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弁言
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成於1940年的夏天，五年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十餘年來，中外學子讀之、引之，莫不奉為經典鉅著。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Mote）敎授窮十餘年之力迻譯此書，上卷已於去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印行，都七百七十八頁。書出未久已為彼邦學者購買一空，純學術性著作銷售如此，洵不多見，同時也可知此書的歷久不衰，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蕭先生在英譯本前言中提到：「原書是在很不利的情況下完成的」。所謂不利情況指的是抗戰時期，當時先生「飄泊西南」，「餬口四校」，在敵機轟炸的情況下完成著述的。這可說是蕭先生的「抗戰精神」―在極艱困的環境裡完成「任務」。
但此書的成功不能只靠「抗戰精神」，在抗戰之前，蕭先生早已具備著述的優異條件。我們讀此書，但覺脈絡通貫，內容豐富，行文潔美，議論公允，很難想像作者經營之苦心孤詣。「中國政治思想史」一題為西洋體裁，不見於傳統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須自闢蹊徑。然若要開出康莊坦道，不入歧途，則必須於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獵，以及於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確的認識。蕭先生早年留美，先後在密蘇里大學與康乃爾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都以政治哲學為專業，且從名師游。當時密蘇里大學哲學敎授佘賓（George H. Sabine）雖尚無赫赫之名，但後來於1937年完成《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一書，名噪一時，而三年之後蕭先生也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師弟東西輝映，而二書皆成經典之作，可稱美談。蕭先生在康乃爾的博士論文則是討論近代西洋政治思潮的專著，題目是「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於1927年在倫敦出版，並列入「當代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方法叢書」，復又經牛津大學指定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當代政治學大師拉斯基（Harold J. Laski）推譽此書之「學力與魔力均極雄渾，為政治學界五年來所僅見」。蕭先生以中國學者精研西方政治思潮，獲得西方第一流學者之敬重，可知他對這一門學問造詣之深。
蕭先生以此一深遠的造詣，回國敎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同時以所學來整理中國政治思想史，並開課授徒。具備治學的觀點與方法之後，整理工作的重點主要是資料的搜集與選擇。但搜集與選擇的工作並不容易。在搜集工作方面，資料雖多，但散在群籍，非有明銳的觀察力與極大的耐心與勞力，難獲全豹。有些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掛一漏萬，即因此故。至於在選擇工作方面，有二重困難，一為甄別政治思想史料，不與其他思想史料相混，此有賴於對「政治思想」這一概念能確實地掌握，譬如舖軌馳車，才有所準則。有些作者排列史料，上下幾千年，無論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種文獻少加分辨，於是猶如迷航，不知所至。而蕭先生於戰前在清華授課時，已將中國政治思想史資料作系統的整理，充分地搜集，嚴格地選擇，曾輯有《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線裝六冊，作為授課的講義，同時亦奠定了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蕭先生運用他的政治學觀點，歷史的方法，在艱苦的後方―成都―完成此一七十餘萬字的巨著。
三十餘年來，此巨著之嘉惠學子毋庸贅言。以此書中某些章節為基礎撰成專著者，亦大有人在。今後必有更多的學子因讀此書而得益，謹略舉書中精彩之處，以供讀者參考。
（一）全書於政治思想的範疇內，上自文獻可徵之晚周，下迄辛亥革命，作極有系統的敘述與分析。二千五百餘年中，凡可述之政治思想靡有遺留，而所述論的詳略則視創獲性與影響力之大小而定，故通篇完備而勻稱。讀者讀畢此書，可於我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發展及其演變，有一通貫全局之認識。
（二）全書論及古來學者六十餘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學觀點分類徵引，並加以綜合與分析，不僅使作者之政論「暢所欲言」，而且使其意義更加明晰。蕭先生夾敘夾議，何者為古人所說，何者為近人之說，何者為蕭先生之評論，皆交代得十分清楚，讀者一目瞭然。再者，各章之後註釋詳明，或考訂正偽，或另加解說，或標明出處，尤便於有心者作進一步的研究。
（三）全書既採歷史的方法，故對思想的時代背景特為留意。思想雖有其永久性，但政治思想必有時間性。所謂時間性乃指思想在某一時間裡的出現或實施。政治思想除理論一面外，尤有其實踐的一面，故不知歷史背景不能瞭解政治思想。從整體看，全書是在一演進的歷史間架上發展，自「創造」而「因襲」，由「因襲」而「轉變」，再由「轉變」而「成熟」。即從各個時期去了解政治思想的史之發展。再從某一時期看，因環境稍變，思想亦略有異同。例如孔、孟主張略同而途徑有異，即因歷史時代之故。蕭先生說：「二子之異，殆亦時代使然。蓋晚周養士尊賢，肇於魏之西河而盛於齊之稷下，二者孔子皆不及見，而孔子德位兼全之理想君子既無由實現，孟子乃承戰國之風，發為以德抗位之說，亦極自然之事也。」又如論墨學之衰滅亦極精闢：「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似在乎環境之改變，而墨徒不能修改師說以適應之。嬴氏統一封建易為郡縣。諸侯盡滅，皇帝獨尊。銷天下兵器以為鐘鐻金人。如是則尚同非攻之說無所用矣……墨家政治思想本鍼對晚周之歷史背景而產生，其不能昌明於一統之專制天下，誠勢所必至。至於思想內容之優劣，乃另一問題。」其他佳例尚多，自不必一一列舉。
