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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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問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纔力也。故屬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
  我最初就很得益於王陽明「知行閤一」哲學的心傳,王陽明的《傳習錄》闡明「緻良知」的道理,奠定瞭我求學做事的根本。
  ——蔣介石

  王陽明提齣「知行閤一」說,是想來補救硃熹知行相脫離的偏嚮和弊病。他主張即知即行,知行之間沒有長遠的距離,當知道時直接發為行為。一念之動就是行。他的「知行閤一」說使得一般平民均可在短期內受到感悟,使得滿街的人均可以做聖人;使得人人相信他當下的直觀、直感或內心的認識,因而敢於打擊傳統的風俗禮教、聖賢權威和書本上的教條。
  ——現代「新心學」創立者賀麟

名人推薦

  (宋明)理學之有姚江(王陽明),如百川之赴海,所謂不達而不止者也。——錢穆

  陽明早年繼承瞭宋代道學傳統,仍有「緻君行道」的抱負。但王受廷杖、貶龍場之後,此念已斷。他在龍場頓悟所發展齣來的「緻良知」教,仍然以「治天下」為最後的歸宿,不過他對皇帝與朝廷已不抱多大指望,轉而訴諸民間社會。明代已不存在「聖君賢相」的格局,他的眼光從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轉嚮由下而上的社會革新運動。因此「覺民行道」代替瞭「緻君行道」。——餘英時

  陽明提倡良知,學者修養身心之法,簡單直捷。其文字機鋒,尤能直湊精微,發人深省。熟讀此選,其在道德上之補助,必較諸有益,於作文者為尤大。——範皕誨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原著作者: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


  王守仁,幼名雲,字伯安,號陽明子,謚文成,人稱王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省寜波餘姚市)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傢、哲學傢、書法傢兼軍事傢、教育傢,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因平定宸濠之亂等軍功而封爵新建伯,隆慶時追贈侯爵。王守仁是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釋、道三教,而且能夠統軍徵戰,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

  因他曾在貴陽修文陽明洞天居住,自號陽明子,故被學者稱為陽明先生,後世現在一般都稱他為王陽明,其學說世稱「陽明學」,提倡知行閤一、緻良知。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王守仁留有三本傳世之作《傳習錄》、《陽明全書》(即《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捲(門人所輯)、《大學問》。

本書導讀及譯注者簡介

吳震


  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國際儒聯理事暨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硃子學會理事、中華日本哲學會副會長、日本東洋大學國際哲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曾任颱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COE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外國人研究員等。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哲學、宋明理學、陽明學、東亞儒學。著有《陽明後學研究》、《泰州學派研究》、《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係年(1522—1602)》、《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傳習錄〉精讀》、《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等,主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硃子學為中心》等。

孫欽香

  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後,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哲學、宋明理學、船山哲學。著有《王夫之評傳簡明讀本》,論文有〈試論牟宗三對王船山政治思想「局限性」評價〉、《〈船山關於言論問題的思考〉等。

圖書目錄

陽明學的傳世經典──《傳習錄》導讀
 
《傳習錄》上
《傳習錄》中
《傳習錄》下
《傳習錄拾遺》
《陽明先生遺言錄》
《稽山承語》
 
名句索引

圖書序言

導讀

陽明學的傳世經典──《傳習錄》◎吳震
  

  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上,有許多傳誦不絕的思想經典,如《論語》、《孟子》都是大傢耳熟能詳的,而《傳習錄》也無疑是儒學史上的一部重要經典,十六世紀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的心學思想(又稱陽明學)便凝縮在這部經典當中。其中含有王陽明經由整個生命體驗而創發的豐富且重要的哲學智慧,例如陽明學的標誌性口號——「緻良知」便是王陽明「從百死韆難中得來」的而不是從書齋的經驗知識中歸納齣來的,而「緻良知」與「心即理」、「知行閤一」、「萬物一體」等觀點不僅是陽明學的智慧結晶、重要理論,而且業已構成儒學傳統中最富代錶性的內容之一。
  
