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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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作者身兼京剧研究学者、创作的实践者与戏迷等三重身分,从编剧、导演、演出甚至舞台设计的角度,全方位剖析百年以来京剧发展的轨迹。

  ◆本书主张透过个性化与文学化的创作与演出,表现女性敏锐易感的情思,以活生生的剧场艺术作为京剧在当代社会中的定位。

  ◆本书收录《孟小冬》、《金锁记》等七部新编京剧彩色剧照,图文并茂,呈现京剧表演的精彩身段。

  本书以京剧为主题,从性别与政治角度切入,剖析民国以来京剧表演文化的艺术呈现。全书各章各有关怀、自成架构,但若综合观之,又共构完整体系。议题涉及「干旦与坤生,政治与艺术,主流与边缘,案头与场上」。论述内容跨越百年,两岸发展同步观照,细腻讨论京剧的「编、导、演」甚至舞台设计,所有创作层面俱涵涉其间。

  本书开头借由干旦与坤生对举,说明演员对于另一性别角色性格的塑造与追摹。民初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使京剧由「老生挂头牌」转为「旦行挂头牌」,并以男性身分形塑舞台上的女性角色,干旦深刻影响了坤旦,主导了京剧文化。而经由小兰英、恩晓峰与孟小冬等女老生的努力,脱尽脂粉,塑造男性形象,使坤生进入艺术的评价领域。

  而后性别意识开始在京剧剧本中出现,一九五○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戏曲改革后,女性的内心被细腻铺陈,京剧的表演艺术表现了女性对情爱与幸福人生的追求。本世纪初,台湾的京剧也走出传统的男性价值观,以女性视角切入,体现了女性的自觉、自省、自矜与自信,甚至写出情慾的流荡和不可言说的恍惚幽情,探索的空间更大。

  另一方面,本书进而申论京剧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面临的处境,禁戏反映政治对艺术的监控,两岸皆然。除此之外,戏曲改革对于京剧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产生令人无法忽视的影响,经历此一变革后的京剧,已非传统的京剧;而京剧这个发源于北方的剧种在南渡之后,在台湾则遭遇认同与被认同的问题,如何寻找新的观众是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作者王安祈教授不仅是京剧的学术研究者,也是创作的实践者,致力于通过文学化与个性化的创作,使新编京剧跻身台湾当代文坛之列;她以文学笔法写出女性敏锐易感的情思,将小剧场颠覆背叛的实验精神运用在剧本创作,让京剧不再只是被保存的「传统艺术、文化遗产」,而是唿应现代文化思潮的文学剧场,是活生生的剧场艺术。"

作者简介

王安祈

  "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国立台湾大学戏剧系所特聘教授、国光剧团艺术总监。曾任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二十余年,出版学术着作多本:《为京剧表演体系发声》、《当代戏曲》、《台湾京剧五十年》、《传统戏曲的现代表现》、《明代戏曲五论》、《明传奇及其艺术》、《寂寞沙洲冷──周正荣京剧艺术》、《光照雅音──郭小庄开创台湾京剧新纪元》、《金声玉振──胡少安京剧艺术》等。学术研究曾获国科会杰出奖、胡适研究讲座。

  一九八○年代开始为「雅音小集」、「当代传奇」编写京剧剧本,与郭小庄、吴兴国、朱陆豪、魏海敏等京剧名家合作,至一九九○年代累积京剧剧作十余部,包括《孔雀胆》、《红楼梦》、《袁崇焕》、《王子复仇记》等,收入《国剧新编──王安祈剧作集》及《曲话戏作──王安祈剧作剧论集》。作品曾获新闻局金鼎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编剧学会魁星奖、四次获得文艺金像奖。一九八八年当选十大杰出女青年,一九九○年获青年奖章。