（四）全書之中對臆說的批駁以及新見的提出也甚可觀。自晚清以來，國人每喜作比附之談，如以孟子具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有民選制度，以秦政為法制。此書莫不一一據實據理駁之，以正視聽。蕭先生平生治學素以平實謹嚴為尚，一壁於捕風捉影之厥詞痛加撻伐，一壁律己甚嚴，無確切的事實與理由不立新說，但每立一新說常是難移之定論。例如，從孔、墨的比較以顯示二者實有相似之處。蕭先生說：「述古學以自闢宗風，立治道以拯時弊。遊行諸國，終無所售，乃廣授門徒，冀其能行道而傳學。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其相異者一仕一不仕，一由少賤而自躋於士大夫，一則終身以賤人自處……吾人以為就大體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修正了孔、墨不同道的舊說。又如對兩宋功利思想的發揮，亦為前人所不及。蕭先生說：「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而在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然功利思想與理學同為「儒家思想之鉅變」，亦時勢所致然。兩宋功利思想以王安石為中堅，安石自是儒家的有為者，而不能以法家目之，本書的第十四章論之甚詳。晚近淺學之徒復有以安石為法家者，未久不攻自破，而蕭氏之說終不可移。
本書初由上海商務出版，因時局動盪，未嘗簽有任何契約。1949年蕭先生移講臺灣大學，曾允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重印，但也未訂版權契約，此後先生遷居美國，未再加以過問，而此書在臺二十餘年來一再重印，字體已模糊難認。今由蕭公權先生交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用五號字體重新排印，並參閱英譯本上卷校對，另增印「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為附錄。附錄之後增編「引用書目」與「索引」，以便讀者。本書完成四十年之後，以新面目與讀者見面，並列為《蕭公權先生全集》的第四冊。
緒論
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起點
吾國歷史，世推悠久。溯其遠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斷自晚周為始。此實勢有必然，非敢數典忘祖。三代以前，社會淺演，書契無徵，固不待論。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創之中，學術思想殆亦方見萌芽，未能具體。況文獻不足，記載闕失，縱有學說，已難考見。孔子生春秋之時已歎二禮無徵。《洪範》九疇雖或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辭簡短。《商書》雖多為信史，而記載疏略。至於殷墟甲骨貞卜契券之文字，雖可據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而究非學術思想之紀錄。凡此皆歷史家與考古家之重要資料，而就政治學之觀點論，殊覺其鮮裨實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國政治思想作較有統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為起點。蓋吾國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雖不必從夏曾佑之說，謂「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然學術思想之為周人所創，則為至明顯之事實。
周代學術之大興，不在西周盛世，而在東遷以後之春秋末葉與戰國時代。政治思想亦於此時突然發展，蓋自孔子以師儒立教，諸子之學繼之以起。「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持故成理之政治學說乃風起雲湧，蔚為大觀。吾人今日雖不能依據史實確斷其驟盛之原因，然就當時歷史環境之大勢，與乎文化進步之通則，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論。政治思想興於晚周之主因有二：簡言之，即社會組織之迅速變遷，與偉大思想家之適生其會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趨微弱。諸侯強大，「秦、晉、齊、楚代興」，遂釀成春秋之局勢。封建制度既就崩潰，貴族之社會組織與生活亦同時發生變化。士族與庶人間之界限逐漸消失，貴族原有從政掌學之特權亦普及於平民。史家所謂王官失守者，殆非虛構。且列國並存，相爭雄長，同文壹教之術猶未用世，思想自由，學無拘禁。處士得以橫議，「邪說」亦可大行。而國君圖強，每重才士。魏之文侯（西元前445-397），田齊之稷下，尤為戰國時代之著例。當此「天下無道」（語見《論語》），社會蛻化之際，不僅爭亂頻仍，民生困苦，而舊日所以維繫人心保持秩序之風俗制度皆動搖崩壞，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遠慮之士，對此鉅變之原因與影響，自不免加以疑問批評，而提出抗議或補救之方。政治思想，於是勃興。上述種種情形，春秋已見其端，至戰國而更甚。故思想之發展亦至戰國而始極。然社會環境僅為思想萌育之條件。苟無天資卓絕之思想家如孔、孟、莊、韓諸人適生此特殊之環境中，何能造成吾國學術史上此重要之「黃金時代」。故政治思想起於晚周，由於千載一時之機會。而吾人即以此時期為研究之起點，誠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
二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變之大勢
西人論吾國文化者每謂其偏於守舊。學者遂或疑吾國之政治思想亦歷久頓滯，古今不變。其實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且可循其變化起伏之迹，而將此二千餘年之思想史分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創造時期 自孔子降生（西曆西元前551）至始皇統一（西元前221）為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為先秦時代。
