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董小姐的故事和她的微笑 事情要从我在脸书上偶然发现的一篇文章开始讲起,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似乎失踪了一阵子的名字「董成瑜」:
【陈启礼的Polo衫】
2005年陈启礼已经流亡柬埔寨多时,心心念念要回台湾,邀请多家媒体去柬埔寨採访他,我们自费去採访三天,某晚他请我们在一家餐厅的包厢吃饭,他手机响起,他边讲边朝外走,说时迟那时快,整桌的手下立刻轰地全站起来跟出去,将他团团围住,每个人都手按口袋(可能有枪),警觉观察。我和摄影同事目瞪口呆坐着,为这精良的组织训练咋舌,为宛若置身黑帮电影而紧张。结果没事,没有人利用电话引诱他走出去杀他。两年后他癌症复发,客死在香港这个最靠近台湾的华人地区,终究没能如愿回到台湾。
出刊时他原本对我期待甚深,交代属下要多买杂志,后来看到属下传真去柬埔寨的报导,十分失望,认为我仍着重在他过去的事,不写他的许多善行,因此就不买杂志了。
那次我在台湾侧访了「一清专案」时负责逮捕陈启礼的市刑大警员蓝文仲。蓝文仲意外的为那个时代、为江南案--陈启礼人生的最高潮,做了一个小小的註解。
「那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时我们不知道江南案,也不清楚为何要抓陈启礼。前一天,颜世钖要我们十二人去抓他,去之前,要先发誓,今日之事不能说。我们奉命要先抓到陈启礼,才开始一清专案。」
起先警方不知道陈启礼在哪里。后来查到陈启礼妻子陈怡帆舅舅名下在木栅国花山庄的房子。蓝文仲和一位女警搭配,带一桶喜年来蛋卷去按电铃,一个佣人出来应门,他随口说要找一位陈先生,佣人说没这人。「但开门时,我已看到陈启礼在里面讲电话。我就退回山下,之后十二人全在此会合,将房子团团围住。」
警方冲进去时,陈启礼仍在讲电话。「我们把电话按掉,他说:『我在跟鲁俊(时为台北市刑大除暴组组长)讲电话!』我们铐他,他说:『为什么铐我?我是情报局的人,你们抓我,要付出很大代价!国家会动盪哦!』我们把他和他老婆铐起来。我去搜他房间。他的衣柜一打开,全是Polo衫!每种颜色有好几件。那时Polo衫很罕有,是高级品,」蓝文仲有些不好意思:「从此我也开始穿Polo衫了。」
这是陈启礼对当时一个年轻刑警的影响。
我忍不住留了言(当然也立即分享):
读这篇文章,想到宋冬野的歌词:「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我说的不是原歌词的脉络,我想起那些买了杂志,发现没有董成瑜的文章就很失落的日子。还好,她又开始让我们在脸书上看到文章,她还是那么灵动,丢出一个句子就是一个故事,她才不是随手就把故事丢了出来,这位学电影的女同学经营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短片,读她一个故事,镜头就随着她的笔尖移动,她写的是短文吗?当然是剧本。但你读到最后结尾又有电影做不到的无比俐落的「收一把」,这时你彷彿又听到宋冬野的歌声从烟雾中传来:「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和桥下,清澈的水。」
董成瑜当然是习惯让我们惊艳的,她是许多读者熟悉的《壹週刊》十多年来、一百多篇人物专访的作者,她本人虽然神秘,但文字的岀场每次总是华丽动人!我很难想像,在台湾,能将新闻人物专访写作当成一个专业,甚至做成了一门手艺。
新闻记者多半是在自己的採访领域里,以人写事或以事写人,媒体绝少将人物专访做成专业领域,也曾有同业试图倣国外人物杂志的作法,但都未能持久。答案很简单,因为很难。人物写作不要说做成一种媒体了,做成一专业的「工种」都很难养活。
《壹週刊》是本很受争议的杂志,《花花公子》前阵子宣布不再刊登裸女照片,许多读者想起当年偷看《花花公子》被逮着的时候,总说是为了读里头的「好」文章。我读《壹週刊》的理由不复杂,因为在电视台工作,必须读,当然也会以自己阅读的经验想像这本杂志的内容策略,譬如说,它为什么要不惜成本发展一个「人物组」,人物专访对《壹》来说并不像某些高价专栏有装饰性,那是要能吸引一般读者、要能卖钱的内容。我喜欢读,也会期待读《壹》的人物专访,尤其是从创刊开始,重要关键人物的专访都是领军亲征的人物组头头董成瑜的文章。行内的人都知道,这《壹週刊》的薪水不好拿,可黑道岀身的大哥颜清标一看到她就噤声左右,说:「《壹週刊》的杀手来了,」我还是吸了口气、使劲想像当时这位清丽佳人现身时的专业气场。
