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全球畅销书《神的历史》（A History of God）作者、2008年TED大奖（Ted Prize）得主
着名比较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壮，在新作《血田》中全面性探讨宗教与暴力的关联。
着名比较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壮，在新作《血田》中全面性探讨宗教与暴力的关联。
※《出版人週刊》选书，美版首刷印量15万册
人类社会本质上就带有暴力，
虽然宗教常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但真正该做的是为此感到悲伤。
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国家，并不比宗教化的国家更爱好和平，
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两难，每个人都置身其中。
我们无法澈底改变我们社会的本质，
但是不是能有一种不同的路径，让人们以更仁慈、更有同理心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早在西元前两百多年，印度的阿育王就发现，他既要推行慈悲的法，但为了维持国家稳定，却又不能解散他的军队。古代以色列人原本想逃出农业国家，回归部落文化，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尽管他们对于城市文明的剥削痛深恶绝，却不能没有它。
人类最早的宗教便是植基于生命必须依赖暴力才能生存的悲剧事实上，希望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无解的难题。
但矛盾的是，历史发展至今日，宗教反而经常被视为是各种纷扰的起因。
宗教真的该为人类的暴力负责吗？宗教是如何被误认以至走到现今这一步？
该如何认清暴力、宗教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政治脱离宗教，真的为世界带来和平了吗？或者只是陷入一种缺乏剎车的极端？
在暴力在所难免的政治世界里，非暴力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现代性让社会暴力的规模更为庞大，世俗化的民主国家，并不比一个宗教化的国家更爱好和平，甚至还缺乏剎车。作者爬梳了各个文化传统中，包含佛教、中国儒教、道教，西方基督宗教，跨越四千多年的宗教历史，不但为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提出有力的抗辩，更为人类社会暴力的本质提供了思考的出路。
【书封故事】
当人类的锄头第一次挥向土地，大地就开始流血，从此，农田成了血田。
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世记》 4:2,8-10
各界齐声推荐
•传统上被视为是『宗教』战争，实际上绝大部分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所导致的冲突，本书针对这段历史做了很好的总结。——《图书馆期刊》
•发人省思，非常好读。作者的探寻让人耳目一新。她综览全球以及四千多年来的宗教历史，解释了宗教和暴力如何被套在一起，同时，也阐明宗教被用来对抗暴力的种种作法。——《出版人周刊》
•如史诗般壮阔，博学且广泛的历史研究，研究暴力与宗教的关系。…引人入胜的读物充满神在人类文化中最强而有力的抗辩。——《科克斯评论》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凯伦．阿姆斯壮（Karen Armstrong）
畅销书《神的历史》（A HISTORY OF GOD）作者。曾担任天主教修女长达七年，一九六九年离开教派后到牛津大学修得学位，并教授当代文学。一九八二年起成为全职作家。她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宗教评论者之一与比较宗教学专家，着有超过二十本关于信仰与主要宗教的着作，包括《神的历史》、《爱人如己：改变世界的十二堂课》等多本畅销书，作品已译成四十五种语文出版。
她曾赴美国国会演说，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并受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延揽加入联合国文明联盟（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担任大使。获颁众多国际奖项，包括二○○七年埃及政府授予的艺术科学勋章，这是首度由外国人获得该荣誉；二○○八年的罗斯福四大自由勋章（Franklin D. Roosevelt Four Freedoms Medal）和TED大奖；以及二○一三年，因促进跨文化理解，获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颁发纳耶夫．艾尔－罗德汉奖（Nayef Al-Rodhan Prize）。
译者简介
林宏涛
台湾大学哲学硕士，德国弗来堡大学博士研究。译作有：《等待哥伦布》、《我的名字叫耶稣》、《神子》、《与改变对话》、《上帝的语言》、《铃木大拙禅学入门》、《神话学辞典》、《众生的导师：佛陀》、《启蒙的辩证》、《人的形象与神的形象》、《神在人间》、《爱在流行》、《诠释之冲突》、《艺术想怎样》、《自我的追寻》、《人造地狱》、《人的条件》、《隐藏之泉》、《体会死亡》、《正义的理念》、《无私的艺术》、《死后的世界》、《奥斯卡与我》、《南十字星风筝线》。
凯伦．阿姆斯壮（Karen Armstrong）
畅销书《神的历史》（A HISTORY OF GOD）作者。曾担任天主教修女长达七年，一九六九年离开教派后到牛津大学修得学位，并教授当代文学。一九八二年起成为全职作家。她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宗教评论者之一与比较宗教学专家，着有超过二十本关于信仰与主要宗教的着作，包括《神的历史》、《爱人如己：改变世界的十二堂课》等多本畅销书，作品已译成四十五种语文出版。
她曾赴美国国会演说，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并受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延揽加入联合国文明联盟（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担任大使。获颁众多国际奖项，包括二○○七年埃及政府授予的艺术科学勋章，这是首度由外国人获得该荣誉；二○○八年的罗斯福四大自由勋章（Franklin D. Roosevelt Four Freedoms Medal）和TED大奖；以及二○一三年，因促进跨文化理解，获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颁发纳耶夫．艾尔－罗德汉奖（Nayef Al-Rodhan Prize）。
