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谓《近思录通解》之入门手册、阅读导览。
笔者撰述《近思录通解》的目的,是要协助读者跨越与传统文化断裂的鸿沟,让现代人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困难,从《近思录》一书汲取先圣先贤的智慧,并接受他们高贵品德的薰聒。本书坚决避免掉进繁琐的训诂、考据的泥淖,不以注或译为主,而以解或通为要。希望能以最浅白易懂的文字,即使不对照原文,也能让读者掌握到《近思录》的精髓,进而对自己的进德修业、立身处世有所裨益。笔者撰述本书的愿望,是要读者能得鱼忘筌,最后自己直接阅读原文
本书特色
★《近思录》乃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推荐「国学必读」七部书之一,重要性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
朱高正
朱博士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籍人士,为南宋大儒朱熹第26代孙。台湾前立法委员。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并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攻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出版过多部关于康德的学术着作。此外,对《易经》也研究颇深,是国际易学联合研究会副会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董事长。着有:《周易六十四卦通解》与《易经白话例解》(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编辑的话
朱高正先生是朱熹第26代孙,《近思录》是朱熹、吕祖谦所整理出来的儒学纲领,其所依据的则是北宋四子将《论》、《孟》、《学》、《庸》与《六经》融会贯通后的成果。它是儒家文化高度成熟的产物,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举凡修身养性、待人接物,以至治国、平天下,全方位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指导。近代以来论述此书者不乏其人,但对于读者来说却仍然是生涩难懂,领悟艰困。
代序
《近思录通解》问世的时代意义
国家讲座教授 黄光国
专治儒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曾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台湾推动儒家思想研究的学者分为三大派,第一派是所谓的「官方儒家」,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编订「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并在各级学校推动儒家思想的教学;第二派是「新儒家」,他们在牟宗三、唐君毅、钱穆等前辈学者的引导之下,聚集了一批人文学者,出版《鹅湖》月刊,从事儒家思想的研究。第三派则是「社会科学儒家」,主要是一群推动「心理学本土化」的学者,他们主张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儒家文化传统下,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
我个人的学术定位是属于第三派。过去卅年间,我一直主张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建构本土社会心理学理论,在儒家社会中从事实征研究;并在二零零九年综合历年研究成果,出版《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
该书出版之后,我深刻感受到:过去十几年间,台湾先是受到李登辉前总统「教育改革」运动的冲击,后来又受到民进党政府「去中国化」政策的影响,不仅学校体制中的道德教育荒疏,整个社会更面临了伦理道德崩解的危机。因此,又以《儒家关系主义》中的理论、架构作为基础,进一步撰写《反求诸己:现代社会中的修养》,希望对改善儒家社会中的道德教育能够有所助益。
在该书即将完稿之际,突然接获朱高正博士来电,託我为他的新作《近思录通解》写一篇序言。我听到此一请求的反应是大吃一惊:朱高正曾经跟我有过一段师生之缘。一九七零年代末期,我刚从夏威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返国,在台湾大学讲授社会心理学,朱博士曾经上过我的课。后来他到德国留学,专攻康德的法律哲学,学成回国后,从事政治活动而名噪一时,曾经是台湾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朱博士跟台湾政坛上绝大多数政客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大多数的台湾政治人物都不读书;可是朱博士不但用功读书,而且勤于着述。从他已出版的《康德四论》、《狱中自白:论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着作中,我发现:他和我有十分类似的终极关怀,因此十分注意他的走向。近年来,朱博士逐渐淡出台湾政坛,而沉潜于儒家经典的释註。当他出版《易经白话例解》时,已经让我暗中吃惊;当我看到他《近思录通解》时,简直是讶异不置:一个由政治走向学术的人物,要投注多少心血,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学术工程!
《近思录》是北宋理学大师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与张横渠等四人着作的精选集,由南宋的两位大儒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纂而成。春秋晚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成为《六经》,北宋四子消化《六经》后,又将先秦儒家的四部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融会贯通,并发为论述;朱熹则採辑四子遗书,集诸儒之大成,编成《近思录》,该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可喻。
然而,从清末明初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国学已经不再是我国教育的主要内容。五四时期,由新文化运动激盪而生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更使得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白话文的兴盛和流行,让新世代的中国人逐渐丧失阅读古文的能力,他们要想理解中国的古籍,其困难无异于要弄懂一种新的文字。尤其是像《近思录》这样的儒学经典,更需要有人将它「翻译」成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才能被新一代的中国人所吸收。朱高正博士以他深厚的学养作为基底,反覆研读《近思录》各篇章,对其内容作通透而全面的解说,若不是出自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决心,如何可能撰成这本鉅着!
