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犹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纪念与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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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在民主自由的台湾,威权遗毒仍未消失。
没有真相与究责的二二八,岛屿犹未天光……
一个台湾史学者追求台湾主体意识的战斗与心路历程,
也是解读二二八与三月屠杀的必经之路。

  尽管解严以后,台湾社会经历了民主化、自由化,
  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观点与近现代历史研究亦有所开展,
  但「二二八」仍旧是几代台湾人沉默的伤口,
  诸多背离历史事实的说法与伪研究,
  仍企图为党国体制的国家暴力脱罪,即使经过政党轮替,
  被害者的声音依旧渺小,加害者仍然逍遥法外。

  本书为陈仪深教授十数年来有关二二八的评论与纪念文字之集结,
  其长年关心台湾近代史、口述历史与二二八研究,相关评论的积累,
  见证了近年来有关二二八的研究、讨论与争议的发展过程。

  本书共分四部分:

  「史实真相」
  回归历史研究,用史料呈现错综复杂的二二八理路。

  「责任归属」
  蒋介石为什么应负最大责任?谁为加害者开脱?
  历史评价与责任一一辨明。

  「缅怀纪念」
  牢记伤痛,走向未来,「共生音乐节」的诞生与跨世代的传承。

  「转型正义」
  揭穿精神分裂的虚假纪念,纪录为二二八控告中国国民党的未竟之业。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探讨历史、记忆、社会转型与正义实践的图书的详细简介,内容完全围绕历史研究、社会学分析、政治转型、记忆政治及法律追责等主题展开,不涉及您提供的书名所指的特定事件。 --- 《历史的褶皱与当代的重量:转型时期社会记忆的建构、冲突与法律追责》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在经历剧烈社会变迁和政治体制转型时期,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塑造、争夺和重新诠释的。它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叙事,聚焦于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工具和身份构建核心的复杂机制。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一个社会如何在政治解放与权力更迭之后,面对那些被长期压抑、扭曲或选择性遗忘的历史创伤,并试图从中寻求和解、认知以及制度性的正义。 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逻辑层层递进,从宏观的历史哲学探讨,深入到微观的个案分析,最终落脚于制度构建与司法实践。 第一部分:历史的能动性与记忆的形塑 本部分首先确立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探讨“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强调,历史并非一个固定的文本,而是不断被当前政治语境和社会需求所“打捞”和“重塑”的动态过程。我们审视了社会记忆理论的经典框架,特别是莫里斯·哈尔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如何应用于后威权或冲突社会的研究。 重点讨论了国家叙事权力的运作机制。在一个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社会中,新政权往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正当性叙事”,这必然导致对旧有历史的批判性重写,或通过“官方纪念”来主导公共记忆的走向。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记忆建构总是遭遇来自民间、受害者群体以及流亡知识分子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的抵抗。本书通过对不同媒体形式——纪念碑、教科书、官方文献以及地下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揭示了记忆战场上的隐形冲突。 第二部分:创伤、见证与公共空间 本部分将视角转向创伤的社会心理学和伦理学维度。作者认为,未被充分处理的集体创伤,会内化为社会结构中的“潜伏病灶”,影响代际关系和公民的政治信任度。本书详细阐述了“见证”(Testimony)在创伤处理中的关键作用。见证不仅是个体的道德行为,更是恢复受害者主体性的政治行动。 我们分析了后转型社会中,为创伤性事件设立“纪念空间”(Memorial Sites)的复杂性。纪念空间的选址、设计、叙事导向,无不蕴含着深刻的权力博弈。一个不恰当的纪念场所可能成为“遗忘的纪念碑”,而非和解的桥梁。本书对比了不同国家在处理重大历史创伤时,选择“沉默”、“隔离”还是“公开展示”的策略,并评估了这些策略对社会愈合(Social Healing)的长期影响。重点关注了“替代理想化”的陷阱——即过度美化受害者或简化冲突的复杂性,反而阻碍了对事件深层结构性原因的探究。 第三部分:身份政治、代际鸿沟与记忆的代际传递 转型期的记忆研究必须面对时间维度的挑战。本书深入探讨了“代际正义”的议题。对于亲历者而言,记忆是生存的证据;但对于成长于转型完成后的年轻一代来说,历史往往是抽象的标签或被赋予的身份包袱。 我们考察了“记忆的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emory)的机制——是通过家庭私密叙事,还是通过教育系统?当官方叙事与家庭记忆产生冲突时,年轻人如何构建自己的历史认知?本书采用社会学调查方法,分析了不同代际群体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认知差异、情感投入程度,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了当代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的形态。同时,本书也批判性地审视了“身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异化:当历史沦为不同群体争夺道德高地的工具时,历史的普世价值和对真相的探求是否被削弱? 第四部分:从记忆到究责:法律、真相委员会与制度化和解 本书的高潮部分,聚焦于如何将历史记忆的认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性的追责与重建行动。作者认为,真正的社会转型,其标志之一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机制,将过去的非正义行为置于法律和制度的审视之下。 本书详尽对比了三种主要的“后冲突正义”(Post-Conflict Justice)模式: 1. 传统审判(如纽伦堡模式): 侧重于惩罚少数责任人,但可能忽略系统性共谋。 2.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 侧重于建立官方历史记录,以换取部分责任人的坦白,但往往在追责力度上受限。 3. 转型期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 探讨如何利用现有法律框架(如恢复名誉、赔偿、设立专门法庭)来处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案件。 研究的重点是,在追责过程中,如何平衡“惩罚的需要”与“社会稳定的需要”。本书通过分析一系列案例,论证了“真相”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正义的必要性,以及赔偿和恢复名誉在修复受害者尊严中的不可替代性。最终,本书探讨了如何通过司法和制度改革,确保历史的教训能够被内化为新的宪政秩序和公民文化的基石,从而避免历史的悲剧在新的形态下重演。 结语: 本书旨在为理解复杂转型社会中的历史认知、集体创伤处理以及制度性正义的实现路径,提供一套多维度的分析工具。它呼吁学界和公众,正视历史的复杂性,警惕记忆的政治化陷阱,并积极参与到构建一个对过去负责任、面向未来的社会的过程中。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陈仪深