译者简介
林宏涛
台湾大学哲学硕士，德国弗来堡大学博士研究。译作有：《等待哥伦布》、《我的名字叫耶稣》、《神子》、《与改变对话》、《上帝的语言》、《铃木大拙禅学入门》、《神话学辞典》、《众生的导师：佛陀》、《启蒙的辩证》、《人的形象与神的形象》、《神在人间》、《爱在流行》、《诠释之冲突》、《艺术想怎样》、《自我的追寻》、《人造地狱》、《人的条件》、《隐藏之泉》、《体会死亡》、《正义的理念》、《无私的艺术》、《死后的世界》、《奥斯卡与我》、《南十字星风筝线》。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部 起初……
第一章 农夫和牧羊人
第二章 印度：正道
第三章 中国：士与君子
第四章 希伯来人的两难
第二部 维持和平
第五章 耶稣：不属世界？
第六章 拜占庭：帝国的悲剧
第七章 穆斯林的两难
第八章 十字军运动和圣战
第三部 近代世界
第九章 「宗教」的兴起
第十章 俗世的胜利
第十一章 宗教的反击
第十二章 神圣的恐怖行动
第十三章 全球圣战
后记
註释
参考书目
第一部 起初……
第一章 农夫和牧羊人
第二章 印度：正道
第三章 中国：士与君子
第四章 希伯来人的两难
第二部 维持和平
第五章 耶稣：不属世界？
第六章 拜占庭：帝国的悲剧
第七章 穆斯林的两难
第八章 十字军运动和圣战
第三部 近代世界
第九章 「宗教」的兴起
第十章 俗世的胜利
第十一章 宗教的反击
第十二章 神圣的恐怖行动
第十三章 全球圣战
后记
註释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前言（节录）
在古代以色列，大祭司每年的赎罪日（Day of Atonement, Yom Kippur）都要牵两只公山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献祭一只羊为会众赎罪，然后把双手放在另一只羊的头上，把人民的罪都转移到羊头上，然后指派一个人把这只羊赶到城外，借此把罪都流放到别的地方。如是，摩西解释说：「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纪哈（René Girard）在其关于宗教和暴力的经典研究里主张说，替罪羊之礼平息了族里各个团体之间的敌对行为。我相信现代社会也以类似的方式把信仰变成了替罪羊。
在西方世界，认为宗教本来就是暴力的，这个想法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也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作为宗教研究者，我时常听到人们说它有多么残酷而好战，说也奇怪，几乎每次都有同样的说法：「宗教一直是历史里所有大战的原因。」这句话如咒语一般，从美国的评论家和精神科医师、伦敦的计程车司机到牛津大学的学者，每个人都把它挂在嘴边。这是个很怪异的评论。因为显然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宗教才兵戎相见的。战争史家在讨论人们大动干戈的理由时都承认说，这与许多纵横交错的社会、物质和意识型态因素都脱不了关系，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有限资源的竞争。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的专家们也认为，人的暴行有很复杂的理由。然而宗教信仰的暴力形象在我们俗世的意识里如此牢不可破，使得我们千篇一律地把二十世纪的暴力罪行都让「宗教」驮在背上，然后把它赶到政治上的旷野里去。
即使他们承认宗教不必为人类所有的暴力和战争负责，还是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基本上就是会寻衅逞凶。他们主张说，「一神论」尤其不宽容，而一旦人民相信「神」站在他们那边，就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他们以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和十六、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为例，他们更提到近来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都是以宗教为名，证明伊斯兰教特别好战。如果我提到佛教的「不害」，他们就会反驳说佛教是入世的哲学而不是宗教。于是我们找到问题的核心。佛教当然不是自十七、八世纪以降的西方世界所理解的「宗教」。但是我们近代西方的「宗教」观念其实既怪异又偏离常理。没有哪个文化传统有这样的观念，就连近代以前的基督宗教，也应该会觉得它太简化而格格不入。事实上，它使得任何认为宗教有暴力倾向的主张变得更复杂了。
而使情况更复杂的是，近五十年来，学术界已经很清楚，宗教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定义方式。在西方国家，我们把「宗教」视为一个融贯的系统，有强制性的信念、制度和仪式，集中于一个超自然的「神」，其宗教活动主要是私底下的，与「世俗」活动完全隔离。但是在其他的语言里相当于我们的「宗教」的语词，其指涉范围却都更大、更含混、也更包罗万象。阿拉伯语的「din」意指整个生活方式。梵文的「dharma」也是指「一个『整体的』概念，没办法翻译，包含了法律、正义、道德和社会生活」。《牛津古典词典》（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很明确地说：「不管是希腊文或拉丁文，都没有和英语里的『religion』或『religious』对应的语词。」宗教作为一个个人的、有体系的事务的观念，在古希腊、日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国和印度里，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希伯来圣经里也没有任何关于宗教的抽象概念；塔木德教师也会觉得没办法用一个语词甚或一句话表达他们所谓的信仰，因为塔木德本来就是要把整个人的生活引领到神圣的领域。
（中略）
