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在台湾:殖民地台湾的时空、知识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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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过去的,并未真正地「过去」;
它只是转换形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续着。
 
  日本帝国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如何渗透进入庶民生活的知识与文化肌理?
  后殖民的台湾在今日又应如何看待这一段曾经被殖民的历史经验?
 
  时空╳知识╳情感,殖民地的三种帝国描图
  本书锁定日本帝国统治之下的台湾,并同时涵盖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在地观点的研究视角,亦即将殖民地的文化状况当作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在地观点的相互指涉与相互交叠的结果。书中以讨论的材料与内容区分,分别以「空间与时间意识的描图」、「知识与知识社群的描图」、「艺术与情感结构的描图」为主题。
 
  ‧空间与时间意识的描图:从地方社会治理到殖民空间权力的交涉折冲,到日本统治下的「国家节日」如何让台湾人社会的「时间制度」有所改变,进而比较「国家」与「民众」的时空意识,并不见得完全相同。
 
  ‧知识与知识社群的描图:以辩护士及语言媒介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与社群如何利用专业及认同,与日本殖民者存在微妙的交叠关系,并甚至批判「帝国」叙事,提出跨文化的观察视角。
 
  ‧艺术与情感结构的描图:透过美术、文学及戏曲,描写及思考殖民关系中的认同差异,并提出「帝国」的文化发展与殖民地台湾,乃处于「相生相成」的交叠关系之下。
 
名家推荐
 
  ★吴密察(台大历史学系兼任教授)、吕绍理(台大历史学系教授)共同推荐

  台湾历史上,帝国几乎如影随形地存在着。但是我们却未必真正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帝国」和它如何在台湾存在着。即使或许也有一些关于「帝国」的言说,也经常只是复述帝国的论调,而且往往只在政治、军事、法制、经济这种容易观察的领域里分析帝国,对于文化、心态等相对隐微的领域则不甚措意。
  本书从后殖民的立场分析帝国在台湾之日常生活、空间、知识、文学、艺术、文化等领域的浸透和影响。并且不只着眼于帝国对于台湾的单方向作用力,而同时看出台湾具有主动迎拒,甚至反向规定帝国的作用力。也就是说,彼此之间呈现了流动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台湾」、「帝国」,既如影随形也相互作用,彼此的关系固然存在于在过去,也存在于现在,也将影响未来。
  这本书可以是《「帝国」在台湾》,也可以是《「台湾」的帝国》。
  ――吴密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
 
  「如何重新阅读及面对台湾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现象?这并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提问,同时也是一个伦理的提问,亦即关系着当前社会面对历史的态度。」这是本书重要的发想。
  本书尝试将帝国放在相对(而非绝对一元的、由上到下的)位置重新思考日本帝国在台湾的诸多过程,并且也特别关注殖民地人民对日本的「情感结构」和生活经验,以期能超越民族史、殖民史的二元对立观点,建立吾人对台湾历史与文化的新视野。在《马关条约》签订一百二十週年及终战七十週年的今日,日本帝国在台湾所遗留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现象,实为吾人需认真严肃面对的问题!
  ――吕绍理(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苏硕斌


  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颜杏如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曾文亮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李承机

  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副教授
 
柳书琴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廖新田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
 
石婉舜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李育霖

  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图书目录

序章
台湾的后殖民问题:重新阅读及面对台湾历史经验与文化现象/李承机、李育霖
 
【第一部 空间与时间意识的描图】
 
第一章
空间治理与地方夹缝:日本近代帝国统治下的台北社会演变/苏硕斌
 
第二章
天长节斗热闹:帝国的节日与殖民地台湾社会/颜杏如
 
【第二部 知识与知识社群的描图】
 
第三章
殖民地台湾的辩护士社群与法律职业主义/曾文亮
 
第四章
殖民地时期台湾人社会「知」的回路:语言工具性的「侵占」与「复权」/李承机
 
第五章
左翼文化走廊与不转向叙事:台湾日语作家吴坤煌的诗歌与戏剧游击/柳书琴
 
【第三部 艺术与情感结构的描图】
 
第六章
美好的自然与悲惨的自然:殖民台湾风景的人文阅读──美术与文学的比较/廖新田
 
第七章
寻欢作乐者的泪滴:戏院、歌仔戏与殖民地的观众/石婉舜
 
第八章
帝国与殖民地的间隙:黄得时与岛田谨二文学理论的对位阅读/李育霖
 
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序章

台湾的后殖民问题:重新阅读及面对台湾历史经验与文化现象(节录)
李承机、李育霖(本书主编)