（二）因襲時期 自秦漢至宋元（西元前221至西元1367）為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轉變時期 自明初至清末（1368至1898）為時約五百年。
（四）成熟時期 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三民主義之講演在民國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則在 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以後居英之兩年中，即1896與1898之間。）
先秦為創造時期，其事顯明，無待贅說。然孔子自謂「述而不作」，門人復稱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墨子「用夏政」，6而其言每兼稱堯、舜、禹、湯、文、武。道、法二家，推尊黃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諸國刑書為依據。是諸子之學，悉有淵源，非盡出心裁，憑空立說。創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請釋之曰：創造者非無中生有之謂。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豈無政治觀念？古籍如《詩》《書》所載天命民本，禮樂兵刑諸說皆經先秦各家所採用，而成為中國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舊說，原來既乏系統，含義亦較簡單。必分別經先秦大家之發揮董理，然後斐然成章，蘊蓄深遠，進為一家之學說。此融舊鑄新之工作，實無愧於創造。譬如工師建屋，木石磚瓦皆仰給於成品，固無礙於堂構一新也。復次，《漢書‧藝文志》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孔子從周，其教人之《詩》《書》六藝於諸子中殆最近官學。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以此類推，則先秦政治思想已具體於春秋戰國之前，儒、墨、道、法之學乃因襲而非創造。此論雖能成理，然不必與吾人之說相悖。請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雖以成王周公之制度為根據，然非墨守成規，舉先王之政以為後生之教。必於舊政之中，發明新義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後七十子乃心悅誠服，奉為宗師。若其僅傳周公之政典，「符節匢合」，毫無損益，則《詩》《書》六藝，當時既為官書，文武方策之政未經秦火，周魯所藏，得觀者豈僅孔子？《左傳》所載春秋士夫言談中能稱引《詩》《書》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學必以孔子為宗乎？吾人如謂孔子就文武之成規，加以自得之創造，而以之為設教立言之資，似較近情理而易通也。雖然，吾人認先秦時期為創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為上文所未道及而應注意者，則無論諸子學說之來源如何，其本身實「自我作古」，開後學之宗派。秦漢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雖不乏新意義，新內容，而其主要之觀點與基本之原理，終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範圍。必俟明清海通以後，外學輸入，然後思想為之丕變。故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論，先秦時期則不能不認為全部工作之起點。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總之，先秦思想，對春秋以前為融舊鑄新，對秦漢以後為開宗立範，創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於大誤。
先秦之創造，不由憑空杜撰。秦漢以迄宋元之為因襲，亦非悉出模倣，步趨古學，而絕無進展與改易。始皇併吞六國，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為郡縣，創二千年專制一統之政體。社會之環境既殊，則先秦百家競起，各創新學之盛況，自亦難於繼續維持。同時正以環境不同之故，秦漢以後之思想家雖因襲前人之觀念與名詞，而政治之對象既已迥異，則其所持觀念之內容，與所用名詞之含義，亦勢不能與古人悉合。故嚴格言之，秦漢以後之政治思想不必有變古之名，而每有變古之實。吾人以此期之思想遠不如先秦之富於創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無意於創造，因以「因襲」稱之，非謂此千六百年之政論悉守晚周之舊也。抑吾人更須注意，先秦諸子，各立門戶，辯生末學，相攻尤烈。如孟拒楊墨，荀非十二子，墨氏譏儒，莊生評騭諸家道術，此皆最著之例。當時雖意在尊師說，息異端，然不過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勝負。正如群雄角逐，未知鹿死誰手。及至秦漢各家後學相攻已久，接觸已多，於是互相折衷調和，而寖有學術混同之趨勢。放棄門戶之見者遂成雜家之學，堅持門戶之別者亦參採異端，以與師說相糅合。參合之限度不同，故學說之純駁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漢學術每呈下述之二態。一為學派之名號猶昔，而思想之內容有異。二為一派之中間有分支，而數派之間反相混合。自此以後，先秦學派之能繼續存在者，雖尚壁壘森嚴，而所守者不過舊學之主旨。其變易之尤甚者或至體貌不殊，而精神迥別。然既仍互相爭辯排斥，則其求勝之心，無異於古人。政治統一之後，專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統一。始皇「以吏為師」，武帝推尊儒術。此種「別黑白而定一尊」之辦法，未必遂能消減諸家爭勝之心，使其相攻，趨於和緩。故秦漢以後為學術內容調和之時期，亦為學術派別決戰之時期。秦亡後之千餘年中，各派相爭雄長，隨歷史環境之轉變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後衰，或既廢而復興，或一時熄滅而不再起，或取得獨尊之地位而不能壟斷全局，或失去顯學之勢力而仍與主潮相抗拒。思想之內容雖隨時代而屢變，其大體則先秦之舊。絕對新創之成份，極為罕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