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黄仁宇：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盪不安。
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
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
今日的中文阅读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从学者、企业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领、学生等普通读者均赞誉有加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无疑是最无争议的人选之一。本书收录黄仁宇未曾结集出版的单篇专文，曾散见于英国、美国、德国、香港、台湾等地报刊杂志，是窥视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最佳途径。
黄仁宇先生的着作已经出版十余本，但仍然有一些论文散落各处，未曾收入现已出版的着作中，对于喜爱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有鑑于此，在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途径搜集整理黄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编成一册，以补充现有版本的不足，同时也作为黄仁宇先生一百週年诞辰的特别纪念版。书名题为：《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也正是要再次彰显黄仁宇先生强调长时间与慢结构的大历史观点。
黄仁宇先生的读者都知道，他最擅长的就是以具体的例子说明大历史的道理。他常提到「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这一观念，意思是说，我们看历史最大的通病就是以个人的道德立场讲解历史。道德不仅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可妥协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则泾渭分明，好人与坏人盖棺论定，故事就此结束。然而天地既不因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一个国家与社会之所以会与时代脱节，并非任何人的过失，我们要看的是，各时期的土地政策、财政管理、军备情形、社会状态、法律制度等。我们要考虑的是，能够列入因果关系的，以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为主，对其他的细微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要认为是次要的。
本书共收论文十篇，其中〈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明代的财政管理〉、〈中国社会的特质〉等四篇原为英文论文，由陈时龙先生译为中文。透过这十篇过去没有机会阅读的文章，读者当能更加体会上述的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点。
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
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
今日的中文阅读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从学者、企业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领、学生等普通读者均赞誉有加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无疑是最无争议的人选之一。本书收录黄仁宇未曾结集出版的单篇专文，曾散见于英国、美国、德国、香港、台湾等地报刊杂志，是窥视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最佳途径。
黄仁宇先生的着作已经出版十余本，但仍然有一些论文散落各处，未曾收入现已出版的着作中，对于喜爱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有鑑于此，在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途径搜集整理黄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编成一册，以补充现有版本的不足，同时也作为黄仁宇先生一百週年诞辰的特别纪念版。书名题为：《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也正是要再次彰显黄仁宇先生强调长时间与慢结构的大历史观点。
黄仁宇先生的读者都知道，他最擅长的就是以具体的例子说明大历史的道理。他常提到「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这一观念，意思是说，我们看历史最大的通病就是以个人的道德立场讲解历史。道德不仅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可妥协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则泾渭分明，好人与坏人盖棺论定，故事就此结束。然而天地既不因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一个国家与社会之所以会与时代脱节，并非任何人的过失，我们要看的是，各时期的土地政策、财政管理、军备情形、社会状态、法律制度等。我们要考虑的是，能够列入因果关系的，以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为主，对其他的细微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要认为是次要的。
本书共收论文十篇，其中〈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明代的财政管理〉、〈中国社会的特质〉等四篇原为英文论文，由陈时龙先生译为中文。透过这十篇过去没有机会阅读的文章，读者当能更加体会上述的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点。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黄仁宇
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001年1月8日逝世于美国纽约。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6-1938），成都中央陆军官校毕业（1940），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1964）。曾任陆军少尉排长（1941）、中尉参谋（1942）、驻印新一军司令部上尉参谋（1943-1945）、少校参谋（1946）、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1949-1950），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主要着作有《缅北之战》（1945，联经2006、2018）、《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英文版1974，联经中文版2001）、《万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1985）、《放宽历史的视界》（1988）、《中国大历史》（英文版1988，联经中文版199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89）、《地北天南叙古今》（1991）、《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联经1991、2018）、《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3）、《近代中国的出路》（联经1995）、《汴京残梦》（联经1997、2011）、《关系千万重》（1998）、《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联经2001）、《大历史不会萎缩》（联经2004）、《明代的漕运，1368-1644》（联经2006、2013）。
黄仁宇
