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扬帆/童元方 刘剑雯要出书了,书名是:《性别与话语权:女性主义小说的翻译》,是根据她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精审整理而成。八年前她从广州到香港,修读性别研究课程。这课程的性质在跨领域,主要是以性别视角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视议题而由他系支援。那年剑雯申请性别研究与翻译,需要做翻译研究的教授参与,她的全英语电话口试由我主问,她答得有来有去,座上诸君皆为所动,使沉闷的暮春下午,有如空山新雨之后,顿觉一片清凉。
这样我成了剑雯的论文指导教授。根据学校规定,她跨越性别研究与翻译两个学科,要满足两科的学位要求,但研究室则摆在翻译系,也就是我办公室对面。如此开启了一段深刻的师生缘。
剑雯在大陆已有一硕士学位,进入中大时由于学制与学额等问题,最后进了哲学硕士班。她自忖:既然如此,不如把基础打得更坚实些,所以毫无怨言。一方面适应香港快速的生活节奏,一方面努力读书。不想一年后出了一博士缺,大家均属意于她。这意味着她要比预定计划提早一年参加资格考。来自两科的两张硬书单,包括所有性别与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以及随之而至的笔试与口考,是真正的硬碰硬。她沉默地接下考验,最终成为博士候选人。我亲眼见证了她性格里的坚持与坚忍,是她名字中「剑」所代表的勇往直前的斗志。
剑雯的研究兴趣很清楚,是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翻译,但要寻求一切入点,并不那么容易。我发现:要谈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先谈文学作品的原作;要谈女性主义作家的创作,应先谈女性主义;要谈舶来的女性主义,应先回溯女性主义传入的历史与影响。女性主义的理论主要是透过翻译而引进的。亦即先有女性主义的视角,后才有女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所以剑雯的论题有两个层次:一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一为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至此,才又想到女性主义理论传入台湾的时间比传入大陆要早十多年,一篇论文难以涵盖两个不同的时空,所以就把剑雯论文的范围锁定在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创作以及译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的文艺政策逐步开放,为作家带来比较自由的创作环境,翻译题材的限制也相对放松些,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在此时经由《世界文学》这份期刊大量译介入大陆,之后,专书论着也逐一翻译出版。比如,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台湾版1972年出现,大陆版则是1986年才出版。为了细察女性主义思潮的沿革,剑雯把中大图书馆收藏的每一期《世界文学》都看了,爬梳出所有重要的文献。
再举一例来说明剑雯追索话语权与翻译的关系。以福柯的着作为本,她界定了话语与权力的意义,以及其与女性主义写作和翻译的种种瓜葛。再以文化学派的翻译观,也就是「翻译即重写」,细细探讨了译者如何以翻译建构女性话语权,又如何维护男性话语权。与其他范畴的翻译不同,性别视点的差异可以影响翻译,有心的译者往往利用翻译,来操纵性别所带来的不同立场。这一章足以见到剑雯的用功之深与用力之勤。
剑雯的论文尚未写就,我就离开中大去帮东华三院成立新的学院。多少次夜里看稿至三更,清晨再与她在火炭火车站露天的长椅上讨论。冬日的风从不止歇,我们也不觉得冷。最后总是剑雯送我搭车,一起坐到或站到旺角。老远看着我出站了,她再回头返中大。
剑雯的论文得到委员会的一致赞赏。毕业后她也拿起木铎,在香港树仁大学为人师表。如今看见论文变成了书,剑雯再次待发清晓,我心欣然。
二○一六年七月三日于东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