在二零零九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后,这本《近思录通解》的问世,尤其有其特殊意义。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在「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冲击之下,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以为只有像「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样的「洋菩萨」才能救中国,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大家才会期盼「社会主义救中国」。不料落实「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竟然是「十年浩劫」;邓小平痛定思痛,从一九七八年下定决心,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大家一心相信的是「资本主义救中国」。到了一九九零年,东欧共产国家崩解,唯有中国屹立不摇,二次大战后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告一段落,世界的权力结构产生重大的改变,中国竟然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救了社会主义」。到了二零零九年,全球发生金融海啸,许多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不支倒地,中国则是懵懵懂懂地「救了资本主义」!这时候,才有一些人觉察到,中国人崇拜过的「洋菩萨」,不论是「德先生」、「赛先生」,或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生作用的「泥菩萨」,中国之所以能够渡过大风大浪,并在短短三十年内和平崛起,靠的并不单单是什么「洋菩萨」,而是清末张之洞所讲的那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然而,中国文化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如何跟外来文化结合,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唯有彻底弄清楚这些问题,中国才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稳健地走下去。而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要挑战。过去三十年来,我们之所以孜孜矻矻地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其理由即在于此。
针对此一问题,朱高正博士的主张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目的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则是要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在拜读朱博士的这部《近思录通解》之后,深刻感受到「吾道不孤」的喜悦。「德不孤,必有邻」,我相信:透过有心人士持续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再造璀璨的儒家文明!
序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列举中国人了解国学的必读书时,仅仅提出了七部书,其中便有《近思录》。这是因为钱穆所理解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而言,而《近思录》显然是钱穆推荐以代表宋明时代主流学术思想的典籍。
不管钱穆所列举的七部书是否足以代表中国学术思想,毫无疑问的是,《近思录》自从淳熙二(西元一一七五)年编定以后,在理学发展史上确实已经成为宋元明清理学的经典。特别是,南宋中期以后,理学已大体分为两派,即程朱派和陆王派,而不仅元明清各代的程朱派理学推崇《近思录》,即使是陆王派思想家,也多认同“濂洛之学”作为宋以来学术思想的渊源。因此,作为理学渊源经典的《近思录》便获得了普遍的重视。
《近思录》作为北宋理学濂溪、二程、横渠四先生思想材料的选辑,其所以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和广泛传佈,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近思录》的主要编辑者是着名的理学大师朱子。朱子思想、学术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在元明清历代所处的主流思想的地位,使得代表了朱子思想源头的北宋四先生的思想选辑《近思录》,也获得了其他书籍所不能获得的地位。
《近思录》是由朱子与他的友人吕祖谦在南宋淳熙二(西元一一七五)年夏共同选编而成。就一一七五年的思想学术界来说,已形成了朱子、张栻、吕祖谦“东南三贤”主导的局面。在三贤之中,朱子最长,张栻少朱子三岁,吕祖谦少朱子七岁。三人不仅为学术的讲友,也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从一一七零到一一七三年,朱子在干道后期通过与湖南学派的多次辩论,提升了自己在学界的地位,整合了湖南学派与道南学派的思想,在已发未发、知觉言仁、仁说等方面确立起了以朱子为中心的新的整合。换言之,经历了干道后期的几次重要辩论,朱子日益显示出其深刻的哲学分析能力,在三人中已经成为思想学术的核心。在朱子与湖南学派的一系列辩论中,吕祖谦基本是附和朱子主要观点的旁观者,并没有较深地介入讨论。朱、吕的这种关系,也一直保留到《近思录》选编时。由此可知,《近思录》的选编,必然是以朱子为主的。
同时,《近思录》的完成又是在朱陆鹅湖之辩的前夕,朱子与吕祖谦选编《近思录》后,二人便携朋友、门人自闽北赴江西信州鹅湖寺,与二陆会面论学。可见,《近思录》的编定标志着朱子及吕祖谦已确立了他们学术思想的全部宗旨与细节,《近思录》为他们准备了用以面对二陆挑战的经典资源与基础。甚至可以说,在某一程度上,《近思录》的编辑正是为了与二陆论学而明确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工夫的活动。
因此,《近思录》代表了南宋理学所确认的理学体系及其基本结构。从此,理学不再是一堆不成体系的资料,而是有确定体系、层次的,包含从道体到工夫的完整体系。当然,《近思录》也代表了南宋理学对北宋理学的一次重构,代表了南宋理学自身在整合之后对北宋理学的理解和解释,更准确地说,是朱子所代表的或朱子所主导的南宋理学对北宋理学的重构。由于朱子在南宋以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佔有的权威地位,被视为濂洛关学的正宗继承者和发扬者,使得朱子所主导编辑的《近思录》广泛流传。