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001年1月8日逝世于美国纽约。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6-1938），成都中央陆军官校毕业（1940），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1964）。曾任陆军少尉排长（1941）、中尉参谋（1942）、驻印新一军司令部上尉参谋（1943-1945）、少校参谋（1946）、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1949-1950），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主要着作有《缅北之战》（1945，联经2006、2018）、《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英文版1974，联经中文版2001）、《万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1985）、《放宽历史的视界》（1988）、《中国大历史》（英文版1988，联经中文版199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89）、《地北天南叙古今》（1991）、《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联经1991、2018）、《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3）、《近代中国的出路》（联经1995）、《汴京残梦》（联经1997、2011）、《关系千万重》（1998）、《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联经2001）、《大历史不会萎缩》（联经2004）、《明代的漕运，1368-1644》（联经2006、2013）。
图书目录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
早期的统一与中央集权
农业社会的官僚政治管理
科学技术和货币经济的低水平发展
社会后果
欧洲的过去和中国的未来
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
明代的财政管理
传统理财思想与措施的影响
户部及户部尚书
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一五九○年前的财政管理
一五九○年后的财政管理
结论
什么是资本主义？
当代论述资本主义的学派
资本主义的精神
布劳岱对中国经济史的解释
官僚体系的障碍
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法律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范围
资本主义的时空剖析
资本主义的条件
蒋介石
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为陶希圣先生九十寿辰作
站在历史的前端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
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
台湾的机会与困境
中国历史的规律、节奏
黄仁宇着作目录
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
早期的统一与中央集权
农业社会的官僚政治管理
科学技术和货币经济的低水平发展
社会后果
欧洲的过去和中国的未来
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
明代的财政管理
传统理财思想与措施的影响
户部及户部尚书
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一五九○年前的财政管理
一五九○年后的财政管理
结论
什么是资本主义？
当代论述资本主义的学派
资本主义的精神
布劳岱对中国经济史的解释
官僚体系的障碍
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法律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范围
资本主义的时空剖析
资本主义的条件
蒋介石
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为陶希圣先生九十寿辰作
站在历史的前端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
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
台湾的机会与困境
中国历史的规律、节奏
黄仁宇着作目录
图书序言
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外国观察者相信，新的中国领导阶层将会与旧的传统完全决裂。今天，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革命的划时代效应已然清晰可见。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已经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毫无疑问，这将会发挥巨大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中国人自身的命运，而且会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历史延续性有时被视为是智慧引导的胜利。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儒学、道教，甚至佛教之间找到了一些理论共同点。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很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证明。但是，这容易过分强调哲学家的影响，而弱化了具体的环境及经济因素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当然是一个可以进行不同诠释的主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多么强大，也不能掩盖其下还存在着气候、地理和社会融合等物质性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乃在于中国在公元前若干个世纪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于此种体制必然能够动员还只是相当原始的技术来支持，因而它也确实是一项很大的进步。然而，中国所达到的高度中央集权，并不是源于政治思想家们的想像，而是由环境造成的。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结果，没有预想到的是，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鼓励个人附属于各类初级团体；然而，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会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过去2000年里，这些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外国观察者相信，新的中国领导阶层将会与旧的传统完全决裂。今天，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革命的划时代效应已然清晰可见。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已经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毫无疑问，这将会发挥巨大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中国人自身的命运，而且会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历史延续性有时被视为是智慧引导的胜利。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儒学、道教，甚至佛教之间找到了一些理论共同点。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很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证明。但是，这容易过分强调哲学家的影响，而弱化了具体的环境及经济因素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当然是一个可以进行不同诠释的主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多么强大，也不能掩盖其下还存在着气候、地理和社会融合等物质性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乃在于中国在公元前若干个世纪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于此种体制必然能够动员还只是相当原始的技术来支持，因而它也确实是一项很大的进步。然而，中国所达到的高度中央集权，并不是源于政治思想家们的想像，而是由环境造成的。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结果，没有预想到的是，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鼓励个人附属于各类初级团体；然而，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会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过去2000年里，这些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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