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名物新证”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诗经名物新证》的图书简介，旨在详细介绍其内容，同时避免提及该书本身： --- 《古韵新探：先秦文献中的物象与社会》 导言：跨越千年的回响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不仅是记录古代情思、礼乐风俗的宝库，更是我们窥见先秦时代社会生活、自然环境与物质文化的珍贵窗口。本书并非简单地对诗篇进行文学赏析或背景重述，而是致力于深入挖掘隐藏在这些经典文本中的“物象信息”。我们试图通过对诗篇中提及的动植物、农耕渔猎工具、服饰器皿、建筑形制乃至祭祀用具的细致考辨与溯源，重建一个鲜活、可触及的古代世界。 本书的写作基调，在于探寻“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每一个被提及的物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符号，它们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审美情趣以及信仰体系紧密相连。通过对这些实物形态的还原与辨析，我们得以更深层次地理解先秦社会的面貌及其思想脉络。 第一编：大地之歌——植物的生态与利用 先秦社会以农业立国，土地与植物构成了生存的基础。《诗经》中描绘了大量与农时、祭祀、饮食息息相关的植物群落。本编将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作物与稼穑之艰： 我们将详尽考察《豳风》等篇章中关于黍、稷、禾、麦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仅是简单的作物名称，更蕴含了古代精细的种植技术。例如，对不同作物的播种时节、田间管理（如除草、灌溉），以及收获后的加工（如酿酒、制醴）过程进行考证。我们参照考古发现中的粟粒、陶器残留物以及古代农具的形制，力图描摹出周代农业生产的真实图景。 二、林木之用与文化象征： 诗篇中提到的乔木与灌木，如棫、朴、桑、柘等，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它们是建造宫室、制作车辀的材料；是纺织业（桑叶养蚕）的基础；同时，许多树木因其生长特性或形态，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寓意。例如，特定树木在婚嫁、丧葬仪式中的使用，反映了古人对生命周期与自然秩序的认知。本书将结合植物学知识和出土文物中的木器痕迹，比对推断这些树木的品种及其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中的具体应用。 三、野卉与采摘之乐： 采集活动是古代重要的副食来源和医药来源。《诗经》中的薇、荇、薁、杜若等野草、野果，不仅是诗歌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民众日常生活的调剂。本编将侧重于辨析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探讨其在《周礼》中关于采集劳役的规定下的实际采摘范围，并尝试还原古代采集者对不同季节、不同生境植物的识别能力。 第二编：生灵之影——动物的生态与驯化 动物在先秦社会的经济、军事、礼仪和信仰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本编将对诗经中出现的各类动物进行系统梳理，探讨其与人类社会互动的深层机制。 一、家畜的驯养与牺牲： 牛、羊、豕（猪）是周代最重要的肉食和祭品来源。我们不仅考察其在祭祀场合的规格要求（如“太牢”“少牢”），更深入分析其在役用（如耕牛）和繁殖上的管理制度。通过分析动物骨骼在考古遗址中的分布密度与年龄结构，来验证诗篇中关于畜牧规模的侧面描述。 二、渔猎的技艺与获取： 鱼类、禽鸟的捕获活动，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资源利用策略。《诗经》中提到的网罟、罶（捕鱼工具）、弋（射鸟）等，构成了古代渔猎技术体系的一部分。本编将结合古代渔猎工具的演变线索，辨识诗中特定名词所指代的工具类型，从而理解古代技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 三、野兽的界限与象征： 虎、鹿、兔等野兽，在诗篇中常作为自然力量或特定社会群体的隐喻。我们将探讨古代社会如何划分“可驯化”与“不可驯化”的动物范畴，以及哪些野兽的皮毛、角骨被用于制作贵族生活用品，以区分社会等级。 第三编：器物之形——物质文化与技术印记 工具与器皿是技术水平最直观的体现。本编旨在通过对诗篇中提及的各类人工制品的考察，勾勒出先秦手工业的水平。 一、衣食住行：日常器皿的重构： 诗歌中频繁出现的“罍”“尊”“鼎”“簋”等礼器与食具，它们的形制、容量与使用场合，严格遵循礼制。本书将参照商周青铜器铭文和考古发掘的同类器物，对诗篇中模糊的器物名称进行精确指代，明确其在宴饮、储藏中的功能差异。此外，对陶器、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有细致的探讨。 二、纺织与服饰的细节： 纺织业在古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葛”“麻”的原料处理，到“杼”“综”“栉”等工具的使用，再到最终的“衣”“裳”“黼黻”等成品，反映了一整套复杂的技术链条。我们力求还原纺织过程中每一个步骤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并考察不同服饰的色彩与纹样在社会身份标识中的作用。 三、车马与军事的物质基础： 战车和马匹是周代军事与贵族权力的象征。诗歌中涉及的“輈”“辖”“辐”等部件名称，指向了车体构造的特定技术要求。通过与同期出土的完整车马坑进行比对，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诗篇中对出行场景的描绘，是否暗含着高超的木作与冶金技术。 结语：物证与人心的交融 本书最终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构建起一套以“物”为切入点，反观“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先秦先民的生存智慧、情感寄托，无不体现在他们所使用的、所依赖的物质世界之中。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梳理与考证，我们不仅能够更清晰地“看见”古代的田园阡陌与宫廷盛宴，更能理解诗人们如何将具体的物象，转化为永恒的文学意象，完成了从实用到精神的升华。这是一次以考古学思维审视文学文本的尝试，旨在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提供坚实的物证基础。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扬之水
浙江诸暨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名物研究。着有《诗经名物新证》《先秦诗文史》等。
扬之水
浙江诸暨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名物研究。着有《诗经名物新证》《先秦诗文史》等。
图书目录
诗：文学的，历史的
大雅．公刘
小雅．大田
豳风．七月
大雅．緜
小雅．斯干
小雅．楚茨
小雅．宾之初筵
秦风．小戎
郑风．清人
小雅．出车
大雅．韩奕
小雅．鼓钟
小雅．大东
小雅．都人士
鄘风．君子偕老
秦风．终南
附论
驷马车中的诗思
诗之旗
诗之酒
引用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诗中“物”与物中“诗”—关于名物研究（代新版后记）
《扬之水谈名物》总目
大雅．公刘
小雅．大田
豳风．七月
大雅．緜
小雅．斯干
小雅．楚茨
小雅．宾之初筵
秦风．小戎
郑风．清人
小雅．出车
大雅．韩奕
小雅．鼓钟
小雅．大东
小雅．都人士
鄘风．君子偕老
秦风．终南
附论
驷马车中的诗思
诗之旗
诗之酒
引用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诗中“物”与物中“诗”—关于名物研究（代新版后记）
《扬之水谈名物》总目
图书序言
后记
春天还没有到的时候，去了周原，没能看见周原的美。而周原的春天是很美的 ── 曹玮君一路都这么说。他很长时间在周原从事发掘，现在作了省考古所的领导，说起周原，总还带着感情。
但周原依然有风景。箭括岭前，原地平衍开阔，青青浅浅一片新绿。太阳光淡淡的，岐山一道长长的影子勾画出周原的边际。只是“瞻彼中林”，“依彼平林”，漆水、沮水、西雍，诗中的河山，已不复旧日容颜。虽不至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但今天的周原，毕竟不是周人的周原。《河山集》中说，那时候的周原，包括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个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干县、永寿四个县的少部分。而今，周原历经河水侵蚀、切割，尽管名称依旧，所指的范围，却已经很小很小了。
路经一道深深的原沟，这是扶风与岐山的县界。过一个苹果园，不多远，便是岐山凤雏村的西周建筑遗址。遗址紧贴道边，已经回填，地面上新草离离，看去像一块撂荒的地。自文王时代、甚至更早，直到西周末年，这里曾是一片由庭、堂、室、塾及两厢与回廊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群 ── 根据建筑遗迹勾画出来的一幅复原图，足教人惊异。溥彼周原，曾经成熟了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脚踩在这样一片沃土上，就不大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旷达，也不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慨，而是实实在在想寻找，寻找“天地之悠悠”的昨日之留，哪怕只是星星点点。
