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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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人人都是自杀防治守门员
国内外首屈一指的自杀研究专家将有用知识带给关心自杀问题、
站在自杀防治第一线的工作同仁、自己或
家人亲友可能带有自杀危险因子的国人同胞、
以及希望多了解精神疾病和自杀行为的一般读者,
扮演一个称职的「自杀防治守门员」。

作者简介

郑泰安


  国内外盛名的自杀研究专家,曾担任两届国际精神流行病学会会长。英国伦敦大学精神医学研究所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伦敦大学访问教授,为资深的心理医师。

  台湾的国家自杀防治中心所执行的自杀防治策略,即为郑泰安博士所拟定。郑教授与其研究团队在倪敏然自杀身亡后,以自杀身亡者、自杀企图(未遂)者、以及忧郁症病人为对象完成三个研究,探讨媒体大幅报导倪敏然自杀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证实国人自杀行为 (包含自杀死亡与自杀未遂) 因而明显增加。三个研究皆发表于国际知名的科学期刊,研究自杀的国际学者咸认为,此三篇论文研究方法设计精密,将年代、季节、气温、溼度、失业率等因素都考量在内。论文结果非常具有说服力,提出具体科学证据,填补了目前关于媒体与自杀的学术研究空白处。本书的前半部即以这三篇论文为基础改写、辑编而成。

  本书的后半部以深入浅出、生动流畅的文笔,配合真实的案例,剖析自杀的原因,包含精神疾病、失落的生活事件、生物和社会环境因素等,并且比较世界各国和台湾的自杀防治策略,对当前我国自杀防治的执行提出针砭与建议。对于关心忧郁症、酒瘾、自杀问题的广大读者,这是一本图文并?、值得人手一册的好书。

书籍简介: 《无声的交响:现代社会中的人际联结与疏离》 第一部分:数字时代的孤岛效应——现代性与个体化进程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科技进步与社会结构变迁如何深刻重塑了人类的互动模式,并由此催生出一种新型的“结构性孤独”。我们探讨了从工业化后期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社区(如家庭、邻里、工会)的解体如何留下权力真空,以及个体如何被迫承担起完全的自我构建责任。 第一章:原子化的社会结构 详细考察了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作模式灵活化(零工经济的兴起)对稳定社群纽带的瓦解作用。传统上,身份认同和情感支持主要来源于稳定的地理和职业社群,而现代社会则倾向于将个体视为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原子。我们分析了这种原子化如何加剧了“他者缺席”的心理体验,即在物理空间上被人群包围,精神上却找不到可靠的共鸣者。 第二章:屏幕背后的透明牢笼 聚焦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对人际交往的质性改变。社交媒体承诺了无限制的连接,但实际上,它构建了一种基于“表演性真实”的互动框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展示经过高度筛选和美化的生活片段,这不仅提高了社会比较的门槛,更在信息接收端制造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幸福感”。本书通过社会心理学实验数据,揭示了这种过度曝光与内在情感需求的错位如何导致“被动观看焦虑”——一种观看他人的热闹,却感到自身生活平淡无奇的深层失落。 第三章:情感经济学的陷阱 本章探讨了情感劳动在数字环境中的商品化倾向。当“点赞”、“关注”成为衡量价值和影响力的量化指标时,真实、脆弱和深度的情感交流往往因其“低效率”和“不可量化”而被边缘化。我们考察了“友谊”的词义如何在数字化语境下被稀释,从一种相互承诺的关系演变为一种可供消耗的社交资源。 --- 第二部分:失语的表达——当代叙事困境与情感代码的破译 现代社会信息过载,但有效沟通却日渐困难。本部分关注社会如何丧失了集体性的“情感词汇库”,使得表达复杂的内在体验成为一种挑战。 第四章:语言的退化与意象的泛滥 分析了在快速消费文化的驱动下,语言如何从精确描述复杂心境的工具,退化为简洁、情绪化的口号和表情符号。我们研究了这种“语言贫瘠化”如何阻碍了对细微情绪波动的捕捉和分享。当深刻的痛苦只能用一个通用的“哭泣表情”来代替时,听者接收到的信息强度便大大降低,接收方难以提供针对性的共情回应。 第五章:亲密关系的“快餐化” 考察了现代人在承诺和深度依恋方面的犹豫。基于快速迭代的消费模式思维,人们倾向于将亲密关系视为可替代、可升级的产品。本章结合了依恋理论和选择悖论,探讨了“无限选择的可能性”如何讽刺性地导致了对任何既定关系的深度投入的逃避,从而形成一种“随时准备撤退”的防御性姿态。 第六章:无名的焦虑与身体化症状 当精神上的困境无法通过语言有效宣泄或被他人理解时,这种能量往往会转向身体。本章将焦点转向心身医学,分析了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慢性压力和内在冲突如何转化为功能性障碍(如失眠、消化系统紊乱、慢性疲劳综合征)。我们认为,这些身体症状是身体在为被社会忽略的情感需求发出的“最后的、无声的抗议”。 --- 第三部分:重构联结——重建意义场域的可能性 本书并非仅仅诊断问题,更致力于探索在后现代环境中重建有效、有意义的人际联结的路径。 第七章:深度聆听的复兴 强调“深度在场”(Deep Presence)在对话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提出了“去中介化对话”的概念,鼓励个体在交流中刻意去除屏幕和其他外部干扰,将全部注意力导向对话者此刻的全部表达——包括其语调、停顿和非语言信息。本书提供了基于非暴力沟通(NVC)原则的实践框架,用于在日常互动中筛选和验证真实需求。 第八章:共同体验与“目的性社群” 探讨了超越数字平面的集体行动和共同体验的疗愈力量。成功的现代社群往往不是基于地理的偶然性,而是基于共同追求的意义或目标(如志愿服务、手工艺学习、共同的创造性项目)。这种“目的性社群”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个体能够在协作中重新发现自身价值,并通过对共同目标的贡献来超越个体的局限性。 第九章:脆弱性的道德勇气 总结认为,抵抗疏离的最终核心在于重新培养和实践“脆弱性”作为一种力量。只有当个体敢于向他人展示其不完美、其恐惧和不确定性时,他人才能找到提供真正共情的入口。本书呼吁一场对“完美主义”的文化抵抗,倡导一种更诚实、更具人性温度的社会互动规范。 结语:在疏离的缝隙中寻找回响 最终,本书主张,虽然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倾向于分离个体,但人类对归属感和理解的根本需求并未改变。解决之道不在于技术倒退,而在于有意识地在技术构建的连接之外,开辟并维护那些需要时间、耐心和真诚投入的深度联结空间。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推荐序 (李远哲)
推荐序 爱是永不止息(陈建仁)
推荐序 寒夜不悔的学术大爱(许木柱)
各界推荐
自序

