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向河居书事》为许定铭最新书话结集，内容围绕香港旧书刊，畅谈关于刘以鬯、司马长风、罗孚、赵聪等名家的孤本掌故。此外，更旁及如《新思潮》、《蕉风》等海内外杂志的介绍文章，图文并茂。书中更收录有关侣伦最新发现手稿的分析文章，内容丰富，极具分量。
天涯问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本书追溯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批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剧变的洪流中，所经历的心灵蜕变、思想碰撞与人生抉择。它并非一部宏大的政治史或社会编年，而是聚焦于知识群体内部的个体叙事、学术争鸣与文化构建，力求描绘出一幅细腻而立体的近代知识分子群像。 第一部分：旧邦新貌与知识的移植 近代中国，伴随着帝制的崩塌与西学的涌入，知识的概念经历了根本性的重塑。本书的开篇聚焦于“五四”前后，传统士大夫的文化身份如何瓦解，以及新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艰难地搭建起现代教育与学术的骨架。 一、海外求索与观念的冲击 详细记述了早期留日、留欧学生群体，他们如何在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中，接触到达尔文主义、社会学、哲学思潮以及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重点分析了他们最初面对的“学问”与“救国”之间的张力。例如，探讨了留学欧洲的学者，如何将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与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进行艰苦卓绝的对接尝试，以及这种对接在实践中产生的知识断裂。 二、新式学府的建立与文化阵地的争夺 本书细致考察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新式大学，如何成为思想的熔炉。不同学科的奠基者们，如语言学、经济学、史学领域的先驱，他们如何平衡西方理论的严谨性与中国现实的紧迫感。其中，对早期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过程进行了深入挖掘，揭示了在缺乏既有范式的情况下，学者们如何通过翻译、注释和本土化改造，艰难地建立起学科的话语权。 三、传统学术的困境与转向 在现代化的浪潮下，旧式经学、考据学等传统学术面临的生存危机被重点呈现。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如国学大师们，他们如何应对知识的“失语”，是选择坚守还是痛苦地转向。本书展示了他们如何试图从古典资源中提炼出能够与现代文明对话的元素，例如，一些史学家如何将传统史学方法融入现代历史学研究，以期提供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视角。 第二部分：理论的激辩与时代的烙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也最为动荡的时期。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学术的传承者，更成为了改造社会的行动者。 一、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对立 本书着重分析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战场： 1. 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与思辨之争： 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不同学派之间的论战。例如，关于“中国是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术语的较量，更是关乎未来国家发展路径的路线之争。书中详细梳理了各方引用的中外文献、田野调查的成果以及相互间的尖锐批评。 2. 人道主义与革命思潮的交锋： 探讨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不公时，如何在人道主义的温情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逻辑之间进行选择。对一些持中间路线的学者，他们在动荡时局中坚守独立立场所付出的精神代价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二、文学革命与审美观念的重塑 文学领域，是知识分子表达焦虑与理想的重要窗口。本书超越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评论，而是关注文学革命背后知识分子对“人”的理解和对社会教化的期望。白话文的推广、新诗体的引进，被置于知识分子试图瓦解旧式家庭伦理、重建个体主体性的宏大叙事中考察。 三、知识分子的自我伦理与政治参与 在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如何界定自身的社会责任成为核心议题。本书探讨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运动的复杂心路历程，从最初的“旁观者”姿态，到被迫或主动地“下场”。对知识分子团体内部，如大学教授会、文化团体之间的政治倾向差异，以及他们为了维护学术自由所进行的斡旋和抗争，进行了深入的文献考据。 第三部分：流离与坚守：知识的存续 抗日战争爆发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思想重心发生了剧烈变化。 一、知识的西迁与内地的学术重建 重点描写了西南联大时期，无数教授与学生带着图书馆的珍贵藏书，徒步西迁的艰辛历程。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移，更是中国现代学术精神在最恶劣环境下的一次“播种”。书中通过对当时教学环境、物质匮乏的细致描述，展现了知识分子如何在极端困境中，坚持完成教学、培养人才的使命感。他们如何在简陋的教室里，继续进行着高深的学术研究，并以身作则地诠释了知识的价值超越了物质的考量。 二、战争叙事与知识分子的身份重塑 在民族存亡之际，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抗战宣传、文化动员。本书分析了不同知识群体如何运用其专业知识服务于抗战大局，例如，历史学家如何重新诠释民族历史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经济学家如何参与后方经济的维持与管理。同时，也呈现了部分知识分子因战争带来的创伤和身份认同的迷失。 三、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与规划 战争后期，知识分子们开始着手构思战后的社会重建蓝图。本书收录并分析了当时一些关键的知识分子团体就教育改革、经济政策、文化复兴等议题提交的报告与备忘录。这些文字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却构成了对未来中国图景最早期、最集中的思想实验。 本书通过对私人信件、日记、未刊手稿以及同期学术刊物的精细解读，旨在还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复杂、矛盾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内心世界。它提供了一幅关于中国知识阶层如何在剧变中定义自身、传承文明的深刻历史图景。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许定铭
许定铭常用的笔名有陶俊、苗痕、午言、向河等，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长，1962年开始写作，早年埋首于现代诗、散文及小说的创作，近二十年专注于「书话」的评介。
他在本港从事教育工作40年，开书店20年，毕生与书结缘：买、卖、藏、编、读、写、教、出版，八种书事集于一身，花甲以后自号「醉书翁」。
许定铭
