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世界的小说:塞万提斯
张淑英(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西班牙皇家学院外籍院士) 二○一四年七月五日,「第十四届高中生人文及社会科学营」在台湾大学举办,我主讲一场「你我都有点儿吉诃德」,讲述分析《堂吉诃德》。演讲后有一位男同学提问说,《堂吉诃德》这部作品的梗概大家耳熟能详,但是有没有中文书籍特别讨论塞万提斯的生平传记,以便和《堂吉诃德》有更深刻紧密的连结呢?当时我似乎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惟中译本,一直以来,我也持续蒐集汇整塞万提斯传记的外文原着。四年后的今天,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威廉.埃金顿(William Egginton, 1969~)这部《发明小说的人:塞万提斯与他的堂吉诃德》中译本是一个相当合适的选择。
《堂吉诃德》(1605/1615)上下册出版迄今四百多年来,「塞万提斯研究」和「吉诃德研究」汗牛充栋,但由于《堂吉诃德》的内容、文类浩瀚磅礴,钻研主题式、文类式、某篇章、某理论、某些人物的研究较多,少有全面性的探讨;即便许多论述声称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原型,塞万提斯的经历在吉诃德身上体现,但是那毕竟是虚构的小说人物吉诃德的生命和历练(相对诙谐、趣味、精采),不一定能恰当正确地从字里行间对应出塞万提斯的真实人生(总是挫败、失落、潦倒)。诚如小说上册第二十五章吉诃德在黑山的奇遇发出的妙语:「一个骑士有缘有故发了疯,没什么好说;关键是要无缘无故发疯……。」塞万提斯近七十年人生(1547-1616),虽然历尽沧桑,参透世态炎凉,随时都还想奋力一搏,从谷底翻身,期待名扬利薮,因此没有胆子、没有症状可以「无缘无故发疯」,势必得靠「无欲则刚」、有勇气又有傻劲的吉诃德帮他抒发心中与胸中郁。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威廉.埃金顿致力将塞万提斯的人生嵌入《堂吉诃德》和他相对鲜为人知的《训诫短篇故事集》、诗篇《帕纳索斯山之旅》、戏剧《阿尔及尔的交易》、《努曼西亚之毁灭》等剧作和散文,借着诸多文类作品的叙事,佐以众多学术论文的评论,提点读者在那些时空场域里,塞万提斯的真实人生发生了哪些事,而他的人、他的事又如何转化为作品里面的人事物。
而这只是第一步。埃金顿认为自己并非提供塞万提斯生平的原创知识,换言之,他爬梳更深、铺陈更广。埃金顿在称许塞万提斯的虚实并置、归功他发明「小说」(fiction)的原创力时,自己也依样模拟、建构虚实,用小说的文字本质「散文」将塞万提斯其人其事的「实」和他的创作的「虚」对照融合为一。我们读完《发明小说的人》,发现埃金顿是全面解读且赞赏塞万提斯的多元贡献。西班牙作为西方第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在所谓的「黄金世纪」(十六、十七世纪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辉煌盛世下,塞万提斯时不我予或生不逢时的弔诡命运,创作出《堂吉诃德》这一部传世经典,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文学就极具魔幻写实的本质。埃金顿旁征博引,提出证据,称许塞万提斯承先(青出于蓝胜于蓝)并翻转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霍拉斯的诗的定义,引导读者具备「悬置怀疑」的能力,坚持「诗意的信仰」,而让后世读者阅读理想与现实交错戏耍的《堂吉诃德》,四百年也不厌倦。相对拉伯雷《巨人传》的猥亵和恶作剧,塞万提斯的讽喻更具人性与同理心。又如,面对伊拉斯谟的《愚人颂》或摩尔的《乌托邦》,个中角色刻意针对权力和伪善的尖锐批评,吉诃德的傻子真话更显得自然诚恳,就像傅柯的《疯癫与文明》所言,吉诃德的疯癫受到优遇且占据一个中心位置,形塑了情节纠纷和戏剧高潮。
承先之外,埃金顿如数家珍,将塞万提斯「启后」的贡献更为宣扬落实:不只是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复甦后,纷纷以塞万提斯为师,浪漫主义的诗学也濡染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自由主义,笔锋思维更见感性和想像力。席勒、蒂克、施勒格尔均尊称《堂吉诃德》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冒险又机智,欢笑又严肃,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谜猜。文学之外,埃金顿更将塞万提斯的知性与智性以哲学和艺术的观点诠释。