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血泪交织的韩国奇蹟:序《愤怒的数字》 韩国人常说:「进了三星上天堂,不进三星下地狱。」三星亮丽的业绩背后,是99%韩国人的血泪。对于那些主张要学习韩国经济奇蹟,不惜代价地培植明星产业并勐推各种FTA的人而言,这本书让我们看见韩国奇蹟背后「不可承受之重」的代价,以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真相。
这本书用涵盖各种社会面向的统计数据,无偏颇地完整呈现韩国经济奇蹟背后的社会代价──经济成长的果实尽归极少数人,1%的股市富翁拥有市价总值的81.8%;经济成果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出来的,但绝大多数人却只得到苦果;被韩国奇蹟牺牲的不是少数人,而是88%韩国人(无法进入大企业的上班族和人数可观的自聘僱人员);在看似耀眼的GDP成长率下,是大财团对中小企业、中产阶级与劳工的冷血剥削,令人发指的所得不公平分配,以及大到让人想自杀的升学压力与社会压力。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除非能兼顾合理的所得分配与大小企业的均衡发展,否则经济成长与社会成长的总目标将背道而驰,明星企业将变成社会的恶性肿瘤。
1% 的天堂,99% 的炼狱
韩国在2012 年成为全球第七个20-50(人均所得两万美元且总人口五千万人)的国家,而且进口与出口总额皆达到全球前七名,成为全球七大经济强国之一,以及台湾人锥心刺骨的嫉妒对象。另一方面,韩国却有更多统计数字在34 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本书简称OECD)国家中敬陪末座(也就是说,比希腊、墨西哥、智利、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等国家更逊色):自杀率世界第一,老人自杀率全球最高,临时工比率OECD 第一,所得差距OECD第二,社福支出OECD 最低,工会组织率最低(10%),工时第二长(仅次于墨西哥),两性薪资差距全球第一,教育水准全世界最高而幸福指数却最低,民间教育经费支出(补习与私立学校学费)为OECD 最高;在极端扭曲的升学、就业、生活压力下,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韩国的出生率从原本OECD 最高变成了OECD 最低。
跟这些痛苦的统计数字成对比的,是大企业资产的迅速暴涨。韩国十大财团的总资产在2003 年时仅值GDP 总值的48%,2012 年却变成84% !
明星企业乎?癌症肿瘤乎?
大企业垄断经济成长利益的现象主要是仰赖两大手段,一个是减少劳工薪资,另一个是掠夺中小企业、包商、供应商的利润。
拜各种FTA之赐,大企业的供应链与工作机会外移极其严重:每十支三星的智慧手机之中,只有一支是在韩国生产,使得大企业一边扩张营业一边裁减员工数。此举间接导致失业人口上升,许多失业者沦为收入极低的自聘僱人员(佔总就业人口的29%),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年收入低于一万美元,不到韩国人均所得(33,629美元)的三分之一。由于韩国物价约为台湾的一倍,这些人的实质收入大约只有台币15万元。
另一方面,大企业又逼迫国内供应商降低价格(比照落后国家的水准),以致韩国许多中小企业必须採取低薪策略,才能勉强保持损益平衡。非典就业在韩国中小企业里非常地普遍,5至10人的企业里非正职员工的比重佔了58.3%,而未满5人的企业里更高达79.5%。结果,许多劳工(约佔总就业人口的50%)只能争取到约聘僱的职缺,其工作内容跟正职一样,但薪水却只有正职的51%,而全国临时工人数更高达就业总人口的24%。
这种强欺弱、大欺小的恶劣竞争,跟新自由主义以及FTA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跟李明博执政时期(2008-2013)的各种措施有关。
韩国的大财团是二次大战以后就存在的,但是大财团挤压中小企业和劳工的生存空间却始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1985 至1997 年期间,韩国制造业在实质工资成长率为10.4%,比工业生产增加率(9.7%)还要高了0.7%。但是金融风暴之后的1997 至2011 年,实质工资成长率仅3.5%,比工业生产增加率(7.6%)低了4.1%。以2010 年为例,韩国家庭的实质所得只成长了3.2%,企业的实质所得却增加了25% ──经济成长的果实尽归三星和现代等大财团的口袋。因此,即便历经了2008 年的金融风暴,2012 年时韩国十大财团的总体流动资产仍高达123.7 兆韩元,足足是2006 年时的4.5 倍;而韩国四大企业三星、现代、LG、SK 的资产在2008 年佔了韩国总资产的18.5%,到了2012 年时大幅增加到了25.6%。