许定铭常用的笔名有陶俊、苗痕、午言、向河等，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长，1962年开始写作，早年埋首于现代诗、散文及小说的创作，近二十年专注于「书话」的评介。
他在本港从事教育工作40年，开书店20年，毕生与书结缘：买、卖、藏、编、读、写、教、出版，八种书事集于一身，花甲以后自号「醉书翁」。
图书目录
代序：从六十年代文社文艺青年到现代文学藏书家
1编写香港新文学史的凌思断片
2从前三期看《新思潮》
3以文艺作《伴侣》
4从《乡土》到《新语》
5在香港编印的《南洋文艺》
6太阳出版社的书刊
7《刘以鬯卷》两种
8刘以鬯的诗
9多面手的全接触
10神仙‧老虎‧狗
11百岁诗人羽化
12司马桑敦札记
13读陈厚诚的《李金发》
14李金发的《飘零闲笔》
15谈《香港文学》的笔记选
16林树勋和他的解画戏桥
17罗马的小说
18马吉的部落
19罗孚第一本书
20夏易的信箱
21赵聪的《火苗》
22封面可以是件艺术品（外一章）
23《蕉风》四题
24两册老《蕉风》
25郭良蕙谈写作
26节录还是干脆不录
27《小说散文》
28一张书目
29《东海画报》
30一面里程碑――《向日葵》
31《向日葵》两题
32李英豪的棒喝
33《戮象》与蓝马
34《诗叶片片》的前言后语
35关于午言的《香港小事》
36一堵书墙
37轩尼诗三五九
38我常被误以为是老前辈
39还错了书
40都是夕阳推动的
41夕阳和红叶
42从听崑南《诗大调》谈开去
43人走茶凉
44书的归宿
45与孟浪前辈闲扯
46卢文敏和他的《陆沉》
47卢文敏的《同心石》
48卢文敏杂写
49怀念司马长风先生
50〈为司马长风着《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小说等四个附表作校订〉重现后记
51读《司马长风作品评论集》
52司马长风杂笔
53司马长风闹三胞胎
54自制合订本《都市曲》
55《紫色的感情》是长篇小说
56侣伦的佚书《鬼火》
57剧本《穷巷》的发现
58侣伦的《欲曙天》及其本事
59侣伦手稿珍贵且罕见
103120
后记：我的向河居
1编写香港新文学史的凌思断片
2从前三期看《新思潮》
3以文艺作《伴侣》
4从《乡土》到《新语》
5在香港编印的《南洋文艺》
6太阳出版社的书刊
7《刘以鬯卷》两种
8刘以鬯的诗
9多面手的全接触
10神仙‧老虎‧狗
11百岁诗人羽化
12司马桑敦札记
13读陈厚诚的《李金发》
14李金发的《飘零闲笔》
15谈《香港文学》的笔记选
16林树勋和他的解画戏桥
17罗马的小说
18马吉的部落
19罗孚第一本书
20夏易的信箱
21赵聪的《火苗》
22封面可以是件艺术品（外一章）
23《蕉风》四题
24两册老《蕉风》
25郭良蕙谈写作
26节录还是干脆不录
27《小说散文》
28一张书目
29《东海画报》
30一面里程碑――《向日葵》
31《向日葵》两题
32李英豪的棒喝
33《戮象》与蓝马
34《诗叶片片》的前言后语
35关于午言的《香港小事》
36一堵书墙
37轩尼诗三五九
38我常被误以为是老前辈
39还错了书
40都是夕阳推动的
41夕阳和红叶
42从听崑南《诗大调》谈开去
43人走茶凉
44书的归宿
45与孟浪前辈闲扯
46卢文敏和他的《陆沉》
47卢文敏的《同心石》
48卢文敏杂写
49怀念司马长风先生
50〈为司马长风着《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小说等四个附表作校订〉重现后记
51读《司马长风作品评论集》
52司马长风杂笔
53司马长风闹三胞胎
54自制合订本《都市曲》
55《紫色的感情》是长篇小说
56侣伦的佚书《鬼火》
57剧本《穷巷》的发现
58侣伦的《欲曙天》及其本事
59侣伦手稿珍贵且罕见
103120
后记：我的向河居
图书序言
代序
从六十年代文社文艺青年到现代文学藏书家
吴美筠与许定铭笔访录
日期：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十七日期间
吴：你曾写过一些有关文社的回忆。你似乎在六十年代开始喜爱文艺，当时你有没有同时接触欧西流行曲，或西方文学作品?你有意识开展现代主义的写作路向最先是受启于《文艺新潮》、《好望角》等刊物，抑或座标现代文学社？
许：每个人的爱好和他的成长过程有莫大关系。先说我之爱读书：那是意外捡到人家的弃书，深受周白苹的《杀人王》吸引而中毒；至于最早读文艺书，则是受一位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大哥哥借我沈从文的《边城》而开始的。至于后来晚晚在图书馆中阅读秋贞理（司马长风）、徐速等人的着作时，我早已开始写作，经常在报刊上摇笔桿的年代了。
不怕你见笑，我少年时代家境相当清贫，穿不暖、吃不饱，连买报纸的钱也没有，听欧西流行曲，买影音流行报刊，都是花钱、花时间的消费，我花不起，一点也未接触过。那时候，我连书都买不起，文艺书都是到图书馆读的。我甚少接触西方文学作品，因没有能力读外文书（当年我常去的那间小型图书馆根本没外文书），翻译书却因译笔极差（像译人名，常五六个字，难记又易混淆），通常读十页八页即无法忍受。
你谈到「有意识开展现代主义的写作路向」，其实我从未开始，亦未坚持过。直到如今，我写作一向都不奉行任何主义，我行我素，爱怎样写就怎样写，从来不理读者的反应。那时候常读《星岛日报》学生园地，见座标现代文学社芦荻等人时常集体发表「现代散文」，语法怪异，词句绚丽，意境深奥却又引人，便开始模仿学写，岂料写多了，发现内心独白的意识流写法与我个人性格很配合，自自然多写了，甚至接受激流社易牧的邀请，合组蓝马现代文学社。至于「现代主义」，我个人并无深入认识、了解，我只是热衷一种我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写作手法而已。
后来我接触了丁平主编的《文艺》，知道类似我的写作手法在台湾很流行，才开始阅读《创世纪》、《现代文学》及《笔汇》等台湾杂志，那时候《好望角》刚创刊，自然受我热捧，至于早已停刊的《文艺新潮》，我是后来在旧书摊中买得，才读到的，之前并不知道。
吴：提到当年李英豪的批评事件，似乎在此之前，蓝马中人最热烈推崇现代主义的是阁下。请问在组织蓝马前你怎样理解香港的现代主义?后来受李英豪批评后有没有改变观念?
许：「蓝马」是覊魂译自Rhymer的，原意为一群「意象创新的诗人」，只在于「创新」，而不特意奉行「现代主义」。早期蓝马诸友中，最推崇现代主义的是易牧，事实上，蓝马现代文学社的发起人也是他，他在创刊号的《蓝马季》中即发表了〈现代小说浅析〉。至于当时香港的现代主义情况，那时候我一无所知，直到近年全力钻研香港文学，才有较深入的认识。
关于李英豪的批评，朋友们都说我反应激烈，可是我自己一点也记不起来。事后我一样照平日般写作，照写现代诗，只是后来年纪渐长，受社会磨练频繁，诗意全消才停止创作。同时，因大量接触中国一九三○年代作品，写作风格比较接近传统。岁月是会改变人的，后来少写小说，多写书话及研究，则是在不知不觉中转移的。
吴：在蓝马现代文学社创会宣称现代文学开路的抱负，并为两份杂志的夭折而沉重，《蓝马季》刊载介绍达达主义、意识流、易牧浅析现代小说提到现代主义，在这时期你对现代文学、现代诗、现代主义的取态如何？
许：蓝马现代文学社的创会宣言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九日发表于《星岛日报．青年园地》的，题目叫〈蓝马．蓝马〉，当时我们只有七人，但署名则有九人，是加进了平日惯用的笔名。内文有三个小题：〈序曲〉、〈向现代文学进军〉、〈尾声〉，应该不是一个入执笔的，究竟哪小题是谁写的？我自己有无写？我完全忘记了。今天我答你这问题，绝对只代表我个人，不涉其他文友。
〈序曲〉是以诗句写成的引子，〈尾声〉很短，抄录如下：
每每，当我们举首向上。天是蓝的。
那份现代的热诚是朵朵雪里梅。夜夜如是，夜夜如是。
全文的主体在约千二字的中段〈向现代文学进军〉，先是哀悼《文艺新潮》和《好望角》的死亡，继而写出我们的理想和创作路向，重点是：
......我们不断的写出心里的意识，从潜意识发挥人的真性和写出身外内所接受到现实生活的任何刺激和特殊的感受，各自向自己所认定的新目标，新世界，新领域进发。
至于事后大家的成就如何，则留待大众去评说了。
我开始创作及接触文学，都比其他几位迟，十多岁的中学生对文学的认识仅属皮毛，前面说过，我只因觉得「现代文学」的写作手法与我个人性格很配合，才学写的，我注重实践创作，不重视理论，故此并没有深入研究过。至于其他人提到达达主义、意识流、现代小说和现代主义等等，我只是跟在后面附和、学习而已。
吴：香港文学一直发展下来，与不同文学观念互相碰撞是很自然的事，中国文学观点融通慢慢西方思潮，尤其在香港，构成奇特的景观。看来那段时间，蓝马文社青年受群辈影响，即或不是直接接触，也间接接受了二手的现代主义论述。之前访问羁魂时他认为蓝马解散与财力有关，你同意吗?
