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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

钱永祥

一、前言
广义的人文生产，今天以各种型态分散在学术、艺文、评论等多个领域，其间似乎说不上甚么共通的关怀。不过，每个领域里的活动，都一定预设、表达着一些有关它本身、有关周遭自然、社会、政治与人文环境的观点。这些观点应该如何看待？──譬如说，学术具有甚么样的实践涵蕴、艺术究竟是在表达甚么、评论如何善尽它的「介入」功能，而学术、艺文、评论等等声称自主的文化活动，与周遭的社会、政治环境，又应该维持甚么样的关系？──又譬如说，学术所产生的知识有轻重厚薄可言，艺文的成就有精粗雅俗之别，分析评论也分得出水准与眼界的深浅高下。那么这些评价所根据的标准是甚么？这些问题均要求我们暂停「生产」的脚步、回顾自省，其反思性格便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思想」范畴。 文化生产者，对这类思想议题，多少总是有着自觉的，即使不一定说得清楚其间详情。

进一步言，思想并不侷限在文化领域。关于自然、社会、政治、与人文环境本身，只要从反思的角度形成了观点与疑问，同样会酝酿出思想的成分。这类观点或者疑问，由于牵涉到大量属于价值、信念、以及意识型态的预设，往往被视为主观、恣意的信仰，或许不失趣味，但是并不值得、也无法进行严肃的讨论、探究。实际上，这类遭学术排斥的议题，同样属于「思想」的范畴。不过，思想固然不能沦为电视节目上的各类「老师」、社会上的高僧上师的专利，但是除非先成为思想史，彷彿思想也没有资格走进学院。毕竟，不谈思想，何曾碍着学术体制的发达？甚么思想才是正确的？正确与否如何区分？而其间的标准又何在？今天的学术工作者，出于维系「常态科学」秩序的职业本能，对于这类反省、挑战性格的议题，通常会敬谢不敏。

拒绝正视思想议题、怀疑思想值得探究，反映着我们已经认定，事情本身通常说得出道理，但是人类看事情的观点则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堪深究的。进一步，怀疑思想，也显示人们不再愿意在实质上探讨各类后设性质的意义与价值观点。大家会承认，意义与价值问题攸关生命的品质，可是既然意义与价值已经滑离了绝对的地基、断绝了超越的源头，它们不就是随个人挑捡採购的吗？试问：意义与价值有真假对错可言吗？谁敢宣称自己是意义与价值的「学者专家」？无怪乎今天很难再遇到所谓「思想家」这种古怪身份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思想真的不复扮演关键的角色了吗？


二、「思想」做为实践与批判
要答覆这些问题，需要对思想的两项基本特色略做反省。

人类时时进行着各方面的认识与活动。可是在此之余，人类还会──应该说必须──针对经验和活动有所反思：即一方面加以诠释，亦即以经验与行动主体的身份，自行说出一套「意义」；二方面则提供「说明」与「理由」，亦即为自己的经验或行动之为妥当做辩解。举个例子来说，「走路」这个相当简单的行为描述，可以诠释为上班、行军、访友、或者健身。这些较为复杂的描述，还可以更为细致（或者说「浓密」(thick)），例如我可以赋予健身这件事某种更属于我个人的意涵，比方说希望在花甲之年维持住基本的体能，以便继续活得起劲。可是这些意义是不是──在道德上、在自我的期许上、在时下的社会风气看来──妥当的？想要健身这件事，是不是显示了我更深一层的焦虑或者欲望？这类念头和情绪，是不是应该认可、鼓励、或者最好压抑、剷除？我们也会考虑，在技术上，走路健身能不能完成我预期的目标？反省这些问题，便进入了辩解、说理与分析的层面。

就人类而言，诠释与说理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经验与活动的构成部份，是我的经验与行动之所以「属于我」的条件。若再加以分梳，诠释与说理至少涉及了三个方面。第一，它们乃是一种后退一个层次的思考：经由诠释和说理，活动者对自己的经验与作为，建立了更深、更见脉络的了解；其次，诠释与说理也是一种回归自身的思考，借着观察自己提供了甚么样的意义和理由，当事人对自己这个人的真相，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第三，它们还是一种具有批判效果的活动：借着对意义与理由的反省，对于经验的真确及行为的合理、同时也对于自己的信仰与偏执，可以开拓出修正以及检讨的可能。在这些意义上，反思乃是一种独特而架高一个层次的「动脑筋」，我们特意以「思想」名之，以资彰显其独特性，是有道理的。思想并不是与想像、记忆、知觉、推理等对立、并列的另一种心智功能；只要主体开始对一己的想像、记忆、知觉、推理等等展开诠释与提供理据，他就开始了思想的努力。这种诠释与说理的系统化，就构成了通常所谓的「思想」。并且，思想做为预设，也反过来塑造着学术、艺文、评论以及整个文化生活的进行。