他认为晚塞万提斯四十九年出生的笛卡儿所提出的「心物二元论」和「普遍怀疑」的论点,比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想像无限延伸,更具思考独立性,绝对深受塞万提斯的影响,而有《沉思录》奠定他成为现代哲学之父的思想辩证。艺术这厢,埃金顿提出委拉斯盖兹(Diego Velázquez1599-1660)的旷世名画《侍女图》(Las meninas, 1656)为例,视为西班牙艺术思维上的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画家兼具了观者和作者的双重身分,在两相冲撞的空间主宰自我的「被看」与「看见」。究其原理,委拉斯盖兹是透过镜子绘画,他画出镜子映照出来的人物,因此自己才有可能透过镜子走入画布,而我们看画的人,从画布外看见了被画且在绘画的委拉斯盖兹。十七世纪备受宫廷重用的御用画家委拉斯盖兹,无庸置疑,知道了前辈塞万提斯的文字作品如何刻划人物,他也试图在同一块画布上建构他一人分饰两角的世界。
埃金顿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塞万提斯,宏观可喜;难能可贵地也勾勒了西班牙的叙事传统和社会轮廓。塞万提斯所处的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一方面承袭义大利创作的传统,即田园牧歌文类、薄伽丘和佩托拉克等人的诗风;另一方面流浪汉小说蔚为风尚,更盛行的则是戏剧的创作与演出,此时期可称是众多文类百花齐放的时代。人称「才子中的凤凰」(塞万提斯称他是「天生魔鬼」)的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 1562-1635)就是国家戏剧的灵魂,剧作数百、诗作数千,一天可以写成一个剧本上演,不管是宫廷剧院或野台戏,主题环绕在英雄事蹟与名誉、名誉与复仇、西班牙历史与宗教信仰、田园牧歌恋情,以及所谓的「斗篷与剑」(Capa y espada)描述的贵族、婚姻纠纷、洗门风等情节,最后由国王、地方官或有力人士主持公道、晓以大义的喜剧结局。从洛佩.德.维加大受欢迎的现象可以窥知,文艺复兴跨越到巴洛克时期的西班牙社会,天主教的教义是行为最高规范,名誉(尤其女人的名节)更是一辈子的情操。由此可见,塞万提斯在他的作品里所秉持的也是这类社会共通的价值观,从《加拉泰亚》展现的田园诗书写与爱情相思的主题,到十二篇《训诫短篇故事集》、扛鼎之作《堂吉诃德》,以及遗作《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塞万提斯不断地在爱情、信仰、教义、礼仪、名誉和国家认同中挣扎拔河。这位后世誉为「才子的王子」的塞万提斯,他的家族,从曾祖父(罗德里戈)、祖父(胡安)、父亲(罗德里戈)到他自己的兄弟姊妹(安德烈、罗德里戈、路易莎、安德瑞亚、玛德蕾纳)和私生女(伊莎贝),抛妻弃子有之,与人不伦之恋有之,红杏出墙有之,官司牢狱有之,不幸早夭有之,奔波迁徙有之,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之……,世代家族风光日短,坎坷日长(日常),塞万提斯的一生就如葛拉西亚(Jordi Gracia) 在《征服讽喻》(La conquista de ironía)的传记所提:「不断地细数,不断地细诉。」(contar y contar)塞万提斯「生来也贱,多能鄙事」,工作要掂斤两、数谷物,人生不如意事就化作扉页「说故事」。所谓的光耀门楣,名誉这档事,早在他出生之前,祖父辈们已宣告他的飘泊惨澹人生。
飘泊困顿或是漫游迁徙的本质,形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传统。过往有些评论将它说成「恶棍小说」,恶棍之流来自小说人物的性格行为。质言之,西班牙从第一本写实流浪汉小说《托美思河上的小癞子》(1554),延展到两部的《古兹曼.德.阿尔法拉契》(1599/1604),或是另类的流浪汉——乌贝达 (Francisco López de Úbeda)笔下的《女流浪汉胡丝汀娜》(La pícara Justina, 1605); 塞万提斯的《林柯奈特与柯达迪优》(Rinconete y Cortadillo, 1613),格贝多(Francisco de Quevedo)的《骗子外传》(El Buscón, 1626)等等,大部分的角色都只是图个餬口过日子,盗亦有道。文学史上整体以创作文类而言,流浪汉小说一词比较贴切,因为《堂吉诃德》就是流浪汉小说的集大成代表作,戏谑人生、讽喻众生、体验下阶层人物之民间疾苦是他们流浪旅行挥洒侠客豪情的写真与悟道。