  也正由此,閱讀《傳習錄》既是瞭解王陽明心學理論同時也是瞭解儒傢思想文化傳統的一項重要途徑,當然也是我們今天提倡重讀儒傢經典、重訪儒學傳統的一項重要議題。
  
  一、陽明學乃是儒學史上的一大理論高峰
  
  在宋代以來中國近世儒學史上,陽明學與十二世紀硃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開創的硃子學並列,形成硃熹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兩大理論高峰,共同構建瞭孔孟以來第二期儒學運動,史稱宋明道學或宋明「新儒學」(Neo-Confucianism)。如果說兩者同樣作為儒學理論,因而在儒傢價值觀等根本問題上秉持著相同的信仰及其追求,那麼在如何成就自己德性的具體問題上,心學與理學所設定的方法路徑卻顯齣重大差異。
  
  大緻說來,硃熹理學設定世界是由理氣所構成的,理既是物質世界的所以然之故,同時又是人文世界的所當然之則,它代錶整個世界的價值、秩序及規範,而氣則是一切存在的物質性基礎,人生亦不免受理氣兩重性的影響。因此,一方麵理在心中、心具衆理,心具有統閤性情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之所以可能的依據則是心中之理;但是另一方麵,人心乃至人性又是稟受陰陽兩氣而生,不僅構成人性中的氣質成分,而且也是人心之能知覺的基礎,故人又非常容易受到氣質蠢動的影響,例如人們往往容易被物質利欲所牽引,從而導緻人心或人性偏離正軌、迷失方嚮。
  
  因此按硃熹理學的一套工夫論設想,我們唯有通過格物緻知、居敬窮理——即通過學習而明白事理——等方法來不斷改變自己的氣質,剋服人心中的私欲傾嚮,以打通由氣的介在而使心與理之間産生的隔閡,並最終實現心與理一的道德境界。這一為學路徑可簡化為:由「道問學」上達至「尊德性」的實現。無疑屬於儒學傳統固有的一種為學模式。
  
  然而陽明心學的核心關懷不在理氣論而在心性論,其基本預設是「心即理」,可謂是心學「第一哲學命題」,其核心觀念則是「良知」。良知是人的基本德性,是人心之本體,同時也就是天理,故良知心體乃是一切存在的本源,人的良知賦予世界以意義,若沒有人的良知,則整個世界的存在就無法呈現其價值和意義。關於這一點,陽明用一連串的強言式命題——「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等來加以錶述,而這些看似違背常識的說法,其實正是陽明學第一命題「心即理」的另一種錶達方式,其意旨則是相同的,都旨在錶明心與理不僅是一種相即不離的關係,更是直接同一的關係。
  
  按陽明心學的理論預設,心性理氣自然打通為一,心即理、心即性、性即氣三種說法可以同時成立。更重要的是,心與理並非是相悖之二元存在而是直接的自我同一,也就是說,作為理的價值秩序、道德規範不是外在性的而是直接源自道德主體。
  
  那麼,何謂道德主體呢?按陽明的設想,良知便是道德主體——用陽明的說法,又叫作「主人翁」或「頭腦」,即良知作為一種直接的道德意識,同時又是直接的道德判斷之主體,能「自作主宰」,故又是作為「軀殼的主宰」或「意之主」的「真己」——最為真實之存在的自己。而作為直接的道德判斷之主體的良知必具有自知自覺的根本能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般,更無須倚傍他人或憑藉他力,隻要一念萌發,內在良知即刻啓動,便自能知是知非,一切善惡更是瞞他不得。關於良知自知的這一特性,陽明又稱之為「獨知」,他有兩句著名的詩句生動地錶達瞭這一觀念:「良知即是獨知時」、「自傢痛癢自傢知」。正是基於良知自知或獨知的理念,故道德行為的是非善惡最終唯有依賴於良知自知的判斷,而無須訴諸外在的種種人為設置的規範,換言之,外在的社會規範終須經過一番心體良知的審視纔能有助於道德行為,而道德行為得以施展的內在動力卻在於心體良知而不是為瞭服從外在規範。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良知就是唯一的「自傢準則」。由此在德行的方法問題上,陽明學主張隻要依此良知主體去做,並隨時隨地在事事物物上落實緻吾心之良知的實踐工夫,最終便可實現成德之理想——用儒傢的說法,就是成聖成賢的道德理想人格之實現,用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使自己過上一種好的道德生活。
  
  二、陽明學是對儒學思想傳統的傳承與創新
  
  無疑地,陽明學以良知為人的基本德性,自有深厚的儒學思想傳統之淵源可尋。早在先秦原始儒傢,與德行問題並重的乃是德性問題,《尚書》中「明德」之概念便是德性之意,而儒學史上膾炙人口的《大學》「明明德」之說,亦顯是指德性而言。更重要的是,陽明心學乃是對儒學思想傳統的傳承與創新。
  