1媒体报导与自杀
着名案例
歌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日本名歌手冈田有希子∕港星张国荣∕魁北克名记者Ga?tan Girouard∕匈牙利小姐Csilla Andrea Moln?r∕英国的电视连续剧「急诊室」∕自杀手册∕烧炭自杀的香港妇人
总结:什么媒体报导的?

2台湾媒体如何报导自杀:以倪敏然自杀事件为例
三个研究
.缘由
.第一个研究:自杀未遂(企图)者
.第二个研究:忧郁症病人
.第三个研究:自杀身亡者
受到影响的自杀未遂者与忧郁症病人怎么说?
模仿∕合理化∕无望感∕学习自杀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什么?
精神疾病与异常行为会感染、散佈
媒体间接杀人?!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媒体报导特定人士自杀新闻之准则
悲剧、不幸和灾难:新闻该如何处理
对于三个研究报告的反应
.来自媒体
.来自学术界与民间团体
我的努力:与媒体高层的接触
社会新闻?医药新闻?

3为甚么有人会自杀
遭遇失败、挫折就一定会自杀吗?
自杀的个人因素
.精神疾病
.性格障碍
.失落的生活事件
.有自杀家族吗?
.有「自杀基因」吗?
.生物因素
自杀的环境因素
.气候与自杀
.宗教与自杀
.经济环境与自杀
.社会环境与自杀
.政治环境与自杀
青少年的自杀原因有不同吗?
总结:自杀的原因是多重而又相互影响的
自杀未遂(企图)的人并非真的想死?
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的危险因子相同?

4自杀可以预防吗?
高危险群防治策略?全民防治策略?
防止最可能自杀的人去自杀
.重郁症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
.重郁症复发的原因
.重郁症的治疗现?
.酒瘾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
.以自杀企图者为防治对象
.想要自杀的人多半会求救的
全民防治策略
.减少自杀方法的可得性与致命性
.自杀趋向与相关资讯的有效监测

5检视先进国家的自杀防治策略
芬兰:第一个推行全国自杀防治策略的国家
.芬兰全国自杀防治工作 (1987-1996)
.国际自杀学界对芬兰自杀防治工作的评语
挪威:偏重教育与训练 (1994-)
英国:注重高危险群防治与自杀方法的管控 (2002-)
美国:全方位、总统亲自出面、成人和青少年兼顾 (2001-)
澳洲:全面性、选择性与指标性 (1999-)
他人之石,可以攻错

6台湾如何防治自杀?
国家自杀防治中心的成立过程
台湾的自杀防治策略
将面对的主要难题
.致命性自杀方法的管控
.改善自杀统计的准确性,长期监测自杀死亡趋向
.降低高危险群的自杀风险
.卫生署的自杀防治目标不切实际
台湾推动自杀工作的客观修件尚未成熟

7自杀案例
.案例一 经年酗酒、郁郁以终的中年男子
.案例二 以死要胁家人的十七岁少女
.案例三 酗酒、冲动、忧郁的三十二岁已婚女性
.案例四 母系社会中轻生的年轻夫妇
.案例五 失恋、忧郁的女大学生
.案例六 久病、忧郁而相偕轻生的夫妻
.案例七 疗养院里的慢性精神病患
.案例八 有行为规范障碍的青少年
.案例九 屡遭家暴的中年妈妈