 
  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口述历史学会理事长、台湾北社副社长。曾任东吴大学政治系讲师、副教授(1984-1988),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兼任副教授(1988迄今),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2009迄今),台湾教授协会创会执委(1990-1992)、秘书长(1995)、会长(2009、2010)。研究专长领域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战后台湾政治史、二二八事件研究、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研究。

图书目录

李筱峰序
薛化元序
自序

▍史实真相
从二二八档案看到更多历史事实
如何看待二二八的死亡人数问题
历史事实、历史教训的区别与关联
那些假冒专业的二二八「研究」
「渡」撰的林江迈故事
杨渡「还原」了什么二二八?
是报复屠杀 不是官逼民反
二二八的族群冲突面向
故乡云林的二二八
马英九该知道的二二八
马英九以何方式消费二二八?
台独不毒 共产很惨──二二八事件65週年

▍责任归属
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兼论彭孟缉「出兵平乱」之不正当
国民党人的二二八责任应分别客观看待
谈论二二八事件的伦理界线
蒋介石的二二八责任不容粉饰──驳张祖诒先生的「宽大包容」说
蒋介石日记与二二八责任
蒋介石「严禁报复」?
白先勇应勇敢面对父亲白崇禧的历史

▍追思纪念
谁来做二二八的功课?
面对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二二八事件58週年纪念前夜
从公布史料到「千人静坐」
三月屠杀与共生音乐节
共生音乐节的跨世代情缘
台独立场才能纪念二二八?
从「油彩的化身」陈澄波受难谈起

▍转型正义
质疑马市府的「二二八纪念馆」经营理念
纪念二二八 控告国民党
二二八控告国民党的理由
为二二八拉开法律行动序幕
欣闻蒋孝严控告吾等诽谤案遭不起诉处分
二二八事件60週年纪念研讨会的几篇重要论文
「中正庙」转型的优先顺序
「中正庙」改废争议的核心议题
「中正庙」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浮沉──回顾2007年的一件大事
二二八的转型正义应该借镜韩国
拨乱反正 正反乱拨
官逼民反 本党不负责──谈国民党对二二八官司的自我辩护
思考二二八转型正义的优先顺序
为二二八控告国民党的一段失败经验

