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百五十年,现代成长随着全球化逐步进入世界各国。持续的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与经济成长克服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effect),跨越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陷阱(the population trap),使人均所得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准与教育水准不断提升,贫穷减少,健康改善,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出生率降低,使世界总人口经过长期增加,增加率渐趋降低。
2009年4月我承刘遵义教授推荐,获史丹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首届梁国树教授纪念讲座奖,我的讲题是“The Limit to the Unlimited Global Liberalization”(无限制全球自由化的限制),这篇演讲的中文版我于同年10月在上海「浦江创新论坛」发表一次,题目是〈金融海啸、超额货币与世界经济失衡〉,收入我的《现代经济成长与传统儒学》(2011)。自由化是好事,但终究有其限制,我们是选择自我节制呢?还是选择由不断扩大的灾害对我们加以限制?
1984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以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崛起为题的研讨会。与会发言的学者所论大抵皆朝这一方向发挥。会后我和后来以发表《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书名噪一时的傅高义(Ezra Vogel)讨论,表示他们的说法只是事实的一半,另一半是这个地区也都受到了英、美海洋文化之积极进取,富于冒险创新,注重法治纪律等观念的影响,傅高义似乎觉得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自然近代的产业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无生能源的开发与生化机电等运用的科技进展。但在行为态度上,不论是韦伯(Max Weber)指出的基督新教伦理,或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强调的天主教修会之荣誉天主的经营精神,无疑都超越了一时享乐而能坚忍持续劳心劳力的辛勤工作与不断的再事投资,以形成资本之长期累积与加乘扩大。儒家思想的增进团体社会福祉为目的的思想,无疑亦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但以无生能源为主的近代科技用在生产上,约莫同时也出现了警讯:1962年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指出了人类在产业上以科技破坏自然生态的残酷事实与严重结果。1972年,Donella H. Meadows团队,受罗马俱乐部委託研究的《成长的极限》(Limits of Growth)出版,以其借电脑模型作系统分析之研究,得出人类经济成长将在21世纪中达到极限的结论,因为自然资源的耗竭,废弃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终将超过地球空间所能负荷。1987年Brundtland Commission(布鲁特兰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提出永续性(sustainability)的概念。原来探讨成长极限的团队,在1993年出版了《超过限度》(Beyond the Limits),指出农业、渔产已于1980年达到了顶点,气候变迁更造成许多国家的生产毛额下降,到了2007年继续出版的《成长的极限:三十週年最新增订版》(Limits to Growth: The 30-Year Update),更在书中的末两章,主张应「过渡到一个永续性系统」,并提出「过渡到永续状态的方法」,他们因而在方法上提出:怀抱愿景,建立网络,说出真话,认真学习,发挥爱心等要点。除了建立网络,分享全球资讯,是现代通讯科技的产物。其他项目,对熟悉儒学经典的华人,或东亚文明的成员而言:发挥爱心,即是行「仁」;认真学习是「好学」,说出真话,则是「诚其意」或者「至诚」「尽性」的「自识明」;至于「愿景」,请问,张载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