  事實上,王陽明對於儒學傳統在於「心學」這一問題是有充分自覺意識的,他曾明確斷言「聖人之學,心學也」,並指齣宋代以來被道學傢所抉發的堯舜禹授受的「十六字心訣」中的「人心」「道心」說,乃是儒傢的「心學之源」。落實在儒學曆史上,陽明認為孟子之學便是心學之典範,而在宋代儒學史上第一次提齣「心即理」之命題的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之學堪稱「孟氏之學也」,陽明自己則錶示他是陸學的接續者,在陸九淵與硃熹之間發生的硃陸之辯中,陽明也明顯袒護前者,甚至撰述《硃子晚年定論》一書(該書在多種《傳習錄》單刻本中被作為附錄所收),錶示硃熹晚年自悔早年之說,其為學旨趣開始趨近於陸九淵,盡管這部書所收的文獻並不盡是硃熹晚年之作。故就思想史的史實看,所謂的「硃子晚年定論」是不無疑問的。
  
  然而在心學意義上的道統曆史當中,王陽明並不承認硃熹有接續道統的資格,相反他認為由陸九淵上溯至程明道(一〇三二~一〇八五)進而推至先秦孔孟的儒學傳統,纔是儒傢心學的道統譜係。至於陽明自己在儒傢道統上的地位,其弟子如薛侃(一四八六~一五四五)便已直言陽明之學乃「孟氏之學」,將陽明直接定位在孟子之後,凸顯齣陽明心學的重要曆史意義。的確,在陽明看來,孟子之後,道統失傳,在此後的曆史發展中,究竟誰能上承儒學之道統,其判準惟在「心學」而不能是硃熹所謂的「理學」。
  
  要之,陽明對硃熹理學抱持一種自覺的批判意識,以為硃熹所主張的窮盡「一草一木」之理,其結果必引發一個問題:「如何反來誠得自傢意?」這構成瞭陽明的重要問題意識。另一方麵,陽明對於陸九淵的心學思想雖有基本肯定,但也有不滿,認為陸學比起周程(周敦頤、程明道)仍有所「不逮」,在學問上不免「粗些」。因此我們說,陽明學並不是陸九淵心學思想的簡單重復。
  
  的確,從曆史上看,王陽明與陸九淵、程明道、孟子之間固然存在重要的承續關係,然而在理論形態上,顯然陽明的心學理論更有超越陸九淵、程明道的一麵,在上承孔孟尤其是孟子心學的同時,又有新的理論創發,從而形成以心即理、緻良知、知行閤一等一套係統觀點為特色的儒傢心學理論新高峰。
  
  三、王陽明的身世及《傳習錄》的結構
  
  那麼,《傳習錄》究竟是一部怎樣的經典呢?我們先從人物介紹說起,進而對《傳習錄》的結構略作解說。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彆號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餘姚市)人,世稱陽明先生。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進士,曆刑部主事等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嘉靖六年(一五二七)九月,陽明起復齣徵廣西,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元一五二九年一月九日)卒於歸途中的江西南安(今大餘縣),故《傳習錄》的記錄實止於嘉靖六年九月。嘉靖初,因平亂有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元年(一五六七)追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一五八三)從祀孔廟。
  
  王陽明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捲,今存隆慶六年(一五七二)謝廷傑刻本,後被《四部叢刊》初編所收(見參考書目),現在通行的標點本《(新編本)王陽明全集》六冊(見參考書目)即以此為底本。《全書》開首三捲即《傳習錄》,分為上、中、下三捲。
  
  從書名看,「傳習」兩字取自《論語》「傳不習乎」一語,按硃熹的解釋,「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大意是說,師生傳授學問。其實《傳習錄》乃是陽明與其弟子之間的對話記錄,是陽明與其弟子在長達十餘年期間,就儒學等各種思想問題進行對話的「實錄」,大多齣自其弟子之手,顯示齣陽明與其弟子的思想互動。在文獻學上,這類文本又被稱為「語錄體」,乃是儒學史上常見的著述形式,例如《論語》及《硃子語類》便分彆是孔子及硃熹與其弟子的對話錄。
  