▍附录
壹、为二二八控告中国国民党
一、民事起诉状
二、中国国民党民事答辩状
三、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决书
四、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书
贰、蒋孝严控告我等诽谤案
一、台北地方法院不起诉处分书

图书序言

自序

  1991年,由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所主办的二二八学术研讨会,是解严之后第一次那么大规模探讨二二八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我发表的论文〈论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我第一篇研究二二八的作品,后来还被收录在《台湾史论文精选》。这篇文章是1991年夏天我在美国史丹佛大学进修,利用该校的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Collection)的资料,包括战后初期的报章杂志所写,由于身在异国、万缘放下、全心投入,所以那几个月的阅读和写作,感觉好像亲身经历了二二八。

  赖泽涵、马若孟(Ramon H. Myers) 的《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正好在同年出版,我就是在史丹佛大学校园的书店买来读的,不久就写了一篇书评,寄回来给《自由时报》发表。在文中我批评该书对二二八的核心观点是copy国民党的官方观点,例如说处委会提出“more and more radical"的要求,所以蒋介石才派兵镇压,我认为这是谎言,因为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是3月7日才提出「32 条处理大纲」,可是我们从档案可以知道蒋介石最慢在3月5日就下令派兵了。而蒋介石在3 月10 日「总理纪念週」第一次公开谈二二八事件就是这么定位的:「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该省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此种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之范围』……故中央已派军队赴台湾……」,这就是《悲剧性的开端》所指的—把派兵的理由和处委会的「踰越」要求扣连起来,明显是copy 蒋介石的观点。可见我们如果平心阅读原始资料,很容易可以对事件的因果、经过把握梗概,不会被一些政治宣传迷惑。

  就我的二二八研究经过而言,相当程度是与九○年代的台湾政治社会情势发展有关。九○年代是李登辉总统主导的「改革开放」时代,每年二二八的纪念活动中,研讨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方式。例如二二八50 週年时,有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台湾历史学会与陈水扁执政的台北市政府举办的「二二八事件50週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中我也有发表〈再探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关于其政治立场与角色功能的评估〉。我记得我对处理委员会的评价是比较中性的,有功有过,我认为他们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我不赞成用一种教条式的观点,以为「半山」都是坏人,或是认为处委会进行谈判就是「妥协路线」,必须是武装路线才是进步的,这些说法都流于情绪,不是我们学者写历史的适当态度。我对处委会的评价是他们已经尽了力,并且有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像担任台湾省参议会副议长的李万居等等公职们,虽然也算是「官方」,可是他们到底是要站在台湾人立场,还是官方立场?我认为在当时情势下,他们主要还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所以他们才会一起拿「32 条处理大纲」去给陈仪,陈仪没看完就生气地丢到地上;此外,李万居要不是有陈仪保他,不然就被别的系统抓走了。当我在说这个的时候,不免相对会批评到蒋渭川。蒋渭川当时和处理委员会针锋相对,他在电台广播一方面号召群众,一方面攻击处理委员会,若从「运动伦理」而言,这是不好的!可是我这样说不免就得罪蒋渭川的家属。果然蒋渭川的一位女婿就在讨论会上怒指我怎么可以讲「半山」也有好人云云,当时我「年轻气盛」,就呛回去了。我说拜託,现在是学术研讨会,这里不是街头,要讲证据、讲逻辑才是尊重这个场合。这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二二八研讨会。

  后来我也参与好几次研讨会,包括责任归属报告的撰写6、参与60 週年高雄市文献委员会主办、许雪姬等人帮忙筹画的「纪念二二八事件60 週年学术研讨会」,以及在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举办的「二二八事件60週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族群冲突、官逼民反与报复屠杀—论二二八事件的性质定位〉,探讨二二八是不是一种镇压屠杀?我写这些论文其实是有着隐含的计划,凑起来可以是有意义的结构,希望可以成为一本涵盖二二八原因、经过、南京政府的处置,以及事件性质定位的专着。