 
  壹、台湾的后殖民课题
 
  约略自1990年代以降,台湾学界关于台湾被殖民历史经验的重新理解多半被放置在后殖民的框架中,我们将之称为台湾的「后殖民计画」。 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与政治背景,比起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前殖民地,台湾的后殖民计画或方案明显「迟到」(belated)。 所谓「迟到」,不仅意味整个计画的「延宕」,更意味计画的「未完成」。更确切地说,由于台湾社会自身状况条件与周遭历史环境的持续变化,一方面产生对后殖民计画更强烈的期待;但另一方面,这一期待却也反讽地持续深化该计画的延宕与未完成状态。
 
  在此种未完成状态延宕至2010年代的今日,本书认为有必要重新理解此一后殖民计画的未完成状态。事实上,台湾如今必须清楚面对此一未完成的后殖民计画似乎日渐无法指向一个确切的未来时分,亦即必须对于计画进入「完结」阶段的可能性抱持怀疑的态度。不管历史的实际发展或后殖民社会的状况条件使然,本书主张当前的台湾社会必须透过重新阅读及面对历史经验与文化现象,来为台湾的后殖民问题寻求另一个可能的思想出路。
 
  一、殖民地经验与被殖民者的主体性
 
  后殖民运动根植于二元的思维风格与意识型态,习惯将殖民与后殖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对立的两轴,也因此,殖民与后殖民的种族、社群、历史与文化等明显地被区分开来。然而这些区分的背后更关系着「主体性」的建构,这是我们看见台湾与其他前殖民地国家与地区一样,在后殖民的运动中热切地透过共同体的想像,乃至历史与文化系统的建构等,尝试建立一个差异于殖民者的「主体」。然而,殖民地的生活经验经常是混杂与交错的,种族的划分、共同体的想像,以及历史乃至文化系统的构筑,都恐有以偏概全之嫌。
 
  以殖民地的时间秩序为例,1918年2月12日《台湾日日新报》中一段关于殖民地台湾「纪元节」的报导,恰恰提醒我们殖民地经验既分隔又交错的侧影,以及文化系统构筑的复杂层叠。这一年,日本官方制定的纪元节碰巧与在地文化传统中的旧历新年节庆重叠,两种不同的时间秩序(日本/台湾,官方/民间)并行或交织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并且进一步穿透具体的都市空间。我们可以想像城内、艋舺与大稻埕等不同的区域在这一天充斥着相当不同的氛围。同时,台湾岛上的群体也经常是分隔却又不无关联:日本官员与在台日本人、台湾人乡绅、保正或街庄长也许穿戴整齐参加官方纪元节的拜贺典礼,看似相对于一般台湾人所欢度的传统节庆。又或许这些参加官方拜贺的群体也同时走入台湾人街区,依循着另一种时间秩序,分享着另一种节庆的文化意义。一段乍看平凡无奇的报导,事实上印记了台湾岛上的人民于日本统治时期复杂的日常生活经验。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平凡无奇的生活经验实际上更铭刻了我们习以为常,并经常忽略的殖民地台湾社会关于日本帝国的特定理解。
 
  这些看似分隔却总是交错的殖民地经验经常被刻意忽略,而这一倾向与1980 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兴起的本土化或后殖民运动密切相关。况且,一个独立于殖民者之外的被殖民「主体」是否可能存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两者之间如何以某种特定关系与形式彼此作用着?这一点正是本书思考的起点。如果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并不限定于「支配vs.被支配」之类的对立关系,且所谓被殖民「主体」也并不独立存在,那么思考台湾的后殖民运动及其局限性即有其必要。同时,面对新的全球化风潮与区域整合,这一思考要求新的历史理解与新的社群组织以对应新的政治实践。简单地说,本书尝试寻求重新理解台湾自身历史与后殖民社会性,以面对当今新的时局。这一关于历史与文化的质问,刻划并同时限定本书的动机与目的。
 