大财团资产暴涨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慷慨地对大企业减税。2012 年韩国总减税规模是9.5 兆韩元,其中一半由53 间大企业拿走,平均每家大企业获得886 亿韩元。为了捍卫政府各种偏袒大财团的政策,三星设立了45亿美元的贿赂基金,用以买通行政、立法、司法部门的各种高层。韩国的大财团不再只是韩国人的荣耀,他们同时也已经变成韩国社会的恶性肿瘤,吸干了经济上的养分,让其他中小企业和劳工无以为生。
劫贫济富的社会,饥寒交迫的中下阶层
在强凌弱、大欺小的丛林法则下,小企业所能付出的薪水远低于大企业:员工300人以上的企业薪资是9人以下小公司的两倍。然而大企业聘僱的人数却在下降,1995年有18%的韩国人受雇于大型财阀企业,到2010年却降为12%。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挤进前12%的上班族而言,生活简直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恶梦。
就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户而言,他们在2010年的负债是年收入的1.43倍,到2011年时更扩大为2.02倍。此外,根据麦肯钖顾问公司的报告,韩国的家庭负债在2012年时已达到GDP的84%,高于意大利的46%、法国的50%、日本的66%、美国的81%与西班牙的82%。
然而,大企业独占经济成果的同时,又买通政府对大企业减税,其结果是社会安全网的大破洞。而低水准的社会安全网,则成为社会不安和竞争激烈的原因。
由于政府对弱势的福利严重不足,入不敷出的家庭只能靠高利贷过活:2010年上半期最高利率曾经高达49%的。2013年修改了「民间融资法」,将民间融资企业及金融机关的最高利率降到34.9%。受害的不仅仅只是所得最低的20%家户,韩国家庭中体验过贫穷的竟高达35%!
代价高昂且复制阶级的升学竞争
在这种贫富差距两极化的社会里,人人为了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地争挤明星企业,或者至少挤进聘僱人数只佔总就业人数12% 的大企业里。这股生存竞争更往下延烧成激烈的升学竞争,以及高不可攀的补习费、学费、大学生的房租与生活费。
据保守估计,每个韩国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要付的平均养育费超过了3 亿韩元(约新台币833 万元),教育费支出甚至占了家庭收入的33.1%,其中光是补习费就高达教育总花费的58%。所得两极化的现象更通过教育资源的两极化而复制了阶级,使韩国愈来愈像是世袭的社会:月均收入未达100 万韩元的低收入家庭,补习费的支出是6.8 万韩元;而月均收入在700 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补习费的支出是42.6 万韩元,几乎是前者的七倍。
此外,韩国大部份的学校财团把经营大学当作赚钱的事业,并且以学生的学费作为事业的主要收入,因此私立大学的学费非常地昂贵,2011 年时高达938 万韩元(约新台币28 万元)。
除了学费之外,高昂的房租更是大学生承受不了的负担。2013 年首都圈的大学宿舍人数总容纳量只有13.5% 而已,而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十多间学校的单人房宿舍费用超过50 万韩元(约新台币1.4 万元)。江南Tower Palace是一栋住商混合的高级摩天楼,其中的公寓租金却只有大学周边雅房的78%。面对高昂的学费和房租,有160万名大学生被迫必须申请学贷,总额在10兆韩元以上(约新台币2,777亿元),其中9万名大学生更承受每年20%以上的高利息学贷。
然而缴完学贷后的大学毕业生却不一定有能力偿还贷款:2013年时,10名年轻人中只有6名找到工作(青年聘用率55.8%),而且大部份的工作不是低薪就是约聘僱。由于职缺太少,许多企业甚至以招募「青年实习生」为名,榨取免费的劳力。这是一个工作贫穷的社会,很多年轻人愈努力愈贫穷,再怎么努力都看不见未来!
