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型：现代化与中国社会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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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这段话最好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中国在减贫、基建和教育普及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但却仍深陷在贪污腐化、法治不彰、环境破坏等的泥泽当中。这种消费未来和危机四伏的发展形态令人质疑「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甚至重新议论「中国崩溃」的来临。但中国这个威权体制却一直显示惊人的调适力，通过领导人的意志、宏观调控、行政改革等将问题剎停在临界点前，却又未能以制度化的方式彻底化解危机。

　　中国已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社会亦呈现多元分化的气象，但是否最终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仍未清晰，读懂中国这本书是一大挑战。本书尝试透过一群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社会学家，以纵横交错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不同面向，与读者共同思考中国的前途。

作者简介

陈健民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任该校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及香港亚太研究所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集中在华人社会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发展。

钟华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珠三角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研究中心及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亚洲犯罪学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犯罪学及法律社会学。其着作曾发表于多份国际学术期刊，并出任多份国际学术期刊评审。

「通识教育丛书」总序  金耀基   ix
前言   xiii

第一章  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   1
卢晖临

第二章  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   31
詹晶、段海燕

第三章  农村问题   77
郭桦

第四章  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   107
宛恬伊、胡晓江

第五章  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135
张欢华

第六章  社会冲突与公民社会   167
陈健民

第七章  中国的犯罪与社会控制   189
钟华、刘月

第八章  人口与健康  219
同钰莹、金蕾

第九章  中国近代家庭的变迁   243
丁国辉、张欢华

第十章  中国消费主义的崛起   265
刘飞

作者简介   287
「通识教育丛书」编者跋   291

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这段话最好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
　　
　　由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短短三十多年间，中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国民生产总值在2014年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佔了42.6%，1可以说中国已是一个工业大国，甚至是「世界工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亦有显着的改善。贫穷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大幅削减至2013年的8,249万。2识字率亦由1979年人口的70%3提升至近年来的95%以上（Wang1985）。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已攀升至每年约700万。4无可置疑，中国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发展和教育改善令中国有「底气」在世界面前展示国力。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开幕礼场面盛大，最后中国取得51面金牌，成为全球第一的体育强国。2007年，中国发射火箭登陆月球，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11年，中国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下水，标志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上扬，有必要时不惜亮剑。中国的崛起，自然令国际竞争对手神经紧张。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角色，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南海亦难以安宁。但中国显然仍以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稳定为当前首要国策，一个和平的国际和区域环境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更多的观察家关注的并非战争的威胁，而是中国会否被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拖垮。
　　
　　在2014年四中全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反映近年中国出现的利益集团，在全国不同领域侵吞国家资产、掠夺农民土地、压搾劳工，而「权大于法」和司法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造成民怨沸腾，群众事件不绝。习近平深明官商勾结已将国家引至危险境地，故此在执政后致力打击贪腐，令多名国家级领导相继下马。但这种雷厉风行的反腐方式，由于不是从制度入手，容易令人联想是借反腐进行权力斗争。此外，改革的手段是先让习近平集权于一身，压抑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以从上而下整顿党风的方式去对抗利益集团，不单效果成疑，更令人担心会造成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倒退。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思路是「放权让利」，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央权力不断下放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招商引资成为考核地方干部表现的标准，国有企业亦以创收而非为工人提供全面福利作为首要任务。这种权力下放和利益引导调动了干部的工作动机，同时亦引发官员弄权、侵吞国有资产等恶果。在经济领域，中国政府适时引入民营企业的竞争，视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份」，将缺乏效益的集体和国营企业淘汰。不过基于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阻碍，大型国企的控股权仍然掌控在国家或相关高干手中。在政治领域，中国政府却完全没有引入任何权力竞争机制。不单宪法上规定了一党专政，连人大以至村委会选举都受到中共的高度控制，令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如同虚设。再加上政府对媒体和公民社会的限制，无法在体制外调动社会监督，地方官员更是专横跋扈，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因此，「放权让利」固然造就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亦引发出众多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譬如地方官员盲目招商引资作为政绩，罔顾环保法规，容忍工厂污染环境，造成生态灾难。又譬如地方政府喜欢以硬件建设作为形象工程，审批工程又涉及重大利益，提供贪腐的机会，结果是各地出现重覆建设、甚至建完重修的「豆腐渣工程」。社会学家更是关注权力下放会否加剧中国的社会分配不均。中国的坚尼系数已经连续十年超过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45（2014年官方数据为0.4695，民间统计则高达0.736），可见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未能合理地分配。造成这种社会分配不均的原因，首先是城乡的差距，其次是地域因素（沿海与内陆）。这不单是因为沿海城市有地理优势，亦是因为国家对这些城市提供经济优惠政策（如税务减免）。各地政府亦因为税收的庞大差距，更令内陆地区较难通过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第二次再分配」去调和社会不均。因此，在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中央政府应加强财政收入，以强化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达到调和区域的差距，减少分配不公（王绍光及胡鞍钢1994）。