最难忘的当然是她访问黎智英的文章,这活儿谈何容易?她自己说:「採访自己的老板不容易,不是得罪老板就是得罪读者,最可能是把两者都得罪了」。我算是个挑剔的读者,她没得罪我;她应该也没得罪老板,否则《壹週刊》不会一连四次的黎智英访问都是她做的。我讨厌《壹週刊》有八百个理由,她的访问解释了其中四百个「为什么」。很少有老板能这么给答案,也很少有访问者能要到这么多答案。
美国的人物访问女王芭芭拉华特丝退休时接受访问,第一个问题就问她:「访问别人与接受访问有什么不同?」她答:「访问别人的时候,你控制全局;接受访问的时候,你以为你主控,其实不然。」(When you’re interviewing someone, you’re in control. When you’re being interviewed, you think you’re in control, but you’re not.)华特丝讲的总像是真理,细品之下,女王讲的是一个修炼到的境界,哪里是随便就能做到。一个访问者的心理素质,如果不够强,情蒐、策略、佈局、手艺缺一不可,又哪里是一句「说大人则藐之」就可以当成心法说过关就斩将?这本书里虽然只收了三十一篇文章,不乏各种叱咤风云、喊水结冻的人物,我总是揣想《壹週刊》的「好名声」轻易就让这些风口浪尖的人就范?除了要敲得开门,你喜欢也得访,讨厌也得访,也容不得你害怕胆怯……她必须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喜怒哀乐,一方面把自己当成同理心机器,把所有被访问者拉到人与人性的位置;有时得示强以弱,实以虚之,否则抓不住真相;起笔当下,非得想像读者有火眼金睛、作者别有居心都无所遁形不可。
在这十多年线性时间的人物访问,发表当时无不紧抓读者眼球,掀起话题,而每一篇都是以「週」为计的保鲜期限,收集成册后,略为还原时空背景,有的读来饱含意趣,有的别有体会,也有封存原汁原味,都淬炼为隽永常新的人物专访精品。
董成瑜的这本人物自选集,访问的功夫,铁杵磨成针,不见得在字里行间就能透悉,有些修行能耐也不必都为外人道;但是从每一篇的写作,倒是都能读得到作者的慧心与匠心,尤其是她调皮埋藏的彩蛋,像是就在等着看看读者发现时的表情。每一位成功的人物写作者的笔都是复杂的,但一定拥有巨大的同情,足以穿透阅读者的差别态,尝试回到平常人间的条件,让人看见人,心遇到心。我在董成瑜的文章中感受到这样的企图,而且认真的微笑。
陈浩(媒体人、作家,现任云广科技公司总经理)
自序
进入他人内心之必要 一则苏联时期的政治笑话。布里玆涅夫死后下了地狱,不过因为他曾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被赋予可以参观地狱并选择一个房间的特权。导游打开一扇门,布里兹涅夫看到赫鲁雪夫坐在沙发上,玛丽莲梦露坐在他大腿上,两人正激情拥吻。布里兹涅夫开心地喊着:「我选这个房间!」导游说:「别急,同志!这个房间不是给赫鲁雪夫的,是给玛丽莲梦露的。」
这个笑话说明了我在《壹週刊》十四年来的部分感受。别人以为的地狱,我在其中看到了惊奇的风景。而在採访人物时,观点如果也能翻转再翻转,那么风景就更是变化无穷了。
时报出版邀我出书时,我起先有些迟疑,担心我在《壹週刊》的人物报导文章,是否过了那个当下,就过了时。后来想到二〇一一年我採访林青霞时,在电影资料馆读了大量上个世纪七〇年代的杂志后发现,读旧杂志给人一种自己能预知未来的错觉,你知道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但当时置身其中的人不知,你简直可以与当时的他们对话,这是非常有趣的经验。想到此事,也就不再烦恼,虽然我写的人物可能没有七〇年代影剧杂志生勐有趣,不过我最近整理这些文章时,仍常有那样的感受,不同年份採访的不同人之间,甚至还可以彼此唿应。
这些从「非常人语」专栏中选出的三十一篇人物访谈,大部分都对当时的我有某种程度的启发,或无意中映现了当时社会的氛围,现在经过了时间与距离再看,意义又复杂一些。我依时间由近而远排列,希望读来有一种时光回溯之感。
媒体人兼作家陈浩帮我写序前,提出几个问题问我,他的问题直指核心,帮助我釐清了採访生涯中纠结的线头。以下是我们的对谈:
1.你为什么会选择写人物访问?除了外在的原因,还有你自己的理由?