  二、民族主义与历史编纂学
 
  一般而言,在台湾后殖民计画有限的表达中,民族主义的理解与建构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虽然民族主义的相关争辩同样见诸于其他殖民地的后殖民方案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纠缠着政治、历史、文化与认同等庞杂的相关议题,不只构成整个后殖民的问题系(the problematics),也构成后殖民计画中最重要的意识型态与内涵。而且,当意识型态进一步将文化意义嵌镶在既定的符号指涉中,亦即将历史推向特定的认知或知识类型中,殖民地的历史经验即经常被转化为民族主义式的政治书写。从而,以被殖民视点出发的历史编纂学在台湾的后殖民运动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一倾向不仅出现在历史学门本身的研究上,也同时出现在文学与艺术等文化相关的系统性历史建构。前者尝试建立专属于被殖民者的历史论述,以试图恢复既往被殖民者压抑抹煞的历史,后者则希望透过文化建构成就一个相异于殖民者的文化主体。不可否认,相关作业在台湾的后殖民计画中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在相关研究成果中也可以发现,历史现场的分歧场景容易被归纳化约为具系统性的知识构成,于是殖民地在地交错的生活经验被简化为一系列或总和的被殖民历史整体,不只那些交错的生活经验与复杂交缠的权力布置被忽略,就连文学活动与艺术活动本身的构成条件,也经常成为某些意识型态价值判断的证据甚至是结果。
 
  关于这一点,殖民地时期的超现实主义者诗人杨炽昌便提供一个案例。早在1930年代初期,杨炽昌即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甚至认为殖民地台湾文学活动中的写实主义特征,将无法使台湾文学脱离殖民主义的紧张恐慌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今日若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待这些发言,甚至是借此来判定其政治立场,不免落入「支配vs.抵抗」的话语系列之中。然而,如果多加注意到其中也包含寻求突破传统意识与主流典范的意图,就会发现透过文字媒介(诗)再现殖民地台湾的风景和热带景观的杨炽昌,虽然在对视觉的掌握与关照的层面上,确实和殖民政府及其他视觉艺术家(主要在绘画领域)有一致的感知与兴趣,但在描写及思考台湾风景和热带景观的方法上,却又与视觉艺术家们大异其趣、甚至是大相迳庭。更何况,在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过后的1980年代,杨炽昌尚且宣称提倡超现实主义诗的动机是要避免受到来自殖民政权在新闻检查上的侵扰与干涉。
 
  换言之,即使文学、美术等各种不同的艺术领域之间因为使用的媒介与各自艺术形式的相异,使得各自表现的方法与可能性有所差异,但艺术活动总是拥有某些共通的基盘,也就拥有彼此联系唿应的相互关系,因此较不易产生绝对立场所导致的绝对性冲突。利用「支配vs.抵抗」的话语系列来对殖民地历史现场中的艺术活动进行理解,无非仅止于建立一种过于简化的图式。况且一如前述,今日无论全球跨国文化流动的现实处境,抑或后殖民社会的实际政治策略,由于台湾的后殖民计画必须重新面对自身的「未完成」状态,使得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容及形式也必须重新加以理解。有鑑于此,本书必须重新琢磨一套对历史与文化构成的理解方法。
 