　　
　　随后中国政府的确进行一系列财政改革，减少地方政府保留的税收。但通过中央集中运用的财政资源是否有效促进不同地域较平均的发展机会？农村在基建与福利措施方面是否得到明显的改进？这些问题仍有待研究。地方政府在上缴更多税收到中央后，为了支撑地方的建设和维护官员的既得利益，却出现更多官商勾结，骗抢农民土地的事件，令「土地流转」成为当前农村的重大议题，亦是广东「乌坎事件」的背景所在。
　　
　　面对着中国这个幅员辽阔、地域经济与文化差距庞大、已经实行分权让利政策多年的国家，习近平以一种近乎「新权威主义」、从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去挑战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其成效将会如何？习近平又能否超越党内的监督系统和整风运动，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去规范干部的权力？他又能否更进一步依赖社会力量（包括自由媒体与公民社会），甚至是民主制度去制衡权力？这些问题不单涉及中国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更涉及这套制度更深远的意识形态根源。而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单是指马列毛思想中无产阶级专制的理论，还涉及多年来中国文化中对「多元思想」的抗拒。
　　
　　远者，可追溯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如何经历秦汉的高压与收编而最终变成「独尊崇儒、罢黜百家」的局面。近者，是中国于19世纪中面对烈强入侵，知识界出现「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1988），最终变成全盘否定儒家思想，转而向西方取经以富国强兵，却又痛恨西方霸权气焰，内心矛盾重重。BenjaminSchwartz（1979）认为马克思主义便是一种「来自西方而反西方」的思想，正能疏解当时知识分子忐忑不安的心理。今天中国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百多年来的民族屈辱却形成当前执政者与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方霸权的防备心理。随之而来的，是对民主、自由、多元、法治等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有所抗拒。特别近年西方国家面对金融风暴以及经济衰退，也出现了对自身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种种反思；相比之下，中国却成为「发展的孤岛」，凭其庞大的市场和总体财力纵横国际政治舞台，更有自信谈「中国模式」，包括以集权的方式进行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政革。
　　
　　但这种自信是否有充份根据？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的改革是否能引领中国成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本书无法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期望读者先了解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脉络、指导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每个领域最凸显的问题，然后自己去探索中国何去何从的大课题。本书作者大多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尝试用社会学理论疏理各种繁复的社会现象，让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中国社会」课程及其他有兴趣了解当代中国的读者，能在这「最好的时代亦是最坏的时代」中，以关怀和理性的态度审视自己的国家。
　　
　　国际学术界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理论框架多种多样，NormanStockman（2000）将其总结为四个主要角度：（1）文化角度侧重东西方文明的对比；（2）经济角度视中国为庞大的经济体，着重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3）政治角度则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共产」国家，更关注其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而（4）社会的角度或许最为综合全面，社会学家们试图跳出中国的「特殊性」，借研究百年来中国各方面的「变」与「不变」来探索人类社会变迁的进程。本书採纳这种社会的角度，试图从多个侧面向读者描述真实的现代中国，让读者了解到社会发展每一步的博弈过程及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并通过综合评介中西方的研究成果引发读者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和思考。
　　
　　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紧紧围绕着中国几代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尽管学界对现代化和现代性存在种种反思和批判，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仍是大多数人期望发展的方向，中国并非例外。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不同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与知识分子都认识到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也朝着这个方向做出种种努力。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才被迫奋起革新。与「早发内生型」国家（英美法等）相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点较低，又面临着不平等国际秩序的掣肘和资源人才的局限，导致其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充斥各种曲折。此外，根据现代化理论解释，现代化涉及了工业化、城市化、结构分化与整合、世俗化及理性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发展，而这些现代化因素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与冲突，因为社会中几乎没有两个因素能够以同样速度适应剧烈的社会变革，比如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的矛盾、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矛盾等等。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通常经历了几百年，这类社会可以通过较长的历史时期去消化或逐步减轻各种矛盾；但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发展速度过快，这些矛盾可能同时爆发，程度也可能更加严重。与许多后发现代化社会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不得不面临上述矛盾，并在矛盾的两面艰难抉择（Levy1972;孙立平2005）。
　　