近代西方世界将宗教视为法典化的、私人的事物，基督新教是唯一和这个观念相符的传统，诚如这个意义下的「宗教」，它也是近代早期的产物。那时候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开始政教分离，因为他们认定（虽然不完全正确）对宗教的争论要为三十年战争负全责。认为宗教必须严格禁止涉入政治生活，这成为所谓主权民族国家的宪章神话。提倡这个教条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他们是回复到天主教神职人员混淆了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以前更适当的状态。但是他们的世俗神学和西方世界同时擘画的近代市场经济一样，都是相当极端的创新。对于不曾经历这个特殊的现代化过程的非西方国家而言，这两个创新显得既违反自然，甚至很莫名其妙。政教分离的惯例在西方国家已经习以为常，使得我们很难想像此二者在过去有多么根深柢固。那绝对不只是国家「利用」宗教的问题而已；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将它们拆开来看，那就像是没有琴酒的鸡尾酒。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里，宗教渗透到生活的每个层面。我们在下文会看到，一大堆我们现在觉得是世俗性的行为，以前却被认为是很神圣的：森林净化、畋猎、足球比赛、博戏、天文星相、农耕、国家的建立、拔河、城市规划、贸易、喝烈酒，以及战争。古人不会认为「宗教」和「政治」是泾渭分明的。这不是因为他们笨得分不清楚两者的差别，而是因为他们想要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充满着终极价值。我们是寻找意义的生物，而有别于禽兽，如果我们没办法理解生活，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绝望。我们很难接受此生有涯的事实。自然的灾难和人类的暴虐让我们忧心悄悄，而我们更强烈意识自己身心的种种弱点。对于自己的存在处境，我们觉得大惑不解，而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拥有「惊奇」的神奇能力。古代哲学家对于宇宙秩序心醉神驰；他们惊艳于那使天体遵循着轨道运行、使大海有其边际、使大地在寒冬过后恢复生机的神祕力量，他们渴望分受这个更丰盈而更恆久的存在。
（中略）
如果要探索其原因何在，我 们不妨先思考一下我们的神经结构的发展。
我们每个人不只是拥有一个脑部，而是有三个很侷促不安地共存的脑部。在灰质的最深处，我们有个从爬虫类继承来的「古老的脑」，它是从五亿年前的原生浆液奋力演化出来的。这些生物只在意自己的生存，完全不会有任何利他的冲动，它们完全凭着身体机制的刺激而觅食、搏斗、逃跑（如果有必要的话）以及繁殖。最强者具有不择手段地掠取食物、抵挡任何威胁、主宰领域、找寻安全栖地的本能，它们会随着基因代代相传，使得自我中心的冲动只会越来越强势。但是自从哺乳动物出现以后，大约在一亿两千万年前，演化出神经科学家所谓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边缘系统覆盖着继承自爬虫动物的脑核，它会激发所有新的行为类型，包括保护和养育下一代，与其他个体团结在一起，那对于生存的竞争很有帮助。于是，有感觉的生物第一次拥有疼爱和关心其他生物的能力。
虽然这些边缘系统的情绪不如从我们的爬虫类脑核发出的「自我优先的」驱力那么强烈，我们人类却演化出对于他者的同理心以及对于同族的特殊亲和力。于是，中国哲学家孟子（371-288 BCE）主张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不忍人之心。人们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他在自己心里会感受到孩子的危难，产生憷惕恻隐之心，不假思索地，不顾自身地奋而救之。如果有路人见状而不曾有丝毫恻隐之心，那么他一定是哪里不对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感觉是很根本的，虽说孟子认为多少会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你可能会压抑这四端，正如你可能会瘫痪或伤害自己。另一方面，如果你将它们扩而充之，它们就会拥有属于自身的力量和动能。
我们还必须思考我们脑部的第三个部分，才能完全了解孟子的论证。大约在两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出「新脑」，新皮质（neocortex），主司论理能力和自我觉知，使得我们从本能而原始的激情抽离出来。自此以后，人类大抵上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服从于他们三个不同的脑部相互牴触的冲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很老练的杀手。在发明农耕以前，他们以宰杀动物为生，利用他们的硕大的脑部开发出屠杀更大型且更强壮的动物的技术。但是他们的同理心或许也让他们侷促不安。我们从现代的渔猎社会或许可见一斑。人类学家说，对于必须宰杀被部落里的人们视为朋友或守护神的动物，他们会感到极度焦虑，试图以洁净礼的仪式缓解这个痛苦。在树林很稀少的喀拉哈里沙漠，布希曼人被迫使用只能擦破皮的轻武器。于是他们在箭镞涂上可以让动物致死（不过会慢慢死去）的毒药，基于难以言喻的血浓于水的感情，猎人会守在猎物身旁，猎物哭喊时，他也跟着哭，象征性地分担它临死的痛苦。其他部落会披上动物的毛皮，把被宰杀的动物的血和粪便涂在山洞壁上，好让它们回到它们在地下的家乡。
（中略）
我们不会完全忘记採集狩猎的过往，那是人类历史里最长的时期。我们认为最人性的一切，我们的大脑、身体、面貌、语言、情绪和思想，都有着这个遗传的印记。我们在史前时代的祖先所创设的仪式和神话，显示一直存在于后来有文字的文化的宗教系统里。如是，在几乎每个上古文化的仪式里都至关重要的牲祭，也保存了史前狩猎的习俗，以及对于为了部落而牺牲生命的野兽的致敬。最早的宗教便是植基于生命必须依赖于毁灭其他生物的这个悲剧的事实；宗教仪式旨在帮助人类面对这个无解的难题。虽说远古的猎人们诚心尊重、尊敬甚至同情他们的猎物，却仍然不脱职业杀手的角色。数千年来和大型勐兽的搏斗，意味着这群狩猎者形成了戮力同心的团队，那正是近代军队的种子，他们愿意为了共同利益而冒险犯难，在同胞有危难时保护他们。此外还有一个矛盾的情绪必须调停：他们很可能会爱上狩猎的刺激和残暴。
于是，边缘系统再度派上用场。杀戮的景象或许会唤起我们的同理心，但是在狩猎、掠夺和战斗中，这个情感的地位却淹没在血清素（serotonin）里，也就是主司出神感觉的神经传导物质，它会让我们联想到某些宗教经验的形式。于是，这些暴行最后被视为自然宗教的活动，虽然它和我们对于宗教的理解扞格不入。人们，尤其是男人，会产生和同袍众志成城的感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利他精神，甚至愿意为他人捐躯，因而觉得自己的生命会更充实。在我们的本性里，这种对于暴力的反应一直存在。
（中略）
正如他们让大脑最深层的脑区的侵略性冲动挣脱束缚，战士们或许会觉得自己和最根本而不可摇撼的存在动力相互唱和，也就是生命和死亡的动力。换言之，战争是向爬虫类的残忍冷酷投降的方式，是人类驱力当中最强烈的一种。
因此，战士在战斗中经验到出神忘我的自我肯定，正如其他人在宗教仪式里发现到的，有时候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
