聘用为各种专业顾问、军事教官和学堂教习的欧美和日本人才。但广义而言，还可包括从中国出洋留学后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和最早公费到美国的120位小留学生，以及以后大量到日本公费或自费留学的中国学生。比较少人注意到从南洋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因为大部分从南洋回国贡献的是响应「实业救国」的富商，还有一些是响应孙中山号召的革命志士。
本文是以晚清时期从南洋回国服务的三位知识分子为案例，讨论这些在南洋成长，在西方受教育和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为何最后选择将其所学贡献给中国社会？他们对晚清中国的外交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科学等领域有何冲击和影响？从这三位知识分子回国的机缘，还可进而探讨晚清招揽外来人才政策的一些偏差现象，以及南洋知识分子回国的几种模式。
二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辜鸿铭（1857—1928）是最早从南洋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出生在英属海崃殖民地的槟榔屿（今之马来西亚槟城）。父亲是土生华人辜紫云，母亲是葡萄牙女子。辜鸿铭从小在槟榔屿受英文教育，11岁时被苏格兰籍的义父布朗带到爱丁堡接受正规的西方学校教育，前后共14年。其间他先后修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修辞学等科目，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后再去德国和法国进修。他不只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也精通欧洲多种语言。1880年，24岁的辜鸿铭学成回到槟榔屿，不久后在新加坡担任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公职。同年，受李鸿章保荐到法国留学的马建忠学成回国，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和马建忠见面长谈，马建忠成了辜鸿铭的中国文化启蒙老师，开启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和向往。不久后辜鸿铭离开南洋北上故国，先在香港停留三、四年，钻研中国古书和文化。1885年，29岁的辜鸿铭受杨汝树和赵凤昌等人推荐，进入张之洞幕府，最初担任翻译委员，后来成为张之洞外交上的得力助手。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就足够吸引我了，一个“跨域”的概念，立刻勾起了我对历史研究边界的好奇心。近代中国和南洋华人，这两个看似独立却又息息相关的群体，竟然被置于一个“跨域”的框架下进行审视，这本身就充满了探索的勇气和学术的野心。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打破传统的国别史、族群史的藩篱，将近代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变，以及南洋华人这群漂泊在异乡的同胞，他们的命运轨迹，编织成一张 Ruan 密的网。这种研究视角，似乎能够揭示出许多以往被遮蔽的联系，比如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动荡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南洋华人的生存状态，南洋华人社群的发展壮大又如何反哺或塑造着近代中国的力量格局。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一些颠覆性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动态的历史图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述。或许，这本书会挑战我过去对近代史的一些既有认知，引导我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评分“新视野”这个词，让我对作者的创新性充满了期待。近代中国史和南洋华人研究，似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成果，要在这个领域开辟“新视野”，绝非易事。我猜测，作者可能运用了新的理论框架，或者引入了新的史料，甚至是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比如，他是否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将中国和南洋置于更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或者，他是否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来分析南洋华人社群的内部结构、文化认同以及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我特别好奇的是，作者会如何处理“中国”和“南洋华人”之间那种既紧密联系又充满张力的关系。他们是否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还是在异域土地上形成了独特的“华人”身份？这本书或许会提供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海外移民和跨国认同等复杂议题。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论证，以及那些能够启发我进行更深入思考的洞见。
评分“新视野”这个词，总是让我对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充满期待。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要在此基础上开辟“新视野”，无疑需要作者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见解。我很好奇，作者将以何种方式来“跨域”连接这两个看似独立的研究对象。是聚焦于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如华侨的捐资助学、回乡投资，还是探讨更宏观的议题，如民族主义的传播、文化认同的演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证，颠覆我过去的一些既有认知，让我看到一些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视的维度。我对作者如何处理史料，如何构建论证，如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历史图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评分“跨域史学”这个概念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了，它暗示着一种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多元视角的学术取向。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这两个庞大而复杂的研究对象，在“跨域”的框架下进行梳理，必定会带来很多新的发现。我常常觉得，很多历史研究过于碎片化，如果我们能够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关联，或许就能看到更宏大、更深刻的历史图景。这本书的名字，让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期待，那就是它能否为我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式。它是否会颠覆我过去的一些认知，让我看到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联系？我猜想，作者可能不仅仅是在叙述历史，更是在构建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一种能够整合中国本土经验与海外华人经验的宏观叙事。我期待这本书能够给我带来思维上的冲击，让我对近代史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评分当我看到“跨域史学”这个词时，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无数个关于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之间联系的疑问。长期以来，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总觉得有些割裂，似乎中国本土的历史叙事，与南洋华人的生存状况，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这本书的书名，则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一直试图探寻的路径。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这两者“跨域”连接起来的。是经济上的往来？是文化上的交流？抑或是政治上的互动？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材料和分析，来阐释这种“跨域”的联系如何形成，如何演变，以及它在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我相信，通过这种“跨域”的视角，我们能够对近代中国，以及南洋华人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书名中的“跨域史学”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它预示着一种打破既有学科界限、整合多元视角的学术研究。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在传统上往往各自独立，而本书的出现，似乎就是要弥合这种隔阂，展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特别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定义和运用“跨域”这一概念的。他是否会从全球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将两者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还是会聚焦于具体的案例，通过对个人、社群或事件的深入分析，来揭示“跨域”的逻辑？我期待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方法，让我看到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层联系，以及南洋华人在中国近代史演进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评分我一直对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南洋华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是如何在中国转型的大潮中塑造自己的命运。这本书的书名“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兴趣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现出两者之间深刻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叙述。比如，南洋华人的财富积累，是否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中国革命的思潮，又如何影响了南洋华人的政治认同和社群组织？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来支撑这种“跨域”的论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构建一个更完整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将那些散落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历史片段，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一幅更加生动、更加全面的历史画卷。
评分“跨域史学”这个词，让我联想到的是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研究方法。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这两个主题，往往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被分开处理。而这本书，似乎就是要将它们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下进行审视，这本身就充满了挑战和可能性。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作者是否会关注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忽视的群体或事件？他是否会运用一些跨学科的理论，来深入分析南洋华人社群的形成、发展和变迁？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揭示出一些过去未曾注意到的历史细节，以及这些细节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我期待作者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读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的世界。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让我联想到许多我一直想要深入了解的近代史问题。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动荡、变革与挣扎的时代，而南洋华人，则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独特的人生选择和历史命运的写照。我一直觉得，要理解近代中国，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土，南洋华人社群的存在，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在海外影响力的重要窗口。反之，南洋华人的发展，也深受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这种“跨域”的视角，恰恰能够弥合这种割裂感，展现出两者之间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厘清一些复杂的历史脉络，比如，在清末民初，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如何影响南洋华人的政治参与？辛亥革命后，华侨回流对中国社会又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在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又与中国本土的抗战形成了怎样的联动？我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在“跨域”的视角下会有怎样的阐释，感到非常好奇。
评分“跨域史学”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充满了学术上的吸引力。我一直觉得，很多历史研究过于局限于狭小的范围，无法展现出历史发展的全貌。而将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这两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进行“跨域”研究，无疑是一种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尝试。我好奇作者会如何处理这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勾勒出他们之间复杂而多样的互动。是关注经济上的联系，如侨汇、投资？还是探讨文化上的影响，如观念的传播、认同的构建？亦或是政治上的纠葛，如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华侨在中国的地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展现出这种“跨域”研究如何能够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南洋华人在其中扮演的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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