　　基于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事实，本书採用以上介绍的现代化理论框架，通过不同章节具体分析现代化的各个因素在中国的表现，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今日中国各种问题之根源。全书分为十个章节，前两章属于综合性的介绍，第三章至第十章为专题形式。第一章简单回顾从清末至1978年之前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为读者理解改革开放后的现代中国做好背景铺垫。作者首先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介绍了传统中国的特征，但传统中国自清末以降在西方冲击下逐渐面临存亡绝续的危机，有识之士先后进行了各种现代化艰难探索，上述四方面传统逐渐解组并重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向现代化转变的思想基础，也因各种历史原因使中国迅速接受了来自西方却反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毛泽东时代则在多年战乱后为中国赢得了完整的主权国家地位和相对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建立了足以发动和控制全面现代化改革的庞大政治体系，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快速推进工业化，并以高积累和牺牲农村为代价完成了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但这种「国家」现代化道路并未改善民众的普遍穷困，也未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解决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张力并释放更多经济与社会的活力，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二章则梳理了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大脉络，读者就此可以了解中国在三十多年间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即在保持政局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发动大规模的变革，将有限的资源放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以逐步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这也跟其他相对成功的后发现代化社会（比如日本、德国、台湾等）在发展初期走过的道路相似；但社会变迁过于迅速必然带来很多矛盾，而且政治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都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带来巨大挑战。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包产到户的制度革新开始，但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仍然迷雾重重。本书的第三章即聚焦于中国农村，希望读者可以简要了解农村社会三十年间的曲折发展道路，并探讨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根源。简言之，中国农村改革自始至终面临着地少人多的现实困难以及社会主义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优先发展城市的宏观制度安排也造成了农村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持续落后，无法吸引优质资源和人才，这种恶性循环甚至威胁到相对民主的农村政治架构。与第三章相唿应，第四章重点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并强调中国城市化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动力来自9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水平往往与技术改革、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条件改善等正向社会结果相关，是反映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达到世界平均标准。中国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东中西部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以及农民工在城市权益的保障缺失。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明显表现出更高的权利意识和融入城市的意愿，未来的改革必须着重探索如何使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赋予公民真正的迁徙和居住自由。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后发现代化国家往往在追求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无法兼顾平等分配利益。阅读以上各章可以基本认识到：在毛时代，国家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缔造者，也制造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但居民收入总体上差别较小；进入改革时代，国家和市场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化，拉开了中西部和东部的区域差距，90年代改革加速后更逐渐产生了政商结盟的巨富利益集团，与数量庞大的、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底层（农民和农民工为主）形成鲜明对比。本书第五章即详细总结了中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来源，并指出今日中国的社会流动仍然面临强大的制度障碍，包括发达城市户口和国家体制内「单位」的半封闭状态、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代际世袭，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就现代化阶段而言，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甚至呈现阶层固化的趋势，但缺乏有效机制调节各阶层利益分配并充分给予底层向上流动的希望。建立新的社会整合系统，仍任重道远。
　　
　　社会高度不平等无可避免地带来各种社会冲突，第六章首先概括了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群体反抗，矛盾主要集中在环境、劳工、教育、征地、司法和健康等方面，官民关系日趋紧张。同许多后发现代化社会一样，中国政府选择了强调政治稳定以保经济增长的现代化之路，意味着在这一发展阶段未顾及政治民主和收入平等。国家层面针对此类民生问题的制度性改革因而进展缓慢，主要以维稳手段强行解决各种争拗。但是，中国民间的力量并未就此沉默。社会经济的进步使一部份普通人的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社会逐渐崛起，成为自下而上推动国家进一步现代化（特别是促进政治民主进程及达成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第六章接下来重点介绍了西方公民社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以及中国公民社会近年来的成长和发展情况。当代中国既需要公民社会在缓解社会冲突时的中介作用，也需要公民社会强化弱势群体的有组织抗争能力，并对宏观政策及社会整体风气进行全面监督和倡导。
　　
　　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以维稳手段无法从根源上缓解社会矛盾，下一阶段改革的目标必须包括减少收入差距，并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司法系统使人们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解决争议。本书第七章即聚焦于司法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的犯罪趋势，然后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司法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学界早有共识，犯罪率的升降遵循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在高速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失范及社会不平等等原因，很多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都经历了各种犯罪大幅增加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犯罪率自80年代末开始上升，21世纪初以后增长速度才有所放缓，严重暴力犯罪甚至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这也许意味着部份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已经走过了现代化早期。目前中国的总体犯罪水平在全世界属于中下游，但某些犯罪类型依然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包括农民工及其下一代的越轨与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有组织犯罪以及毒品犯罪。控制各种犯罪和越轨行为既依靠正式的司法系统，也离不开非正式的社会观念和组织。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意识总体上依然淡漠，传统社区和家庭起了重要的防范作用，很多冲突也会诉诸民间方式而非官方诉讼。至于正式的司法系统，主要包括警察（公安）、法院、检察院和惩教部门（监狱）等。当前司法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党」大于法、专业性不足，以及因缺乏透明度和监督导致司法腐败和违反人权事件频发。法治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所以中国的司法改革从未停止；但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制度调整，赋予司法相对独立性并建立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中国的司法系统只能是党国官僚体系中的附庸。