参考文献

图表目录
附图
图一 二○○五年五月二日苹果日报头版:倪敏然自杀新闻
图二 台湾二○○三至二○○五年一至八月南投县与台中县每週自杀企图通报人数的分佈
图三 忧郁症病人过去尝试自杀的时间,越接近开始报导倪敏然自杀新闻的时间,再度自杀的风险就越大
图四 台湾二○○三至二○○五年全国每个月自杀死亡人数的分佈
图五 报纸以头条大字标题刊登特定自杀案例
图六 二○○八年五月一日苹果日报头版:没钱缴罚金 贫父自焚死
图七 一九九一至二○○六年台湾自杀死亡者自杀方法的变迁
图八 一个案例的自杀路程

附表
表一 重郁症的诊断准则
表二 轻郁症的诊断准则
表三 酒精使用障碍併发症
表四 酒精滥用的诊断准则
表五 酒精依赖的诊断准则
表六 情绪不稳性性格障碍的诊断准则
表七 生活事件与自杀
表八 行为规范障碍的诊断准则

图书序言

推荐序二

爱是永不止息

  二○○三年的SARS流行高峰期间,我在两难的抉择下,勉强接受了卫生署署长的工作,当时确实有着背负着流行病学家的十字架,走向台湾公共卫生苦路的深刻感受。因为这块美丽可爱却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每个人都是那么值得珍惜疼爱。我当时想到的是,唯有亲自投入SARS的防疫圣战,才能为动盪不安的社会带来平安和喜乐!虽然肩膀上的十字架是沉重的,但是对于天主给我的使命,我却是甘之若饴,因为公共卫生是爱与和平的志业!

  人生经常需要面对逆境的挑战,苦难与挫折往往是一刀两刃,它既可能会令人心灰意冷、颓废丧志;也可能会激发斗志、再接再厉、更上层楼!在面对艰困的环境时,若能积极勇敢地迎向前去,维持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自然而然地可以逆来顺受,达到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近二十年来,台湾的自杀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如何有效防范自杀的发生与死亡,已成为台湾公共卫生工作的一大课题!在SARS流行平息后,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亲友丧亡的悲痛中,他们的哀伤令人不忍。因此在二○○三年底,我特地请郑泰安教授协助卫生署来规划与推动台湾的国家自杀防治策略。泰安兄是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他不仅是一位深具仁心仁术的精神科医师,也是一位对于自杀成因及防治有深入研究而享誉国际的学者。泰安兄全力投入这项任务,详尽的分析比较不同国家的自杀防治计画,更考虑台湾的人文社会、民情风俗和医疗照护体系,妥善研拟具体可行的草案。他又进一步邀请多位国际学者专家进行评估,并且提供改进意见。泰安兄的防治策略从七方面着手:「致命性自杀方法的管控」、「降低民众对于精神疾病与自杀的污名化」、「改善社区精神医疗品质与就医之可及性」、「改善自杀统计的准确性、长期监测自杀死亡趋向,并建立良好的自杀企图通报系统」、「改善媒体报导自杀行为的方式」、「降低高危险群的自杀风险-社区介入计画」、「加强自杀与自杀防治的研究」,以期有效降低自杀对于国人健康和性命的危害。泰安兄的苦心孤诣、专业素养和勇于任事,令我钦佩和赞赏!

  很可惜泰安兄的妥善规划未能如愿完全落实,实在令人扼腕。但是,泰安兄对于台湾自杀防治工作,仍然念兹在兹。他以悲天悯人、痌瘝在抱的胸怀,努力完成《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这本精彩好书,相信健康工作者和一般大众,都能从阅读中获益良多,进而成为称职的「自杀防治守门员」,共同为降低台湾自杀的发生率和死亡率而努力!让我们彼此关怀的同胞爱,能够永不止息!
──陈建仁∕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兼任教授

推荐序三

寒夜不悔的学术大爱

  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一方面着迷于作者深入浅出的精彩论述,脑海中同时闪过一幕幕我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经验;看完本书后,心中混杂着赞叹与感伤的多重情绪,久久无法平静。赞叹的是作者能够敏锐的注意到社会事件对他人的影响,并透过缜密的逻辑思维与分析,抽丝拨茧,将复杂多元的因素予以釐清;感伤的是虽然生命无常,但有些生命的消逝其实是可能挽回的,只要政策制定者及民众对周遭的生命多用一点心,多给予一些注意或关怀。

  本书以媒体大量报导知名艺人倪敏然的自杀为导引,进行三个符合逻辑、论证严谨的实证研究,一方面解析影响自杀的各种因素,包括个人特质、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等现象,并透过自我回归统计分析,发现媒体对自杀事件过度大量而不当的报导,对于阅读报导后的民众有相当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对罹患忧郁症者或先前已经有自杀意图的人,明确显示出模仿的显着效应,而主要的影响机制是合理化、无望感、方法学习。