（中略）
人的本性是很难克服的。要成为有效率的军人，新兵必须经历艰苦的训练才能克服他们的情绪，就像修士或瑜祇一样。诚如文化史家柏克（Joanna Bourke）所说的：
「个人必须完全崩溃，才能重建为有效率的战斗者。基本原则包括根据军事法规、不讲理的规定以及以严厉的惩罚构成的重组仪式，让人因而压抑个性、整齐划一、没有隐私，还有强迫性的社交关系、紧迫的行程、缺乏睡眠、丧失方向感。这种野蛮化的方法很类似某些政权对犯人刑求的要求。」
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人其实和他在心里创造的「敌人」一样没有人性。的确，我们会发现，在若干文化里，即使是最穷兵黩武的文化，军人仍然是有污点的、不洁净的、人们害怕的对象，既是英雄，也是必要之恶，而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我们和战争的关系极为复杂，或许是因为它是人类相当晚近才发展出来的。狩猎者和採集者没办法从事我们所谓战争的那种组织性暴力，因为作战得有大型军队、持续的领导以及经济资源，那远非他们能力所及。考古学发现此一时期有大量坟墓，暗示着有某种大屠杀，然而我们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人类不断地相互征战。但到了大约西元前九千年，当黎凡特（Levant）筚路蓝缕的农夫学会种植和储存野生的谷物时，人类的生活就不复从前。他们的庄稼可以供应更多的人，直到他们耕作的粮食超过生活所需。于是，若干地区的人口急遽成长，因而再也不可能回到採集渔猎的生活。在大约西元前八千五百年到西元一世纪之间（相对于我们四百万年的历史，这显然只是一弹指之顷），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各自过渡到农业生活。而随着农业的发明，也跟着开展了文明；有了文明，就有了战争。
（中略）
农业已经引进另一种侵略：一种制度的或结构性的暴力，社会迫使人民生活在困苦和奴役中，使他们没办法翻身。根据「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说法，这个系统性的压迫可能是「最不容易察觉的暴力形式」，它存在于：
「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没有用在所有人的自我实现上，而是用来满足自己，或是为了主宰、压迫和控制其他社会或是同一个社会里的弱势者。」
农业文化使这个系统性的暴力第一次成为人类历史里的现实状况。
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可能是人人平等的，因为猎人和採集者供养不起那些没有参与艰苦且危险的狩猎的特权阶级。因为这些小部落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没办法生产经济剩余，所以也就谈不上财富不均。唯有每个人都分享他们所拥有的食物，部落才能生存。高压统治是行不通的事，因为所有体格强壮的男人都有相同的武器格斗技巧。人类学家说过，近代渔猎採集社会是无阶级的，他们的经济是「一种共产主义」，人们以其技巧和美德为荣，例如慷慨、仁慈和镇定，这些美德对于整个部落都很有帮助。但是在生产多过需求的社会里，一小撮人可能利用这个剩余屯积操赢致奇，独占暴力，而主宰其他人。
我们在第一部里可以看到，这个系统性的暴力充斥在所有农业文明里。在中东、中国、印度和欧洲的许多以农立国的国家，不到二％人口的菁英团体，借着少数家臣之助，有系统地掠夺民众的收成，以维持他们的贵族生活型态。然而社会史家主张说，如果没有这种极不公平的制度，人类就不可能走出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因为它可以创造出一个有闲的特权阶级，发展出文明化的艺术和科学，而后者则又推动文明的进步。所有近代以前的文明都採取了这个暴虐的系统；他们显然别无选择。这也不免牵涉到宗教，它渗透到人类所有活动里，包括国家和政府的建立。的确，我们会看到，近代以前的政治和宗教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名统治菁英接纳了一个伦理传统，例如佛教、基督宗教或伊斯兰，那么神职人员也会改变他们的意识型态以迎合国家的结构性暴力。
在第一部和第二部里，我们会探讨这个两难。对于以武力建立、以军事侵略维系的农业国家而言，战争是必要的。当土地和耕种的农民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开疆辟土就成了农业王国增加其财政收入的唯一方式。因此，战争是任何农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必须维持对农村的控制，以保护他们的耕地，抵挡入侵者，征服更多的土地，且只要有一点反抗的迹象，就会毫不留情地镇压。在这类故事里有个主要角色，那就是印度的阿育王（Ashoka, c. 268-223 BCE）。看到他的军队对造反的国家烧杀掳掠，让他震惊不已，于是不遗余力地倡导慈悲和宽容的伦理，然而到头来还是没办法解散他的军队。如果没有军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一旦国家兴盛，战争也就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事实，维持和平的唯一方式，经常只有更强大的武力，也就是帝国的军事力量。
对于国家乃至于帝国的兴起而言，军事力量是其必要条件，这也使得历史学家认为军国主义是文明的特征。他们主张说，如果没有训练有素、服从守法的军队，人类社会很可能会停留在原始阶段，或沦为到处征战的游牧部落。但是正如我们在暴力和怜悯的冲动之间的内心冲突，和平的目的和战争的工具之间的不一致也从来没有解决。阿育王的两难正是文明本身的两难。而宗教也会卷入这个战争的拉扯。由于近代以前所有国家的意识型态都充满宗教色彩，战争难免也会得到一个神圣的元素。的确，每个主要的信仰传统都和它在其中兴起的政治实体亦步亦趋，每个「世界宗教」都有个军事强大的帝国为其怙主，而每个传统原本也都会发展出一个帝国主义的意识型态。但是宗教介入和它牵连纠葛的国家暴力的程度有多深呢？有多少人类的暴力要归咎于宗教呢？这些问题并不像我们大多数的公共论述所想的那么容易回答。
（中略）