二〇〇一年初,网路泡沫消退,创刊刚满一年的网路媒体《明日报》突然宣布结束,三分之二的员工被通知的同时,也收到一封信,告知我们可以领资遣费离开,或者去刚开始筹备的《壹週刊》。我一时无事,选了后者,只是我原先负责「阅读版」,实在不知去这样的媒体能做什么。总编辑裴伟特别设了一个「文化组」容纳我们,只是筹备期我感到难以融入,决定离开。那时裴伟说,老板黎智英交代要比照香港《壹週刊》,在A本成立人物组,不如你就负责这组吧(后来A本又增加了财经人物组,B本也另设一人物组专访演艺界一线人物,这都不归我管)。我答应了。我其实内向,时常沉浸于小说、电影中,对人一直很有兴趣,写人物可以躲在记者的身份背后,安全地接触、观察各种人,而且受访者通常都有点紧张、注意自己的形象,就不会注意我了。
黎智英设人物组的概念很吸引我,他觉得媒体上的人物专访,都理所当然由各线的记者负责,这样的结果是,线上记者为了维持人脉关系,不敢得罪人,写出来的人物不会好看,更不可能有火花。「人物组」与任何线都没有直接关系,记者就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没有线上记者既定的看法与偏见,反而能用全新眼光看待每一个受访者。黎智英不怕得罪广告主,他认为只要读者喜欢这本杂志,广告主就不得不来买广告。这一点后来获得证实。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出版线,接触的都是作家和出版社,这圈子很小,採访作家、写出版观察,记者总觉得自己矮作家一截,而且工具性质甚强,我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工具,结果是採访者与受访者都有些装模作样。在《壹週刊》写人物就没有这种烦恼(但有其他烦恼),而且也因为不怕得罪人,反而要求自己更多,发想问题、蒐集材料、安排侧访都更用心,否则对受访者不公平。
人物组没有设限,可以採访各领域的大人物小人物。我因此有机会採访到黄任中、陈启礼、阿基师、李安、蔡英文、李登辉、马英九这些我过去不可能接触的人。后来我听说《明日报》时期的一位高层不无感叹地说我去了《壹週刊》,还得去採访黄任中这样的人,言下之意是报社结束,我们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被迫「下海」了。殊不知,我真是如鱼得水,大开眼界。
2.对我而言,写人物专访很难,你觉得难吗?有难的地方吗?
在《壹週刊》人物组工作,有一项比负责偷拍的别组同事还要难的难题,就是,偷拍不需要受访者同意,我们却一定要得到同意。创刊的前几年,我们最困难的就是约人,自认是名门正派或是讨厌壹传媒的人,怎样都不肯答应,即使答应,说话也多所保留。我们干脆转而採访一些更有趣的人,他们或有争议,却也比较容易答应受访,大概是因为已经无可损失,他们通常展现出来的性格特质也更丰富多彩。后来我们渐渐做出一点成果,约人就比较容易了。这中间也要感谢云门舞集林怀民先生,他几次在媒体访问中,特别帮我们人物组说话,还要求对方一定要写出来。
人只要约得成,后面的就比较好办。对我来说,难的是,要怎样写得立体、不扁平、见人所未见。我们不在意受访者怎么想,我们在意的是读者,这不只是为了卖杂志,而是读者很聪明,一看便知这是不是讨好受访者的公关稿。
因此,如果出刊后受访者称赞我写得好,我会有点难受,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讨好,太合对方的意、太没有观察力与判断力,只写他/她想展现的那一面?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没有回应,那么我就像刚做了贼似的,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这种心理波动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平复。当然,也曾有人去黎智英面前告状,说我扭曲他(例如魏京生),黎智英会让我知道此事,但他一向支持我们,除非我们在专业上犯了错。黎智英的好处是,他不会因为你写了他的朋友不好就骂你或处罚你,反而常说,「你不要帮人擦鞋」,就是说你不要写这种公关稿讨好别人。我几次专访黎智英,有时写到他可能看了不会太舒服的事,他也会忍耐。像我这种长着反骨的人,很适合做这工作。当然,有时他也会批评我写得太温和没有火花。
3.我觉得要进入别人的内心很难,你觉得需要进去吗?怎么进去?怎么出来?