  我和郑泰安教授虽然专业训练不同,但共同关心人类的社会心理适应问题,特别是在原住民身心适应的相关课题,我们有长达五年极为愉快的学术合作经验。书中有一段描述台湾东部一对年轻夫妇轻生的案例,由于母系家长(丈母娘)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对女儿及女婿依然採用高度支配的态度,因而导致悲剧发生(一七八至一八三页)。这一段描述与分析,充分显示他对不同型态社会文化结构的敏锐观察力,让我想起几位兼具精神科医师及人类学素养的学者,例如Ari Kiev和哈佛大学的人类学教授Arthur Kleinman等。

  本书一方面清楚呈现出郑教授敏锐的观察与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生命的不舍,充分展现出临床医师「抢救生命」的基本信念,书中许多文字和案例都让人为之动容,例如:久病忧郁导致一对恩爱夫妻相约自杀身亡的案例(一八七至一九二页);他每天急着翻开报纸,没有发现自杀报导时,就会「放下心来感谢上苍」(六一页);他认为「学术研究成果不应束之高阁,当用来改善社会民生」(一五一页);他规划的自杀防治社区临床试验模式,目的在「防止任何一个人成为高危险群」(一二二页);预防重于治疗,「只要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守门员」(一二二页)。在理性客观的学术面纱下,其实隐含着不悔寒夜的人间大爱。

  郑教授在进行「全民防治策略」时所受到的挫折,我也适时的接受到相关讯息。遗憾的是主其事者拘泥于制式的「招标」框架,以及未能全然抛开人际关系的窠臼或某些执着,导致他一手策划的「全民防治策略」一波三折,无法顺利推动。我们当然无法断言他的规划是否可以有效处理台湾的自杀问题,但观察近三年来的自杀现象,得标的执行团队及防治策略,对于宝贵生命的抢救,显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上任不久的新政府团队,似乎应该考虑改舷易辙,重新推动一个可能有效的「全民防治策略」,真正落实「苦民所苦」的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出政策制定者「尊重生命」的终极关怀。
──许木柱∕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
 
自序

  时光飞逝,我从事精神医学研究快三十年了。从一九八九年起,「自杀」成为我的研究主题之一。一九八九至九一年间,我在台湾东部完成非西方国家的第一个心理解剖研究(参见本书第三章),此后十年陆续发表多篇着作于国际学术期刊,广为国际研究自杀的同僚引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也多次邀请我做专题演讲。这是我的荣兴,也是台湾的荣兴。

  从一一六名心理解剖的案例中,我看到每一个案例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体认到自杀绝对不是突发事件(即使表面上看来像是一时冲动而做的),而是经由曲折的人生经验、逐渐累积挫败才走到最后这一步。我也看到大多数的案例有他们共同的特征,比方说,至少有一○二个案例(88%)是带着严重的忧郁症(重郁症)走上不归路的,他们平均忧郁了五个多月,然后自杀身亡,但是只有十五个案例曾经接受过精神科治疗,而且都是不完整的治疗。以现今的精神医疗水平,大多数的重郁症病人根本用不着五个月,只要一个月左右的治疗病情就可以大为改善,再加上心理与社会层面的治疗和复健,应当可以防止不少人自杀。

  我开始思考:这些研究成果如何能够应用于实务上,确实有效地减少自杀?多年来我一向怀抱着这样的信念:学术研究如果无法落实于造福社会和人群,只在象牙塔?沾沾自喜,不做也罢。因此在二○○三年底,前卫生署长陈建仁院士请我帮忙规划、推动台湾的国家自杀防治策略时,我以知遇的心情欣然接受这个艰鉅的任务。本书第5章叙述了整个规划过程,包括远赴欧洲吸取芬兰、挪威、英国等国家的自杀防治经验,也谈到美国与澳洲的国家自杀防治策略。我规划的这个国家自杀防治策略,后来遭到不尊重专业的政府官员拖延,又大刀删减预算,接任的卫生署长侯胜茂对我的贡献和建议又毫不尊重,我于是在二○○四年退出了整个工作。在本书第6章,我交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二○○五年五月影剧界名人倪敏然自杀身亡,台湾媒体掀起一股狂热,以耸人听闻、夸张迷信、鉅细靡遗的方式大幅报导了近三週。过去的研究已经显示,这种报导名人自杀的方式容易引起模仿,世界各国的国家自杀防治策略中,也因此都包括「匡正媒体有关精神疾病和自杀的不当报导」这一项。当时是一个好时机,可以探讨倪敏然自杀新闻的模仿效应,所以我组成一个研究团队,立即访问了一三九名在二○○五年五月到六月期间企图自杀者,以及同一时期,在台湾的北、中、南、东四个医学中心的精神科门诊看病的四三八名忧郁症病人。二○○六年这个团队又收集了二○○三至二○○五年全国所有自杀死亡者的档案(已经去除个人化资料),分析倪敏然自杀新闻可能造成的影响。

  这三个研究都已经在二○○七年,陆续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结果很清楚地显示这些不当的新闻报导,造成自杀身亡和企图自杀的人数明显增加,也造成忧郁症病人企图自杀的人数明显增加。接受访问的企图自杀者和忧郁症病人,叙述了他们看到这些新闻报导之后的心理反应。我们把研究结果经由中央研究院公诸于世,也提出改进的建议,这一段期间,所有关心媒体不当报导自杀新闻的新闻传播界学者和民间团体,也持续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与座谈会,唿吁媒体改善它们报导自杀新闻的方式。