扶风召陈的建筑遗址比凤雏要大，保护得也好。遗址周边建了围墙，原址同样回填 ── 回填是保护，否则，经冬历春，冰封水潦，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原址的一部分地面做了复原。遗址的前面，塑了一个古公亶父的立像，膝前系芾，一手持龟甲，一手拄臿 ── 臿，好像是汉代的样式。不很高的基座上，刻了《緜》中的几句：“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古公亶父未必“筑室于兹”，但他是在周原开拓基业的领袖人物，站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象征。
一路经过出土簋的齐家陂塘，看见好大的一塘水。曹玮君指点着远远近近的各个方向──美阳、刘家、云塘、京当，等等，都是出土重要铜器的地方。不论周原怎样变化，这沉埋地底的铜器，总还是依稀当年。扶风白家村的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微史家族的铜器一百零三件，有铭文的，就有七十四件。着名的史墙盘，便是其中之一。盘有长铭二百八十四字，由颂扬历代周王而说到辅佐诸臣，再说到君臣和谐才可以得“天”佑助，最后归结到史墙各代祖先如何臣事先王。颂扬之辞未免夸饰，但历数文武成康昭各王业绩，与《诗》《书》等先秦文献相合，可以互证、互补，它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一回，脸对脸，看见了真的史墙盘。器身里里外外乌黑油亮，盘沿以下一圈长尾鸟纹规整秀丽，铭文字字清晰。它真真切切就在面前，教人一时间无由驰想。而这人与物的相遇，虽近在咫尺，却又分明横亘着邈远的时间和空间。只觉得它竟接通了古与今的幽隔，虽然仍是幽隔，但岁月中失落掉的 ── 应该说，是气象罢；史实，尚在其次 ── 究竟有了寻找、追问的一点凭借。也许因为这相遇是在周原，是在周人的周原，所以这感觉，和在大都市博物馆隔着玻璃展柜的“参观”，大不一样。
同时看到的还有折斝、师同鼎，又有黄堆出土的一件阳燧。阳燧是祭祀的时候用来取火的铜镜，这一件只有手掌大的一点儿，上面绿锈斑斑。曹玮君说，因为锈得太厉害，没法取火，但做了一件复制品作取火试验，中心聚焦的地方不过黄豆大的一个亮点，聚光好极了。
还有几块铜饼，每块差不多一斤重。曹玮君说，这是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在产地制成这种样子，然后运了来，加工制作成铜器。那么，诗中说到的“南金”，也会是这样运来的吧。
又有一件四璜组玉佩，玉质细润，合了玉珠、玛瑙珠、各样玉饰，共六百件穿成长长的一串。它“消失”了多少代、多少世，偶然重返人间，竟然还是活生生的 ── 可以讲述“佩玉将将”的故事，也可以令人想像出“巧笑之瑳，佩玉之傩”的一点风致 ── 因为它早把生命的因子灌注在诗里，而诗是不曾消失的。
归途，过渭河大桥。渭水河床不很宽，只中心有一线浅浅的水。
渭水和渭水的支流，是诗中最常提到的水。“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淠彼泾舟，烝徒楫之”，“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泾、渭、漆、沮丰沛的水量，曾为周原带来一片温润、茂盛的绿。《河山集》中说，两周时期的渭水，河床大约很浅，于是会有两种景象：其一，若非河流流经崃谷之中或高峰之下，则在常水位时，河面必然相当辽阔，水势也必浩淼；其二，河床既浅，侵蚀的基准面便相对抬高，河流两侧的侵蚀因此不至于十分严重，原面因此能够保持完整，因此而有面积很大的周原、太原。
河山不总是依旧。比起来，文字的生命反倒最长久 ── 河山孕育出来的诗，不是成为一个永远的存在？
生命和它一样永久的金石，可以作证。
很早就对文物有兴趣，但很长时间仅仅是兴趣而已。后来，承畅安先生之介，得与遇安先生识，于是可以常常请教考古学方面的问题。先生五十年代初与沈从文先生有过一段交往，有时会讲起这一段交往中的故事。沈先生很早便採用了“二重证据法”来作文献与文物的考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沈先生还有一篇题作《“ 瓟斝”和“点犀䀉”》的妙文，专讲《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的两件古器，却因此揭出文字的机锋与文物的双重奥义，由物的虚虚实实，而见出人的真真假假。读罢令人击节。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先生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着进行研究，乃至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遇安先生说，作文献考证和文物研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才是达到了一个高的境界，这样的学问，才不是死学问。沈先生提出来的“新证”系列，的确是一个新的角度，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做。
这“新的角度”，令人心动。从那以后，便有了“诗经名物新证”的酝酿与写作，而遇安先生也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直到付梓之前为它安排版式和赐序。
这是书稿得以完成的主要动力。而经常的谈话（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授课）也总是充满收获的，许多想法，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
书稿涉及不止一个方面，为了尽量求得准确，而拜请了几方面的专家审阅。陈公柔、吴小如、黄永年、谷林、陈乐民、徐苹芳、傅熹年、李学勤、王世民、陈美东诸位先生，都曾审阅了书稿中的若干篇章，并且提出了切实而中肯的意见。
需要查阅的资料很多，却不是能够容易找见，于是四处拜求师友。杨成凯、齐东方、李零、曹玮、沈昌文、俞晓群、王之江、陆灏、陈星灿、钟晓青、辛德勇、姚敏苏、蒋恆、孙歌、刘跃进、吴兴文诸君，都曾给予热情的帮助。
文学所提供了一方可以静心读书、写作的乐土。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资料室的师友，始终给予方便 ── 包括一再原谅我的“违章”，而这样的方便，是完成这部书稿的基本条件。
写出第一篇《秦风．小戎》之后，便开始在《中国文化》连载 ── 刘梦溪先生始终的支持和鼓励，是完成书稿的动力之一。
李航同志帮助编制了附在书末的两种索引 ── 在精疲力竭的最后阶段，这样的帮助，真是太需要了。
最后，是杨璐君的热诚支持，书稿才能够以书的面貌问世。
总之，友情是温暖的，深厚的。而我更有一个始终可以获得温暖与支持的家。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但仍然不免伤感：三年苦作，一“经”未穷，竟已皓首，没有看见“灯火阑珊处”，却已经“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丙戌七月初五
代新版后记
诗中“物”与物中“诗”──关于名物研究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拾起这一名称，是因为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用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寻找它们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径。近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诗中‘物’与物中‘诗’”这样一对概念，我以为，二者原可相互置换，入手的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一诗中“物”：与文学的结合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写作，通常是落墨于名家和名篇（包括名家之名篇和非名家之名篇），亦即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属于文学之精华的部分。但同时是否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角度，即它通过对诗（广义的诗）中之物的解读，而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以揭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由此使得一些多半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视野之外，亦即艺术标准之外的作品（包括名家之非名篇），别现一种文心文事乃至彰显出诗意的丰沛。
相对于文学史写作的主流，我所作的名物研究只是旁枝细流中的一道小溪，是很边缘化的。当然也可以说，它放在哪一个学科里都是属于边缘，不论文学、史学、考古学，但它又有可能为每一个学科提供新的视角。名物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努力还原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或许在我们能够洞悉古人生活细节的时候，对诗中最深刻的意蕴会理解得更加完全。
几年前与友人闲谈，说起我对“物”的关注，他说：“咏物诗的艺术性多半是不高的。”这句话使我想了很久，我不断反问自己：我对“物”的关注，对于文学和文学史来说，意义何在？如果谈不上艺术性，那么作为诗，它是否还可以有另外的意义？