  三、反抗的主题
 
  无庸置疑地,反抗的精神穿透战后台湾后殖民思考的相关活动中,并经常被奉为圭臬。事实上,萨依德(Edward Said)在其广为人知的着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已经标定殖民地与帝国文化交织中的反抗主题,包括历史整体、抗拒理念、民族主义,这三者相互关联。 这些主题在台湾后殖民计画的表达中也同样清晰可见。殖民历史的复振与民族主义的追求息息相关,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在民族主义的擘划中,历史经常被想像为一个「整体」,不管是参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历史社会学式的「印刷资本主义」,将资本、社群与民族文化建构联系起来,抑或文学界对历史小说文类书写的执着,都印证历史与民族主义的交织与相互照应。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萨依德所指出的「反抗/抗拒」(resistance)并非仅仅作为帝国主义的「回应」(reaction)而已,更是「认识人类历史的一个替代方案」。 而此一洞察性的观点则促使本书重新考察殖民地台湾历史现场的知识分子与知识社群其活动,因为具有抵抗意义的政治、社会运动等,总是被认为由知识分子所引领或发起。
 
  一般而言,贯穿殖民地时期至今,律师(日治时期称为辩护士)与医师相同,在台湾的社会地位及其专业身分受到相当高度的认可。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武装抗争之外,在进入政治、文化运动兴起的1920年代以降,律师更与医师同时被视为引领台湾社会迈向近代文明的重要旗手。绝大多数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人法律专业者(律师及司法官)当然出自殖民母国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但涉入进行具有抵抗意义的各种运动时,其拥护人权的形象也非常鲜明。利用人权理论与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批判殖民统治时,部分台湾人律师确实更清楚显露出与殖民政权进行对决的态势。
 
  但是,这种公开与殖民政权站在对立面的政治位置,并不只有台湾人律师。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初期,便由在台日本人律师(或诉讼代人)的结社(辩护士会)所引领,1920年代中期以后更有打着「人权律师」旗号的日本人律师直接涉入台湾人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在由台湾人律师与在台日本人律师(两者或可统称为「在野法曹」)所共同结成的各地辩护士会之中,也存在着基于职业主义考量,而难以用「殖民vs.被殖民」或「支配vs.抵抗」来理解的复杂面貌。简言之,在法律人的专业意识之下所共同组成的律师社群里,即使台湾人律师不论在主观思想上或客观行动上如何具有抵抗的意义,往往都会与人权理论或专业意识有着复杂的交错关系。 今日若仍只依据「支配vs.抵抗」的对立关系来建构殖民地时期台湾人律师在历史现场的形象,显然只是一种企图包摄历史性意义且过于简化的话语系列。
 
  从而,我们可以认为萨依德「反抗主题」这一重要视角也同时提示一个关注历史的新视野。亦即,除非直接诉诸武力并遂行绝对的支配或是绝对的抵抗,否则任何支配与抵抗都必须在相互关系中被理解,这一观点当然也同时反映在萨依德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不应导向任何僵固的分离主义或对抗式的民族主义,而应朝向人类整体社群与文明的解放。从这一角度看,文化并非所有权(ownership)的问题,而是相互採用、指涉、交叠,甚至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萨依德如此语重心长所讨论帝国文化的「反抗主题」,很显然并非宣扬对抗帝国主义之拥有绝对立场的民族主义,或是主张拥有独立分离的文化主权。相反地,萨依德尝试找寻的是一套重新理解殖民地与帝国文化交织的方法与视野。
 
  四、台湾的后殖民课题
 
  如上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今日台湾并无法使用单一的意识型态系统来推动后殖民运动,亦即本书所主张的,今日台湾所处的「后殖民状况」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必须重新加以问题化。我们提问:「如何重新阅读及面对台湾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现象?」这并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提问,同时也是一个伦理的提问,亦即关系着当前社会面对历史的态度。本书延伸萨依德关于后殖民历史与社会的相关讨论,即文化并不指向一个封闭排外的语意体系与意识型态系统。历史也非全然层叠或从属于民族主义所支配的知识系统,那么重新面对过去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同时关系着台湾社会对于自身历史与后殖民社会性的重新理解。
 
  关于殖民历史的理解,相对于萨依德较关心「帝国」与殖民地之间实际历史交织发展的历程,本书更侧重的是作为后殖民社会的台湾在当下如何面对自身被殖民的历史经验。因此本书在萨依德的交织历史概念外,更进一步提出「贯时性」的观点。亦即,将已进入后殖民状况的当下如何看待过去被殖民经验之间的时间差称为一种「贯时性」,并进一步深层思考后殖民论述中习以为常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观点等相关问题,这一探讨也同时攸关着民族的形构与后殖民社会的发展问题。
 