  所有这些努力有用吗?我发现至今效果十分有限。举个最明显的例子,一度在报纸头版消失的特殊自杀案例,今年五月一日(倪敏然自杀身亡满三週年的时刻)以来又死灰复燃,多次出现在报纸头版。我告诉自己:既然己经尽了学术研究者的职责,把研究结果公诸于世,也提出了改进的建议,而且也已经义务替国家规划了世界一流的自杀防治策略,接下来应当是由关心自杀问题的新闻传播学者与民间团体去对付媒体(目前平面媒体不当的自杀报导方式,政府无法可管),由政府去好好执行自杀防治策略,我应当回到学术研究工作。然而我对于媒体尚未改善自杀报导的事实,一直耿耿于怀,正巧去年年底商务印书馆的资深主编李俊男先生来访,建议我考虑以媒体报导倪敏然自杀新闻为起头,写一本谈自杀与自杀防治的书,考虑了两天我便答应下来。接着,我利用临床和研究工作之外有限的余暇赶工,终于在半年之后完成本书。

  本书先从媒体与自杀谈起,介绍了几个国际名人自杀案例的媒体报导,和它们造成的冲击(第1章),接着谈到我们针对倪敏然自杀报导的影响所做的三个研究,以研究的结果来检视台湾媒体报导自杀的不当之处,并且讨论媒体报导自杀新闻应当遵守的准则,也对新闻传播学者、民间团体和我过去所做的努力略做整理交待(第2章)。在学术研究的部份,我尽可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希望一般读者也能看懂。

  接下来的几章进入自杀和自杀防治的探讨。第3章讨论自杀的种种原因,从个人因素(精神健康、性格特质、生活挫折、遗传、生物)到环境因素(气候、社会文化、经济、宗教、政治等)。读者可以从中了解:那些精神病症与人格特征是自杀的危险因子;怎样才能够去察觉自己和週遭的人可能有这些精神病症,进而能够扮演一个胜任的自杀防治「守门员」,让自杀危险性高的人及早得到妥当的治疗和救助,防止悲剧的产生;也可以了解环境因素可能扮演什么角色。第4章则谈到自杀防治的基本策略,包括以自杀未遂者和忧郁症病人为主要对象的「高危险群防治策略」,还有包括精神卫生教育、匡正媒体的不当报导、致命性自杀方法的管控、自杀趋向的有效监测等等的「全民防治策略」。在第5、6章对国内外自杀防治策略,分别做了评介,最后的第7章则介绍了几个代表性的自杀案例,每个案例都有深入的剖析和讨论,并且回应了前面3到6章谈到的重点。主持芬兰十年自杀防治工作的J. Lonnqvist教授认为,自杀死亡的案例是专业人员与政府官员、一般民众沟通时最好的教材,我希望这些案例能够让读者们对自杀有真实、贴切的感受和理解。书末附上的参考文献包括专业性和一般性的,任君挑选?阅,若有需要,我乐于再进一步推荐。

  本书能够顺利付梓,要感谢不少人的热心相助。助理陈琳臻把企图自杀者和忧郁症病人所陈述的、他们看到倪敏然自杀新闻报导之后的心理反应,做了很好的整理和分析(很高兴她以这些成果获得卫生教育的硕士学位),并且帮忙收集这三年来,报纸有关自杀案例的报导。助理张铭珠协助本书不少附图的绘制、表现令人赞赏。本书初稿承蒙多位关心自杀问题的新闻传播、公共卫生学者、精神医学界的师兄弟、同僚、学生、助理和友人阅读,得以再作修正,在此深深致谢。

  特别要感谢下列人士在百忙之中拨冗指教:陈建仁院士、苏蘅教授、林克明教授、宋维村教授、张明永教授、甯玮瑜记者、蔡信德记者、江依锦女士
屈指一算,距离我前一本书「神经病: 从一句?人的话谈起」已经有二十六年了,这些年来我全力投入研究和教学,没有再出过一本写给广大读者的书,希望本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不知道这本书对我国的自杀防治,包括「改善媒体报导自杀行为的方式」,能够起多少作用。最起码,希望它能够将一些有用的知识带给大专院校相关系所的学生、关心自杀问题、站在自杀防治第一线的工作同仁、自己或家人亲友可能带有自杀危险因子的国人同胞、以及希望多了解精神疾病和自杀行为的一般读者,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不当的自杀新闻报导如何导致自杀的增加?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世界各国如何努力在防治自杀?我国的自杀防治策略与实施上的优缺点为何?更重要的,你我如何扮演一个称职的「自杀防治守门员」?所有关心自杀问题与精神卫生的国人,如何学习欧美人民勇敢地站出来,要求执政者确实推行合乎科学专业的自杀防治策略?