于是我想到应该先把我所关注的“物”与咏物诗稍作区分。咏物诗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它通常是一个一个虚拟的话题。比如唐代李峤、元代谢宗可、明代瞿佑等人的咏物诗。而我的研究物件，即诗文──或者更明确一点说是近年我主要关注的两宋诗文──中的物，是个别之物，具体之物，相对于前者，它是一个一个真实的话题。此所谓“物”，分散开来，是一个一个的点，把散落的点连接起来，便成一线：它应该构成一部生活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史。套用一句成词，即“诗人何为”，这里的“为”，便是物在反覆不断的吟咏中被赋予诗意，──在后来的明清诗文中它却多半只是典故辞藻和躯壳，血肉已不复存在。“物”因此以这样一种方法被关注，被书写，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诗的艺术性，固然文字、格律、节奏、意境、意象等是其要素，然而用“格物”之眼贴近文学，是否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呢。
二物中“诗”：与文物考古的结合
“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在《“瓟斝”和“点犀䀉”》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够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这篇文字实在应该推为名物考证的典范之作。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着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而今距离这篇文章的写作和课题的提出，已经整整半个世纪。检点我们这方面的成绩，不能不说是太少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完成之后，我在后记里曾写下这一经过，不过当时还只是刚刚入门，对“名物新证”的概念实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比如，为甚么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词；“新证”之“新”究竟在何处；新的名物研究与古器物学又有哪些不同。
逐步有了一点想法，是在写作《古诗文名物新证》的过程中。在此书的后序中我大致总结了自己所作名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谈到了研究中经常思索的几个问题。
“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周礼》所作的工作便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概念，宋代金石学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当代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
关于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与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的《名物学序说》部分有一番简明扼要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尔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可以说，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这里列举的四项基本概括了传统名物学的主要内容，而古器物学也在其中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其实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仅分析得很透彻，而且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不过接下来作者乃把考古学作为古器物学的延续，这恐怕是当今考古学界所不能同意的。
三我所作的“名物新证”
（一）现在可以来讨论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关于“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儿之说。而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就研究物件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明确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这里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此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纹饰之细微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不妨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其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作为“名物新证”，它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须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如果为二者作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区分，那么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名物新证”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虽然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因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应该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
（二）我本来研究的是文学，因此尚须回过头来，看一看名物研究究竟能够为文学做些甚么。
诗，当然也包括文，有各种各样的读法。赏其才思，赏其韵致，是一种；解读与诗相关的故事，亦即求索其“本事”，也是一种。《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断章取义借用这里的一点意思，则读诗读文只留意于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读法。
我所涉及的古诗文，以宋诗佔得多数。讨论宋诗的风格与特色，自是大题目，前修与时贤早作了很多工作，更有出色的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出版的《全宋诗》，更为细致的检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虽有若干疏失，但它毕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依据，而这样一个诗的世界，也使人更有条件从广阔的范围，亦即宋人之诗，而不仅仅是诗人之诗的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对两宋诗重新审视。
以文为诗，为宋诗特点之一，诗因此变得轻易和平常。语言和风格的变化，使诗可以承载更多的平凡，它因此打破了诗歌成熟期所造就的精致，而另外扩展了它的叙述功能。衣食住行，拈来即成诗材，以入世的精神求出世的心态，以平等的心情与群物相“尔汝”，便可以在日用常行中体味生命。平易的叙述在日常生活的表面轻轻抚过，却启动了其中本来具有的诗性的品质，而诗意便多建立在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品味，对寻常事物的牵挂和爱惜。宋人对陶渊明的偏爱以及对他所作的种种当代诠释，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如果做一个并不全面的概括，那么大致可以说，宋词是以细腻柔软的基调容纳情的深婉，宋诗是以质实清劲的风格容纳事的微至。文友止庵君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体味不复存在的语境”。借用这句话，我想说，理解宋诗，回到“不复存在的语境”也是方式之一，即这里不是从诗学角度探讨诗人之诗，而是欲求解读宋人之诗或曰士人之诗中所包含的生活之真实、生活状态之真实，亦即借助于名物研究，而复原“不复存在的语境”。如果称之为“物质文化背景”，显然太大，那么以把它缩小为生活细节为宜。“风微仅足吹花片，雨细才能见水痕”，一切都是微细的，但微细中原有它的深广。在落花处驻足，也许可以捕捉到微风传送来的一点消息。某一具体问题时首先要做的工作，然而它常常只能是理想中的标准，我所读到且可以方便利用的仍不过是一些最为常见的书。小中见大，本来是考证应该达到的境界，而在我，同样也只是成为向往。
四关于本书以及《扬之水谈名物》
（一）《诗经名物新证》是我从遇安师问学迈出的第一步，草就的第一则文字是《说〈秦风．小戎〉》。得到老师首肯之后，经李陀兄推荐，为刘梦溪先生所赏识，不仅很快刊发，而且竟在之后的同一期中破例刊发三篇。文章结集后初版于二〇〇〇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于二〇〇七年（天津教育出版社）。