许：任何一个组织的解散和刊物的停刊，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财力不足」，但蓝马的解散似乎不单单是这个原因。五十年后回忆，当然极之糢煳，如果说错了，希望文友们指正。
「蓝马」自成立起，一直只重视创作和出版，而忽略组织，并无领导阶层，也无分工，谁负责何种工作，都是自动请缨或临时推定，单行本和三册期刊好像都是我在主力编辑及跑印刷厂的，因此，我能否抽空工作，似乎决定了它们的命运，现在把几本书刊的出版日期和我的生活情况分述如下：
《戮象》：一九六四年十月（七人中，只有我还在读中学）
《蓝马季》创刊号：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参加中学会考）
《蓝马季》二期：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入读师范学校）
《蓝马季》三期：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月将毕业，全力找工作，九月开始到元朗教书，并入住当地乡间，写作甚勤，多在一般文艺报刊发表，甚少与文友联络。）
如果要研究蓝马解散（其实并无宣佈）和《蓝马季》停刊，应该是一九六六年中以后的事，当时大家在做甚么呢？
其时龙人早已出国，激流三子易牧、芦苇及卡门也踏足社会谋生，受李英豪严厉的苛责以后再无执笔；羁魂、白勺、蓝山居、震鸣、吴昊等在大学，作品开始成熟，投到各报刊去，多被接受；有些编学报，有些在出版社工作，甚至有些自行组织出版期刊，有足够的渠道发表作品及赚取稿费，谁还会有兴趣搞要自掏腰包的《蓝马季》？《蓝马季》之所以停刊，我的看法是：大家因生活环境不同，愈行愈远，各有自己的岗位，再合作无期了！
吴：你最近出版你结集六十年代诗作《诗叶片片》，反映这时期你对现代诗的热衷。阅读接触面包括香港的《文艺》、《好望角》，台湾《创世纪》、《蓝星》等，难免接触现代主义思潮。 我留意六四年一篇名为〈断念〉的散文诗，注中提及覃子豪逝世，似为此悼念。似乎你也是覃子豪的读者，对他有特别感触，你是否深受他影响? 这个初学写诗的阶段，形式、语法、意象、节奏类似某些诗人在所难，你六十年代中多学习哪位诗人?
许：我是个颇为任性的人，爱做甚么就做甚么，不喜欢教条与规范，没有心中的英雄，也不会受别人影响。当年接触台湾的诗人及诗刊甚广，除了个人诗集，张默主编的《六十年代诗选》、《七十年代诗选》和《八十年代诗选》都曾购读并收藏。所接触的诗刊多是较前衞的，即如你说，不少都提及现代主义思潮，但我只爱读诗作，一见谈主义和理论的论文即感厌烦而跳过不读，故此从未受此等思潮的影响。当年丁平的《文艺》对我影响却甚大，丁老师说过，覃子豪是他的好朋友，《文艺》上的台湾来稿，差不多全是由覃子豪一手一脚拉过来的。那一年覃子豪病逝，《文艺》组织了一个专辑，一群年轻人围在他病榻前的师生情谊及专辑内的诗文深深地感动了我。因此写了〈断念〉，哀悼这位受人尊敬的诗人。虽然我读过不少覃子豪的诗，也读了他的《诗的解剖》，但我不喜欢他的诗，完全没受他的影响，反而他的得意弟子，菲律宾诗人云鹤，却是我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对诗的形式及内容看得很宽广，诗，可以是一句一行，也可用段落而分节（我不称之为散文诗，直接称之为诗），只要此作品有「诗意」即可。诗的内容除了抒情以外，还可以敍事（像〈伊之眸色〉）；诗，可以浅白甚至吟唱的（像〈冷呀冷呀〉）；诗，更可以是晦涩的（像〈未开始的终结〉），我爱怎样写就怎样写。我的这种诗观，很可能是集各家的精髓而成的。
我有没有特别学习某个诗人？
我从来未想过这个问题，当年我特别喜爱的诗人，顺序是郑愁予、沈甸、云鹤、管管、周梦蝶，读他们的诗多了，会不会在无意间学习了，我不敢说没有，刻意模仿的，应该没有。
吴：我又留意你在六八及六九的诗，〈圣夜〉的时间想像很大，由六九至九九，感触一个没有温暖的平安夜，似写个人，也写时代。请问，暴动对你创作及创作生活有没有影响?
许：我只是个小人物，创作的诗也很个人，大多是围绕身边的小事，甚少涉及社会大事，当年的暴乱应该不会在我的作品中出现。
我很小的时候已洗礼了，去教堂是我生活的一部份，但，始终都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年纪渐长，思想愈成熟，在科学与宗教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多疑惑，即使是崇拜期间也常胡思乱想：我会不会不再信主呢？〈圣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成的，「这不是一九六九，是一九九九」这巨大的空间是留给我自己的：一九六九年的此刻，我虽然对宗教产生了疑惑，却还在圣堂里，以后呢？直到一九九九（以世纪末暗喻我有生之年）我还会在圣堂里吗？
这是自设的问题，同时也自我解答了，因为时间已突变为一九九九，而我仍在教堂里。
吴：那么你甚么时候正式停止文社活动？
许：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事实上我一直不热衷文社活动，此所以《中国学生周报》办的文社讨论会，后来有文社联会办《文社线》，我都是「局外人」，只在周边游走，而实际参与的很少。
组织文社，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在社友互相鼓励写作，尤其在初学写作的阶段，出版社刊能达到推动写作的目的，是小圈子文社早期极适当的活动。至于搞辩论会、学术讲座、征文比赛等等，不是青少年人的任务，那是大文化机构应做的事。学习写作的日子久了，各社友的写作水平参差，写得不够好的，自觉不如友人，自会日渐疏懒而少执笔；写得好的，自然不甘于单单在自家人的社刊上见刊，必然会向外发展而自成一家，文社的日渐式微是正常的事，没有新的后来者，才是最可惜的事！
一九六六年中以后，蓝马诸友星散，虽然后来吴萱人在《中报周刊》上给我们找来专栏，路雅开蓝马音乐书屋及蓝马印刷厂，而事实上，「蓝马现代文学社」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了。虽然我早已不是文社人，但，有关「文社事」却一直埋藏心底，此所以萱人叫我写「文社事」于《文社线》发表，我一口答应。
一九七○年，总题叫《香港青年文运的回顾》长文，在《文社线》上好像连载了接近十期，该文原拟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辑，先讲述当年的青年文运概况，然后评介他们出版的专集及合集。文章见报后，五十年代文友们反应强烈，以李海眉（李立明）及潘兆贤为首，约了近二十位文友与我茶聚，提供了不少资料，使我对五十年代的青年文运有更深入的了解，加强了信心，但不知何故，《香港青年文运的回顾》并未写完，直到一九九○年我在《星岛日报》再补写了一些，全部收进拙着《书人书事》（香港作家协会，一九九八）里，虽是一本未完的书，却是甚早有计划去写的「文社事」，可见我虽然不再参与文社活动，但「文社」却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
吴：怪不得现在看你的书，总觉得你对文社有话说。我第一部李广田的散文集也是拜你创办的创作书社出版，才早于中学购得读到。可否谈谈你改投现代文学之门，从收藏现代文学的书到重印出版，当时有甚么想法? 你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派有何看法，如何理解香港六十年代或尔后香港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出版与拉近两者距离有关吗?