是为序。

郑泰安
于二○○八年九月十日世界自杀防治日

【推荐序三】

  二○○七年人力银行针对台湾媒体调查,有八成四的记者想转行。因为媒体生态变质,记者工作越来越没尊严,其中又以电子媒体的文字记者显示最不快乐。

  我个人在两年半年前,也因为工作越来越不快乐,终于下定决心从商业电视台跳槽,回归大爱电视台。这当中也是经过一番挣扎,毕竟花花世界多采多姿,充满诱惑。但是两起新闻事件重重撞击我!其一是台北捷运车上,一名男大学生对女生毛手毛脚,记者向捷运公司取得画面后,各家新闻频道立即勐播狂播,强力放送。还有主播唯恐观众错过画面,在一小时的新闻里,再重播了一次,并且以「大学生伸出咸猪手」等不堪的言语形容这起事件。第二天大学生被发现在宿舍上吊自杀。

  另外一起新闻则是中部一所国中老师和班上女同学谈恋爱,媒体也是用极其耸动的标题如「夫子与未成年女学生不伦恋」来强化这则新闻的非比寻常。其实这事早已爆发,老师与学生家长已在警局和解,只待时间疗伤止痛。岂知这起旧闻被媒体知道后,再冷饭热炒成重大新闻,无疑是在伤口洒盐,老师受不了自责也自杀了!这两起事件,赔上两条人命,虽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同样的, 今年七月在考试院长提名审查过程中,企业家白文正先生也在媒体的追逐中发出最后的悲鸣,可谓是另一桩媒体杀人事件。媒体杀人或许杀死的不是人命,可能是一个人的慧命、清誉或善念,真的不可不戒慎小心哪!

  因此在拜读郑先生之研究报告指出,媒体密集报导二○○五年倪敏然事件造成自杀身亡和企图自杀的人数明显增加,也造成忧郁症病人企图自杀的人数明显增加,我深受震撼之程度甚鉅。回想当时,这起新闻被高度聚焦,前后将近三个星期,每天都盘据新闻频道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段,记者除了巨细靡遗报导,并且被迫要不断发掘或创造新的新闻点,以满足庞大的篇幅需求。我个人在主播台上,一边看着友台的相关报导,转而要求台内採访同仁的报导还要再加料,以求更胜一筹。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原来自己也是共犯集团之一份子,如今深自忏悔,忏悔是提醒自己不二过。诚如我的师父证严法师提醒从事人文工作者,除了「报」更要「导」,报真还要导正导善,让媒体之大用,致力于人文的清流救世!郑先生的研究成果,也才能发挥正面积极的功效!
──文/靳秀丽(知名媒体人、慈济大爱台主持人)

【推荐序四】 
 
理想与信念的坚持
李远哲(中央研究院院士、荣誉院长)

  一九九四年我回台到中央研究院任职时,最令我兴奋的莫过于看到院内一群长期坚持理想、信念与原则而努力奋斗不懈的同仁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台湾社会改革与上进的力量和希望。

  早我一年多就加入中研院的郑泰安博士便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员,他于一九九二年离开台大,放弃优渥的临床收入,专心投入他的研究工作。他专攻的是躁郁症、酒瘾与自杀的研究,除了从事深入的学术研究外,总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样帮助整个国家降低自杀率。一九九五年他的自杀心理解剖研究发表于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非常受到学术界重视,至今仍然持续地被引用。其后他在中央研究院的通识讲座「知识的飨宴」所做的精彩演讲,确实感动了所有与会的人,听众们不但深切地体会到自杀是可以防治的,有高度自杀倾向的忧?症病人经过治疗,也一样地可以导正过来,而且也感受到郑教授愿意付诸实现的那股热忱与决心。

  我们的社会一般说来并不太重视心理健康的问题,但由于社会上的各种压力,心理不正常或已有心理疾病的人也不在少数,而能够提供治疗的专业人才却不足。我在中研院院长的任期内,院内外人士求助于我的倒还不少,这些人我都送请郑泰安博士帮忙解决,每次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家长情急地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儿子要自杀,我也许是世上唯一能救他的人。我立即请这位家长带孩子到院里来找我,我跟这位年轻人深谈了很久,他一表人才,似乎也有很高的智能,我看不出这年轻人有任何问题。后来,郑泰安博士告诉我,问题不在这小孩,而是在家长,家长经过治疗之后,该能解决问题才对。果然不久之后,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家长经过治疗之后确已安好了,小孩也不再想自杀了。郑博士在院内为同仁们解决问题的热诚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除了学术上有崇高的地位之外,确实有能力解决社会上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而且有热忱想做出贡献。

  有一天郑博士告诉我,卫生署陈建仁署长要他帮忙规划国家自杀防治策略,我听了之后跟他一样兴奋,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应当可以帮助国家减少自杀率,也请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陈垣崇所长尽力协助。郑博士非常努力,全心投入这项任务,也详尽地研究了各国的同类计画,在初步草案完成之后,他也邀请多位国际专家评估,提出改进意见。后来陈署长看到他提议的社区自杀防治计画在台湾确实可行,便报请行政院给予特别预算。虽然陈署长的远见在他离开卫生署之后获得行政院核准,但是经费已经被大幅删减。后来新任的署长没向郑教授请益,便把这行政院核准的计画交给另一个人执行,使郑教授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像他这样从年轻时候便怀抱着理想,愿意为社会的改善奉献心血的人,并没有那种「非我莫属」的狭小的心胸,但眼看着没能吸纳社会最有经验,最能做出贡献的一群人来主其事,他是非常不能谅解的。