本世纪初年以来，我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三代”以下，因此至今仍如《再版后记》所说，数年来对诗经名物的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和思考，这一本以不同形式两番重版的小书，便总是如同一份旧日的研究记录而等待用新的标准来重新检验。除了对我个人学术生涯的重要意义之外，也许它的价值仅在于，这是沈从文先生“诗经名物新证”之倡议的第一个回应者。
（二）一九九一年初夏，小书《棔柿楼读书记》（署名宋远）交稿之后，负翁先是提议，继而相约，然后引领我同往启功先生家求题签。那一日，启功先生不仅题写了书名，且又题了“棔柿楼”三个大字的横匾，自己的第一本书，得有如此因缘，自是分外珍惜。
倏忽过去了二十多年，棔柿楼依旧，此中读书依旧，读书有得之“记”也是依旧的日课，于是成此一编，它是“全职”读书十八年的一次自我总结，当然它也是“棔柿楼读书记”的续集。而这六个字可以概括已经逝去的时光；未来的若干年，这样的读书生活，又何尝不是理想。
只是以“扬之水谈名物”为这一编命名，似乎太过自信，然而这样的自信却完全没有骄人之意。如本书开卷之篇中所说，在我写作《诗经名物新证》的时候，名物研究作为一个专题乃至一种研究方法，尚处在近世以来久被冷落的状态，因此正是这种自信，使我始终觉得是选择了一个很有意义并且很适合自己兴趣的研究方法，而能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治学途中行走二十年。时至今日，名物研究已经可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治学特色。不过，二十年的实践，结果究竟如何？自我期许的对“物”的“定名”与“相知”，是否可以成立？实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喜欢此中的向学之意，也一向把它视作一种读书状态或曰境界。“慨我怀慕，君子所同”，诚愿此生与书、与读书、与读书人结缘。
春天还没有到的时候，去了周原，没能看见周原的美。而周原的春天是很美的 ── 曹玮君一路都这么说。他很长时间在周原从事发掘，现在作了省考古所的领导，说起周原，总还带着感情。
但周原依然有风景。箭括岭前，原地平衍开阔，青青浅浅一片新绿。太阳光淡淡的，岐山一道长长的影子勾画出周原的边际。只是“瞻彼中林”，“依彼平林”，漆水、沮水、西雍，诗中的河山，已不复旧日容颜。虽不至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但今天的周原，毕竟不是周人的周原。《河山集》中说，那时候的周原，包括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个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干县、永寿四个县的少部分。而今，周原历经河水侵蚀、切割，尽管名称依旧，所指的范围，却已经很小很小了。
路经一道深深的原沟，这是扶风与岐山的县界。过一个苹果园，不多远，便是岐山凤雏村的西周建筑遗址。遗址紧贴道边，已经回填，地面上新草离离，看去像一块撂荒的地。自文王时代、甚至更早，直到西周末年，这里曾是一片由庭、堂、室、塾及两厢与回廊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群 ── 根据建筑遗迹勾画出来的一幅复原图，足教人惊异。溥彼周原，曾经成熟了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脚踩在这样一片沃土上，就不大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旷达，也不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慨，而是实实在在想寻找，寻找“天地之悠悠”的昨日之留，哪怕只是星星点点。
扶风召陈的建筑遗址比凤雏要大，保护得也好。遗址周边建了围墙，原址同样回填 ── 回填是保护，否则，经冬历春，冰封水潦，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原址的一部分地面做了复原。遗址的前面，塑了一个古公亶父的立像，膝前系芾，一手持龟甲，一手拄臿 ── 臿，好像是汉代的样式。不很高的基座上，刻了《緜》中的几句：“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古公亶父未必“筑室于兹”，但他是在周原开拓基业的领袖人物，站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象征。
一路经过出土簋的齐家陂塘，看见好大的一塘水。曹玮君指点着远远近近的各个方向──美阳、刘家、云塘、京当，等等，都是出土重要铜器的地方。不论周原怎样变化，这沉埋地底的铜器，总还是依稀当年。扶风白家村的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微史家族的铜器一百零三件，有铭文的，就有七十四件。着名的史墙盘，便是其中之一。盘有长铭二百八十四字，由颂扬历代周王而说到辅佐诸臣，再说到君臣和谐才可以得“天”佑助，最后归结到史墙各代祖先如何臣事先王。颂扬之辞未免夸饰，但历数文武成康昭各王业绩，与《诗》《书》等先秦文献相合，可以互证、互补，它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一回，脸对脸，看见了真的史墙盘。器身里里外外乌黑油亮，盘沿以下一圈长尾鸟纹规整秀丽，铭文字字清晰。它真真切切就在面前，教人一时间无由驰想。而这人与物的相遇，虽近在咫尺，却又分明横亘着邈远的时间和空间。只觉得它竟接通了古与今的幽隔，虽然仍是幽隔，但岁月中失落掉的 ── 应该说，是气象罢；史实，尚在其次 ── 究竟有了寻找、追问的一点凭借。也许因为这相遇是在周原，是在周人的周原，所以这感觉，和在大都市博物馆隔着玻璃展柜的“参观”，大不一样。
同时看到的还有折斝、师同鼎，又有黄堆出土的一件阳燧。阳燧是祭祀的时候用来取火的铜镜，这一件只有手掌大的一点儿，上面绿锈斑斑。曹玮君说，因为锈得太厉害，没法取火，但做了一件复制品作取火试验，中心聚焦的地方不过黄豆大的一个亮点，聚光好极了。
还有几块铜饼，每块差不多一斤重。曹玮君说，这是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在产地制成这种样子，然后运了来，加工制作成铜器。那么，诗中说到的“南金”，也会是这样运来的吧。
又有一件四璜组玉佩，玉质细润，合了玉珠、玛瑙珠、各样玉饰，共六百件穿成长长的一串。它“消失”了多少代、多少世，偶然重返人间，竟然还是活生生的 ── 可以讲述“佩玉将将”的故事，也可以令人想像出“巧笑之瑳，佩玉之傩”的一点风致 ── 因为它早把生命的因子灌注在诗里，而诗是不曾消失的。
归途，过渭河大桥。渭水河床不很宽，只中心有一线浅浅的水。
渭水和渭水的支流，是诗中最常提到的水。“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淠彼泾舟，烝徒楫之”，“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泾、渭、漆、沮丰沛的水量，曾为周原带来一片温润、茂盛的绿。《河山集》中说，两周时期的渭水，河床大约很浅，于是会有两种景象：其一，若非河流流经崃谷之中或高峰之下，则在常水位时，河面必然相当辽阔，水势也必浩淼；其二，河床既浅，侵蚀的基准面便相对抬高，河流两侧的侵蚀因此不至于十分严重，原面因此能够保持完整，因此而有面积很大的周原、太原。
河山不总是依旧。比起来，文字的生命反倒最长久 ── 河山孕育出来的诗，不是成为一个永远的存在？
生命和它一样永久的金石，可以作证。
很早就对文物有兴趣，但很长时间仅仅是兴趣而已。后来，承畅安先生之介，得与遇安先生识，于是可以常常请教考古学方面的问题。先生五十年代初与沈从文先生有过一段交往，有时会讲起这一段交往中的故事。沈先生很早便採用了“二重证据法”来作文献与文物的考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沈先生还有一篇题作《“ 瓟斝”和“点犀䀉”》的妙文，专讲《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的两件古器，却因此揭出文字的机锋与文物的双重奥义，由物的虚虚实实，而见出人的真真假假。读罢令人击节。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先生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着进行研究，乃至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遇安先生说，作文献考证和文物研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才是达到了一个高的境界，这样的学问，才不是死学问。沈先生提出来的“新证”系列，的确是一个新的角度，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做。
这“新的角度”，令人心动。从那以后，便有了“诗经名物新证”的酝酿与写作，而遇安先生也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直到付梓之前为它安排版式和赐序。
这是书稿得以完成的主要动力。而经常的谈话（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授课）也总是充满收获的，许多想法，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
书稿涉及不止一个方面，为了尽量求得准确，而拜请了几方面的专家审阅。陈公柔、吴小如、黄永年、谷林、陈乐民、徐苹芳、傅熹年、李学勤、王世民、陈美东诸位先生，都曾审阅了书稿中的若干篇章，并且提出了切实而中肯的意见。
需要查阅的资料很多，却不是能够容易找见，于是四处拜求师友。杨成凯、齐东方、李零、曹玮、沈昌文、俞晓群、王之江、陆灏、陈星灿、钟晓青、辛德勇、姚敏苏、蒋恆、孙歌、刘跃进、吴兴文诸君，都曾给予热情的帮助。