本书的第一部将从比较的观点检视它。在早于亚伯拉罕信仰的传统里，我们不仅会看到军事力量和宗教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会看到自最早的时期以降，就有许多人对于必要的暴力的两难忧心忡忡，而提倡以「宗教」的方式对抗侵略的冲动，将它们疏导到更悲悯的目标上。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列举所有和宗教有关的暴力，但是我们可以探讨在三个亚伯拉罕宗教的漫长历史里最主要的证明，例如约书亚（Joshua）的圣战、「奋斗」（圣战）（Jihad）的天命、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以及欧洲的宗教战争。我们会明白，近代以前的人们是从宗教的观点从事政治，信仰激发人们努力去理解世界，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那是很陌生的事。但是这仍然无法窥见全豹。我们不妨把英国的一句广告词改写成：「气象变化多端，宗教也是如此。」在宗教史里，为和平的努力和圣战一样重要。宗教人士构想出许多匠心独运的方式，以面对爬虫脑坚毅果决的男子气概，抑制暴力，建立相互尊重而提昇生活的共同体。但是正如面对国家的系统性武力时的阿育王，他们也没办法澈底改变他们的社会；他们最多只能提出一个不同的路径，让人们以更仁慈的、更有同理心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我们在第三部会来到近代时期，当然会探讨自一九八○年代崛起、到二○○一年的九一一时暴行达到极点的以宗教为名的一波波暴力攻击。不过我们也要思考世俗主义（secularism）的本质，尽管它有种种好处，却没有真正提出相对于宗教国家意识型态的另一个和平的选择。早期近代哲学试图在三十年战争后让欧洲恢复和平，但有着它们自己冷酷无情的特征，特别是在探讨世俗的现代世界的受害者时，他们发现它是一种异化，而不是赋权和解放。这是因为世俗主义与其说是取代宗教，不如说是创造了另一种宗教狂热。我们对于终极意义的渴望是如此的根深柢固，以致于我们的世俗体制，特别是民族国家，几乎想当然耳地获得一个「宗教的」光环，虽然在帮助人们勇敢面对人类存在（它不会有一言以蔽之的解答）的种种严酷现实方面，它比古代宗教还更不如。但是世俗主义绝对不会是整个故事的结局。在若干尝试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里，它只是毁坏了宗教，伤害人们的心灵，他们其实还不想要脱离那些一直帮助着他们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在旷野里的替罪羊舔着伤口，满怀着日渐加剧的愤恨，对把它们放逐的城市产生反弹。
在古代以色列，大祭司每年的赎罪日（Day of Atonement, Yom Kippur）都要牵两只公山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献祭一只羊为会众赎罪，然后把双手放在另一只羊的头上，把人民的罪都转移到羊头上，然后指派一个人把这只羊赶到城外，借此把罪都流放到别的地方。如是，摩西解释说：「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纪哈（René Girard）在其关于宗教和暴力的经典研究里主张说，替罪羊之礼平息了族里各个团体之间的敌对行为。我相信现代社会也以类似的方式把信仰变成了替罪羊。
在西方世界，认为宗教本来就是暴力的，这个想法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也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作为宗教研究者，我时常听到人们说它有多么残酷而好战，说也奇怪，几乎每次都有同样的说法：「宗教一直是历史里所有大战的原因。」这句话如咒语一般，从美国的评论家和精神科医师、伦敦的计程车司机到牛津大学的学者，每个人都把它挂在嘴边。这是个很怪异的评论。因为显然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宗教才兵戎相见的。战争史家在讨论人们大动干戈的理由时都承认说，这与许多纵横交错的社会、物质和意识型态因素都脱不了关系，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有限资源的竞争。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的专家们也认为，人的暴行有很复杂的理由。然而宗教信仰的暴力形象在我们俗世的意识里如此牢不可破，使得我们千篇一律地把二十世纪的暴力罪行都让「宗教」驮在背上，然后把它赶到政治上的旷野里去。
即使他们承认宗教不必为人类所有的暴力和战争负责，还是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基本上就是会寻衅逞凶。他们主张说，「一神论」尤其不宽容，而一旦人民相信「神」站在他们那边，就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他们以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和十六、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为例，他们更提到近来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都是以宗教为名，证明伊斯兰教特别好战。如果我提到佛教的「不害」，他们就会反驳说佛教是入世的哲学而不是宗教。于是我们找到问题的核心。佛教当然不是自十七、八世纪以降的西方世界所理解的「宗教」。但是我们近代西方的「宗教」观念其实既怪异又偏离常理。没有哪个文化传统有这样的观念，就连近代以前的基督宗教，也应该会觉得它太简化而格格不入。事实上，它使得任何认为宗教有暴力倾向的主张变得更复杂了。
而使情况更复杂的是，近五十年来，学术界已经很清楚，宗教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定义方式。在西方国家，我们把「宗教」视为一个融贯的系统，有强制性的信念、制度和仪式，集中于一个超自然的「神」，其宗教活动主要是私底下的，与「世俗」活动完全隔离。但是在其他的语言里相当于我们的「宗教」的语词，其指涉范围却都更大、更含混、也更包罗万象。阿拉伯语的「din」意指整个生活方式。梵文的「dharma」也是指「一个『整体的』概念，没办法翻译，包含了法律、正义、道德和社会生活」。《牛津古典词典》（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很明确地说：「不管是希腊文或拉丁文，都没有和英语里的『religion』或『religious』对应的语词。」宗教作为一个个人的、有体系的事务的观念，在古希腊、日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国和印度里，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希伯来圣经里也没有任何关于宗教的抽象概念；塔木德教师也会觉得没办法用一个语词甚或一句话表达他们所谓的信仰，因为塔木德本来就是要把整个人的生活引领到神圣的领域。
（中略）