不婚、不育、不养、不活,没有未来的台湾与韩国
虽然韩国的顶尖企业比台湾的顶尖企业更亮丽,但是两国的上班族却是命运同等悲惨的难兄难弟:同样是以工时超长(超过日本)着称,同样是活在劫贫济富的体制下,同样是被迫过着「四不一没有」的非典型人生。
然而,有些地方台湾社会甚至比韩国更悲惨:我们的房价负担比远高于韩国,而政府的服务则远低于韩国──2015年政府总支出仅佔GDP的13.9%,远低于韩国的31.8%(2013年);其中中央政府的社福支出佔GDP的2.6%,远低于韩国的9.8%。
可悲的是,许多评论者迄今仍只看见韩国的金玉其表而看不见败絮其中,主张要集中所有资源去发展少数明星产业,以便跟全球一较短长──好像大家都已经忘记两兆双星与五大产业如何变成「五大惨业」。媒体更以威胁、恐吓的口吻勒索全部台湾人:除非不计一切代价地跟韩国拚FTA,否则台湾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圈的孤儿──好像媒体从来都不知道韩国社会为他们一系列的FTA 付出过多大的代价。
严肃面对低度成长下的所得分配解严以来,台湾一向的经济政策都是只求GDP 成长而不顾所得分配,甚至牺牲所得分配来成就GDP 成长率。在过去的高度经济成长中,台湾的中低收入者还勉强可以分享到一点点经济成长的果实。然而如果继续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把台湾带向动盪不安、甚至自我毁灭的途径!
由于全球经济复甦无力,以及欠缺促进产业升级的策略,台湾的经济将迈向零成长,甚至负成长。如果在这种局势下还罔顾财富重分配的必要性,底层社会入不敷出的窘境将日益恶化,而年轻人更将会从「看不到未来」变成「放弃未来」。问题是,当年轻人纷纷放弃未来时,台湾社会还会有未来吗?
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荣誉退休教授 彭明辉
前言
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和愤怒的数字 新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新社院)在2012年韩国总统大选之年时出版了《Reset Korea》,为了克服韩国社会的两极化,我们在书中提出所得增加的政策、经济民主化、社福普及化、打造东亚共同体、活络社会经济等。但是当选总统的朴槿惠总统丢掉了当初「经济民主化」、「福利」等最重要的政见,并且进行着「公家机关民营化」、「大企业为主的经济政策」等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她又再次回归自己的「降放立税制」(降低税收、放宽规定、立法)拿手本领。这政策使拒绝生小孩、不论男女老少都选择自杀的韩国社会更走向绝望的深渊之中。
如果是上了年纪的独居老人,应该会想到何时才能过得不错、何时才能有希望等这些烦恼。韩国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还算是过得不错的时期。那时月薪上涨、工作机会变多,努力工作就可以买到房子,也可以供孩子上大学,人们甚至认为连退休生活都可以先准备妥当。之后,韩国加入了OECD,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先进国家一员,那时真的充满了希望。可是1990年中后期因为掀起金融危机和大规模解僱潮,韩国社会充斥着「只要我和我的家人活下来就行」 的气氛。2002年曾流行一时的「请成为有钱人」、「谁都不会记得第二名」等广告文案,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了解当时的社会气氛如何。但是在冷血的竞争之间,不管你再怎么努力,99%2的人生活也不会变好。
直到1990 年代中期为止,99% 的人收入占GDP 的75%,现在却掉到60% 左右。现在朴槿惠政府的政策很有可能使99% 的人收入掉到GDP 的60% 以下。韩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恶化于1990 年代中后期的金融风暴。金泳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金融开放,结合了大企业扩张的野心,因此掀起了前所未闻的金融风暴事件。金融风暴将韩国经济转型成「新自由主义」,完全朝向与之前不同的方向发展,为韩国经济发展分水岭。
这样的变化可以透过以计算国民所得不平等的「吉尼系数」来确认。吉尼系数愈低,表示国民收入分配愈平等,简言之,数值是0的话,表示全国民收入平等。1990年代初,韩国的吉尼系数维持在0.250左右,但是金融危机之后1999年攀升到了0.288。 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时0.294、2009年0.295,韩国国民收入渐渐不平等。