  九○年代以来,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常以举办研讨会的方式来纪念二二八,基金会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出版《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关于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我负责撰写〈第三章:南京决策阶层的责任〉,我的结论是蒋介石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也因为这样曾被蒋孝严控告,说是污蔑他的先人,就把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煌、研究报告的总召集人张炎宪与我(撰稿人)共三人告上法庭,而且蒋孝严居然要求赔偿新台币20亿元,真是离谱。

  我们出庭了几次,那其实算是一种调查庭,是由检察官和他的助理先了解状况,结果他们做出不起诉的处分 ; 之后蒋孝严声请再议,最后才确定不起诉。这位检察官头脑算是清楚的,他听一听也觉得这没有蓄意毁谤,毕竟我是根据档案史料合理论述,认为蒋介石应负最大的责任,而毁谤罪的成立要件是「明知非事实而故意传播」。

  我自己写完这章之后感觉颇有成就感,因为对蒋介石的究责,以前的人虽然也有讲过,但都是片段,没有系统性地铺陈这整件事情。我在撰写过程中发现,国民党内部其实有反省的声音,包括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不少成员。1947年3月5、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就对台湾的行政长官制度及陈仪的作风多所批评,国民党中执会更于3月22日通过「闽台清查团」刘文岛等人的连署提案,决定对陈仪「撤职查办」。这其实都代表国民党内部的反省声音,而且他们也知道台湾的二二八闹得太大,要有人负责。这些档案公文历历在目,就是蒋介石运用「总裁特权」,批示另案处理,不用撤职查办。当时中执会的决议是撤职查办,而文官处在拟办栏签註的意见是两案併陈,加入的第二项是依照总裁的特权,另案处理,结果蒋介石就批「照第二项办理」。因此,我认为蒋介石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这是他自己选择的。

  再次,2010 年马英九执政期间,二二八关怀总会理事长张炎宪和我以及顾立雄等三位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代表108 位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向中国国民党提起诉讼,要求回复名誉。当时国民党的法定代理人是马英九,诉讼代理人是赖素如、洪文浚两位律师。

  我们根据「转型正义」的观点,认为需要有人负责任,不能只是政府花钱了事,并且提出三项具体要求:

  第一是国民党要公开道歉,并要按照我们草拟的启事文本,在主要媒体上刊登;第二是捐赠新台币20 亿元给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供作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的筹设以及营运经费;第三是将国民党党史馆所藏二二八相关档案原件以及戒严时期中常会纪录、总裁批签、海工会档案副本悉数交由行政院档案管理局保存并公开,且做为他日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展示之用,这一方面是为了揭露真相,另方面也有追究责任的意思。

  我们认为国民党是统治的主体,从二二八到今天一直存在,固然自然人死的死,跑的跑,可是国民党始终没有中断,当然必须负责。结果判决的很多内容居然是採纳国民党「民事答辩状」的理由。答辩状说,首先,20亿元应属于财产权的诉讼,所以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不合程序。其次,捐赠档案并非适于强制执行的内容,也无从认定与回复名誉有何必要关联。他们这种说法其实是技术上的反击,因为我们要的是真相,公开国民党的档案当然有助于真相的揭露,这与名誉问题不能说完全无关。

  就实体方面,答辩状也说,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是两回事,1947 年是「政府」对原告毁损名誉之行为,「设若中华民国政府果有原告等主张之侵权行为存在(按:被告否认原告等主张之侵权行为为真实),则至多仅为中华民国统治权行使是否有侵害原告等人权利而已,不得据此即认系被告有实施……」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党与政府分开。此外,又说蒋介石等人虽有国民党党籍,但并不是受僱于国民党,因此被告的党员即使有不法侵害原告,原告也不得依民法主张僱用人的连带赔偿责任云云,然后还提出所谓的时效问题,说损害赔偿请求权两年间不行使就消灭云云,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张已经无效了。