近代西方世界将宗教视为法典化的、私人的事物，基督新教是唯一和这个观念相符的传统，诚如这个意义下的「宗教」，它也是近代早期的产物。那时候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开始政教分离，因为他们认定（虽然不完全正确）对宗教的争论要为三十年战争负全责。认为宗教必须严格禁止涉入政治生活，这成为所谓主权民族国家的宪章神话。提倡这个教条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他们是回复到天主教神职人员混淆了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以前更适当的状态。但是他们的世俗神学和西方世界同时擘画的近代市场经济一样，都是相当极端的创新。对于不曾经历这个特殊的现代化过程的非西方国家而言，这两个创新显得既违反自然，甚至很莫名其妙。政教分离的惯例在西方国家已经习以为常，使得我们很难想像此二者在过去有多么根深柢固。那绝对不只是国家「利用」宗教的问题而已；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将它们拆开来看，那就像是没有琴酒的鸡尾酒。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里，宗教渗透到生活的每个层面。我们在下文会看到，一大堆我们现在觉得是世俗性的行为，以前却被认为是很神圣的：森林净化、畋猎、足球比赛、博戏、天文星相、农耕、国家的建立、拔河、城市规划、贸易、喝烈酒，以及战争。古人不会认为「宗教」和「政治」是泾渭分明的。这不是因为他们笨得分不清楚两者的差别，而是因为他们想要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充满着终极价值。我们是寻找意义的生物，而有别于禽兽，如果我们没办法理解生活，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绝望。我们很难接受此生有涯的事实。自然的灾难和人类的暴虐让我们忧心悄悄，而我们更强烈意识自己身心的种种弱点。对于自己的存在处境，我们觉得大惑不解，而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拥有「惊奇」的神奇能力。古代哲学家对于宇宙秩序心醉神驰；他们惊艳于那使天体遵循着轨道运行、使大海有其边际、使大地在寒冬过后恢复生机的神祕力量，他们渴望分受这个更丰盈而更恆久的存在。
（中略）
如果要探索其原因何在，我 们不妨先思考一下我们的神经结构的发展。
我们每个人不只是拥有一个脑部，而是有三个很侷促不安地共存的脑部。在灰质的最深处，我们有个从爬虫类继承来的「古老的脑」，它是从五亿年前的原生浆液奋力演化出来的。这些生物只在意自己的生存，完全不会有任何利他的冲动，它们完全凭着身体机制的刺激而觅食、搏斗、逃跑（如果有必要的话）以及繁殖。最强者具有不择手段地掠取食物、抵挡任何威胁、主宰领域、找寻安全栖地的本能，它们会随着基因代代相传，使得自我中心的冲动只会越来越强势。但是自从哺乳动物出现以后，大约在一亿两千万年前，演化出神经科学家所谓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边缘系统覆盖着继承自爬虫动物的脑核，它会激发所有新的行为类型，包括保护和养育下一代，与其他个体团结在一起，那对于生存的竞争很有帮助。于是，有感觉的生物第一次拥有疼爱和关心其他生物的能力。
虽然这些边缘系统的情绪不如从我们的爬虫类脑核发出的「自我优先的」驱力那么强烈，我们人类却演化出对于他者的同理心以及对于同族的特殊亲和力。于是，中国哲学家孟子（371-288 BCE）主张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不忍人之心。人们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他在自己心里会感受到孩子的危难，产生憷惕恻隐之心，不假思索地，不顾自身地奋而救之。如果有路人见状而不曾有丝毫恻隐之心，那么他一定是哪里不对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感觉是很根本的，虽说孟子认为多少会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你可能会压抑这四端，正如你可能会瘫痪或伤害自己。另一方面，如果你将它们扩而充之，它们就会拥有属于自身的力量和动能。
我们还必须思考我们脑部的第三个部分，才能完全了解孟子的论证。大约在两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出「新脑」，新皮质（neocortex），主司论理能力和自我觉知，使得我们从本能而原始的激情抽离出来。自此以后，人类大抵上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服从于他们三个不同的脑部相互牴触的冲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很老练的杀手。在发明农耕以前，他们以宰杀动物为生，利用他们的硕大的脑部开发出屠杀更大型且更强壮的动物的技术。但是他们的同理心或许也让他们侷促不安。我们从现代的渔猎社会或许可见一斑。人类学家说，对于必须宰杀被部落里的人们视为朋友或守护神的动物，他们会感到极度焦虑，试图以洁净礼的仪式缓解这个痛苦。在树林很稀少的喀拉哈里沙漠，布希曼人被迫使用只能擦破皮的轻武器。于是他们在箭镞涂上可以让动物致死（不过会慢慢死去）的毒药，基于难以言喻的血浓于水的感情，猎人会守在猎物身旁，猎物哭喊时，他也跟着哭，象征性地分担它临死的痛苦。其他部落会披上动物的毛皮，把被宰杀的动物的血和粪便涂在山洞壁上，好让它们回到它们在地下的家乡。
（中略）
我们不会完全忘记採集狩猎的过往，那是人类历史里最长的时期。我们认为最人性的一切，我们的大脑、身体、面貌、语言、情绪和思想，都有着这个遗传的印记。我们在史前时代的祖先所创设的仪式和神话，显示一直存在于后来有文字的文化的宗教系统里。如是，在几乎每个上古文化的仪式里都至关重要的牲祭，也保存了史前狩猎的习俗，以及对于为了部落而牺牲生命的野兽的致敬。最早的宗教便是植基于生命必须依赖于毁灭其他生物的这个悲剧的事实；宗教仪式旨在帮助人类面对这个无解的难题。虽说远古的猎人们诚心尊重、尊敬甚至同情他们的猎物，却仍然不脱职业杀手的角色。数千年来和大型勐兽的搏斗，意味着这群狩猎者形成了戮力同心的团队，那正是近代军队的种子，他们愿意为了共同利益而冒险犯难，在同胞有危难时保护他们。此外还有一个矛盾的情绪必须调停：他们很可能会爱上狩猎的刺激和残暴。
于是，边缘系统再度派上用场。杀戮的景象或许会唤起我们的同理心，但是在狩猎、掠夺和战斗中，这个情感的地位却淹没在血清素（serotonin）里，也就是主司出神感觉的神经传导物质，它会让我们联想到某些宗教经验的形式。于是，这些暴行最后被视为自然宗教的活动，虽然它和我们对于宗教的理解扞格不入。人们，尤其是男人，会产生和同袍众志成城的感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利他精神，甚至愿意为他人捐躯，因而觉得自己的生命会更充实。在我们的本性里，这种对于暴力的反应一直存在。
（中略）
正如他们让大脑最深层的脑区的侵略性冲动挣脱束缚，战士们或许会觉得自己和最根本而不可摇撼的存在动力相互唱和，也就是生命和死亡的动力。换言之，战争是向爬虫类的残忍冷酷投降的方式，是人类驱力当中最强烈的一种。