在工资与生产关系上也出现了类似的两极化现象。韩国的制造业在金融风暴以前(1985至1997年)实质工资率(10.4%)比工业生产增加率(9.7%)还要高了0.7%。但是金融风暴之后(1997至2011年)实质工资率(3.5%)比工业生产增加率(7.6%)低了4.1%。生产上持续以过去相同的比率在增加,相较下,实质工资的成长反而更不显眼。劳工们无法拿到同等劳动代价的薪水,是因为企业正霸占着那份钱。企业家逐渐变成有钱人的同时,许多人的家境也跟着变穷的根本原因就在此。
企业必须扩大僱佣和对社会的投资,并将赚到的钱分配给劳工当工资与国家的税金。可是在2014年韩国社会里,企业经营者和股东们霸占了大部份的经济市场果实,亦即「利润」,所以无法有效地扩张利润的投资与人资聘用。像现在这样,企业堆积的财富如果不流向社会的话,大众的消费能力会减少,造成经济停滞不前。使这些内需市场问题直接影响国家输出和金融泡沫的因素,就在于那阵子实行的政策。政府奖励人民借钱买房、投资股市、增加消费,并且为了奖励大企业的输出,促进劳动市场弹性化和大企业减税政策。如此主导输出成长策略和资产泡沫的政策是绑在一起的「连体婴」关系。
大企业独占利润的同时又产生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福利的短缩」。企业的利润一边付给劳工当工资,另一边为了建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而缴交税金。不过韩国的企业却不将利润分配给劳工、国家当薪资与税金,其结果造成社会安全网的破洞。劳动市场里未能得到足够薪水的人们,在面临要缴交居住费用、医疗费、教育费等大笔费用时,容易坠落成贫穷阶层。
居住、医疗、教育、托育等是国家必须保障的社会安全网领域,与韩国经济规模相似的国家,大多是通过税金来保障公共的社会安全网。但是韩国的企业与高收入阶层缴纳太少税金了,这是使得韩国社会安全网不得不成为最糟水准的核心原因。低水准的社会安全网正成为社会不安和竞争激烈的原因。
本书制作详细的图表,借由具体的数据直接展现韩国人民的生活品质。从小孩到老人,根据人生各阶段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不平等事情、相关的具体原因为何、解决方法是什么。如果说前作《Reset Korea》以理论和总体统计数据为主,来提出新的发展模式,这本书就是细微地观察了一般韩国人的生活,并努力透过简易的数字来传达韩国人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从摇篮到坟墓」的不是福利,而是不平等现象在压榨着韩国社会,从这本书里可以领悟到这一事实。不平等阻碍了经济成长,「市场万能论」是指高收入阶层过得好的话,多余的钱也会流到下层,虽然鼓吹着可以让99%的人也能过好日子的「下渗式经济学」,但是在世界各地都无法找到这种现象出现。
不平等现象不只压垮了99%人的消费能力,企业的投资在对未来不乐观的市场里也无法获得更大的利润。无法期待内需和投资出现的情形下,现在经济趋势走向要放弃下渗式经济学,并且必须重新分配财产和收入。只有韩国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者一直在装煳涂,不对,他们已经不是在装傻,而是在逆向行驶,这就是现今韩国社会的模样。
韩国社会不改变的话,「愤怒的数字」搞不好会进化成「绝望的数字」。人们受不了更多的不平等和激烈的竞争,进而走上自杀一路,绝望的浓雾正笼罩着整个韩国社会。2012年,高龄的社会学者史蒂芬‧黑塞尔挤出最后的力气大喊:「愤怒吧!」本书同样也是在询问大众,看到这样的不平等现象你能不生气吗?我们希望那怒火不只停在怒火的阶段,如果你感受到愤怒的话,请必须马上在你所在的位阶上做出任何行动。已故的金大中总统曾说过:「即使对象是墙壁,至少也要骂骂脏话。」意指再胆小也要拿出勇气做点事。希望这本书在各位做出选择时能有所帮助。
本书是新社院研究员花了两年将发表的「愤怒的数字」系列文章编辑而成,并以出版为契机,补充最新的统计资料,也将字词修饰得更简单易懂。如果没有新社研研究员平常的努力,可能无法提供这么多具体的数据资料,特别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实际感觉,研究员费尽心思制作了每张图表。多亏韩国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和字体排版设计师的细心、勤劳与耐心,才能使这本书发光发亮。如同某部人气电视剧的经典台词「大师的精神一针一线缝制而成」,再次向努力付出的东方出版社编辑和字体排版设计师表达谢意。
2014年春天
新社会研究院院长 郑泰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