  这起官司我们最后是以失败收场,最高法院民事判决败诉。这件事当然兹事体大,求偿20亿元也不是小数目,但对国民党党产而言,无论是党中央对外宣称的两百多亿,还是名嘴胡忠信爆料的一千多亿,其实要拿20亿出来并不是难事。

  在民进党失去政权后,有几位在纪念基金会做事的人,邀集一些比较常联络的家属,共同组织了「二二八关怀总会」。张炎宪在我之前已当了两届理事长,他是开始用「非家属身分」任职的第一人,因为他们认为家属都年老了,而且新一代的也不见得能承担,所以就让学者来做领导。张炎宪之后换我接任,现在是交给政大台史所所长薛化元。在我任内,最重要的事就是筹办「共生音乐节」。

  我一接任就认为纪念二二八是关怀总会最重要的任务,不要都是老套,参与者也不要都是过去的老面孔,应该要设法让年轻人参与,所以我就透过台教会的网络找到蓝士博。蓝士博本来也有在想要以年轻人的方式纪念二二八,只是他所希望的团队运作及所需的经费额度,台教会比较没办法支持,所以就搁置下来。我去找他之后,可说是「死灰复燃」、一拍即合,后来就产生一个「共生音乐节」的团队。

  由于预算比较庞大,需要大概六、七十万,台教会很难为了一个专案花那么多钱,但「二二八关怀总会」性质上就是为了纪念二二八或说以推广二二八教育为单一目的的机构,不像台教会是属于比较综合性的社团,因此我就以这个名义来募款。虽然没有公开的募款餐会,但我去找认识的企业家、朋友,也找了主要的社团包括台湾国家联盟、台教会、北社等等,这些也刚好都是我参加的社团。

  第一届(2013)还好,第二届(2014)有点勉强,2015年第三届就几乎要撑不下去了。因为第二届结束后,有一些团体就不太满意,像是抱怨年轻人没礼貌,或是说「共生」的概念不好──国民党万恶,为何要与它共生?2015 年虽然薛化元已经接任理事长,但时间上有点青黄不接,所以开始的三十万是我(在台湾国家联盟、台教会以及北社)帮忙促成的。只能说,要做事真的很难!

  不过,这三次的二二八纪念活动,在自由广场上,不论是参与社运摆摊的或是参与晚会的,有上千的青年学生参与,如果我是国民党主事者,看了这种青年热情,不怕才怪!二二八在新一代年轻人中竟有那么热烈的回响,是台湾社会的新生事物!我们这些老台派的社团应该虚心一点去了解、支持,固然不需要去奉承、巴结年轻人,但也不要以猜疑的态度来对待,如果觉得费用太贵或是执行方法不适当,都可以讨论改进才对。

  我从1991 年在史丹佛接触二二八史料,并花了几个月时间好好写了一篇论文回来发表,到现在可说与二二八的研究与纪念结了不解之缘。研究是为了发掘真相,纪念是为了推广唤起,可惜最后的「究责」无法操诸在我,只好把失败的经验记录下来以俟诸来日。今年适逢二二八事件70 週年,我想应该把这么多年来与社会对话的有关二二八的政论文章集在一起,这里面有我个人研究蒋介石的心得、批评马英九处理二二八的两面手法、因宣称「蒋介石应负最大责任」而遭致的蒋孝严官司、与张炎宪和顾立雄等人代表二二八家属控告国民党的经过,以及交代我担任台教会会长任内发起主持的「千人静坐」纪念二二八仪式,担任二二八关怀总会会长任内促成「共生音乐节」的甘苦谈……。这些固然是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攸关台湾公共利益的记录,所以敝帚自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集结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关于控告国民党的部分,尽管是历史学者与律师们经过相当讨论合作的结果,但为什么用「民事」而不是用「刑事」来告、为什么用「妨害名誉」这么轻松的理由,结果还是失败?这充分显示在未经革命变动的台湾社会,透过司法实现转型正义的困境;最近蔡政府处理不当党产,同样遇到法院方面的「障碍」,是类似的道理。这个现象提醒我们,为什么改革比革命还难,这是值得不断探究的、深刻的学术问题,也是正在考验蔡政府的现实问题。