《近思录》的编辑,本是朱子与吕祖谦有感于北宋理学着作“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无法把握,难以入门,所以“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是为了便于时人的理学入门书。《近思录》选编的是北宋理学的文献,但对今人来说,以此书入门并不容易。即使其中语录的部分带有当时口语的特色,对今天的青年学子,也已不易读。其不易读的原因不仅是古文与现代白话语文的差异,事实上《近思录》的古文本身并不是很难读的,真正的困难在于《近思录》的内容是有一套特别的话语体系,有一套从儒家经典化出的概念系统,一套在佛道教刺激下产生的工夫实践的体系。因此,读懂这一套理学话语体系,仅仅具有一般的古文知识的程度,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一种帮助今人进入《近思录》思想世界的全面而通彻的解说。朱高正博士的这部《近思录通解》,正是这样的一部着作。
朱高正博士是台湾着名政治活动家。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富有的创发性的冲击力和打击力,在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朱高正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胸怀亦不同寻常。他富有政治活动的实际经验,既审时度势,又敢作敢当;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观察入木三分,对政治问题的解析条理分明。而更令人钦佩的是,作为一个出生于台湾南部的本省人,他的政治视野从来没有仅仅限于台湾岛内,他从来都是把台湾的民主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放在一起考虑。这使得他的政治心胸,纵深开阖,格局广大,善于从战略的角度看问题。在今天台湾的政学两界,这样的杰出人士,是不多见的。
朱高正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着作有《康德四论》、《纳约自牖》、《易经白话例解》、《狱中自白:论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他在康德法哲学研究方面造诣甚深,在有关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学理分析,明辨清晰,能力过人。可贵的是,在台湾的民主化、中国的现代化两者之外,朱高正还提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此一主张亦可称之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主体化。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长久以来,他用功于中国典籍的研读,他在《易经白话例解》中的慧解,颇得朱伯崑先生的充分肯定,这是朱伯崑先生当面对我说过的。而我更重视的,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从他对《易经》的解释,和他对《近思录》的解说,可以看出,他不是把这些典籍当作知识的物件,而是把中华文化的典籍当作圣贤智慧的宝库,用心加以体贴,并且力求应用于生活实践。他对中华文化的经典满怀其“敬意”,此种态度最近古人,故他对经典的细心体贴,也颇能得古人之意。
高正认为,《近思录》一书既概括了理学的纲领,也是朱子学的基底,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此书的研读,已经反复十来次,从其〈导读〉可见,他对此书,可以说做到了朱子〈书近思录后〉所说的“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他的解读,都包含了他对《近思录》一书阅读践履的身心体验。这种以“身心受用”为宗旨的读书法,在今日的两岸三地知识份子当中,已经是很少见的了,这是我特别要提出加以表彰而请大家切勿忽略的。
由于高正着作此书的目的是“让现代人可以花最少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困难,汲取先圣先贤的智慧,并接受他们高贵品德的薰聒”,所以他着此书的方法是,“坚决避免掉进繁琐的训诂与考据”,“不以注或译为主,而以解或通为要”,“希望能以最浅白易懂的文字,即使不对照原文,也能让读者掌握《近思录》的精髓,进而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所裨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还特意将原书卷首〈道体〉卷移到卷末。我要指出,这种作法决不是随意而为,因为在朱子和吕祖谦编书之时,就曾对此卷的安排多次讨论,而高正此举,更突出了他把儒学或理学作为“身心之学”的关怀。
我与高正兄识交十余年,今年夏天,他的书稿写成后,送我一读。我读了此书书稿,觉得注释简要,讲读清楚,文语明白,精而不烦,深入浅出,是我目前所看到过的今人对《近思录》的最好的通解,很值得向读者推荐,故乐为之序。我还要说的是,《近思录》所载的是理学奠基和建立时期的四先生思想资料,其中并没有理学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资料。钱穆先生推荐的国学书目,《近思录》下面就接着王阳明的《传习录》,跳过了朱子,这是我不以为然的。所以,在此篇小序的结尾,我想表达进一步的期望,期望高正兄作为朱子后人,在将来有时间与机会的时候,对朱子本人的着作言论选编,也作一番通解,使朱子之学的深意,大明于天下,是所望焉。
陈来
2009年11月29日于北京清华大学立斋
拿到《近思录通解(首册)》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一个等待探索的宝藏。我一向对宋明理学中的精要思想颇感兴趣,而《近思录》作为朱子学的重要文献,其篇章虽短,却蕴含着深邃的哲理。看到有通俗易懂的解读,我的期待值自然就很高。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洁大气,触感温润,颇有古韵,让人在翻阅之前就感受到一种沉静的学术氛围。我尤其期待它在疏通原文、辨析概念方面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读原著,常常会被一些古奥的词句和复杂的逻辑所阻碍,从而难以真正领会作者的本意。如果这本书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在理学的大观园里穿梭,解释那些错综复杂的理论,点明那些常常被忽略的细节,那将是一次极其宝贵的学习经历。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虽然有一定基础,但仍希望加深理解的读者来说,一本好的通解,不仅能帮助我解决眼前的困惑,更能为我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希望这本书的解读能够既忠实于原著精神,又具备现代人的理解视角,能够将那些古老的智慧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联系起来。