文学所提供了一方可以静心读书、写作的乐土。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资料室的师友，始终给予方便 ── 包括一再原谅我的“违章”，而这样的方便，是完成这部书稿的基本条件。
写出第一篇《秦风．小戎》之后，便开始在《中国文化》连载 ── 刘梦溪先生始终的支持和鼓励，是完成书稿的动力之一。
李航同志帮助编制了附在书末的两种索引 ── 在精疲力竭的最后阶段，这样的帮助，真是太需要了。
最后，是杨璐君的热诚支持，书稿才能够以书的面貌问世。
总之，友情是温暖的，深厚的。而我更有一个始终可以获得温暖与支持的家。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但仍然不免伤感：三年苦作，一“经”未穷，竟已皓首，没有看见“灯火阑珊处”，却已经“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记于夫婿授绥将及廿载之际
再版后记
虽然近年的关注点不曾离开名物，但“走出先秦”的确已经很久。打开电脑里的“诗经名物新证”，其中每篇文字显示出来的最后修改日期都是一九九八年。因此听到勃洋君关于重印此书的提议，不免既感且愧。感念这本小书竟然还被人记得，感念勃洋君竟不惜为此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却又分外惭愧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自己近年再无寸进。
这一版是否该称作“修订本”，是很有些犹豫的。正文的改动很少，算下来不过数十条脚註而已，却也并没有甚么新的意见，多半是在写《先秦诗文史》的时候读《左传》而随手抄下来的文字，觉得有诗史互证的意趣，便夹在书页中了，这一次的增补，即择要补入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近年的先秦考古颇有新材料的发现，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诗论》更是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文献。然而我的精力已全部放在两汉隋唐之后，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和思考，因此这一本再版的小书便更像是一份旧日的研究记录而等待用新的标准来重新检验。这本来是最教人感觉不安的，却又因为它是难得的求教机会而不能不特别珍惜。
《诗经名物新证》一九九八年底交稿之后，我的读《诗》并没有就此结束。应友人之约，贾余勇作了一本《诗经别裁》，这本小册子与名物研究无关，不过却是在对《诗》之名物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的贴近文学的读《诗》，也因此更使我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之后一本读书笔记式的《先秦诗文史》也是同样的阅读状态。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读《左传》似乎读得很认真，前几天找出当时读的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看见书的天头地尾有不少从他书过录来的或诠解或评述的文字，不觉又唤起昔日的一些阅读印象，而依然能够找回感觉。在书中论及《左传》的一节，我引述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一段话：“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诗经》三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之久。倘我们要怀疑到《诗经》里的情感之真伪，则不妨以《左传》里所记载当时一般家族生活之实际状况做比较，做证验。”“这便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这些，将永远不会懂得中国文化。”我至今认为这是极好的意见。我从不以为传统是沉重的负荷，而总觉得它是血脉，是根源，它可以予我以智慧，借用《诗》之语，便是“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五百年间‘诗三百’，实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删选之后的精华，却也不算太少。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可以说，周人是开启了一种智慧和开创了一种精神的，此中精华则大半保存在《诗》里。源头之水总是有着清澈的可喜和可爱，尽管这清澈未必全是历史的真实，而也许只是理想的真实。”──这是我写在《诗经别裁》中的两段话，可以算作读《诗》的一点点心得罢。
这本小书，我的老师和我后来都把它视作毕业论文，只是我自己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两年前出版的《古诗文名物新证》的《后序》中我写道：“自一九九五年初夏从遇安师问学，至今已将近十个年头。对老师的感激更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尽，以《诗经名物新证》为基础，遇安师引导我走向一条新的学问之路，从宏观到微观，无一不悉心指点。老师的学问如百科全书般渊博，我至今不敢说已经学到一枝一叶，但自信从学过程中总算逐步有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对于我来说该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用朋友的话说，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求学途中最大的幸运，而我正好是一个幸运者。”时间过去了很久，回首走过的路，才更能理解老师当日指导我写作这本书的良苦用心。
平日最喜欢引述的两句诗，一是“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一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前者是对自己而言，后者是对朋友而言，今天再一次把它引在这里，以用来寄託我的全部感念。
虽然近年的关注点不曾离开名物，但“走出先秦”的确已经很久。打开电脑里的“诗经名物新证”，其中每篇文字显示出来的最后修改日期都是一九九八年。因此听到勃洋君关于重印此书的提议，不免既感且愧。感念这本小书竟然还被人记得，感念勃洋君竟不惜为此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却又分外惭愧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自己近年再无寸进。
这一版是否该称作“修订本”，是很有些犹豫的。正文的改动很少，算下来不过数十条脚註而已，却也并没有甚么新的意见，多半是在写《先秦诗文史》的时候读《左传》而随手抄下来的文字，觉得有诗史互证的意趣，便夹在书页中了，这一次的增补，即择要补入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近年的先秦考古颇有新材料的发现，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诗论》更是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文献。然而我的精力已全部放在两汉隋唐之后，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和思考，因此这一本再版的小书便更像是一份旧日的研究记录而等待用新的标准来重新检验。这本来是最教人感觉不安的，却又因为它是难得的求教机会而不能不特别珍惜。
《诗经名物新证》一九九八年底交稿之后，我的读《诗》并没有就此结束。应友人之约，贾余勇作了一本《诗经别裁》，这本小册子与名物研究无关，不过却是在对《诗》之名物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的贴近文学的读《诗》，也因此更使我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之后一本读书笔记式的《先秦诗文史》也是同样的阅读状态。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读《左传》似乎读得很认真，前几天找出当时读的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看见书的天头地尾有不少从他书过录来的或诠解或评述的文字，不觉又唤起昔日的一些阅读印象，而依然能够找回感觉。在书中论及《左传》的一节，我引述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一段话：“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诗经》三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之久。倘我们要怀疑到《诗经》里的情感之真伪，则不妨以《左传》里所记载当时一般家族生活之实际状况做比较，做证验。”“这便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这些，将永远不会懂得中国文化。”我至今认为这是极好的意见。我从不以为传统是沉重的负荷，而总觉得它是血脉，是根源，它可以予我以智慧，借用《诗》之语，便是“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五百年间‘诗三百’，实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删选之后的精华，却也不算太少。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可以说，周人是开启了一种智慧和开创了一种精神的，此中精华则大半保存在《诗》里。源头之水总是有着清澈的可喜和可爱，尽管这清澈未必全是历史的真实，而也许只是理想的真实。”──这是我写在《诗经别裁》中的两段话，可以算作读《诗》的一点点心得罢。