许：在我的文学生命中必须感谢几位师友的鼓励，他们在我的几次转变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中三那年的林老师，说我的〈这是梦吗〉如果不是抄来的，就写得很不错，刺激了我开始写稿；诗友易牧说我的〈三月里的记忆〉写得很好，有强烈的现代感，鼓励了我继续创作现代诗；古兆申（笔名：蓝山居、古苍梧）知道我爱读意识流小说，叫我一定要读施蛰存，这使我从研读台湾的现代文学转向读中国现代文学；黄韶生（白勺、黄星文、黄济泓）叫我要多写札记，读刘西渭学好评论；吴萱人在《文社线》提供版位让我从事青年文运的研究……。
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一年到华侨书院修文学时，重遇《华侨文艺》的编辑丁平老师，他说：一个完整的文学家，除了创作，还要写作家研究。在他的指导下，我以〈论萧红及其作品〉为毕业论文。写这篇文章的当年，我只有机会读到香港坊间重印的萧红作品，这些港版重印书，与原版颇有出入：长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后记以节省篇幅，短篇则多数随意重组，甚至胡乱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难重重，误走不少寃枉路。
事后我深深领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读原版书，要读原版书，不是跑图书馆，而是逛旧书店，往书堆里钻，因为那些珍贵的绝版书，是图书馆也没有的！
我开始钻研及收藏民国时期绝版新文学书，是从写萧红开始的，那时候香港甚少新文学作品出版，书店里连一九五○年代本港出版商重印的也甚少见，只在大图书馆的冷角瑟缩地躲藏着，生怕被人找到了似的。当年意外地在某处见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随即抄下了出版社的地址，心念：书店不敢卖这种书，出版社总该有存货吧？岂料按址去到中环那幢旧楼前，愕然莫名其妙，地址是五楼，但那幢旧楼却只有两层，深思之后才知道：当年的出版社多是子虚乌有，书多是没有版权的重印本，难怪那些新文学书在一九六○年代的「大时代」后可在一夜之间消失，是书商怕惹祸上身，停止发行，迅速注销存货，但我们那一代人却因此无书可读，何其冤枉！
到一九七○年代，文社运动之花已开到荼薇，但爱诗的文社人却仍很投入，当年很多人爱王辛笛的诗，先是有心人用手抄油印了《手掌集》，后来热爱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的人渐多，才开始有人重印。那时候我写过有关刘西渭、李广田、萧红、黄裳、罗淑……等人的文章，看得朋友们心痒痒，个个来借书，应付不了。直到后来有人开始重印文学作品，不仅本地爱书人有书可读，连海外的学者也能有所依据作研究，算是填补了时代一角的缺失！
书读多了，我觉得追求意识流、存在主义及流派等等是无意义的，一篇文学作品，读后能否使读者产生共鸣才最重要。故此，阅读中国现代文学时，我已不单单读施蛰存、穆时英、刘吶鸥等现代派，说实在的，他们的作品都是在摸索时期，尚欠成熟，和一九六○年代台湾的现代派比，是大大落后。小说，我爱沈从文、端木蕻良、无名氏、张爱玲、茅盾、老舍……；新诗，我爱戴望舒、王辛笛、卞之琳、鸥外鸥……，你说，他们都是「现代派」吗？应该不全是吧，我爱的是好作家、好作品，不是某一流派及主义，这是我一贯的看法。
一九五○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是不太受重视的，及至一九六○年代初，李辉英在香港中文大学开班讲授现代文学，才得以深入年轻人心中，大家才开始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可惜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太单薄了，像我这样的醉心研究者，只能再加上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善秉仁的《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才略感满意。事实上，我读到的这些史料，都是香港重印本，可见当年的那些重印本，在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起了很大作用。
只有史料而无作品，研究者一样束手无策，这就得要靠坊间的小重印商了，有一个时期，据说大学的学者，还得要看市场上有甚么书，才能开甚么课；也有些是学者想开甚么课前，跟书商约定重印，学生才有书可读。
重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拉近了香港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距离，对推动香港现代文学研究，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吴：你在着作中提到一些六十年代出版的藏书，范围和风格广, 包括四毫子小说，诗集，又提到一本叫《六十年代》的杂志。这些出版物出现你的阅读视野，现在提起，可否评说一下，六十年代最广受注意的书籍是哪些？你提及收集当时出版的诗集，可否也谈谈?
许：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澄清一个词汇：如今一般人口中的「六十年代」，指的是「一九六○年代」，但，这些说法与我们那一代人的说法不同；我们说的「六十年代」，则是指「一九五○年代」，因此，你所指的那本「叫六十年代的杂志」，其实是在「一九五○年代」出版的。我是一九六二年踏足文坛的，那年以后的文事，多曾接触过或见过，但，一九五○年代的文事，则是与那年代的文友交往听回来的，书刊也是后来收集或文友赠送的。
《六十年代》据说是一九五二年创刊的，我见过的三本（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九期）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是蔡浩泉送给吴萱人，再借给我读的。它是本较为罕见的青年综合杂志，十六开，内文仅二十六页的半月刊，编者是孙慕稼（孙国栋）。读这本杂志，我最有兴趣的是它的〈学生园地〉。总数才二十六页的一本综合性杂志，每期均挪出六至七页作〈学生园地〉，可见编者锐意鼓励年青人写作。从这三期中，我读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崑南的〈草〉、〈秋组曲〉，卢因的〈短简〉和梓人的〈归乡〉。到我涉足学生文坛，已未见到《六十年代》，大概早就停刊了。
我的香港文学研究，重点在一九五○及六○年代，故此，我所藏的书刊，多是那年代的出版物，尤其那年代年轻人合资出版的书刊，我谈的比较多，像一九五○年代的《诗朶》、《新思潮》、《向日葵》、《静静的流水》、《新诗俱乐部》；一九六○年代的《绿梦》、《中国学生周报》、文社刊物……我都接触过、写过。那年代的出版物，水平很参差，写得不错的主要人物，后来都成为香港文坛上着名的作家，可见这些培养写作人的刊物，是非常重要的！