图书试读

从二二八档案看到更多历史事实
 
九○年代行政院的二二八研究小组,把官方交付的二二八档案转给中研院近史所,随后整理出版成六册「资料选辑」,这批资料与先前厦门大学出版、台湾稻乡出版社翻印的资料集,以及人间出版社出版之南京二档馆收藏的相关史料,都是近年来二二八研究的必备工具。2000年政党轮替以后,新成立的国家档案局筹备处(今名档案管理局),更动员许多历史学者分组赴全台各地访查档案,这一番地毯式主动搜索的成果,如今大都数位化成为档管局网站的服务项目,并且自2002年起由国史馆陆续出版纸本,截至最近为止已达12册之多,对学者而言堪称便利。为了对扁政府这项「政绩」鼓励肯定,笔者虽未完全细读新出土的史料,仍愿将浏览到的重点,印证已知的史实作为今年二二八的纪念文字。
 
1947年3月10日,情治单位的叶秀、张镇呈给蒋介石的一份报告,描述当时台湾的全部兵力,除原有空军地勤人员及要塞守备部队外,计有一营特务、五营宪兵以及21师全部(五个团,一个团约二千多人);然而这是两次增援的结果,第一次包括由福州来台的两营宪兵、由上海来台的21师师部以及21师第146团,第二次包括由福州来台的宪兵一营以及由连云港来台的21师145团。值得注意的是,3月10日恰是蒋介石在南京「总理纪念週」首度公开发表有关二二八谈话的日子,该篇讲词把派兵原因归诸3月7日处理委员会提出32条越份要求所致,明显不合事实,这两批搭船舰来台增援的军队不是天兵天将,不可能在两天之内说到就到,而是更早在柯远芬一再保证中央不会派兵的时候,就已下令增兵。
 
其次,这篇报告描述处委会内部引起分化,计为蒋渭川等要求独立自主之大台湾主义派,以及王添灯、王万得等民盟奸伪派,蒋退出处委会之后另以自治青年同盟之力量与处委会对峙;像这样滥用台独、奸伪标签的手法,与1979年12月13日美丽岛人士被捕后,被分成「台独」、「共匪」两类进行侦讯的情况类似。于此,二二八事件遂与美丽岛事件产生某种意义的连结。

用户评价

评分

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作者以一位饱含深情的历史学者的笔触,将二二八事件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剥茧抽丝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事件的导火索——民众对官府专横跋扈的积怨,到国民党政府处理事件的失当,再到后续的白色恐怖时期,每一个环节都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我特别被书中对于当时社会氛围的刻画所吸引,那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恐惧感,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而是试图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整个事件,分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书中引用的史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都让我惊叹不已。阅读过程中,我不时会停下来思考,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代入感,是很多历史书籍所无法给予的。书中所探讨的“真相”与“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引发了我深刻的思考。历史的真相或许难以完全还原,但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终将冲破黑暗。

评分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历史书写,应该是能够引发读者思考,而不是仅仅提供信息的堆砌。而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在分析二二八事件时,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剖析了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那种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把握,以及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绘,让我对事件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书中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其后续的政策影响,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敏感历史话题时的客观态度,既不回避问题,又不带有过度的情绪宣泄,而是力求用事实说话。这种冷静而深刻的分析,让这本书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台湾近代史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精巧,作者循序渐进地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我尤其欣赏书中关于事件的“究责”部分的论述,它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指责,而是深入挖掘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如何通过追究责任来促进社会进步。作者的分析逻辑严密,论据充分,让我对事件的理解更加透彻。同时,书中对于“纪念”的探讨,也让我看到了历史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纪念方式,让历史的教训得以铭记。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更是引发了我对历史、正义和未来的深刻思考。我从中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也看到了人类追求进步的坚定步伐。