这本小书，我的老师和我后来都把它视作毕业论文，只是我自己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两年前出版的《古诗文名物新证》的《后序》中我写道：“自一九九五年初夏从遇安师问学，至今已将近十个年头。对老师的感激更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尽，以《诗经名物新证》为基础，遇安师引导我走向一条新的学问之路，从宏观到微观，无一不悉心指点。老师的学问如百科全书般渊博，我至今不敢说已经学到一枝一叶，但自信从学过程中总算逐步有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对于我来说该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用朋友的话说，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求学途中最大的幸运，而我正好是一个幸运者。”时间过去了很久，回首走过的路，才更能理解老师当日指导我写作这本书的良苦用心。
平日最喜欢引述的两句诗，一是“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一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前者是对自己而言，后者是对朋友而言，今天再一次把它引在这里，以用来寄託我的全部感念。
丙戌七月初五
代新版后记
诗中“物”与物中“诗”──关于名物研究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拾起这一名称，是因为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用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寻找它们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径。近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诗中‘物’与物中‘诗’”这样一对概念，我以为，二者原可相互置换，入手的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一诗中“物”：与文学的结合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写作，通常是落墨于名家和名篇（包括名家之名篇和非名家之名篇），亦即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属于文学之精华的部分。但同时是否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角度，即它通过对诗（广义的诗）中之物的解读，而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以揭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由此使得一些多半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视野之外，亦即艺术标准之外的作品（包括名家之非名篇），别现一种文心文事乃至彰显出诗意的丰沛。
相对于文学史写作的主流，我所作的名物研究只是旁枝细流中的一道小溪，是很边缘化的。当然也可以说，它放在哪一个学科里都是属于边缘，不论文学、史学、考古学，但它又有可能为每一个学科提供新的视角。名物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努力还原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或许在我们能够洞悉古人生活细节的时候，对诗中最深刻的意蕴会理解得更加完全。
几年前与友人闲谈，说起我对“物”的关注，他说：“咏物诗的艺术性多半是不高的。”这句话使我想了很久，我不断反问自己：我对“物”的关注，对于文学和文学史来说，意义何在？如果谈不上艺术性，那么作为诗，它是否还可以有另外的意义？
于是我想到应该先把我所关注的“物”与咏物诗稍作区分。咏物诗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它通常是一个一个虚拟的话题。比如唐代李峤、元代谢宗可、明代瞿佑等人的咏物诗。而我的研究物件，即诗文──或者更明确一点说是近年我主要关注的两宋诗文──中的物，是个别之物，具体之物，相对于前者，它是一个一个真实的话题。此所谓“物”，分散开来，是一个一个的点，把散落的点连接起来，便成一线：它应该构成一部生活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史。套用一句成词，即“诗人何为”，这里的“为”，便是物在反覆不断的吟咏中被赋予诗意，──在后来的明清诗文中它却多半只是典故辞藻和躯壳，血肉已不复存在。“物”因此以这样一种方法被关注，被书写，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诗的艺术性，固然文字、格律、节奏、意境、意象等是其要素，然而用“格物”之眼贴近文学，是否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呢。
二物中“诗”：与文物考古的结合
“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在《“瓟斝”和“点犀䀉”》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够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这篇文字实在应该推为名物考证的典范之作。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着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而今距离这篇文章的写作和课题的提出，已经整整半个世纪。检点我们这方面的成绩，不能不说是太少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完成之后，我在后记里曾写下这一经过，不过当时还只是刚刚入门，对“名物新证”的概念实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比如，为甚么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词；“新证”之“新”究竟在何处；新的名物研究与古器物学又有哪些不同。
逐步有了一点想法，是在写作《古诗文名物新证》的过程中。在此书的后序中我大致总结了自己所作名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谈到了研究中经常思索的几个问题。
“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周礼》所作的工作便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概念，宋代金石学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当代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
关于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与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的《名物学序说》部分有一番简明扼要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尔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可以说，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这里列举的四项基本概括了传统名物学的主要内容，而古器物学也在其中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其实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仅分析得很透彻，而且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不过接下来作者乃把考古学作为古器物学的延续，这恐怕是当今考古学界所不能同意的。
三我所作的“名物新证”