我上面提到的出版物，全是文艺书刊，非常抱歉，「文艺」及「文学」都是小众读物，以社会整体而论，它们都是不太受重视的。你提到「最广受注意的书籍」，当然是统称为「三亳子小说」的流行书刊，它们多是言情小说，我称之为「即弃小说」，即是无保留价值，读完之后，弃之可也。数十年后反省，才知道我当年的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一九五○及六○年代，香港是个发展中城市，大部份人生活相当艰苦，很多名作家为了谋生，过更好的生活，在他们正常的工作以外，多会用原笔名或「化名」写流行小说赚外快，他们视此种小说为「商品」，出门即不「认仔」，在成名后当然认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多避而不谈。然而，他们想不到的是：平日惯常用心创作，那些随意写成混饭吃的「商品」，水平也相当高，几十年后，当大家醒觉「三亳子小说」也是香港文学发展中的一环时，已经太迟了，那些「即弃商品」多已被即弃掉，市面上已难以得见，我手上仅存的一二十种，都是不吝腰间钱，从旧书市场上抢拍回来的。
一九五○及六○年代的新诗坛是非常热闹的，出版的书刊也不少，除了崑南、蔡炎培等人的《诗朶》外，还有夕阳、红叶等人的撷星社，在「霓虹出版社」出版了《撷星》、《夕阳之歌》、《红叶诗抄》、《新诗俱乐部》等诗刊；柏雄、草川、夕阳、波澜、许家林、幻影和芦荻等七人组成的月华诗社，于一九五八年出了两期《月华诗刊》；杜红、桑白、雨季等的流星社，常在报刊发表诗画合作的作品等，都是较少人提到的。一九六○年代文社时期，以「诗社」自称的似乎不多，但写诗的人却不少，到《诗风》及《罗盘》等出版，已是一九七○年代的事了。
吴：谢谢你在海外远方也详细回应这个访问。你就文社发展史料整理及文献的追踪，相信有助日后香港文学发展史研究。
推荐序
路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我学习写作之始，许定铭是我启蒙老师，他批阅我的文章，捡掉错别字，介绍我看那些书，从他那𥚃，认识了很多从未接触过的作家，读到很多好作品。
许定铭年青时是写创作开始的，他写现代诗，热爱现代文学，投身社会之后，各奔前程，他写过报纸专栏，编过杂志，又教书又编课本，最后连出版社和书局都开过。
发书瘟应该是开书局之后，守着一大堆书天天在看。不知那年他忽然对我说要写香港文社发展史，《向河居书事》里面应该有些源于六十年代文社文艺青年的千丝万缕事件，文章里面提及的人和刊物，复杂繁琐，特别是时日的纪录、作者的笔名，脉络清晰可见，对于我这个从来对时间观念失准，记忆力减退至只及金鱼四秒记忆之人，看得瞠目结舌。
读《向河居书事》千万别给自己压力，就当它是掌故，居于香港的年轻人，可以看看前人走过的路，不是居港的人，也可以了解一个殖民地的城市，怎样𠄘传与发展中国文学！
从六十年代文社文艺青年到现代文学藏书家
吴美筠与许定铭笔访录
日期：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十七日期间
吴：你曾写过一些有关文社的回忆。你似乎在六十年代开始喜爱文艺，当时你有没有同时接触欧西流行曲，或西方文学作品?你有意识开展现代主义的写作路向最先是受启于《文艺新潮》、《好望角》等刊物，抑或座标现代文学社？
许：每个人的爱好和他的成长过程有莫大关系。先说我之爱读书：那是意外捡到人家的弃书，深受周白苹的《杀人王》吸引而中毒；至于最早读文艺书，则是受一位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大哥哥借我沈从文的《边城》而开始的。至于后来晚晚在图书馆中阅读秋贞理（司马长风）、徐速等人的着作时，我早已开始写作，经常在报刊上摇笔桿的年代了。
不怕你见笑，我少年时代家境相当清贫，穿不暖、吃不饱，连买报纸的钱也没有，听欧西流行曲，买影音流行报刊，都是花钱、花时间的消费，我花不起，一点也未接触过。那时候，我连书都买不起，文艺书都是到图书馆读的。我甚少接触西方文学作品，因没有能力读外文书（当年我常去的那间小型图书馆根本没外文书），翻译书却因译笔极差（像译人名，常五六个字，难记又易混淆），通常读十页八页即无法忍受。
你谈到「有意识开展现代主义的写作路向」，其实我从未开始，亦未坚持过。直到如今，我写作一向都不奉行任何主义，我行我素，爱怎样写就怎样写，从来不理读者的反应。那时候常读《星岛日报》学生园地，见座标现代文学社芦荻等人时常集体发表「现代散文」，语法怪异，词句绚丽，意境深奥却又引人，便开始模仿学写，岂料写多了，发现内心独白的意识流写法与我个人性格很配合，自自然多写了，甚至接受激流社易牧的邀请，合组蓝马现代文学社。至于「现代主义」，我个人并无深入认识、了解，我只是热衷一种我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写作手法而已。
后来我接触了丁平主编的《文艺》，知道类似我的写作手法在台湾很流行，才开始阅读《创世纪》、《现代文学》及《笔汇》等台湾杂志，那时候《好望角》刚创刊，自然受我热捧，至于早已停刊的《文艺新潮》，我是后来在旧书摊中买得，才读到的，之前并不知道。
吴：提到当年李英豪的批评事件，似乎在此之前，蓝马中人最热烈推崇现代主义的是阁下。请问在组织蓝马前你怎样理解香港的现代主义?后来受李英豪批评后有没有改变观念?
许：「蓝马」是覊魂译自Rhymer的，原意为一群「意象创新的诗人」，只在于「创新」，而不特意奉行「现代主义」。早期蓝马诸友中，最推崇现代主义的是易牧，事实上，蓝马现代文学社的发起人也是他，他在创刊号的《蓝马季》中即发表了〈现代小说浅析〉。至于当时香港的现代主义情况，那时候我一无所知，直到近年全力钻研香港文学，才有较深入的认识。
关于李英豪的批评，朋友们都说我反应激烈，可是我自己一点也记不起来。事后我一样照平日般写作，照写现代诗，只是后来年纪渐长，受社会磨练频繁，诗意全消才停止创作。同时，因大量接触中国一九三○年代作品，写作风格比较接近传统。岁月是会改变人的，后来少写小说，多写书话及研究，则是在不知不觉中转移的。
吴：在蓝马现代文学社创会宣称现代文学开路的抱负，并为两份杂志的夭折而沉重，《蓝马季》刊载介绍达达主义、意识流、易牧浅析现代小说提到现代主义，在这时期你对现代文学、现代诗、现代主义的取态如何？
许：蓝马现代文学社的创会宣言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九日发表于《星岛日报．青年园地》的，题目叫〈蓝马．蓝马〉，当时我们只有七人，但署名则有九人，是加进了平日惯用的笔名。内文有三个小题：〈序曲〉、〈向现代文学进军〉、〈尾声〉，应该不是一个入执笔的，究竟哪小题是谁写的？我自己有无写？我完全忘记了。今天我答你这问题，绝对只代表我个人，不涉其他文友。
〈序曲〉是以诗句写成的引子，〈尾声〉很短，抄录如下：
每每，当我们举首向上。天是蓝的。
那份现代的热诚是朵朵雪里梅。夜夜如是，夜夜如是。
全文的主体在约千二字的中段〈向现代文学进军〉，先是哀悼《文艺新潮》和《好望角》的死亡，继而写出我们的理想和创作路向，重点是：
......我们不断的写出心里的意识，从潜意识发挥人的真性和写出身外内所接受到现实生活的任何刺激和特殊的感受，各自向自己所认定的新目标，新世界，新领域进发。
至于事后大家的成就如何，则留待大众去评说了。
我开始创作及接触文学，都比其他几位迟，十多岁的中学生对文学的认识仅属皮毛，前面说过，我只因觉得「现代文学」的写作手法与我个人性格很配合，才学写的，我注重实践创作，不重视理论，故此并没有深入研究过。至于其他人提到达达主义、意识流、现代小说和现代主义等等，我只是跟在后面附和、学习而已。
吴：香港文学一直发展下来，与不同文学观念互相碰撞是很自然的事，中国文学观点融通慢慢西方思潮，尤其在香港，构成奇特的景观。看来那段时间，蓝马文社青年受群辈影响，即或不是直接接触，也间接接受了二手的现代主义论述。之前访问羁魂时他认为蓝马解散与财力有关，你同意吗?