这么说来，思想主要涉及了三件工作：意义的提供、自我的界定、以及对于既有的意义、理据和身分认同去做检讨和批判。大致言之，历来的思想家以及思想系统，无不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理解。当然，意义要溯自甚么源头、理由要满足甚么标准、人之为人被赋予甚么样的身份与能力、批判的对象和根据又该如何认定，各家思想随时空不同会提出迥异的说法。但是，「思想」主要存身在这三个议题上，应该是很明确的。

不过，由于思想工作寄身于这三个议题，也就注定了思想这种活动具有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所谓思想旨在为一己的经验、存在以及活动提供意义，其实是说思想活动乃是典型的「实践」，也就是敢于自居为主体，视自己为意义和价值的源头，并且设法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世界追求意义和实现价值，不屈从于一套客观既存的秩序。由于这种实践成分，思想有助于创造一个人文与伦理的环境；学术、艺文、乃至于其他的人类活动，借着思想才获得了人文与伦理的意涵。其次，实践与说理的结合，形成了向着合理与开放的前途推进的动力。思想的批判性格，促使人们对于现状与事实保持一定的怀疑距离，不以「客观既存」为足 ，也时时修正着实践的方向。实践与批判这两项特别属于主体人的特色，是借着思想才成为可能的。


三、思想做为思想状况
思想活动具有这些特色，那么它的存在需要甚么条件？整体而言，思想活动必须寄身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以公共互动的方式存在。因此，思想还具备着一种社会与公共的面向。

首先，在认知面，不言而喻，诠释、认同、与批判都需要超乎私人拥有的资源，至少需要语言、概念、价值等几方面的公共性资源。黑格尔之后（其实不劳维特根斯坦或者其他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我们已经知道，思想无法在像笛卡儿所想像的一个隔绝孤立心灵的内省冥想（「我思」）中产生，而是需要在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里，才有成形的可能，因为唯有这些脉络，才能提供语言、概念、以及较为完整的价值参照系统，让思想取得面貌与内容。举例而言，即使「健身」这样一个似乎祇以个人需求为指涉的概念，仍然需要以某些社会制度、社会价值观为背景才具有意义；而健身可以算做一项能做、该做的事情，也需要先肯定一些在健身活动中表达、落实的社会性的价值；至于健身究竟应该被赋予甚么程度的可欲和正当性，则要取决于它与其他被认可的价值，处于甚么样的关系之中。缺少了这些支撑，健身这个看似单纯的概念，根本没有意义可言。

其次，昔人尝在「私人困扰」(troubles)与「公共议题」(issues)、在「个人生命」(biography)与「历史过程」(history)之间有所分辨，强调二者的有机关连，避免历史遭纯粹个人化、也避免个人遭历史大势所吞噬。可是在今天，由于能量足以感动、凝聚无数个人的燎原信仰已经逐一熄灭，于是将思想问题化约为个别个人的心理挣扎，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特长。往往，个人在生活中间面临徬徨失落，会求助于思想的指点，却未意识到，个人感到迷惘困惑，其实正反映着个人与外在、内在的宏观大秩序有所疏离和对立。探本究源，个人有所困扰之时，首先不能不追问，个人为甚么无法继续与一个超越个人的意义世界维持联系？为甚么公共生活丧失了足以供个人安身立命的能力，迫使个人要退守一己的贫乏资源？在思想史层面言，既然问题出在公共性的意义源头已告枯竭，思想工作要想要对症下药，就必须先对思想的公共性格有所认知。

第三，在政治面，既然思想涉及了意义的提供、认同的建立、以及批判的可能这几个领域，那么由于它们的重要与敏感，思想工作便难以避免与相异观点冲突，也很难躲开政治势力的介入。既然思想塑造社会成员的认同、影响他们眼里的世界与言行、甚至还直接涉及体制的正当性，相异的思想取向，便不免要竞争和交锋；而政治势力也会希望掌握与控制思想。思想涉及了意识型态与世界观，涉及了以「应然」加诸社会群体，便不可能自说自话，而会在社会群体之间形成观点的竞逐。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工作势必卷入公共性的讨论、争议、甚至于斗争。昔人不惮于强调思想的「党派性」；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说法：思想处在社会之中，因此思想是在经营关于集体生活的诠释与批判，自然呈现了集体性的自我认识与向往。其间差异，通常会以社会性的、集体性的争斗的型态表现出来。

从思想与社会之间这种本质上的紧密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在历史与社会的既定条件之下展开认识与行动，而同时又对这些条件施加诠释与批判、改造。由于这些既定条件属于宏观的社会层次，所以要谈思想，要认识自身与改造环境，往往需要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思想看成一个「状况」，用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才能展现思想本身的运作与运动。在过去，哲学家注意到了思想的这种整体性格，曾经提出了「客观精神」的概念，企图将一个时代、一个文化传统的思想表现，看作某种超个人的人格主体之思维的「外化」。「时代精神」或者「时代的思想状况」等说法，即应此认识而生。其实，思想主体的社会性与反思能力，并不需要拟人的形上学预设，即可以加以描述。借用「思想状况」这样的概念，便足以突出思想的这种社会与历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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