因此，战士在战斗中经验到出神忘我的自我肯定，正如其他人在宗教仪式里发现到的，有时候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
（中略）
人的本性是很难克服的。要成为有效率的军人，新兵必须经历艰苦的训练才能克服他们的情绪，就像修士或瑜祇一样。诚如文化史家柏克（Joanna Bourke）所说的：
「个人必须完全崩溃，才能重建为有效率的战斗者。基本原则包括根据军事法规、不讲理的规定以及以严厉的惩罚构成的重组仪式，让人因而压抑个性、整齐划一、没有隐私，还有强迫性的社交关系、紧迫的行程、缺乏睡眠、丧失方向感。这种野蛮化的方法很类似某些政权对犯人刑求的要求。」
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人其实和他在心里创造的「敌人」一样没有人性。的确，我们会发现，在若干文化里，即使是最穷兵黩武的文化，军人仍然是有污点的、不洁净的、人们害怕的对象，既是英雄，也是必要之恶，而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我们和战争的关系极为复杂，或许是因为它是人类相当晚近才发展出来的。狩猎者和採集者没办法从事我们所谓战争的那种组织性暴力，因为作战得有大型军队、持续的领导以及经济资源，那远非他们能力所及。考古学发现此一时期有大量坟墓，暗示着有某种大屠杀，然而我们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人类不断地相互征战。但到了大约西元前九千年，当黎凡特（Levant）筚路蓝缕的农夫学会种植和储存野生的谷物时，人类的生活就不复从前。他们的庄稼可以供应更多的人，直到他们耕作的粮食超过生活所需。于是，若干地区的人口急遽成长，因而再也不可能回到採集渔猎的生活。在大约西元前八千五百年到西元一世纪之间（相对于我们四百万年的历史，这显然只是一弹指之顷），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各自过渡到农业生活。而随着农业的发明，也跟着开展了文明；有了文明，就有了战争。
（中略）
农业已经引进另一种侵略：一种制度的或结构性的暴力，社会迫使人民生活在困苦和奴役中，使他们没办法翻身。根据「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说法，这个系统性的压迫可能是「最不容易察觉的暴力形式」，它存在于：
「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没有用在所有人的自我实现上，而是用来满足自己，或是为了主宰、压迫和控制其他社会或是同一个社会里的弱势者。」
农业文化使这个系统性的暴力第一次成为人类历史里的现实状况。
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可能是人人平等的，因为猎人和採集者供养不起那些没有参与艰苦且危险的狩猎的特权阶级。因为这些小部落只是勉强维持生计，没办法生产经济剩余，所以也就谈不上财富不均。唯有每个人都分享他们所拥有的食物，部落才能生存。高压统治是行不通的事，因为所有体格强壮的男人都有相同的武器格斗技巧。人类学家说过，近代渔猎採集社会是无阶级的，他们的经济是「一种共产主义」，人们以其技巧和美德为荣，例如慷慨、仁慈和镇定，这些美德对于整个部落都很有帮助。但是在生产多过需求的社会里，一小撮人可能利用这个剩余屯积操赢致奇，独占暴力，而主宰其他人。
我们在第一部里可以看到，这个系统性的暴力充斥在所有农业文明里。在中东、中国、印度和欧洲的许多以农立国的国家，不到二％人口的菁英团体，借着少数家臣之助，有系统地掠夺民众的收成，以维持他们的贵族生活型态。然而社会史家主张说，如果没有这种极不公平的制度，人类就不可能走出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因为它可以创造出一个有闲的特权阶级，发展出文明化的艺术和科学，而后者则又推动文明的进步。所有近代以前的文明都採取了这个暴虐的系统；他们显然别无选择。这也不免牵涉到宗教，它渗透到人类所有活动里，包括国家和政府的建立。的确，我们会看到，近代以前的政治和宗教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名统治菁英接纳了一个伦理传统，例如佛教、基督宗教或伊斯兰，那么神职人员也会改变他们的意识型态以迎合国家的结构性暴力。
在第一部和第二部里，我们会探讨这个两难。对于以武力建立、以军事侵略维系的农业国家而言，战争是必要的。当土地和耕种的农民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开疆辟土就成了农业王国增加其财政收入的唯一方式。因此，战争是任何农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必须维持对农村的控制，以保护他们的耕地，抵挡入侵者，征服更多的土地，且只要有一点反抗的迹象，就会毫不留情地镇压。在这类故事里有个主要角色，那就是印度的阿育王（Ashoka, c. 268-223 BCE）。看到他的军队对造反的国家烧杀掳掠，让他震惊不已，于是不遗余力地倡导慈悲和宽容的伦理，然而到头来还是没办法解散他的军队。如果没有军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一旦国家兴盛，战争也就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事实，维持和平的唯一方式，经常只有更强大的武力，也就是帝国的军事力量。
对于国家乃至于帝国的兴起而言，军事力量是其必要条件，这也使得历史学家认为军国主义是文明的特征。他们主张说，如果没有训练有素、服从守法的军队，人类社会很可能会停留在原始阶段，或沦为到处征战的游牧部落。但是正如我们在暴力和怜悯的冲动之间的内心冲突，和平的目的和战争的工具之间的不一致也从来没有解决。阿育王的两难正是文明本身的两难。而宗教也会卷入这个战争的拉扯。由于近代以前所有国家的意识型态都充满宗教色彩，战争难免也会得到一个神圣的元素。的确，每个主要的信仰传统都和它在其中兴起的政治实体亦步亦趋，每个「世界宗教」都有个军事强大的帝国为其怙主，而每个传统原本也都会发展出一个帝国主义的意识型态。但是宗教介入和它牵连纠葛的国家暴力的程度有多深呢？有多少人类的暴力要归咎于宗教呢？这些问题并不像我们大多数的公共论述所想的那么容易回答。
（中略）