许：任何一个组织的解散和刊物的停刊，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财力不足」，但蓝马的解散似乎不单单是这个原因。五十年后回忆，当然极之糢煳，如果说错了，希望文友们指正。
「蓝马」自成立起，一直只重视创作和出版，而忽略组织，并无领导阶层，也无分工，谁负责何种工作，都是自动请缨或临时推定，单行本和三册期刊好像都是我在主力编辑及跑印刷厂的，因此，我能否抽空工作，似乎决定了它们的命运，现在把几本书刊的出版日期和我的生活情况分述如下：
《戮象》：一九六四年十月（七人中，只有我还在读中学）
《蓝马季》创刊号：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参加中学会考）
《蓝马季》二期：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入读师范学校）
《蓝马季》三期：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月将毕业，全力找工作，九月开始到元朗教书，并入住当地乡间，写作甚勤，多在一般文艺报刊发表，甚少与文友联络。）
如果要研究蓝马解散（其实并无宣佈）和《蓝马季》停刊，应该是一九六六年中以后的事，当时大家在做甚么呢？
其时龙人早已出国，激流三子易牧、芦苇及卡门也踏足社会谋生，受李英豪严厉的苛责以后再无执笔；羁魂、白勺、蓝山居、震鸣、吴昊等在大学，作品开始成熟，投到各报刊去，多被接受；有些编学报，有些在出版社工作，甚至有些自行组织出版期刊，有足够的渠道发表作品及赚取稿费，谁还会有兴趣搞要自掏腰包的《蓝马季》？《蓝马季》之所以停刊，我的看法是：大家因生活环境不同，愈行愈远，各有自己的岗位，再合作无期了！
吴：你最近出版你结集六十年代诗作《诗叶片片》，反映这时期你对现代诗的热衷。阅读接触面包括香港的《文艺》、《好望角》，台湾《创世纪》、《蓝星》等，难免接触现代主义思潮。 我留意六四年一篇名为〈断念〉的散文诗，注中提及覃子豪逝世，似为此悼念。似乎你也是覃子豪的读者，对他有特别感触，你是否深受他影响? 这个初学写诗的阶段，形式、语法、意象、节奏类似某些诗人在所难，你六十年代中多学习哪位诗人?
许：我是个颇为任性的人，爱做甚么就做甚么，不喜欢教条与规范，没有心中的英雄，也不会受别人影响。当年接触台湾的诗人及诗刊甚广，除了个人诗集，张默主编的《六十年代诗选》、《七十年代诗选》和《八十年代诗选》都曾购读并收藏。所接触的诗刊多是较前衞的，即如你说，不少都提及现代主义思潮，但我只爱读诗作，一见谈主义和理论的论文即感厌烦而跳过不读，故此从未受此等思潮的影响。当年丁平的《文艺》对我影响却甚大，丁老师说过，覃子豪是他的好朋友，《文艺》上的台湾来稿，差不多全是由覃子豪一手一脚拉过来的。那一年覃子豪病逝，《文艺》组织了一个专辑，一群年轻人围在他病榻前的师生情谊及专辑内的诗文深深地感动了我。因此写了〈断念〉，哀悼这位受人尊敬的诗人。虽然我读过不少覃子豪的诗，也读了他的《诗的解剖》，但我不喜欢他的诗，完全没受他的影响，反而他的得意弟子，菲律宾诗人云鹤，却是我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对诗的形式及内容看得很宽广，诗，可以是一句一行，也可用段落而分节（我不称之为散文诗，直接称之为诗），只要此作品有「诗意」即可。诗的内容除了抒情以外，还可以敍事（像〈伊之眸色〉）；诗，可以浅白甚至吟唱的（像〈冷呀冷呀〉）；诗，更可以是晦涩的（像〈未开始的终结〉），我爱怎样写就怎样写。我的这种诗观，很可能是集各家的精髓而成的。
我有没有特别学习某个诗人？
我从来未想过这个问题，当年我特别喜爱的诗人，顺序是郑愁予、沈甸、云鹤、管管、周梦蝶，读他们的诗多了，会不会在无意间学习了，我不敢说没有，刻意模仿的，应该没有。
吴：我又留意你在六八及六九的诗，〈圣夜〉的时间想像很大，由六九至九九，感触一个没有温暖的平安夜，似写个人，也写时代。请问，暴动对你创作及创作生活有没有影响?
许：我只是个小人物，创作的诗也很个人，大多是围绕身边的小事，甚少涉及社会大事，当年的暴乱应该不会在我的作品中出现。
我很小的时候已洗礼了，去教堂是我生活的一部份，但，始终都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年纪渐长，思想愈成熟，在科学与宗教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多疑惑，即使是崇拜期间也常胡思乱想：我会不会不再信主呢？〈圣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成的，「这不是一九六九，是一九九九」这巨大的空间是留给我自己的：一九六九年的此刻，我虽然对宗教产生了疑惑，却还在圣堂里，以后呢？直到一九九九（以世纪末暗喻我有生之年）我还会在圣堂里吗？
这是自设的问题，同时也自我解答了，因为时间已突变为一九九九，而我仍在教堂里。
吴：那么你甚么时候正式停止文社活动？
许：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事实上我一直不热衷文社活动，此所以《中国学生周报》办的文社讨论会，后来有文社联会办《文社线》，我都是「局外人」，只在周边游走，而实际参与的很少。
组织文社，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在社友互相鼓励写作，尤其在初学写作的阶段，出版社刊能达到推动写作的目的，是小圈子文社早期极适当的活动。至于搞辩论会、学术讲座、征文比赛等等，不是青少年人的任务，那是大文化机构应做的事。学习写作的日子久了，各社友的写作水平参差，写得不够好的，自觉不如友人，自会日渐疏懒而少执笔；写得好的，自然不甘于单单在自家人的社刊上见刊，必然会向外发展而自成一家，文社的日渐式微是正常的事，没有新的后来者，才是最可惜的事！
一九六六年中以后，蓝马诸友星散，虽然后来吴萱人在《中报周刊》上给我们找来专栏，路雅开蓝马音乐书屋及蓝马印刷厂，而事实上，「蓝马现代文学社」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了。虽然我早已不是文社人，但，有关「文社事」却一直埋藏心底，此所以萱人叫我写「文社事」于《文社线》发表，我一口答应。
一九七○年，总题叫《香港青年文运的回顾》长文，在《文社线》上好像连载了接近十期，该文原拟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辑，先讲述当年的青年文运概况，然后评介他们出版的专集及合集。文章见报后，五十年代文友们反应强烈，以李海眉（李立明）及潘兆贤为首，约了近二十位文友与我茶聚，提供了不少资料，使我对五十年代的青年文运有更深入的了解，加强了信心，但不知何故，《香港青年文运的回顾》并未写完，直到一九九○年我在《星岛日报》再补写了一些，全部收进拙着《书人书事》（香港作家协会，一九九八）里，虽是一本未完的书，却是甚早有计划去写的「文社事」，可见我虽然不再参与文社活动，但「文社」却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
吴：怪不得现在看你的书，总觉得你对文社有话说。我第一部李广田的散文集也是拜你创办的创作书社出版，才早于中学购得读到。可否谈谈你改投现代文学之门，从收藏现代文学的书到重印出版，当时有甚么想法? 你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派有何看法，如何理解香港六十年代或尔后香港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出版与拉近两者距离有关吗?