  二○○二年任国立国光剧团艺术总监以来,新编京剧《王有道休妻》、《三个人儿两盏灯》、《金锁记》(与赵雪君合编)、《青冢前的对话》、《欧兰朵》、《孟小冬》、《百年戏楼》(与周慧玲、赵雪君合编)等,前四部收入《绛唇朱袖两寂寞──京剧.女书》剧本集。并应国家交响乐团之邀新编歌剧《画魂》。二○○五年获国家文艺奖,二○一○年获金曲奖作词奖。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一部名为《权力的剧场:二十世纪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变迁》的图书简介。 --- 权力的剧场:二十世纪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变迁 一部关于现代性、空间重塑与社会张力的宏大叙事 作者: [此处可设定一位虚构的、具有深厚历史与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姓名,例如:李明德] 出版社: [此处可设定一家具有学术声望的出版社,例如:世纪学林出版社] 字数: 约 1550 字 --- 内容提要 《权力的剧场:二十世纪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变迁》是一部深度聚焦于一九零零年至一九七九年间,中国主要城市(尤其以上海、北京、天津等核心都会为样本)在政治、经济与技术变革驱动下,其物理空间如何被重塑、被感知,并最终成为承载和反映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剧场”的学术专著。 本书摒弃了传统城市史研究中仅仅关注城市规划蓝图或精英阶层活动的局限,转而采用一种“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将城市视为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社会文本。作者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其街道、里弄、工厂、公共广场乃至家庭内部的私人空间,都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容器,更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阶级力量和文化观念激烈碰撞的前沿阵地。 本书的叙事线索紧密围绕“空间中的权力移转”展开,系统梳理了从晚清“开埠”模式下的租界空间、辛亥革命后的新式都市规划,到抗战时期的功能性重组,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单位制”空间布局的彻底改造,直至文革时期“破四旧”对历史痕迹的抹除与重建。 核心议题与研究方法 本书的突破性在于其对“空间体验”的细致捕捉,这通过对档案文献、城市规划图则、报刊广告、日记回忆录以及公共艺术作品的交叉解读得以实现。 第一部分:殖民遗产与现代性的入侵(1900-1927)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近代通商口岸的诞生如何制造了“双重空间”的局面:外人主导的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本土城市肌理的冲突与渗透。作者分析了电车轨道、自来水系统和现代银行的建立,如何物理性地切割了传统城市的流动性,并催生出全新的“市民阶层”与“摩登生活”的概念。重点案例分析了城市公共空间(如公园、剧院)如何成为阶级区隔和性别规范展示的隐秘场所。此处探讨的“现代性”并非单向度的移植,而是中西文化要素在空间中的复杂共谋与抵抗。 第二部分:都市的意识形态构建与动员(1928-1949) 国民政府时期,城市规划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的色彩。本书细致考察了“大都市计划”的实施过程,以及它在应对人口激增、工业化压力时所暴露出的结构性困境。特别关注了政治宣传如何利用墙报、标语、群众集会场所,将无形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可见的、可感知的城市景观。在战乱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呈现出极度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工厂的迁移、难民的涌入,共同构成了对既有城市秩序的持续挑战。 第三部分:单位制的诞生与身体的规训(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空间经历了最彻底的重构。本书将此阶段视为“单位权力最大化”的时期。作者强调,城市不再是自由流通的市场,而是一个由国家严格规划、功能高度集中的“生产与生活复合体”。对工人新村、医院、学校、乃至公共厕所的布局,都体现了国家对劳动力的组织化需求。研究深入探讨了“单位”如何成为渗透到个体生命中的微观权力节点,它不仅分配了居住空间,还通过对邻里关系、通勤路线的限定,规训了个体的日常行为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文革时期,空间符号的颠覆——如街道名称的更改、标志性建筑的批判性重塑——被视为一次高强度的、自上而下的符号暴力的集中体现。 第四部分:边界的松动与记忆的重现(1970年代末至今的预示) 本书的收尾部分审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改革开放前夕,僵硬的单位制空间开始出现裂缝的迹象。通过对老旧里弄的改造需求、地下空间的重新利用以及个体对私人领域的渴望,预示着中国城市将再次进入一个以市场逻辑驱动的、充满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新阶段。作者在此处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二十世纪的城市空间记忆,并未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内化为城市居民潜意识中的行为模式与情感地图,并将在后续的城市扩张中,以复杂扭曲的形式重现。 独特贡献与学术价值 《权力的剧场》超越了对“城市发展”的线性叙事,它通过对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运作的剖析,揭示了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空间如何被政治化、符号化和日常生活化。本书的价值在于: 1. 空间的人类学转向: 成功地将宏大的政治史与鲜活的日常空间实践编织在一起,展现了权力如何“落地生根”。 2. 多重档案的整合: 结合了官方规划文件、私人书信以及社会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城市历史图景。 3. 批判性地理学的应用: 为研究中国现代性过程中的空间异化和权力博弈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 本书不仅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案头必备的经典之作,也为所有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抱有深切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扇观察历史深度肌理的独特窗口。它邀请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脚下的土地,因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是一场未完待续的权力之舞的见证者。 --- (本简介内容严格围绕《权力的剧场:二十世纪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变迁》一书展开,未涉及“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的任何主题。)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干旦梅兰芳──完美女性 雅正典型
一、干旦传统:男身塑女形
二、她╱他的雅正:梅兰芳的性别阴影
三、他╱她的雅正:梅兰芳的使命