我觉得,要把一个人写好,要能达到爱上那人的程度,唯有「爱」他/她,才会一心一意都在那人身上,但这又绝对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人类比较少用到的感情,它是介于你喜欢上一个作家的小说(或是一个歌手的歌、一个导演的电影……)以及父母对待子女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感情,你既希望爱他/她的一切,又决不想要溺爱他/她。
在这段全心全意投入的採访与写稿时期,你朝思暮想着这个人,见到他/她时你热情如火,回家后跟朋友家人喋喋不休讨论这个人,你把所有读过看过的小说、电影中的人物与情境,以及自己与朋友家人的成长经验,都拿出来对照……,日思夜想就是想把这个人解读得更深一点。
这种情感的程度与力道,必须与爱情相同,但又不可能有任何暧昧,一旦暧昧,写东西就不客观,会触犯专业。这种情况比较像是热情的油遇到了水,界线非常明确。而你虽然投入这样多的感情,写的时候又要保持距离,冷淡一些,才能平衡。
当然以上都是理想的状况,常常我野心太大,投入过了头,或者力有未逮,就会写不好,我会很沮丧,出刊后连看都不敢看。我几乎不寄杂志给受访者,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写不好还沾沾自喜,所以干脆当作没有这回事。我对自己写的人物从来都没有信心。
我们真正无情的时刻,是稿子一旦见刊,这种感情就迅速褪去,你几乎看得到自己在向逐渐远去的他/她挥手再见。
4.「怎么出来」的意思深一层说,是访问的距离与写作的距离,你会喜欢或讨厌你的访问对象吗?即使没到喜欢或讨厌的地步,总有温度的问题,你总是热或总是冷?
受访对象通常是我自己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发生了好事坏事的名人之中选的,所以既受情境影响,我自己好奇心也强,当然有很大的热情,不论他/她是怎样的人,形象好、形象不好,我都如前所说,简直是「爱」上他/她了,只是,一旦交了稿,这种感情就消失了。
有极少数的受访对象后来成了朋友,或是偶尔在某些场合遇见,他们一开始会对我有期待,以为我还会像过去那样对他/她有那样饱满的感情,会有好多话问他/她,对他/她还是那么好奇。但这完全是误解,因为那时我已经变回原来的我,可能正「爱」着别人,于是现在的我对他们来说,就变得很无趣。这一点,我是几次看到这种期待与失望的眼神后领悟到的(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这大概是记者的宿命。
5.你做访问或写作有SOP吗?比如说,找几个他的朋友,找几个他的敌人之类。写作时的原则是什么?
一开始,黎智英就要求我们,写人物一定要长时间的与对方多次相处,至少要见面长谈两三次以上,要跟着对方去做很多事,还要採访他/她的家人、好友、敌人、同事、前同事等等。他认为人只要相处久了,就会有感情,也就是放下戒心,这时好的东西就会出来。
这些基本要求,我们都尽量做了。做这些侧访其实不容易,你找到他的敌人,敌人常常因为不信任《壹週刊》,或者讨厌他,或是想表现自己的大度而不愿受访,有时还会通知对方说我们去找他,使受访者对我们产生疑虑。受访者的家人好友则只说好话,又遮遮掩掩,怕我们其实是想爆料……,所以我们常常是把许多力气花在与这些人的搏斗上,不过也很有趣,可以观察人性。
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像美国黑人走在路上随时要有高举双手作出投降姿势的准备,我每做各种大小採访侧访,都要先做一个小演讲,说明我们人物组不负责偷拍,「我们是做明的不是做暗的」,想办法卸除对方戒心。
有些见过世面、理解人性的受访者,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既然接受採访,会尽量掏出自己内心最深层甚至黑暗的东西,只怕掏得不够彻底,这些人往往是真正优秀的创作者(例如某些作家、导演、艺术家),在这过程里,我会深深地被感动,让这些东西变成我自己生命的一部份。写出来之后,如果也能让一些读者感动,那就是做为一个採访者最大的快乐与成就。
写作时的原则。我是小说爱好者,一开始就很自然採取了接近小说的叙述口吻,就是先找到一个叙述语调,然后才开始说故事,把採访材料和观察编织进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会与一般的新闻报导不太一样,文字也比较有温度。当然,以上所说都是最理想的状况,我时常没能做好,或因截稿时间在即而虎头蛇尾。
另外还有视角的问题。一般人看到小人物,虽然不见得一定视之卑微,但看到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时,通常都特别景仰。我总是要求自己和同事,如果做不到众生平等,那就用仰角看小人物,用俯角看大人物吧,这样一定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后来读到《纽约客》里的人物与其他报导,他们的记者当然非常优秀,文章常会很自然地引述文学作品(绝非掉书袋),你就知道,他们的阅读非常广泛,尤其一定热爱文学。后来我们人物组找记者,最低标准就是要喜欢阅读。大量阅读能增加想像力,想像力对于问题的发想以及追问问题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十多年来,我最骄傲的不是自己写的东西,而是我曾与几位优秀的记者共事,他们比我聪明,文字比我好,又(不得不)听我的意见,我很感谢他们。
(本文节录自〈自序:进入他人内心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