许：在我的文学生命中必须感谢几位师友的鼓励，他们在我的几次转变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中三那年的林老师，说我的〈这是梦吗〉如果不是抄来的，就写得很不错，刺激了我开始写稿；诗友易牧说我的〈三月里的记忆〉写得很好，有强烈的现代感，鼓励了我继续创作现代诗；古兆申（笔名：蓝山居、古苍梧）知道我爱读意识流小说，叫我一定要读施蛰存，这使我从研读台湾的现代文学转向读中国现代文学；黄韶生（白勺、黄星文、黄济泓）叫我要多写札记，读刘西渭学好评论；吴萱人在《文社线》提供版位让我从事青年文运的研究……。
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一年到华侨书院修文学时，重遇《华侨文艺》的编辑丁平老师，他说：一个完整的文学家，除了创作，还要写作家研究。在他的指导下，我以〈论萧红及其作品〉为毕业论文。写这篇文章的当年，我只有机会读到香港坊间重印的萧红作品，这些港版重印书，与原版颇有出入：长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后记以节省篇幅，短篇则多数随意重组，甚至胡乱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难重重，误走不少寃枉路。
事后我深深领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读原版书，要读原版书，不是跑图书馆，而是逛旧书店，往书堆里钻，因为那些珍贵的绝版书，是图书馆也没有的！
我开始钻研及收藏民国时期绝版新文学书，是从写萧红开始的，那时候香港甚少新文学作品出版，书店里连一九五○年代本港出版商重印的也甚少见，只在大图书馆的冷角瑟缩地躲藏着，生怕被人找到了似的。当年意外地在某处见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随即抄下了出版社的地址，心念：书店不敢卖这种书，出版社总该有存货吧？岂料按址去到中环那幢旧楼前，愕然莫名其妙，地址是五楼，但那幢旧楼却只有两层，深思之后才知道：当年的出版社多是子虚乌有，书多是没有版权的重印本，难怪那些新文学书在一九六○年代的「大时代」后可在一夜之间消失，是书商怕惹祸上身，停止发行，迅速注销存货，但我们那一代人却因此无书可读，何其冤枉！
到一九七○年代，文社运动之花已开到荼薇，但爱诗的文社人却仍很投入，当年很多人爱王辛笛的诗，先是有心人用手抄油印了《手掌集》，后来热爱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的人渐多，才开始有人重印。那时候我写过有关刘西渭、李广田、萧红、黄裳、罗淑……等人的文章，看得朋友们心痒痒，个个来借书，应付不了。直到后来有人开始重印文学作品，不仅本地爱书人有书可读，连海外的学者也能有所依据作研究，算是填补了时代一角的缺失！
书读多了，我觉得追求意识流、存在主义及流派等等是无意义的，一篇文学作品，读后能否使读者产生共鸣才最重要。故此，阅读中国现代文学时，我已不单单读施蛰存、穆时英、刘吶鸥等现代派，说实在的，他们的作品都是在摸索时期，尚欠成熟，和一九六○年代台湾的现代派比，是大大落后。小说，我爱沈从文、端木蕻良、无名氏、张爱玲、茅盾、老舍……；新诗，我爱戴望舒、王辛笛、卞之琳、鸥外鸥……，你说，他们都是「现代派」吗？应该不全是吧，我爱的是好作家、好作品，不是某一流派及主义，这是我一贯的看法。
一九五○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是不太受重视的，及至一九六○年代初，李辉英在香港中文大学开班讲授现代文学，才得以深入年轻人心中，大家才开始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可惜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太单薄了，像我这样的醉心研究者，只能再加上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善秉仁的《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才略感满意。事实上，我读到的这些史料，都是香港重印本，可见当年的那些重印本，在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起了很大作用。
只有史料而无作品，研究者一样束手无策，这就得要靠坊间的小重印商了，有一个时期，据说大学的学者，还得要看市场上有甚么书，才能开甚么课；也有些是学者想开甚么课前，跟书商约定重印，学生才有书可读。
重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拉近了香港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距离，对推动香港现代文学研究，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吴：你在着作中提到一些六十年代出版的藏书，范围和风格广, 包括四毫子小说，诗集，又提到一本叫《六十年代》的杂志。这些出版物出现你的阅读视野，现在提起，可否评说一下，六十年代最广受注意的书籍是哪些？你提及收集当时出版的诗集，可否也谈谈?
许：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澄清一个词汇：如今一般人口中的「六十年代」，指的是「一九六○年代」，但，这些说法与我们那一代人的说法不同；我们说的「六十年代」，则是指「一九五○年代」，因此，你所指的那本「叫六十年代的杂志」，其实是在「一九五○年代」出版的。我是一九六二年踏足文坛的，那年以后的文事，多曾接触过或见过，但，一九五○年代的文事，则是与那年代的文友交往听回来的，书刊也是后来收集或文友赠送的。
《六十年代》据说是一九五二年创刊的，我见过的三本（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九期）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是蔡浩泉送给吴萱人，再借给我读的。它是本较为罕见的青年综合杂志，十六开，内文仅二十六页的半月刊，编者是孙慕稼（孙国栋）。读这本杂志，我最有兴趣的是它的〈学生园地〉。总数才二十六页的一本综合性杂志，每期均挪出六至七页作〈学生园地〉，可见编者锐意鼓励年青人写作。从这三期中，我读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崑南的〈草〉、〈秋组曲〉，卢因的〈短简〉和梓人的〈归乡〉。到我涉足学生文坛，已未见到《六十年代》，大概早就停刊了。
我的香港文学研究，重点在一九五○及六○年代，故此，我所藏的书刊，多是那年代的出版物，尤其那年代年轻人合资出版的书刊，我谈的比较多，像一九五○年代的《诗朶》、《新思潮》、《向日葵》、《静静的流水》、《新诗俱乐部》；一九六○年代的《绿梦》、《中国学生周报》、文社刊物……我都接触过、写过。那年代的出版物，水平很参差，写得不错的主要人物，后来都成为香港文坛上着名的作家，可见这些培养写作人的刊物，是非常重要的！
我上面提到的出版物，全是文艺书刊，非常抱歉，「文艺」及「文学」都是小众读物，以社会整体而论，它们都是不太受重视的。你提到「最广受注意的书籍」，当然是统称为「三亳子小说」的流行书刊，它们多是言情小说，我称之为「即弃小说」，即是无保留价值，读完之后，弃之可也。数十年后反省，才知道我当年的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一九五○及六○年代，香港是个发展中城市，大部份人生活相当艰苦，很多名作家为了谋生，过更好的生活，在他们正常的工作以外，多会用原笔名或「化名」写流行小说赚外快，他们视此种小说为「商品」，出门即不「认仔」，在成名后当然认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多避而不谈。然而，他们想不到的是：平日惯常用心创作，那些随意写成混饭吃的「商品」，水平也相当高，几十年后，当大家醒觉「三亳子小说」也是香港文学发展中的一环时，已经太迟了，那些「即弃商品」多已被即弃掉，市面上已难以得见，我手上仅存的一二十种，都是不吝腰间钱，从旧书市场上抢拍回来的。
一九五○及六○年代的新诗坛是非常热闹的，出版的书刊也不少，除了崑南、蔡炎培等人的《诗朶》外，还有夕阳、红叶等人的撷星社，在「霓虹出版社」出版了《撷星》、《夕阳之歌》、《红叶诗抄》、《新诗俱乐部》等诗刊；柏雄、草川、夕阳、波澜、许家林、幻影和芦荻等七人组成的月华诗社，于一九五八年出了两期《月华诗刊》；杜红、桑白、雨季等的流星社，常在报刊发表诗画合作的作品等，都是较少人提到的。一九六○年代文社时期，以「诗社」自称的似乎不多，但写诗的人却不少，到《诗风》及《罗盘》等出版，已是一九七○年代的事了。
吴：谢谢你在海外远方也详细回应这个访问。你就文社发展史料整理及文献的追踪，相信有助日后香港文学发展史研究。
推荐序
路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我学习写作之始，许定铭是我启蒙老师，他批阅我的文章，捡掉错别字，介绍我看那些书，从他那𥚃，认识了很多从未接触过的作家，读到很多好作品。
许定铭年青时是写创作开始的，他写现代诗，热爱现代文学，投身社会之后，各奔前程，他写过报纸专栏，编过杂志，又教书又编课本，最后连出版社和书局都开过。
发书瘟应该是开书局之后，守着一大堆书天天在看。不知那年他忽然对我说要写香港文社发展史，《向河居书事》里面应该有些源于六十年代文社文艺青年的千丝万缕事件，文章里面提及的人和刊物，复杂繁琐，特别是时日的纪录、作者的笔名，脉络清晰可见，对于我这个从来对时间观念失准，记忆力减退至只及金鱼四秒记忆之人，看得瞠目结舌。
读《向河居书事》千万别给自己压力，就当它是掌故，居于香港的年轻人，可以看看前人走过的路，不是居港的人，也可以了解一个殖民地的城市，怎样𠄘传与发展中国文学！
图书试读
百岁诗人羽化
阅报知老诗人纪弦已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三藩市圣马太奥辞世，他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河北，今年满一百岁，现代诗人中当数他最长寿。
原名路逾（一九一三—二○一三）的诗人纪弦祖籍陕西，一九二九年以笔名路易士开始发表诗创作，一九四八年赴台湾前已出版诗集九种：
《易士诗集》（自刊本，一九三三）
《行过之生命》（上海未名书屋，一九三五）
《火灾的城》（上海新诗社，一九三七）
《爱云的奇人》（上海诗人社，一九三九）
《烦哀的日子》（上海诗人社，一九三九）
《不朽的肖像》（上海诗人社，一九三九）
《出发》（上海太平书局，一九四四）
《夏天》（上海诗领土社，一九四五）
《三十前集》（上海诗领土社，一九四五）