第二章 坤伶登场──从性别表演到雌雄莫辨
一、猫儿班女伶的性别表演
二、雌雄莫辨的女老生小兰英与恩晓峰
三、坤旦:模拟干旦的女角
四、女观众进场

第三章 坤生孟小冬──脱尽雌音 承继流派
一、「我是来看余叔岩的」
二、另一个人生舞台
三、余派文人气韵
四、生命风格的复制
五、流派艺术的人文意涵 
六、两位杜夫人的不同艺术道路:脱却雌音与生旦兼跨

第四章 京剧剧本的女性意识
一、传统老戏的女性塑造
二、女性意识出自当代剧作家
三、台湾新编京剧的女性意识

第五章 台湾京剧导演的二度创作与女性塑造
一、京剧的表演传统:一桌二椅、虚拟写意
二、台湾京剧创新之初舞台「景观」的新意涵
三、大陆戏曲导演与舞台美术的影响
四、台湾戏曲导演的努力:由写意到象征

第六章 戏曲小剧场的独特性
一、戏曲小剧场:以实验为策略
二、戏曲小剧场的创作与观赏经验
三、戏曲小剧场的独特性

第七章 两岸京剧禁戏
一、禁戏政令下台湾京剧的叙事策略
二、禁戏政令下大陆京剧的叙事策略及其影响

第八章 版本比较──踩着修改的足迹 探寻编剧之道
一、同一剧本自身的修改:以《曹操与杨修》各版本为例
二、同一剧本不同编剧的修改:以《阎罗梦》各版本为例
三、不同剧种间由移植到修改的过程:以《春草闯堂》为例
四、同一剧本的两代修编:以《绣襦记》为例

附录:豫剧在台湾的政治与艺术

引用书目

图书序言

自序

  本书以京剧为主题,从性别与政治角度切入,观察民国以来京剧的艺术呈现。不是京剧百年历史综览,也不是京剧艺术概论,本书九篇文章各有议题、自成架构,但若综合观之,全书却又共构完整体系。议题涉及「干旦与坤生,政治与艺术,主流与边缘,案头与场上」。时间跨越百年,两岸同步观照,细腻讨论了「编、导、演」甚至舞台设计。京剧所有的创作层面俱涵涉其间,希望能做出深刻的讨论。

  本书前五章谈的是「京剧创作」和「性别意识」的关系。创作包括「编、导、演」三个主要层面,京剧演出的创作者,起先以演员为核心,编剧的位置要到当代,一九四九年以降,才渐次提昇,导演一职则在一九九○年以后愈趋重要。本书之研究,涵盖了「演员的表演创作」、「编剧的剧本创作」、「导演的二度创作」三者及其与「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前三章为表演之创作,并未採用历史性的纵向陈述,而是拈出关键代表人物以见大要,分「干旦」与「坤伶」两大类对比。干旦以梅兰芳为代表,坤伶包括一组女演员,从女子「猫(髦)儿班」开始,到模拟「男身所塑之女形」的坤旦;女老生则从小兰英、恩晓峰,直到孟小冬,以及和孟同为杜月笙夫人的姚玉兰(后改名谷香)。

  第一章论干旦梅兰芳。清政府禁女戏,形成于清中叶的京剧为「全男班」,剧中女性也由男子扮饰,称「干旦」。本章以干旦代表人物梅兰芳的女性塑造为主题。由于男扮女并不始于京剧,「干旦」在戏曲表演史上早已形成传统,而且戏曲在「演员」和「剧中人」之间,多了「脚色」这一道关卡媒介,演员必须熟练本工脚色程式化的唱唸做打,才能进入人物扮演。在「演员→脚色→剧中人」的扮演流程里,干旦梅兰芳对于在舞台上以男扮女,应该没有尴尬不安的性别认同问题。但是,观众对待干旦的眼光心态,以及当时干旦养成的教育和环境,却可能在梅兰芳心理蒙上一层阴影,进而影响他对剧中女性的性格塑造。

  本章从公私两方面,探测梅刻意以「雅正」为女性塑造最高审美标准的内在隐衷。就公领域而言,在「旧戏、新剧」对峙的时刻,京剧代表人物梅兰芳,借「他」所扮演的「她」,树立了京剧「雅正」的性格,使京剧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稳稳确立,提升了京剧的地位;就私领域而言,剧中女性是梅兰芳理想人格的投射,借着台上的「她」不涉情慾的良好品德,梅兰芳建立了台下的「他」的人格形象,以挥别出身经历的阴影,因而以「完美无瑕」为京剧女性塑造典型。