  我们的社会这一、二十年来有不少可喜的进步,最令人欣慰的是社会上确实累积了很多非常能干而愿意奉献的人才。反观我们的政治虽然渐渐走入民主的道路,但是离开理想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这缺失中最明显的便是人才的使用与社会力量的解放。许多有心人会有「报效无门」之憾,或常常成为政客与政治变迁的牺牲品。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怎样把大家的力量汇集成为一股洪流,冲破难关,是我们在民主化过程中最急待学习的一件事。

  在郑博士从事的几个非常严谨的研究之中,倪敏然自杀新闻所造成的自杀率的增加是最近大家较熟悉的研究成果。经过严谨而详细的分析,郑教授得到的结论是:媒体不当报导确实在助长台湾的自杀率,主要的是产生模仿效应。我们的媒体看到郑教授的研究成果,还不做适当的改进,那么媒体便不能再以『无意伤人』粉饰他们实际上是扮演『帮助杀人』的角色。(收纳于本书第四十五页)
世界卫生组织于二○○○年提出关于媒体报导自杀新闻之准则为「六不,六要」原则,我希望我们的媒体能够好好遵守。在台湾的社会走入民主多元化的时代里,媒体的自由得到令人难以想像的推展,但是媒体的改革却一直没有进步,常与「立法院」被大众并列为社会两大乱源。这本书《媒体与自杀》该能为媒体的改革指出一条道路。

  这本书虽是一位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后的严谨的着作,但由于郑教授除长期关怀台湾社会的进步,也一直以打造美好的社会为理想,在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他对这块土地与土地上的人民的亲情与爱护。自杀涉及生命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郑教授在书中做了很好的整合,特别是透过代表性的自杀案例深入浅出地做了剖析,本书确实值得人手一册。                                            
2008年9月8日

图书试读

着名的案例(以下节录自本书第一章)
日本名歌手冈田有希子
冈田有希子 (Yukiko Okada)是八O年代日本当红的青少年偶像歌手,很受年轻人欢迎,她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自杀身亡。她先割腕,两小时之后由公司七层楼高往下跳,得年二十。这个事件在当时震惊了全日本,无论报章或电视的传媒,皆大篇幅广泛报导这则新闻,而且不乏煽情的照片和仔细详述自杀过程的文字。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选择以跳楼自杀的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有大量增加的情形。其中一名跳楼身亡的女孩,在跳楼之前更强调说她想变得像冈田有希子一样;而另一名男孩则选择和这位摇滚巨星同一栋大楼跳楼自杀。日本研究自杀的学者高桥祥友 (Yoshitomo Takahashi)指出,日本在一九八六年的自杀人数突然大幅增加,比前后两年增加了四十%,而且增加的多属于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主要採用同一个方法(跳楼)自杀。

港星张国荣
着名的港星张国荣于二OO三年四月一日跳楼自杀身亡,当时的报纸及电视都以极大的篇幅,连日以头条报导,并且一再拍摄他的自杀地点、详细叙述他的自杀方法。香港大学的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发现,在张国荣自杀后的半个月内,自杀案例显着增加,并以男性二十五至三十九岁者居多。增加的自杀个案主要也是採用同一方法(跳楼)自杀。证据显示张国荣轻生的媒体报导,可能影响了特定的性别和年龄族群,模仿他採用同样方法自杀。

魁北克名记者 Gaëtan Girouard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魁北克知名电视记者 Gaëtan Girouard在 Ste-foy上吊身亡。当时魁北克的各种传播媒体,持续报导他自杀的消息,长达一个月。结果发现,在报导后的一个月内,至少有十四%的自杀者使用和他一样的自杀方法。那一年採用上吊自杀的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十八%,而採用其他方法自杀的则增加了七%。报导后第二年的自杀比率,则恢复到与报导前一样 (Tousignant et al, 2005)。

自杀手册
Derek Humphry于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自杀手册,书名为《最后的出路》(Final Exit),书中提倡安乐死,认为罹患绝症的人,当痛苦无法忍受时,自杀是合理的,书中并且详细记载各种致命性的自杀方法。该书发行后的一年内,纽约市以书中建议的塑胶袋窒息,方法自杀的人数增高了三十三%(从八人增加为三十三人),但以其他方法自杀的人数则无显着改变(Marzuk et al, 1994)。