「人生七十古来稀」,塞万提斯走过生命七十年的岁月,彷彿也就像是个流浪汉。如果以埃金顿的分隔线,塞万提斯一五八○年以前看世界、一五八○年以后观西班牙,他似乎是一直遇不到伯乐的千里马。虽然有几位知心好友在文坛与出版上助他一臂之力,力道似乎总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综观塞万提斯的创作,那精华、那刻骨铭心,依然来自一五八○年以前的种种际遇,这些际遇对大航海时期的霸权帝国西班牙而言,就是不断地征战,不断地蚕食鲸吞,不断地扩张版图,让西班牙成为「日不落国」。一个自认无敌的国家一定要败在「无敌舰队」(1588)才能看清真相,真的认输(一蹶不振的症结在于不肯认清输的事实)。巴赫汀(Mijail M. Bajtin)在《小说的理论与美学》中点出「战争是小说创作的主要与衬托主题」更佐证塞万提斯创作素材的丰富其来有自。塞万提斯没能在西班牙的「武功」这班列车上以官衔璀璨发光,却在「文治」的文坛上永垂不朽。生命最后的十年,他并非「诸法皆空、自由自在」,笔触虽轻描淡写说出「闲来无事,郁郁寡欢,信手拈来,下笔成书」而成《堂吉诃德》,但也正是生命臻于成熟丰沛的时候,而有此叫人泪与笑一起发声的杰作。我(们)也可以用七言诗概括他的人生夺标迢迢(条条)路:「出师未捷臂先断,远离非洲阶下囚,城内城外皆踉跄,《堂吉诃德》以明志。」埃金顿在《发明小说的人》六度提到小说的角色就是面具,有了面具,方能看到真实。由此可证,塞万提斯用虚构的吉诃德当面具,道尽他的真实人生。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全球文坛热烈讨论「世界书香日」的由来,并且同步纪念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四百週年忌日。为了这个大事纪,的确有一些学者提前致力钻研书写塞万提斯的人生与创作,希望成为书市的亮点。埃金顿表示花了四年工夫撰写《发明小说的人》,希望写一本受普罗大众欢迎的书,彰显塞万提斯的贡献,因为对美国人而言,塞万提斯仍是十分陌生的作家。不惟如此,在西班牙或西语世界,以塞万提斯为主轴或传记书写的专书也非多数,彷彿印证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所说的:「塞万提斯死了,吉诃德却活起来了。」如今新近在书市流通的,就是埃金顿的《发明小说的人》,还有西班牙学者贾西亚.洛佩兹(Jorge García López)的《塞万提斯:壁毯画上的人》;葛拉西亚的《征服讽喻》;路西亚.梅西亚斯(José Manuel Lucía Mejías)的《年轻的塞万提斯》、《成熟的塞万提斯》两册;阿尔巴.艾兹格拉(Alfredo Alvar Ezquerra)的《塞万提斯:天才与自由》。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埃金顿致谢的一些塞万提斯的传记研究学者如亚斯特拉那.马林(Astrana Marín)、拜伦 (William Byron)、卡纳瓦乔(Jean Canavaggio)、麦克罗里(Donald P. McCrory)和麦坎卓克(Melveena McKendrick)等人,和西班牙学者的研究资料与文献来源的共通处只有卡纳瓦乔(Jean Canavaggio)的《塞万提斯》,显见新旧大陆学者对塞万提斯研究的语言和国家仍然有参酌偏选之处。
审视埃金顿这部《发明小说的人》,全书他只有在第一章〈创作与历史〉提到巴赫汀。仔细阅读巴赫汀的《小说理论》和《文本、对话与人文》的重要论述,已经可以读到许多埃金顿在本书中探讨辩证的议题,例如历史诗学、小说的时空形式、小说中田园诗的时空、希腊文体的研究、拉伯雷作品的评析、长篇小说的修辞和笑的理论、感伤主义,尤其《小说理论》里一个篇章〈骗子、小丑、傻瓜在小说中的功用〉,宛如埃金顿第六章〈牧羊人、骑士、贵妇〉的拟仿。虽然如此,埃金顿成功地融入了西班牙学者们着重的塞万提斯的生平大事琐事等际遇,这些传记素材恐怕无人能胜过西班牙本土的研究,于是埃金顿的《发明小说的人》成为巴赫汀和葛拉西亚的合体,完成一部他希望读者「阅读且受欢迎」的有理论肌理又有故事性的学术趣味专书。
二○○五年《堂吉诃德》第一部四百週年庆时,我写了几篇文章和学术论文,二○一五年《堂吉诃德》第二部四百週年、二○一六年塞万提斯逝世四百週年纪念时,又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如今阅读《发明小说的人》,倏忽想起三十年前(一九八八)我们那群西班牙文研究所学生跟着白安茂老师(Manuel Bayo, 1940-2005)翻译塞万提斯的《幕间短剧》(Entremeses)和罗贝.鲁维达(Lope de Rueda)的《短剧》(Pasos),还每年轮番用中文演出。那时候我们就在「演.译」塞万提斯和吉诃德的人生,他的短篇故事和幕间短剧是他人生片段的拼图,每一块都有他的经验、他的痛苦、他的失落,而汇聚了宏伟的鉅着《堂吉诃德》。三十年后,更深刻体会「你我都有点儿吉诃德」的深层意涵。「若没有塞万提斯,这世界将会如何?」埃金顿说:「无法想像。」
为何塞万提斯/吉诃德会亘久绵延数百年,益见丰饶不朽?因为愁颜骑士保有了西班牙最纯真的希望与笑的理论:「坏天气也要有好脸色。」(A mal tiempo, buena cara)让生命的烛光继续点燃。塞万提斯是发明小说的人,而他,已经变成一部世界小说。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日于台北—北京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