　　
　　中国在过去百年间的巨大变迁，除政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经济现代化之外，也包括了人口结构以及社会生活层面逐渐从传统迈向现代。少子化、老龄化、核心家庭增多及消费主义盛行等等转向在先发现代化国家基本是自然形成的，但在后发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处处离不开国家的影子，中国尤为明显。第八章侧重于分析中国1949年至今的人口转变、健康状况以及两者所面临的问题。在毛时代，中国终于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直接导致生育率剧增；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也使全中国的卫生健康水平迅速提升，人口死亡率随之大幅下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迅勐增长带来了沉重社会压力，改革开放后政府立即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虽然确实有效地抑制了人口增长，但也带来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包括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尚未做好养老的财富储备和制度安排，劳动力人口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而依靠大规模劳动力的经济模式尚未完成转型，在传统农村执行计划生育造成的官民冲突，男性偏好导致的长期性别比失调甚至危及未来几千万男性的婚恋和整体社会稳定。虽然毛时代建立了相对平等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医疗制度，但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减少了对公共医疗资源的投入，前文提到的社会不平等也包括了医疗健康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农村居民及流动人口缺乏医疗保障，他们也面临更多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远高于其他阶层。
　　
　　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及政经政策同样影响到中国家庭的转变，第九章大致梳理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中国家庭如何逐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在毛时代，大规模的政治改造使中国家庭迅速接受了自由恋爱，树立了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总体上促进了两性平等；但公权力过分介入家庭生活，国家通过基层组织替代了传统家族和长辈的功能，甚至影响到生育和婚恋对象的选择，普遍的贫穷也强化了家庭经济功能而忽视亲密关系的培养。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渐撤出私领域，更多以福利和法律等现代手段带动家庭行为，舆论上也强调感情为重的现代婚姻观。但由于严厉执行计划生育，国家仍然深刻影响了「4–2–1」的家庭人口结构，独生子女往往成为家庭生活的核心；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虽然实质地提高了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但也带来多种家庭婚恋问题。
　　
　　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人们消费的并不是消费品本身，而是附着在商品和服务之上的文化符号，是一种欲望而非实际生存需要。本书最后的第十章即从消费主义入手，为读者介绍中国人生活方式在国家介入下的现代转型。清末以降，中国贫穷积弱，长期以来民众的消费都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毛时代的国家策略优先保障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积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控制了各种基本消费品的分配，城乡的个人消费都被严重限制，甚至被污名化。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90年代后，随着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消费革命也在国家默许下逐渐展开。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到了转型时期，需要大力鼓励内部消费，以增加内需；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居民生活品质的改善，执政党的合法性也能够因此增加，进一步维持政治稳定。但中国当前的消费主义存在泛滥的趋势，先富群体的奢侈性或炫耀性消费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造成的阶层对立，引起政府（过度支出的「三公」消费）、消费者（不择手段满足欲望）和生产者（食品安全问题和假货盛行）的三重道德危机，严重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带来了生态危机。换言之，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消费社会仍然遥远，亟需培养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消费主义和良心消费主义观念，也需要通过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制度调整以保障中低阶层的平等消费权。
　　
　　现代化进程包含多方面的社会进步，本书虽未能包含所有因素，但各位作者已经在政治、经济、城乡转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司法制度、人口、家庭和生活方式等主要方面尽力呈现给读者近现代中国的曲折现代化之路。作为新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利用其「后来者优势」在短时间内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技术；1949年以后建立的强政府既有能力保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发展，也可能更好地把握发展的大方向。但中国同样不能避免后发现代化社会的劣势：现代化起点过低，掌握政权的领导层未必具备承担新任务的能力；各种现代化因素也无法同步发展，在极度压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容易集中爆发。与此相对应，毛时代的中国虽然取得了部份成就，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了重大失误，国家和民众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做到了政治稳定及经济腾飞，但同时也牺牲了社会平等和政治民主化，面对社会日益分化对立也尚未找到适合的社会整合机制。这些方面都将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最后，两位编者要感谢中文大学出版社、大学通识教育部和各位作者对本书的出版付出的努力。此书完稿时，正值香港与内地关系异常紧张之际。期盼此书的出版能增进香港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国两制的张力中，寻求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