  贰、本书的对象、方法与目的
 
  一、「帝国」在台湾
 
  这里我们将「帝国」放入引号,因为帝国并不仅仅指称对立于殖民地的文化与政治统治体,也要将「帝国」与殖民地的文化相关性视为相互採用、指涉、交叠,甚至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与过程。亦即,与台湾发生过交涉的「帝国」并非仅止于政治经济等制度上对台湾所进行的直接支配,而是包含「帝国」与台湾的相互关系与各种社会及文化的互动过程。因而,若「主体性」的讨论仍然有其效用的话,即必须认为「帝国」与台湾是在各种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中相互建构出文化的「主体」。换言之,一方面是指「帝国」在台湾所呈现的内涵与成分已非单方面且单纯的殖民主义,一方面也试图呈现「台湾」这个「主体」里,含括与「帝国」相交涉或交混的累积过程。
 
  例如,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人知识分子既已把日语当作接触近代文明的现代语;但另一方面也透过当时日语所拥有的「东亚国际语言」特性,而与中国及其他殖民地的知识社群进行连结,甚至借此展开具有较广阔空间意义的「帝国」批判。从中可以发现,「台湾」这个「主体」在空间意义的层面上,已经不只局限在「台湾」这个地理空间,而是含括各个周边殖民地或地区与「帝国」的交涉关系。在这层空间意义上,日本帝国对「台湾」的影响已不只在「支配vs.被支配」的关系项下,反倒是提供「台湾」在建构文化「主体」时,各种多方且多重自我参照(selfreferential)乃至挪用(appropriation)的可能性。即使认为殖民地「台湾」这个文化「主体」仍然相对处于日本帝国的控制之下,也不可或忘日本帝国自身也是在面对包含台湾在内的殖民地或周边地区时,始呈现「帝国」的面貌。
 
  况且,曾与台湾交涉的「帝国」经常是复数的。甚至连「帝国」已不全然以政治实体或政治手段发挥支配力量的今日,仍有文化、经济等复杂层面上具有影响力的复数「帝国」势力,以更加不易判别或难以捕捉的形式,不断介入「台湾」这个「主体」的相对化过程。因此,本书虽然以「日治时期」这个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的时期作为主要讨论材料,仍然考虑到往后不论在时间上与地理空间上,都必须涵盖更多「帝国」与台湾发生交涉的相关议题。《「帝国」在台湾》这一书名,即拥有纳入复数「帝国」在台湾所衍生相关议题的可能性。
 
  二、殖民地的帝国描图
 
  本书的方法论简要称之为「殖民地的帝国描图」,主要目的为强调殖民地的历史现场本身所具有的「空间性」,并呈现一个复杂且具有包摄性的研究视角。
 
  (一)殖民地在地观点:本书特别标定「台湾」在地作为「帝国」描图的在地观点,这点对于琢磨一套关于「帝国」与殖民地文化的新理解方式与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强调以「殖民地」在地为视角的「帝国」描图,与一般的「帝国」与殖民主义研究的殖民者视角不同,以殖民地为视角的研究不再机械重复「帝国」的殖民修辞及其意识型态,也非单纯宣扬在地文化与传统被当作确实的抵抗策略。相反地,以殖民地为基础的「帝国」描图尝试描绘殖民者的「帝国」修辞与殖民地社会文化之间的抗拮、竞合、交叠,甚至是相互指涉与相互形构的图像。
 
  (二)殖民地视角的特殊性:「殖民地」同时也暗指一种有别于「帝国」的情境,以及「帝国」视角之外的特殊性,本书希望将此「特殊性」描绘出来。这一特殊性包含众多面向,书中各个章节正企图展现这些特殊性。然而如同上述,强调在地的特殊性并不必然指向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法则,或者信奉排外的文化主权主义。相反地,殖民地社会往往展现某种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与文化构成的内涵与形式,而这一点正是本书想尝试剖析的。
 