这些诗集均署名路易士，从书名大致已可明白他早年的思想和生活。很多纪弦的书目均不列这些书，因路易士的诗集不易见，一般只在旧书拍卖场合才出现，且叫价甚高，我见过一册六十四开本，仅一二○页的《出发》，几年前在拍卖网站上以人民币一千八百元拍出，如今诗人羽化，其一九三○、四○年代旧版诗集肯定价格跳升。
纪弦的百岁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大陆时期（一九一三—一九四八）
他一九三三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曾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与副刊及诗刊编辑，专注诗创作，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吴奔星……等诗人交往。他一九三○年代曾到香港，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发表诗作时仍署路易士。
路易士毕业于美专，但流传的画作不多，有一幅绘于香港的〈二十六岁自画像〉，是纪弦头像的素描，焦点不在长型配短髭的马脸，在那双深邃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在说明中说「这是用硬铅笔、香菸灰和口水画的。我画人像，时常使用这三种工具或材料，是与众不同的」，展示出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与众不同的性格。香港一九五○年代有小说家李雨生，发表作品时，亦署「路易士」，那年代诗人「路易士」在台湾，已用纪弦创作，切勿混淆！
阅报知老诗人纪弦已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三藩市圣马太奥辞世，他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河北，今年满一百岁，现代诗人中当数他最长寿。
原名路逾（一九一三—二○一三）的诗人纪弦祖籍陕西，一九二九年以笔名路易士开始发表诗创作，一九四八年赴台湾前已出版诗集九种：
《易士诗集》（自刊本，一九三三）
《行过之生命》（上海未名书屋，一九三五）
《火灾的城》（上海新诗社，一九三七）
《爱云的奇人》（上海诗人社，一九三九）
《烦哀的日子》（上海诗人社，一九三九）
《不朽的肖像》（上海诗人社，一九三九）
《出发》（上海太平书局，一九四四）
《夏天》（上海诗领土社，一九四五）
《三十前集》（上海诗领土社，一九四五）
这些诗集均署名路易士，从书名大致已可明白他早年的思想和生活。很多纪弦的书目均不列这些书，因路易士的诗集不易见，一般只在旧书拍卖场合才出现，且叫价甚高，我见过一册六十四开本，仅一二○页的《出发》，几年前在拍卖网站上以人民币一千八百元拍出，如今诗人羽化，其一九三○、四○年代旧版诗集肯定价格跳升。
纪弦的百岁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大陆时期（一九一三—一九四八）
他一九三三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曾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与副刊及诗刊编辑，专注诗创作，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吴奔星……等诗人交往。他一九三○年代曾到香港，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发表诗作时仍署路易士。
路易士毕业于美专，但流传的画作不多，有一幅绘于香港的〈二十六岁自画像〉，是纪弦头像的素描，焦点不在长型配短髭的马脸，在那双深邃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在说明中说「这是用硬铅笔、香菸灰和口水画的。我画人像，时常使用这三种工具或材料，是与众不同的」，展示出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与众不同的性格。香港一九五○年代有小说家李雨生，发表作品时，亦署「路易士」，那年代诗人「路易士」在台湾，已用纪弦创作，切勿混淆！
用户评价
评分
最近，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让我真正“慢”下来的书。《向河居书事》这个名字，恰好击中了我的需求。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各种碎片化的信息裹挟，而忽略了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希望能够找到一本，能够让我沉下心来，静静地阅读，慢慢地思考的书。这本书的命名，本身就带着一种“留驻”的意境，仿佛作者邀请读者一同在“河居”这个地方，暂时放下一切，享受一段纯粹的阅读时光。我期待着，在这本书中，能够遇到那些不那么耀眼，却充满智慧的文字；那些看似平淡，却蕴含深情的叙述。我喜欢那些能够触及生活本质，能够引发我内心共鸣的作品。我希望《向河居书事》能够带给我这样的感觉，让我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治愈，一种对生命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初次看到《向河居书事》这个书名，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它不像那些充斥着华丽辞藻的书名，反而带着一种朴素而悠远的意境，仿佛是走进了一个充满故事的小院，空气中都弥漫着书卷的气息。我一直认为，一本好的书，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思想的交流。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在其中感受到作者的温度，听到他内心的声音。我喜欢那些能够引发我思考，能够触动我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故事。如果《向河居书事》能够给我带来这样的感受，那么它对我来说，就是一本值得珍藏的书。我甚至已经开始想象，在某个宁静的夜晚，我独自一人，捧着这本书，与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字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评分刚收到这本《向河居书事》，还没来得及细细翻阅，但仅仅是触碰封面，感受那略带质感的纸张，以及那简约而有意境的书名，就已经是足够让人心生期待了。总觉得，书名本身就像是一扇门，轻轻推开，就能走进一个属于阅读者的私密空间。想象着，在某个悠闲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地板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书香，手中捧着这样一本能够沉浸其中、忘却时间的书，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这本书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平和而温暖的氛围，仿佛作者在用一种低语的方式，邀请我一同踏入他精心构建的文字世界。这种感觉，就像是与一位久未谋面的老友重逢，带着一份亲切与好奇，想要听他娓娓道来。我甚至已经开始想象，书中会讲述怎样的故事，会描绘怎样的场景，又会触及我内心深处怎样的情感。这是一种纯粹的、来自书籍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无需过多的介绍，便足以勾起我探索的欲望。
评分读一本书，有时候就像是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向河居书事》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场关于生活、关于感悟的私语。我并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对于阅读，我更看重的是那种慢慢品味、细细咀嚼的过程。我喜欢在阅读中找到共鸣，找到那些能触动内心深处，引发我思考的点滴。这本书的书名，就带着一种“居住”的意境，让人联想到安稳、宁静，以及一种长久的陪伴。我期待着，在翻阅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字的执着，以及他对周遭世界细腻的观察。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章节，我会被一句简短的句子触动，然后陷入沉思，继而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撞击”的感觉，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它能打开我们的视野，也能深化我们的理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这样的体验，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慰藉。
评分对于一本叫做《向河居书事》的书，我最期待的，便是那种淡淡的、属于个人生活痕迹的温度。我不太喜欢过于宏大叙事或者充满了激烈冲突的内容，反而更偏爱那些细腻的、有生活气息的文字。书名中的“向河居”，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宁静、安逸的生活状态，或许是依水而居，或许是一种心境的栖息。我猜想，书中所记录的，应该是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对生活、对阅读、对人生的点滴感悟。我喜欢通过阅读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他对待生活的热情和态度。如果这本书能够让我感受到作者的真诚，感受到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生活的热爱，那它便是一本我愿意反复阅读的书。我期待着，在翻阅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那些与我内心产生共鸣的片段，让我在阅读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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