本书的第一部将从比较的观点检视它。在早于亚伯拉罕信仰的传统里，我们不仅会看到军事力量和宗教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会看到自最早的时期以降，就有许多人对于必要的暴力的两难忧心忡忡，而提倡以「宗教」的方式对抗侵略的冲动，将它们疏导到更悲悯的目标上。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列举所有和宗教有关的暴力，但是我们可以探讨在三个亚伯拉罕宗教的漫长历史里最主要的证明，例如约书亚（Joshua）的圣战、「奋斗」（圣战）（Jihad）的天命、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以及欧洲的宗教战争。我们会明白，近代以前的人们是从宗教的观点从事政治，信仰激发人们努力去理解世界，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那是很陌生的事。但是这仍然无法窥见全豹。我们不妨把英国的一句广告词改写成：「气象变化多端，宗教也是如此。」在宗教史里，为和平的努力和圣战一样重要。宗教人士构想出许多匠心独运的方式，以面对爬虫脑坚毅果决的男子气概，抑制暴力，建立相互尊重而提昇生活的共同体。但是正如面对国家的系统性武力时的阿育王，他们也没办法澈底改变他们的社会；他们最多只能提出一个不同的路径，让人们以更仁慈的、更有同理心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我们在第三部会来到近代时期，当然会探讨自一九八○年代崛起、到二○○一年的九一一时暴行达到极点的以宗教为名的一波波暴力攻击。不过我们也要思考世俗主义（secularism）的本质，尽管它有种种好处，却没有真正提出相对于宗教国家意识型态的另一个和平的选择。早期近代哲学试图在三十年战争后让欧洲恢复和平，但有着它们自己冷酷无情的特征，特别是在探讨世俗的现代世界的受害者时，他们发现它是一种异化，而不是赋权和解放。这是因为世俗主义与其说是取代宗教，不如说是创造了另一种宗教狂热。我们对于终极意义的渴望是如此的根深柢固，以致于我们的世俗体制，特别是民族国家，几乎想当然耳地获得一个「宗教的」光环，虽然在帮助人们勇敢面对人类存在（它不会有一言以蔽之的解答）的种种严酷现实方面，它比古代宗教还更不如。但是世俗主义绝对不会是整个故事的结局。在若干尝试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里，它只是毁坏了宗教，伤害人们的心灵，他们其实还不想要脱离那些一直帮助着他们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在旷野里的替罪羊舔着伤口，满怀着日渐加剧的愤恨，对把它们放逐的城市产生反弹。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农夫和牧羊人（节录）
在上古时候的苏美王表（King-List）里，吉加美士（Gilgamesh）是乌鲁克（Uruk）王朝的第五代国王，人们说他是「最强的男人，魁梧、俊美、光芒四射、完美」。历史上很可能真有其人，不过很快就加上了传说的光环。据说他有天眼通，什么都看得见，有神足通，远涉世界尽头，还曾经游历冥府，得大智慧。在西元前三千年初期，位于现今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是苏美城邦联盟里最强大的城邦，苏美可以是说世界上第一个文明。一个叫做「对月神欣的祷告者」（Sin-leqi-unninni）的诗人在他的《吉加美士史诗》记录了吉加美士在大约西元前一千两百年辉煌的一生，对乌鲁克的神庙、宫殿、花园和商店相当自豪。但是他的史诗的开头和结尾却是热情洋溢地描绘吉加美士为他的人民修建的巍峨城墙，总长达六英哩。「拥有环城的乌鲁克的城墙啊，」他兴奋地催促他的读者说：「沿着它绕城市一圈吧，仔细瞧瞧它巨大的基座，检视它的砖砌，真是精雕细琢啊！」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堡垒证明了战争已经成了人类生活的现实。然而它并不是势不可免的发展。在四百年间，苏美境内并没有什么外侮要抵御的。然而，大约于西元前二七五○年在位的吉加美士，是个不世出的苏美国王，「如野牛般的男人，难胜的领袖，战场上的英雄，受将士拥戴，他们称他为堡垒，人民的怙主，摧毁一切防御工事的暴流」。
尽管「对月神欣的祷告者」热爱他的乌鲁克，却也承认这个文明有它的缺憾。在吉加美士逝世不久后，这个诗人就开始诉说他的故事，因为它是个原型的故事，是关于这个主角一生旅程最早的文字叙事。但是它也是对于文明生活不可避免的结构性暴力的沉思。乌鲁克的人民遭到压迫，生活贫苦而悲惨，乞求诸神让他们在吉加美士的暴政下能够喘一口气：
城市是他的财产，他昂首阔步
穿过城市，骄傲地抬着头
如一头野牛般地践踏他的人民。
他是国王，恣意而为
他强拉乌鲁克的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
吉加美士让父子离散。
这些年轻人可能是被征用去修筑城墙。因为如果没有不择手段地剥削大量人力，城市生活将难以为继。吉加美士和苏美贵族生活在史无前例的辉煌盛世，但是对于农民大众而言，文明只是造成苦难和压迫。
在上古时候的苏美王表（King-List）里，吉加美士（Gilgamesh）是乌鲁克（Uruk）王朝的第五代国王，人们说他是「最强的男人，魁梧、俊美、光芒四射、完美」。历史上很可能真有其人，不过很快就加上了传说的光环。据说他有天眼通，什么都看得见，有神足通，远涉世界尽头，还曾经游历冥府，得大智慧。在西元前三千年初期，位于现今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是苏美城邦联盟里最强大的城邦，苏美可以是说世界上第一个文明。一个叫做「对月神欣的祷告者」（Sin-leqi-unninni）的诗人在他的《吉加美士史诗》记录了吉加美士在大约西元前一千两百年辉煌的一生，对乌鲁克的神庙、宫殿、花园和商店相当自豪。但是他的史诗的开头和结尾却是热情洋溢地描绘吉加美士为他的人民修建的巍峨城墙，总长达六英哩。「拥有环城的乌鲁克的城墙啊，」他兴奋地催促他的读者说：「沿着它绕城市一圈吧，仔细瞧瞧它巨大的基座，检视它的砖砌，真是精雕细琢啊！」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堡垒证明了战争已经成了人类生活的现实。然而它并不是势不可免的发展。在四百年间，苏美境内并没有什么外侮要抵御的。然而，大约于西元前二七五○年在位的吉加美士，是个不世出的苏美国王，「如野牛般的男人，难胜的领袖，战场上的英雄，受将士拥戴，他们称他为堡垒，人民的怙主，摧毁一切防御工事的暴流」。
尽管「对月神欣的祷告者」热爱他的乌鲁克，却也承认这个文明有它的缺憾。在吉加美士逝世不久后，这个诗人就开始诉说他的故事，因为它是个原型的故事，是关于这个主角一生旅程最早的文字叙事。但是它也是对于文明生活不可避免的结构性暴力的沉思。乌鲁克的人民遭到压迫，生活贫苦而悲惨，乞求诸神让他们在吉加美士的暴政下能够喘一口气：
城市是他的财产，他昂首阔步
穿过城市，骄傲地抬着头
如一头野牛般地践踏他的人民。
他是国王，恣意而为
他强拉乌鲁克的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
吉加美士让父子离散。
这些年轻人可能是被征用去修筑城墙。因为如果没有不择手段地剥削大量人力，城市生活将难以为继。吉加美士和苏美贵族生活在史无前例的辉煌盛世，但是对于农民大众而言，文明只是造成苦难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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