评分

第一次阅读这本书,就被其强大的叙事能力所吸引。作者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将二二八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现在读者面前,但绝非平铺直叙,而是充满了逻辑的严谨和情感的张力。书中对事件起因的分析,深入到了历史的肌理之中,让我看到了一个复杂社会结构下的必然产物。我特别关注了书中关于事件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调整,以及这些政策对台湾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作者的论述非常有条理,让我能够清晰地理解事件的因果链条。同时,书中对于“真相”的追求,并非简单的揭露,而是多角度的呈现,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的出现,不仅填补了我对二二八事件认知的空白,更引发了我对历史真相与个人记忆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独特,既有学者般的严谨,又不失文学作品般的感染力。作者在叙述二二八事件的悲剧时,并没有渲染煽情,而是用一种克制而深沉的笔触,将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交织在一起。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刻画,他们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挣扎的个体。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伟大。书中关于“纪念”的探讨,也让我有了新的感悟。纪念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是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二二八事件历史真相的一次有力补充,也为我们理解台湾的过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评分

这本《天犹未光》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像是一次关于历史、关于人性、关于未来的深刻对话。作者以其沉静而有力的笔触,带领我走进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书中对二二八事件的叙述,不仅仅是简单的事件复盘,更是对历史深层原因的探究。我被书中对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分析所吸引,那些被压抑的民怨,那些萌发的民主意识,都成为了点燃事件的火种。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事件对台湾社会长远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在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宏大的历史视野,让我对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了更深的思考。书中关于“究责”的论述,更是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反思如何能够转化为前进的力量,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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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作者以一种令人敬佩的勇气,将二二八事件的残酷真相呈现在我们面前。书中对事件细节的描写,触目惊心,但又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我被书中对于当时社会各界反应的刻画所打动,那些沉默的旁观者,那些勇敢的发声者,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群像。作者在探讨“究责”问题时,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他并没有简单地将矛头指向某一方,而是深入剖析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制度性问题。这种深刻的反思,让这本书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我从书中看到了历史的伤痛,也看到了人性中的坚韧与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段历史,更是关于如何面对历史,如何从中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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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独特,仿佛在与一位老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真挚的情感,为我们讲述了二二八事件的这段沉痛历史。书中对事件的叙述,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分析,更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我被书中关于一些普通民众在事件中遭受的苦难所深深打动,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历史最真实的底色。作者在探讨“纪念”的意义时,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纪念不仅仅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的警醒。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写作方式,让这本书充满了现实意义。我从书中看到了历史的教训,也看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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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带着一种沉郁而坚韧的力量,灰黑的色调中,一道微弱的光线划破了黑暗,这仿佛预示着书中即将揭示的那些不曾被遗忘的历史真相。我一直对台湾二二八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市面上关于它的解读,总感觉隔着一层纱,无法触及事件最核心的脉络。当我翻开这本书的序言,作者那种直面历史、不回避伤痛的决心便扑面而来,让我瞬间感受到了一种被召唤的力量。书中对事件起因的梳理,绝非简单的罗列事实,而是深入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政治格局以及民众的普遍情绪之中。那种时代洪流的压迫感,透过文字跃然纸上,让我仿佛亲身经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作者并没有急于给出结论,而是通过大量史料的考证和分析,引导读者一步步去理解事件的复杂性。这种严谨的态度,让我对书中后续内容的信任感倍增。我尤其期待书中对事件中不同群体声音的呈现,以及对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人物命运的描摹,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隐藏在这些细微之处。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历史负责任的体现,也是对那些逝去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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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作者在叙述二二八事件时,并没有采用冷冰冰的学术语言,而是融入了深切的人文关怀。每一个受难者的故事,每一段被掩埋的经历,都被作者用充满敬意的笔触写下。我反复阅读了书中关于事件中女性角色命运的章节,她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却依然展现出坚韧的力量。作者对这些女性的关注,让历史的叙述更加立体和丰满。书中对于“纪念”的探讨,也让我有了新的认识。纪念并非仅仅是树立碑石、举办活动,更是对历史的反思,是对人性深处的挖掘。作者提出的“究责”议题,更是直指人心,它不仅仅是对过去错误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警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正义感,让历史的教训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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