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从博士论文的台湾中小企业开始,逐步进入到台商海外投资、越南台商、越南移工、台越跨国婚姻,到最近的性别与亲密关系研究。创设《巷仔口社会学》共笔部落格。作品有:《田野的技艺》(与郭佩宜合编)、《巷仔口社会学》(多人合着)、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Taiwan(与Tak-Wing Ngo合编)、《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刘进庆着,与林继文合译)。
如果一个国家非常强调资本积累,那么就容易给予资本更多的支持,也会比较敌视工人运动。个别国家会採取何种策略来累积资本,和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息息相关。例如1960-1980年代的台湾、新加坡及韩国,都进行外销导向的工业化,但是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世界格局,因此上述这些国家都是奉行资本主义至上的威权政权,严厉打压劳工运动来进行资本积累(吴介民 2019; Song 1999; Chang 2009; Lee 1998; Chan 2001; Ho 2014)。
何明修(2016)在讨论台湾劳动阶级形成的书中,问了一个问题:「在工业化初期,台湾劳工为何沉寂?」这点出部分东亚国家劳工在工业化初期的处境。但是这个问题放到越南的社会脉络,刚好相反:「为何越南劳工众声喧闹?」越南自1986年开始革新政策,随着外资在1990年代大量进入,劳资争议也不断在增加,根据越南劳动总工会(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以下简称VGCL,Tổng Liên đoàn Lao động Việt Nam)的统计,有正式纪录的罢工,从1995年的60件,增加到2002年的100件,再到2011年的993件。我们好奇,越南政府不也是政治上的威权政权吗?为何不似韩国、台湾或中国的威权政府打压劳工运动呢?
Chan and Wang(2004)曾经讨论过,相对于中国台商,越南台商对工人的要求比较有反应,而且管理上也比较柔性,他们认为有三个理由造成此种差异:越南没有严格的户口制度与工厂宿舍、两个国家的全国性工会角色与能力不同,以及国家对于保护劳工的态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