（一）现在可以来讨论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关于“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儿之说。而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就研究物件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明确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这里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此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纹饰之细微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不妨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其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作为“名物新证”，它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须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如果为二者作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区分，那么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名物新证”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虽然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因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应该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
（二）我本来研究的是文学，因此尚须回过头来，看一看名物研究究竟能够为文学做些甚么。
诗，当然也包括文，有各种各样的读法。赏其才思，赏其韵致，是一种；解读与诗相关的故事，亦即求索其“本事”，也是一种。《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断章取义借用这里的一点意思，则读诗读文只留意于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读法。
我所涉及的古诗文，以宋诗佔得多数。讨论宋诗的风格与特色，自是大题目，前修与时贤早作了很多工作，更有出色的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出版的《全宋诗》，更为细致的检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虽有若干疏失，但它毕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依据，而这样一个诗的世界，也使人更有条件从广阔的范围，亦即宋人之诗，而不仅仅是诗人之诗的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对两宋诗重新审视。
以文为诗，为宋诗特点之一，诗因此变得轻易和平常。语言和风格的变化，使诗可以承载更多的平凡，它因此打破了诗歌成熟期所造就的精致，而另外扩展了它的叙述功能。衣食住行，拈来即成诗材，以入世的精神求出世的心态，以平等的心情与群物相“尔汝”，便可以在日用常行中体味生命。平易的叙述在日常生活的表面轻轻抚过，却启动了其中本来具有的诗性的品质，而诗意便多建立在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品味，对寻常事物的牵挂和爱惜。宋人对陶渊明的偏爱以及对他所作的种种当代诠释，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如果做一个并不全面的概括，那么大致可以说，宋词是以细腻柔软的基调容纳情的深婉，宋诗是以质实清劲的风格容纳事的微至。文友止庵君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体味不复存在的语境”。借用这句话，我想说，理解宋诗，回到“不复存在的语境”也是方式之一，即这里不是从诗学角度探讨诗人之诗，而是欲求解读宋人之诗或曰士人之诗中所包含的生活之真实、生活状态之真实，亦即借助于名物研究，而复原“不复存在的语境”。如果称之为“物质文化背景”，显然太大，那么以把它缩小为生活细节为宜。“风微仅足吹花片，雨细才能见水痕”，一切都是微细的，但微细中原有它的深广。在落花处驻足，也许可以捕捉到微风传送来的一点消息。某一具体问题时首先要做的工作，然而它常常只能是理想中的标准，我所读到且可以方便利用的仍不过是一些最为常见的书。小中见大，本来是考证应该达到的境界，而在我，同样也只是成为向往。
四关于本书以及《扬之水谈名物》
（一）《诗经名物新证》是我从遇安师问学迈出的第一步，草就的第一则文字是《说〈秦风．小戎〉》。得到老师首肯之后，经李陀兄推荐，为刘梦溪先生所赏识，不仅很快刊发，而且竟在之后的同一期中破例刊发三篇。文章结集后初版于二〇〇〇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于二〇〇七年（天津教育出版社）。
本世纪初年以来，我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三代”以下，因此至今仍如《再版后记》所说，数年来对诗经名物的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和思考，这一本以不同形式两番重版的小书，便总是如同一份旧日的研究记录而等待用新的标准来重新检验。除了对我个人学术生涯的重要意义之外，也许它的价值仅在于，这是沈从文先生“诗经名物新证”之倡议的第一个回应者。
（二）一九九一年初夏，小书《棔柿楼读书记》（署名宋远）交稿之后，负翁先是提议，继而相约，然后引领我同往启功先生家求题签。那一日，启功先生不仅题写了书名，且又题了“棔柿楼”三个大字的横匾，自己的第一本书，得有如此因缘，自是分外珍惜。
倏忽过去了二十多年，棔柿楼依旧，此中读书依旧，读书有得之“记”也是依旧的日课，于是成此一编，它是“全职”读书十八年的一次自我总结，当然它也是“棔柿楼读书记”的续集。而这六个字可以概括已经逝去的时光；未来的若干年，这样的读书生活，又何尝不是理想。
只是以“扬之水谈名物”为这一编命名，似乎太过自信，然而这样的自信却完全没有骄人之意。如本书开卷之篇中所说，在我写作《诗经名物新证》的时候，名物研究作为一个专题乃至一种研究方法，尚处在近世以来久被冷落的状态，因此正是这种自信，使我始终觉得是选择了一个很有意义并且很适合自己兴趣的研究方法，而能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治学途中行走二十年。时至今日，名物研究已经可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治学特色。不过，二十年的实践，结果究竟如何？自我期许的对“物”的“定名”与“相知”，是否可以成立？实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喜欢此中的向学之意，也一向把它视作一种读书状态或曰境界。“慨我怀慕，君子所同”，诚愿此生与书、与读书、与读书人结缘。
乙未年初夏据旧稿改完
图书试读
诗：文学的，历史的
一、关于诗经名物研究
二、诗与诗学的建立
三、从“西土”到“中国”
四、周之“南国”与“二南”
五、历史中的细节
一、关于诗经名物研究
首先要说，这本书虽然以名物考证为题，其实并不仅仅局限在名物考证之内。这里偏重的，是用考古材料 ── 主要是科学发掘而获得的成果，证史、证诗。用了“名物”一词，是表明它仍从传统中来；而所谓“新证”，则申言它与传统的名物研究并不相同。
名物考证，自来是诗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所谓“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纳兰成德《毛诗名物解．序》）。而前人所说“诗经名物”，又多指草木鸟兽虫鱼而言。孔子最早提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尔雅》之《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则为名物诠释之宗。此后遂有诗经名物研究中的“博物学”一系，乃专以“多识”为务，考校诗中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记述异闻异称，此中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最古，后世治名物者多从之。至清，此学乃成其大，着述更较历代为多。该洽者，当推姚炳《诗识名解》和多隆阿《毛诗多识》，而图文并茂的两部名着，则是徐鼎《毛诗名物图说》和日人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徐氏教学为业，而自幼用心诗经名物；冈元凤则以医为业，精于本草，但两家都很注重实践，并且颇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比较而言，徐图的文字说明更详细一些，即所谓“博引经、传、子、史外，有阐明经义者，悉捃拾其辞”（《发凡》）。而就图的工致与准确来说，则徐氏稍逊。总之，这两本书可以说是这一类题目中总结性的着作了。
一、关于诗经名物研究
二、诗与诗学的建立
三、从“西土”到“中国”
四、周之“南国”与“二南”
五、历史中的细节
一、关于诗经名物研究
首先要说，这本书虽然以名物考证为题，其实并不仅仅局限在名物考证之内。这里偏重的，是用考古材料 ── 主要是科学发掘而获得的成果，证史、证诗。用了“名物”一词，是表明它仍从传统中来；而所谓“新证”，则申言它与传统的名物研究并不相同。
名物考证，自来是诗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所谓“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纳兰成德《毛诗名物解．序》）。而前人所说“诗经名物”，又多指草木鸟兽虫鱼而言。孔子最早提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尔雅》之《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则为名物诠释之宗。此后遂有诗经名物研究中的“博物学”一系，乃专以“多识”为务，考校诗中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记述异闻异称，此中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最古，后世治名物者多从之。至清，此学乃成其大，着述更较历代为多。该洽者，当推姚炳《诗识名解》和多隆阿《毛诗多识》，而图文并茂的两部名着，则是徐鼎《毛诗名物图说》和日人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徐氏教学为业，而自幼用心诗经名物；冈元凤则以医为业，精于本草，但两家都很注重实践，并且颇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比较而言，徐图的文字说明更详细一些，即所谓“博引经、传、子、史外，有阐明经义者，悉捃拾其辞”（《发凡》）。而就图的工致与准确来说，则徐氏稍逊。总之，这两本书可以说是这一类题目中总结性的着作了。