  (三)萨依德「对位阅读」的启发:此一「殖民地的帝国描图」视野主要来自萨依德「对位阅读」的启发。在关于帝国主义与文化的研究中,萨依德提出「对位」(contrapuntal)的阅读视角,因此导入特殊的「文化地形学」(cultural topography),涉及殖民地人民对于「帝国」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 萨依德将支配与反抗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类比为西方音乐学中的对位法,即两个主题彼此衍生、争胜与交替呈现的原理与方式,并以此阅读「帝国」与殖民地的文学或文化创作。对位阅读随时提醒宗主国文化与「帝国」边陲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一视野同时提醒我们对于「帝国」的知识类型与文化支配随时保持警觉,以及「帝国」边陲文化抗争的必然与必要。尽管萨依德不只一次强调文化与权力之间不可分离,以及文化的切割阅读与其说是中立与偶然的选择,毋宁是一种共谋的行动。 然而,「对位阅读」对「帝国」边陲的殖民地自身文化与知识构成的诠释仍显不足。因此需要一个更清晰的描图,包括文化权力与意识型态的运作方式、认识论与知识论的体系化过程,甚至包括殖民地文化如何探求自身本体论的方式,以深层切入「帝国」与殖民地的相互关系之中。
 
  (四)帝国的描图:本书利用「描图」(mapping)的概念来与前述萨依德「对位阅读」的「文化地形学」进行区隔。在其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傅科深入历史的言说叠层,归纳历史不同阶段的认知类型,同时透过系谱学方法,也描绘言说之间权力的「位相」或拓朴(topology)关系。 傅科此种关于历史言说的研究,提供我们相当具体的「空间」意象,并针对「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空间性」提出深层的理解。因而,此处所强调的「空间性」不只包含前述「帝国」与殖民地关系之间的地理空间意义,也包含历史现场里各项「配置」或「布置」的相对关系。此一傅科式的「描图」,亦即指称某种历史言说被「图形化」与「视觉化」过程中牵涉到各种相对位置如何排列的「位相」与相互关系,这一过程也牵涉如何建立起「配置」原则和方法的问题。因而,所谓「描图」就并非仅仅是单纯「模拟」或「复写」,而是一种建立「配置」原则和知识的过程,且这套知识才会确实牵动到人们如何对事物产生「心像」或「认知」。因此,所谓「殖民地的帝国描图」,即意图指出殖民地人民并非只有在殖民主义的架构下复制「帝国」的视野及其知识构图,而是不论在「帝国」与殖民地的相互关系上,以及在时间或历史意识上,一套在殖民地所形成之关于「帝国」或帝国主义的「心像」或「认知」过程。尽管在殖民地产生的「帝国」图像与帝国经验经常是破碎、片段、扭曲或抽象的,但「殖民地的帝国描图」不仅止于经由意识型态来认识的所谓「外部」帝国经验,具体来说更包含殖民地人民认知、感受、以及实践之后的生活经验。
 
  三、目的与愿景
 
  本书中所有议题最终都朝向「殖民地的帝国描图」收束,以达到既呈现「帝国」与殖民地复杂相互关系之目的,同时又具有提示并创新方法论之意义。本书的目的,即为提出以下三个方法论的愿景。
 
  (一)殖民地的帝国权力描图:本书构成主要以「描图」概念切入阅读日治时期台湾文学及文化的生产情形,这是本书提出描图方法论的第一层意义。从对位关系的视角而言,由于殖民地在地的文化生产同时也是「帝国」文化构成的一部分,亦可将「描图」概念视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地形学」,而这层特殊意义涉及殖民地人民对于「帝国」的「情感结构」。 因此,这一「描图」希望披露的是不同符号系统与知识构成间复杂的交织,同时也希望谱就那些脱逸于符号系统与知识类型之外的生命与力量。
 