评分最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而《近思录》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一直对“格物致知”等概念颇感兴趣,但往往在理解其深层含义时感到吃力。这本书《近思录通解(首册)》,名字就带着一种“打通任督二脉”的意味,让我对它充满了好奇。我尤其希望它的解读能够注重实践性。理学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它强调的是“知行合一”。如果这本书能在我理解理论的同时,还能告诉我如何将这些道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如何指导我们的日常行为,那就太有价值了。例如,在处理人际关系、工作学习、甚至个人修养方面,这本书能否提供一些可操作的指导?我期待它能够通过生动的事例、贴切的比喻,将那些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可感,让我能够真正地“体会”到这些思想的魅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如果这本书能帮助我构建一个更清晰的认知体系,让我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多一份从容和智慧,那它就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件珍贵的良伴。
评分这本书的出现,对于我这个常年在各种经典文本中摸索的“老学究”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市面上关于《近思录》的解读并非没有,但真正能够做到“通解”的却不多。有的过于艰深,依旧需要读者具备相当的功底才能读懂;有的则过于浅白,流于表面,未能触及核心。我希望《近思录通解(首册)》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它应该是一本既能让初学者茅塞顿开,又能让有一定积累的读者发现新意的书。我非常关注它的翻译和注释部分。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翻译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一点点的偏差都可能导致理解的谬误。而详尽的注释,则能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的典故、背景以及作者的学说渊源。如果它还能加入一些相关的历史背景介绍,比如当时社会思潮的演变,或是各家学派的论争,那这本书的价值将大大提升。我期待它能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耐心解答我心中的每一个疑问,引领我走进朱子学那博大精深的殿堂,感受其中蕴含的智慧光芒,并且在阅读过程中,能体会到一种“豁然开朗”的愉悦感。
评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心性修养的重要性。《近思录》所蕴含的修身养性之道,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但原著的文字,有时确实让人觉得有些“高高在上”。《近思录通解(首册)》的出现,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是“通解”字面意思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能够“化繁为简”,将那些深奥的哲学理论,转化为能够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方法。我期待它能够引导我更深入地理解“主敬”、“存养”等概念的实际含义,以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坚定。这本书能否提供一些“练习方法”,帮助我一步步地去实践这些修身之道?例如,如何更好地“格物”?如何更有效地“致知”?我希望它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导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古代的智慧,为我指出一条提升个人品格和心性修养的道路。如果它能让我读完之后,对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更坚定的信念,那将是这本书对我最大的贡献。
评分读经典,最怕的是“望书兴叹”,即看到书名或目录就觉得内容艰深晦涩,难以入口。《近思录通解(首册)》这个名字,给了我一种“平易近人”的期待。我不是专门研究哲学史的学者,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接触到那些最精华的思想,但苦于没有合适的途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通往《近思录》世界的大门。我期待它能用一种更加现代、更加口语化的方式来解释那些古老的道理,消除我阅读时可能遇到的语言障碍。同时,我希望它的解读能够有条理、有逻辑,能够清晰地梳理出《近思录》的脉络和要旨,让我能够快速地把握其核心思想。如果书中还能包含一些作者的个人体会或者一些研究的“小窍门”,比如如何更容易地记忆某些概念,或者如何将不同篇章的内容联系起来,那将是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极大的帮助。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提升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深度,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些智慧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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