  《傳習錄》上中下三捲分彆代錶《傳習錄》成書的三個時期,上捲刊刻於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八月,中捲刊刻於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十月,下捲刊刻於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四月。按照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見參考書目,下稱《集評》)的條目統計,上捲共一百二十九條,其中徐愛錄十四條,陸澄錄八十條,薛侃錄三十五條。徐愛(一四八七~一五一七)為陽明弟子及其妹婿,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底,陽明與徐愛由南京同舟歸越,途中論學不輟,上捲十四條之記當始自是年,其中有關「心即理」、「知行閤一」的問題探討是其重點。陸澄(生卒不詳)及薛侃(一四八六~一五四五)的記錄則反映瞭正德九年(一五一四)至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之間的陽明思想。
  
  《傳習錄》中捲是陽明弟子、紹興府知府南大吉(一四八七~一五四一)在上捲的基礎上,新增九篇(《全書》本稱八篇)陽明給門生或友人的書信,與上捲閤併,於嘉靖三年刻行,又稱「續刻傳習錄」以彆於正德十三年的「初刻傳習錄」,隻是《全書》本的《傳習錄》中捲後經陽明另一大弟子錢德洪(一四九六~一五七四)的增刪,已非南本舊貌,彼此間頗有齣入,並新增〈示弟立誌說〉、〈訓濛大意〉兩篇附於末。王陽明曾親見這部「續刻傳習錄」,並且錶示該書的齣版對於「共明此學於天下」將會起到一定之助益,這錶明陽明自己是很看重這部書的,盡管他未看到下捲的齣版。
  
  《傳習錄》下捲共收一百四十二條,記錄者有陳九川、黃直、黃修易、黃省曾、黃以方等陽明弟子,記錄的時間大緻在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至嘉靖六年(一五二七)之間。該本內容主要反映瞭陽明晚年的思想觀點,特彆是「緻良知」、「萬物一體」以及逝世前一年提齣的「四句教」最為著名。
  
  將上述三捲閤併,收入《王文成公全書》之際,又將王陽明撰於正德年間的《硃子晚年定論》(刊刻於正德十三年)附於捲下之末,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傳習錄》全本,至此《傳習錄》的結構最終形成。
  
  總之,《傳習錄》一書共由三百四十二條組成(取陳榮捷《集評》之說),大緻反映瞭陽明三十七歲「龍場悟道」之後的思想成熟期——即四十一歲至五十六歲之間的思想觀點,其中四十九歲那年(一五二〇)陽明揭示的「緻良知」說,則是陽明晚年思想的一個標誌。
  
  四、關於選錄的底本及相關說明
  
  本書是對《傳習錄》的選錄,以陳榮捷《集評》為底本,校本則是《王文成公全書》以及《(新編本)王陽明全集》。唯選錄時對某些文字過長的條目作適當刪節以避繁冗,每條上端的左側數字為本書的條目數,而右側數字則是陳本的條目數,以便查核原本,名詞解釋主要參照《集評》本,現代語譯參考瞭《傳習錄全譯》本(見參考書目),並盡量做到精簡,「賞析與點評」部分主要參照《〈傳習錄〉精讀》(見參考書目),意在適當點齣陽明語的精髓所在,以為我們進一步領會陽明學奧義之一助。
  
  但是,《傳習錄》作為陽明語錄的一部記錄,其實並不全,在此書之外,還存有大量陽明語錄,一般稱之為陽明佚文,而有關陽明佚文的輯佚工作,早在十九世紀日本陽明學者佐藤一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撰述《傳習錄欄外書》之際就已經著手進行,陳榮捷(一九〇一~一九九四)又在此基礎上,經過一番輯佚,集成《傳習錄拾遺》五十一條,附在《集評》之末,其中有不少重要的陽明佚文,此次選錄之際從中擇取若乾條。
  
  此外,陽明弟子曾纔漢編校的《陽明先生遺言錄》上下兩捲以及硃得之所輯的《稽山承語》一捲亦存有不少為《傳習錄》未見的陽明語錄,其中有一些頗為重要的陽明語。此次選錄也從中選取若乾條,以《(新編本)王陽明全集》捲四十「補錄二」所收底本為準。
  
  最後有關此次選錄工作有幾點說明:捲首及各篇導讀由吳震撰寫,譯注及賞析與點評由孫欽香撰寫,由吳震通讀全稿並修訂。中華書局(香港)的總編李占領先生的熱情約稿,這是促成本書的機緣,對於他的信賴,我要錶示衷心的感謝!
  
  最終我們所能期望的是,通過品讀王陽明語錄的思想精義,大傢能從中獲取有益於自己安身立命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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