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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研究对象的活动空间而言，无疑是跨地域或跨疆域的，它涉及中国、南洋和欧美等地。从研究方法的范畴而言，是跨学术领域的，除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贯穿各章外，有些文章也辅以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查访、社会学的统计和调查、政治学的劳资理论学说、口述历史记录、生活史、地方史和性别史等研究方法。

　　全书内容可说是作者过去十余年学术研究历程的写照：从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工作者，因为工作场域和研究资料等因素，而逐渐进入海外华人史和南洋华人族群社会的研究领域；再因自我的学术反思，近年又朝向南洋华人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影响的研究方向努力。

本书特色

　　本书是作者黄贤强跨地域和跨领域的史学研究成果，并以新的视野来探讨近代中国和南洋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黄贤强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历史学博士、硕士，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

　　历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交通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上海史国际论丛》编委会委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海外编辑委员、美国加州大学柏克来分校访问学者、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前言
 
‧上编‧跨域抗争运动——中国近代史的新视野和新史观
第一章  动物化文图与近代中国的反教排外运动
一  前言
二  19世纪后期的动物化文图
三  20世纪初期的动物化文图
四  结论
第二章  1905年的广州社会文化——从抵制美货运动的几个侧面观察
一  前言
二  广州的排外传统和反美情绪
三  艾丽丝访问广州事件
四  《拒约报》与广州的抗争文宣
五  结论
第三章  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1905年抗美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一  前言
二  美国华人与近代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形成
三  英属新马华人与近代中国：从抵制美货运动到革命运动
四  澳洲华人与近代中国：保皇会与抗美运动的关系
五  抵制运动：海外华人与中国近代史
六  代结论：三个问题的反思
 
‧下编‧跨域华人社会与政治—— 从中国到南洋
第四章  新马华人近代史分期刍议
一  前言
二  华人近代史分期的依据标准
三  新马华人近代史前段各期的特点
四  新马华人近代史后段各期的特点
第五章  近三十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研究 
一  绪言
二  新加坡的华人研究基地
三  学报的出版
四  丛书和纪念特刊
五  回顾与展望
第六章  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
一  前言
二  19世纪槟城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
三  槟城的客籍副领事
四  槟城华人社会第三股势力集团的形成
五  结论
第七章  槟城的娼妓与华人社会
一  前言
二  移民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妇女南来的原因
三  槟城的红灯区
四  娼妓问题与社会舆论
五  妓女与鸨母及嫖客的关系
六  妓女与私会党及警察的关系
七  娼妓参与的慈善事业
八  结论
第八章  槟城妇女问题与女子教育——以《 槟城新报》之论述为中心
一  前言
二  议论文章的性质和数量的分析
三  女子教育问题
四  结论
第九章  康有为与孙中山在新加坡——论日本刺客事件
一  前言
二 日本「刺客」南来的情报来源及海崃殖民地政府的认知
三  海崃殖民地政府为何很快地「抓放」日本刺客？
四  英国政府对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看法
第十章  孙中山在槟城的革命团体及其互动模式
一  槟城三大革命团体的成立
二  槟城三大革命团体的关系
三  辛亥革命史中的槟城革命团体
第十一章  同德书报社与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
一  前言
二  孙中山与同德书报社
三  同德书报社的领导层
四  同德书报社与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五  结论：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
第十二章  战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的劳工运动
一  前言：劳资关系之基本理论
二  战后工运发展的三个阶段
三  劳工运动的后现代论述：浪漫剧的角色解读
四  结论
 
‧续编‧跨域知识分子——再发现南洋与中国
第十三章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再发现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
一  前言
二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三  晚清招揽人才政策和南洋知识分子回国的机缘
四  余论
 
参考书目
 
后记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再发现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
 
一  前言
晚清的外来人才，狭义的是指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聘用为各种专业顾问、军事教官和学堂教习的欧美和日本人才。但广义而言，还可包括从中国出洋留学后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和最早公费到美国的120位小留学生，以及以后大量到日本公费或自费留学的中国学生。比较少人注意到从南洋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因为大部分从南洋回国贡献的是响应「实业救国」的富商，还有一些是响应孙中山号召的革命志士。
 
本文是以晚清时期从南洋回国服务的三位知识分子为案例，讨论这些在南洋成长，在西方受教育和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为何最后选择将其所学贡献给中国社会？他们对晚清中国的外交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科学等领域有何冲击和影响？从这三位知识分子回国的机缘，还可进而探讨晚清招揽外来人才政策的一些偏差现象，以及南洋知识分子回国的几种模式。
 
二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辜鸿铭（1857—1928）是最早从南洋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出生在英属海崃殖民地的槟榔屿（今之马来西亚槟城）。父亲是土生华人辜紫云，母亲是葡萄牙女子。辜鸿铭从小在槟榔屿受英文教育，11岁时被苏格兰籍的义父布朗带到爱丁堡接受正规的西方学校教育，前后共14年。其间他先后修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修辞学等科目，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后再去德国和法国进修。他不只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也精通欧洲多种语言。1880年，24岁的辜鸿铭学成回到槟榔屿，不久后在新加坡担任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公职。同年，受李鸿章保荐到法国留学的马建忠学成回国，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和马建忠见面长谈，马建忠成了辜鸿铭的中国文化启蒙老师，开启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和向往。不久后辜鸿铭离开南洋北上故国，先在香港停留三、四年，钻研中国古书和文化。1885年，29岁的辜鸿铭受杨汝树和赵凤昌等人推荐，进入张之洞幕府，最初担任翻译委员，后来成为张之洞外交上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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