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完整一个现代台北市的出现，并非人口增加、市地扩张的「自然」结果，而是现代权力在空间上运作的「社会」产物。清代的传统治理 「看不见」拥有独特意义的「地方」；日治时代的现代治理则从根拆解地方的原有意义，从而「看得见」每块空无意义的「空间」。清末到日治的社会变迁深沉而复杂，透过台北现代都市空间的出现，似乎可以窥见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的登台之路。
在这条现代空间之路，地方情感已被剥除，任何空间皆可停泊，但也将不再久留。这是易于流动的「空间」，易于看穿、易于监视、易于穿越，却不是可以积累生命意义的「地方」。
此乃是条不可逆也不可挡的旅程，但活在现代空间里的我们，终究仍须省思如何会走到这样的时代。现代化未必是什么好字眼；推动现代化也未必是值得礼赞的事。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现代都市空间的出现，只是在说明台北有过这样一个美丽的污名。
本书特色
台湾政府自2009年以来，在征地与都市更新问题上搞得舆论譁然、众怒难平。相较于清朝末年当官的含煳敷衍、委曲求全，当前的政府看似展现了点儿现代国家的权威，但办法拙劣、手段粗暴，比起缜密算计、操作细腻的日本殖民政府可谓望尘莫及。当然，本书可不只是国家（政府）权力如何施用于人民的操作说明，更可作为人民理解国家施为本质以便应对进退的教战手册。
作者简介
苏硕斌
国立阳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世新大学社心系。学术专长为文化、都市、休闲、媒介等领域，着有《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译有《基础社会学》（合译）、《媒介文化论》、《博览会的政治学》（合译）。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自序
第1章 寻找现代台北的系谱
从不是地方说起：台北地名意义的变迁
三个市街如何变成一个都市？
第2章 台北三市街的偶然与必然
1 汉人社会浮现：荷郑及清初的北台湾
2 第一个市街：艋舺抢走八里和新庄地位
3 第二个市街：大稻埕攀进世界茶叶市场
4 第三个市街：城内与国家积极统治
第3章 不透明的清末地方社会
1 谁在支配地方？绅商才是力量
2 市街绅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折冲
3 模煳统治原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与地
4 清末科学建设：新思维陷在旧社会
第4章 穿透台北的日治空间工程
1 空间即权力：殖民加现代的统治原则
2 地方社会弱化：传统仕绅的分化与质变
3 均质化的推动：警察制度扫除中介的势力
4 视觉化的起始：公共卫生与市街贯通
第5章 现代都市空间的成立
1 数目字管理的权力：生物统治与调查统计
2 土地调查与地图：土地统治的知识系统
3 户口调查与统计：人物统治的知识系统
4 精准计画非偶然：1905年及1932年的治理性
第6章 空间不是自然而是社会
流动性与公共性的出现
纵贯全岛、迎向世界的台北
在均质性之中制造新的异质性
过去的那个台北啊
附录1 清代台湾地方行政体制演变
附录2 日治时期台湾地方行政体制演变
附录3 日本历任台湾总督及民政长官之任期
附录4 1932年台北市六十四町及十九村落位置及人口
结构（依日本人比率由低至高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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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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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序言
昭和四年（1929年）8月19日，广播节目放送着一名男子的声音，飘过他正谈论的都市上空：
这个都市位在平原，东西南北各方都有充分扩张的余地……，现在，绿荫、道路、上下水道、电气设施，都大略整理过了，民宅家屋的外观，也已经统一改正，路树丰茂，市容不杂沓也不喧嚣，既清洁又明亮，都市面积不过大也不致狭小，并逐步建造了官府、学校、公共设施。虽然还只是小规模都市的形态，但放眼望去，尽是令人愉快的市街。
声音的主人叫井手薰（1879-1944），是当时台湾总督府的土木局营缮课长。当天的广播节目主题是《台北の都市美》，由「台北放送局」播放，井手薰说的美丽都市当然就是台北。他以「我觉得台北是个好地方」作为开场白，娓娓道出对台北过去的感受与未来的期待：
以前毅然决然进行改善的台北市，不论在市容或道路方面，至今都已小有规模，……称得上是美丽可爱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继续改善，还有很多向上提升的余地，这点我很有信心。希望我们这个难得的可爱台北市街，能够朝向完全模范都市的理想迈进。1
这段话在报刊杂志上多次转载，同年的《台湾建筑会志》第1辑第4号、《台湾时报》11月号都看得到，应该是当时最典型的台北都市图像。作为一名都市营建官僚，把自己管辖的台北视为可建设、可规画的对象，表达「大略整理过了，如果要继续改善的话，……我很有信心」之类的话，无论是出于官场客套或真诚热情，听起来似乎自然而然、稀松平常。
但台北一直都是可建设、可规画的「一个都市」吗？翻开历史，恐怕不尽然。清代治台重臣刘铭传在光绪十五年（1889）的一分奏折上，如此陈述他曾费力建设的台北：
窃查台北自光绪初年分设郡治，仅将城垣、文庙、试院、府署，陆续粗成，其余地方工程，因民力难筹，多未兴办。……统计台地近年货釐、盐茶等项，涓滴归公，已无外销之款，此等工款，平时原可责令绅富筹捐，惟现当清赋升科，既未便踵袭陋规，按田科派，且台北修造城工，并法防捐助，民力已劳，地方亦形竭蹶，再四筹画，惟有将各工物料地价银两据实开单，恭呈御览，仰恳饬部立案，准令作正报销，以昭核实（刘铭传 1958：290-291）。
刘铭传在此是百般无奈的官员。近十年的台北城建设，盖了四面城墙、些许屋宇，还留有诸多工程未办，称不上成果斐然却实在官民皆疲。他只求经费能够核销，对于都市建设的未来已不可能有什么理想和信心。刘铭传面对的城市范围，只约当今天台北市城中区面积的「台北城内」而已，并非当代我们熟悉的台北样貌。清末刘铭传建造台北城，让台北呈现为「三个市街」，也就是艋舺、大稻埕、城内，井手薰建设的台北则相对是「一个都市」的现代台北。从地理学家陈正祥在《台湾地志》（1959）描绘的这张人口分布图大致可知：「三个市街」的意义，基本上就是清朝末年在台北盆地上形成的三个各具历史、相互区隔、却又毗邻往来的地域单位。至少，由两个年代的人口聚居图来看（图1.1），1895年的台北与1920年的台北确实很不一样。
刘铭传的心力交瘁，迥异于井手薰的成竹在胸。一处地理位置、两个历史时点，何以建设都市的际遇如此歧异？答案应该无涉个人才干，而是两人镶嵌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运作模式中。出现一个完整的台北市，也就是现代都市空间的出现，恐怕并不「自然」，而是非常「社会」。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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