用户评价
评分
**超越文本的阅读：《诗经》的“实感”重塑** 在我看来，《诗经》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的诗歌总集，但很多时候，我们对它的理解，都停留在文本层面，缺乏一种“实感”。《诗经名物新证》这本书，恰恰给了我这种难得的“实感”。它没有停留在对诗句的解读和情感的抒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诗歌背后那个物质化的世界。我一直很好奇，那些在诗中出现的器物，比如“其器维何？有簋、有簠”，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又比如，诗歌中描写的各种服饰、工具、建筑，在现实中又是如何运作的？这本书，就如同一本“考古日记”，将这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物质信息，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作者的考证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精彩的“探案”。他搜集各种古籍文献，对照考古发掘的实物，甚至会结合现代的民俗学知识，层层剥茧，最终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名物形象。这种从“物”到“意”的回归，让我感觉，《诗经》不再是遥远的古籍，而是我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存在。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阅读体验，极大地增强了我对《诗经》的亲近感和理解深度。
评分**初探《诗经》的物质世界：一次令人惊喜的考古之旅** 作为一个从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怀有浓厚兴趣的爱好者，我对《诗经》的向往由来已久。然而，长久以来，那些古老而优美的诗篇，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意境和文字的魅力，至于诗中描绘的物件、动植物、地理环境等等，总感觉隔着一层朦胧的面纱，难以清晰地感知。《诗经名物新证》的出现，恰恰弥补了这一遗憾。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些在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究竟是何种景象？“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秋日芦苇的真实形态又是如何？而“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那古人眼中“柔止”的薇菜，究竟是何般模样？这本书，没有直接告诉我这些诗句的“意义”，而是通过一种更加具象、更加实证的方式，带领我一步步走进《诗经》所处的那个物质世界。我尤其欣赏作者那种严谨而又不失趣味的考证方法，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列举名物，而是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植物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证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一个立体而生动的图景。读着读着，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先秦时期人们的生活场景，感受到了他们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和深情描绘。这种“眼见为实”的阅读体验，让《诗经》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的生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评分**细节中见真章：拨开迷雾，重塑《诗经》的物质世界** 阅读《诗经名物新证》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像是在一片迷雾中跋涉，而这本书则是一盏明灯，不断地为我拨开层层迷雾，让我得以窥见《诗经》原本的物质世界。我一直觉得，《诗经》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不仅仅在于其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更在于它所描绘的那个生动、真实的生活场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古代的名物，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消失了。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伐柯如何？匪斧不克”中的“柯”究竟是怎样的木材，“坎坎伐辐，置轹于林”中的“辐”又是何物。这本书，就是一本“寻根问源”的百科全书。它没有空谈理论，而是从最具体的“物”入手，通过对文献、考古、实物等各类证据的细致分析，为我们一一揭示了这些“名物”的真实身份。读这本书，我不再是站在岸边遥望，而是仿佛置身于诗歌描绘的场景之中，与古人一同劳作，一同生活。这种“细节还原”，让我对《诗经》的理解，不再是隔靴搔痒，而是触手可及，充满了画面感和生活气息。
评分**穿越时空的感官体验：沉浸式解读《诗经》的田园牧歌** 在阅读《诗经名物新证》之前，我对《诗经》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文本的字面意义和后人的解读之上。总觉得，诗歌所描绘的田园风光、生活习俗，离我太过遥远，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这本书，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这种“意会”转化为一种“感官体验”。它不是直接告诉我“这是什么”，而是通过详实的考证，让我“看到”了它，甚至“闻到”了它。比如说，关于诗中描写的“芣苢”，作者不仅仅给出了植物学的鉴定，更通过对采摘工具、食用方法等细节的描述，让我仿佛亲手抓起一把芣苢，感受它在指尖的触感，想象它被烹饪后的味道。又如，对诗中提及的各种禽鸟，不仅仅是简单的辨识，而是结合其鸣叫声、栖息地、迁徙习性等，让我能更具体地想象它们在诗歌中的“存在感”。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诗经》中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变得鲜活起来，仿佛就在我眼前跳跃、歌唱。这种从微观的物质细节出发，最终勾勒出宏大时代背景的叙事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也让我对《诗经》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评分**跨学科的智慧碰撞：《诗经》研究的创新视角** 作为一个对学术研究略知一二的读者，我一直关注着《诗经》研究的动态。《诗经名物新证》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高度的跨学科性和研究的创新性。传统上，对《诗经》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文学、历史或语言学层面。然而，这本书却大胆地将考古学、植物学、动物学、民俗学，甚至地理学等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为《诗经》名物考证开辟了新的道路。我非常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古代文献中模糊不清的名物时，所展现出的那种“侦探式”的严谨和敏锐。他不会轻易下结论，而是穷尽各种可能的研究方法，细致入微地搜集证据，层层推理，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在考证某个植物的身份时，他可能要比对古籍的描述，查阅现存的植物志，还要参考考古出土的实物，甚至会去考察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种“庖丁解牛”式的精细研究，不仅让“名物”本身得以“正名”，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更为立体的先秦社会图景。这种多角度、多维度的研究方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诗经》的理解，也为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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