总结:那一种媒体报导的?
模仿性自杀的风险高低,其实和报导自杀案子的是那一种媒体有关,也和媒体报导的数量、方式皆有显着相关。David Phillips (1974)认为比较显着或重复的自杀报导,较容易产生模仿行为。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论是报纸、电视或书籍(手册)的不适当报导,都会对自杀造成影响。报纸属于高度再现的媒体,携带方便又可积存、可反覆阅读,而电视则属于低度再现的媒体,每节二十秒以下新闻,容易被忘记或忽略。所以报纸产生的模仿效应比电视多了二十一%,法医在尸体旁边就常发现有自杀者遗留下来的、刊登自杀新闻的报纸。对于自杀风险高的人,自杀手册比电影和电视新闻影响更大,因为电视的暴露通常只有一次,而且通常不会提倡自杀或提供致命自杀的方法。不过电视具有声光的优势,较能吸引收视者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满足其求知的需求,更会对收视者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如果电视重复报导自杀事件,就会大大提高易感受族群的自杀风险。还有一点很重要:报导真实发生的自杀事件所造成的模仿效应,比小说虚构的自杀内容高。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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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这个书名,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我知道,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仅能够传递信息,更能塑造观点,甚至影响情绪。而当它面对“自杀”这样一个如此沉重且敏感的话题时,其责任之大,不言而喻。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我深入了解,媒体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报道方式,去影响公众对自杀的认知,是加剧了恐慌和模仿,还是起到了警示和引导的作用?书中是否会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媒体报道自杀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又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更重要的是,关于“自杀是否可以预防”这个问题,我期待书中能提供一些具体的、可行的思路。这不仅仅是对媒体的呼吁,更是对整个社会体系的一次拷问。它是否会探讨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和社区中的重要性?是否会关注社会孤立和边缘化人群的需求?我更倾向于这本书能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力量,它不是简单地揭示问题的严重性,而是指向解决的方向,激发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在信息传递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共同构建一个更具支持性和理解性的社会环境,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能够感受到希望,并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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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让我联想到了一系列复杂而纠结的社会现象。我一直觉得,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和价值观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当它触及到像自杀这样极度敏感和个人化的议题时,其影响更是被无限放大。我迫切想知道,书中是如何剖析媒体报道的“度”的?是应该完全回避,还是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报道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效应,甚至起到积极引导作用?这其中涉及到的伦理困境,以及如何在信息公开和保护弱势群体之间找到平衡,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另外,关于“自杀可以预防吗?”这个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超越媒体层面的思考。自杀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压力、心理健康问题、人际关系困境等等。媒体固然是传播信息的一个渠道,但它是否能够,或者说应该承担起解决这些深层问题的责任?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一种多维度的视角,将媒体的作用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中去审视。或许,这本书会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信息传播和心理健康保障方面的不足,并指引我们走向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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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这个题目,直接击中了当下社会的一个痛点。作为一个对传播学和心理学都有一定了解的读者,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挖掘媒体信息传播的心理机制,特别是当这些信息与“死亡”、“绝望”等负面概念联系在一起时,会对个体心理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书中是否会探讨媒体叙事方式的演变,比如从过去较为严肃、客观的报道,到如今更趋于煽情、碎片化的传播,这种变化对自杀议题的呈现和公众的态度有何影响?我尤其关心书中关于“预防”的部分。在我看来,单纯地呼吁媒体“不要报道”或者“谨慎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方法。书中是否会提出一些具体的培训或指导,帮助媒体从业者掌握在报道自杀事件时,如何在遵守新闻伦理的前提下,传递正确的信息,提供求助渠道,甚至引导公众关注心理健康?这本书的意义,或许在于它能够促使我们从一个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媒体与自杀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最终推动社会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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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这本书的期待,更多地源于它所提出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自杀可以预防吗?”。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无数个家庭的悲伤,以及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生命价值的深刻拷问。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关于“希望”的论述,而不是仅仅聚焦于问题的严重性。作者是否能够从宏观层面,比如国家政策、社会支持体系等方面,探讨预防自杀的可能性?又是否能深入微观层面,比如个体心理的韧性培养、早期干预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关于媒体的作用,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正面”和“负面”的媒体影响的。难道仅仅是报道方式的转变就能带来显著效果吗?书中是否会探讨媒体在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传递积极人生观、以及提供求助渠道方面的潜能?我希望书中能不仅仅停留在批判媒体的某些行为,更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媒体在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的同时,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能激发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责任感,促使我们在信息传播的洪流中,更加关注那些被忽视的、脆弱的生命。期待作者能带来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让我们相信,即使在如此艰难的议题面前,我们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依然有改变的可能。

评分

《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这本书,光看书名就足够引人深思了。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议题的读者,我对媒体在社会心理层面扮演的角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将媒体与自杀这样一个敏感且重大的议题相结合,无疑触及了一个非常核心且亟待探讨的社会问题。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梳理媒体传播的逻辑,又是如何分析媒体报道(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对公众,尤其是易感人群心理产生的具体影响。书中是否会深入探讨不同媒介,比如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和新兴媒体(社交平台、短视频)在传播信息时的不同机制和潜在风险?我期待书中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通过对真实事件的解读,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媒体报道中的细微之处如何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相反,如何成为提供希望的曙光。同时,我特别关心书中关于“预防”的部分,这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探讨,更是对实践层面的呼唤。作者提出的预防策略,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能为媒体从业者、公众教育者、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我希望这本书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讨论,促使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加审慎和负责任地对待每一次媒体发声,尤其是在涉及生命和心理健康的议题上。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次阅读,更是一次对社会责任和媒体伦理的深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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