  (二)超越殖民史:本书同时也要寻求对殖民史的重新理解,亦可称之为立足于今日台湾,重新对殖民史进行「描图」的作业。这也是本书提出「描图」此一方法论的第二层意义。当然这些努力并非尝试赎回一段遭压抑或扭曲的历史,亦非企图完成一个尚未完成的政治方案。同时,对位阅读的启发也非中立或自我欺瞒地以比较的视野安置在地殖民史所引发的不安与徬徨。相反地,「殖民地的帝国描图」则尝试在全球(或各种「帝国」势力)的场景中理解台湾自身的历史纵深与殖民地的社会构成。这一关于殖民地的文化质问,亦涉及知识形式的探求与生命伦理的探求。
 
  (三)未来的时间与历史:本书构成不只重新回头整理过去的时间,更包含面对未来时间的意图,即一部关于未来的历史。无可否认,本书主要虽以过去历史的文化事件与文化材料为对象,却无可避免隐含当下的视角。亦即,本书是一个对过去被殖民历史的当下理解。也如同前述一般,本书必须同时承认採用「贯时性」的时间思维面对着自身历史。但这并不仅意味着本书将尝试提出某种另类的历史诠释与观点,更重要的是,「重新阅读」即意图重新捕捉尚未疆界化(符码化)的文化动能与尚未叠层化的历史力量,其本身即构成一次伦理行动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如此一来,重新阅读标示着穿透于「当下」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通道――即「贯时性」――不仅是对自身过去历史的探讨,同时也标榜一个未来的时间。换句话说,对于过去的重新理解,目的在于迈向未来的时间与历史。我们同时必须重新检讨,持续使用后殖民思考方式来对过去历史进行「贯时性」连结是否适切。而这正是本书认为台湾的后殖民状况必须持续被讨论,也必须被问题化的基本态度。

图书试读

第一章
空间治理与地方夹缝:日本近代帝国统治下的台北社会演变(节录)
苏硕斌
 
壹、前言及理论意涵
 
1895 年之前的台北是艋舺、大稻埕与城内分离的「三市街」,与今天我们熟悉的「一个台北市」不同。分隔的三个市街变成一个城市,并不全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近代国家空间治理技术实践的结果。换个角度来看,台湾原本在清廷统治下保有的在地共同体,在日本殖民统治后应是逐渐消散在近代空间之中。
 
1895年台湾从隶属中华帝国转换为日本帝国,是「两种帝国」的统辖权变化,也意谓台湾人生活世界的变化。何谓生活世界的变化?本文将特别关注人的空间观及人群的结合模式之面向。
 
日本帝国形成的基础不同于清帝国。清帝国的世界秩序,是基于朝贡、册封的非实质支配关系而构成,是拟制的君臣关系;相对地,日本帝国的世界秩序,则基于明治维新后接纳的现代公法概念,是合法且实质的法制支配关系。 传统中国是「古典帝国」的运作逻辑,而日本则是新式的「近代帝国」运作逻辑。
 
帝国的定义虽多指涉政治支配关系,例如一般界定之「地理上范围广大的一群国家或一群人,而由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如皇帝)所支配」,但事实上帝国也指涉人们的时间观与空间观,不同历史形式的帝国也必然形塑人们的不同时间观与空间观。
 
研究当代全球帝国的思想家Michael Hardt及Antonio Negri即深入指出「帝国」的本质性特征是:一、帝国内含空间的整体性,帝国从不认为其统治有边界限制;二、帝国内含时间的永恆性,帝国从不认为其统治是特定的历史。只是,古典及现代的帝国,无限空间与永恆时间的意义,在历史上却有极为不同的操作。
 
历史上的转折,出现在十八世纪以后。自古以来本质是「空间无边」的古典帝国,开始转而成为竞相争夺、扩张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表面上服膺不断扩张的「空间无边」原则,实际上却是边界清楚的「空间封闭」意义。Hardt及Negri认为,原本帝国是由空洞而神圣的皇权分封而下,到最底层的共同体则保有实质的「家父产制」及「主权专制」;然而,当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十八世纪发展形成之时,因工商业能力提升,「家父产制」及「主权专制」渐渐摆脱空洞的皇权,逐渐以特定时间、有限空间的视野落实而稳定下来,随即形成「民族国家」这种更稳定的统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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