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节录) 儒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先秦孔门定其规模,历经汉唐诸儒註释疏解,北宋诸儒与南宋朱子畅其源流,王门诸子特加发挥,以至二十世纪当代新儒家唐、牟、徐赋予新诠,可谓德泽深厚,绵延不绝。儒学虽然在二千年前发祥于中国山东半岛,原是地域性色彩浓厚的一套学问,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儒学价值系统对于二千年来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却造成深刻而全面的影响,而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资产。
但是,盱衡东亚各国学术界对于儒学研究的既有成果,多半仍局限于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所批判的「国家归属主义」(见氏着:《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页304)。各国学者以语文之便,多半仍以研究本国的儒学史为主。以中文学术界的状况而言,海崃两岸学者仍以研究中国儒学为职志,他们以卷帙浩繁的论着,阐先圣之遗意,发潜德之幽光,其有功于圣门,自不待言。但是,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密切互动与对话,而且「全球化」成为潮流的新形势而言,我们必须严肃考虑将东亚儒学视为整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我倡议将东亚儒学视为整体加以研究,主要是着眼于:儒学虽起源于中国,但是,却是东亚各国文化的共同资产,我们如能宏观儒学在东亚各国的发展,博览儒学在东亚各地之异致与同调,并衡定东亚儒学的内涵与特质,那么,我们将可以在新世纪的「文明的对话」中,充分运用儒家精神资产作为东亚文明与世界文明互动与融合的基础。
基于这种信念,我在1997年关于中国孟子学诠释史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并出版《孟学思想史论‧卷二》之后,就一面改订《孟子诠释学》英文书稿,另一方面也以较多时间集中在日本儒学史的研究,希望将来也扩大视野,兼及韩国儒学的发展。现在收集在这部书中的十二篇论文,是我这几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这十二篇文字,大致可以归属为两大范畴:一是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二是关于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这两个领域在现有的东亚思想史研究论着中尚未获得充分的论述,有待大力加以开拓,勉强可以称之为「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
本书第一部分《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包括三篇论文,第一篇就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及方向,提出一些初步看法。第二篇则扣紧解经者的「历史性」这个问题,论证东亚思想史上儒家经典的「超时间性」,正是建立在解经者的「时间性」之中。第三篇,分析并讨论儒家经典中蕴涵强烈的「宗教性」之特质。接着第二部份《日本儒学与经典诠释》包括五篇论文,分析近三百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儒者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诠释。从十七世纪的伊藤仁斋开始,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中井履轩,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山田方谷(1805-1877),以至二十世纪的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人,三百年来日本的儒者或思想家,莫不诵读《四书》,并留下为数可观的解经作品。包括中、日、韩各地的东亚儒者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解经着作,潜藏着巨大的学术能量,可以让我们开发出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我不想重覆书中各篇文字的论点,我想在此强调的是:三百年来日本儒者浸淫儒学,诠释经典的经验显示两种类型的张力:第一是普世价值与地域特性之间的张力。儒学经典所传递的是一套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系统,日本及朝鲜等各地域的儒者,身处特殊而具体的历史时空环境之中,重新诠释儒学经典,常常感受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而必须有所调和于其间。第二是作为儒学传统的诠释者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第一种张力常常表现为东亚儒者在诠释经典中的永恆价值,并落实于特殊地域情境时,所感受的拉锯关系。第二种张力则常表现为作为经典诠释者的东亚儒者的文化的与政治的「主体性」之安顿的问题。这两种类型的张力及其所激发的种种方法论问题,不但具有东亚文化的特色,而且也具有诠释学的普遍意涵,值得我们努力以赴,深入挖掘。
本书第三部份题为《儒家身体思维探索》,包括四篇论文,所探讨的是极具东亚文化特色的中国思维传统。第十篇论文对「中国思维方式」这个领域加以鸟瞰,我们指出「联系性思维方式」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古代中国思想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进行联系性思考。宇宙万物,随机点化,皆具妙理。在中华文化传统常见的「联系性思维方式」之中,「身体思维」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新领域。本书第十、十一篇探讨中国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论」之特质及其涵义,第十二篇则讨论中国古代儒家修养功夫论的身体隐喻。中华文化中的《诗》教传统源远流长,温柔敦厚,浸润在诗教传统中的中国人论事「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见焦循:《毛诗补疏‧序》,晏炎吾等点校:《清人说诗四种》,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239-240)。在以「诗性思维」(略可与Ernst Cassirer所谓“Poetic thinking”相比拟)为特征的中华文化传统中,「隐喻」(metaphor)特别发达。早在先秦孔门,孔子已有「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的名言,到了刘勰(彦和,约公元465-532年)撰《文心雕龙‧比兴篇》,更是大加发挥,精义全出。正如拉寇夫和詹森有力地指出的,「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学而已,「隐喻」是人所赖以生存并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参看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这种说法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思想传统中,更是彰明较着。人的身体正是中国人思考政治及其他诸多问题的重要「隐喻」,在研究上实有其巨大的开发价值。
2004年4月12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