  清同治末年女演员登上京剧舞台,无论称为「猫儿班」还是「坤班」,这些坤旦的常演剧目还未脱局限,攫获观众目光的,是梅兰芳邀请文人为其量身打造的一出一出新戏,以及剧中一个个雅正的女性形象。梅兰芳使京剧由「老生挂头牌」转为「旦行挂头牌」。梅兰芳(及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共四大名旦)的表演成为典范,无论同时代或在其后的坤旦,女人演女人,都不循着女性自身特质去发展表演,而是以男旦为学习楷模,学「男性形塑的女性」。干旦在现代社会人数已经不多,但干旦深刻影响了坤旦,干旦主导着整个京剧文化。

  第二、三章以坤伶的艺术道路为主轴,指出最初猫儿班里的年轻女性演出时,并不会刻意掩盖女性身形姿容,甚至还卖弄女儿本色,净角不勾脸,花旦不上跷(或写作硚),以缠足小脚扭捏登台。而后,历经小兰英、恩晓峰两位女老生的努力,始能脱尽脂粉,认真塑造男性形象,使坤生进入纯艺术的评价领域。发展到孟小冬,克服个人与梅兰芳恋情受挫的心理障碍,以及世俗流言对女性私领域的窥探好奇,专心钻研老师余叔岩的唱腔,脱却雌音,甚至化心境之苍凉为「瘖哑老音」,在一出出男性的心声摹唱里,稳固了自己的坤生地位,以女性身分成为余派传人谱系中地位最高的一人。而另一位杜月笙夫人姚玉兰,仍循其母小兰英早期女班的艺术路子,以跨行当、跨流派、高音花腔为其艺术表现特色,在台上忽男忽女,生旦兼跨。

  本书前三章透过干旦与坤生对举,试图探讨演员如何面对性别的转换,以及此心理因素对京剧表演所造成的影响。而在论孟小冬一章,更以余叔岩的另一弟子李少春为对比参照,凸显京剧传承与创新两种路向。但此处的重点,不在于比较传承或创新何者重要,而在通过京剧文化圈内公认的「理想师徒:余孟」,来验证流派艺术的人文意义。「流派纷呈」是京剧繁荣的标志,流派艺术突出的是表演的个人风格,是京剧艺术「个性化」的成果。弔诡的是,流派同时也限制了个性,在流派传承系谱里,所有的传人都以开派宗师为模拟对象,各传人自身的特质只能容许极些微的体现。而且传人对宗师的学习不仅在唱腔艺术,更在整个人生态度,「突出个性」与「模拟宗师个性」之间,形成流派艺术与京剧发展值得讨论的一项议题。孟小冬与李少春虽同拜师于余叔岩,京剧史上的定位却大不相同,孟小冬以全副生命追摹老师的艺术与人格,成为余派传人;李少春则凭自身条件开创自己的艺术前途,成为「传统京剧」与「当代京剧」之间的转折分界。全文由此展开论述,对京剧的文化做深层剖析。

  第四、五两章分别从剧本和导演的创作探讨性别意识,指出京剧剧本中女性意识的出现,和女演员、女观众、女编剧都没有关系,反而是在「戏曲改革」的政治力介入下被意外开启。一九五○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戏曲改革」明确规定戏曲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以新中国、新社会、新思想之表现为内容,「反封建」是最高指导原则。在「揭发封建社会丑陋罪恶」的前提下,古代女性的处境被「批判性」地提出。其中虽有大量「主题先行」之作,但仍有许多剧本笔触细腻、刻画动人,女性的内心被细腻铺陈,女性对情爱以及幸福人生的追求,被一本本剧作写得深刻生动,一段段着名唱段流传至今。京剧剧本的女性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被触动而觉醒。

  台湾新编京剧的女性意识起步甚晚,直到本世纪初,国光剧团才逐渐走出传统的男性价值观,也走出抗争、吶喊与悲情,认真面对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历来戏曲中以女性为主角的戏虽然很多,但多半出自男性视角,不脱「大历史、大叙述」。国光这几部新编戏别开生面,不只以女性为主角,更重要的是从女性视角切入,探索女子的幽微心事、缠绵情怀,分别体现了女性的自觉、自省、自矜、自信,甚至刻意游走在边际线上,写出一段一段「危险性」的情慾流荡与不可言说的恍惚幽情。探索的空间更大,创作难度更高。

  不同于大陆「反封建」政治目的下的书写,国光这几部新戏的主题并不锁定在情慾和礼教的「对抗」,而能将女性从愤怒怨恨的「被压迫」心理中解放出来。唯有将两性关系从政治与革命的思维中抽离出来,女性的内在自觉才得以重建。而这样的创作态度,恰恰反映了台湾的文化思潮。从一九九○年代前期「复兴剧校」新戏里的「抗争女性」,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国光新戏的「女性主体」,这不仅是剧作家或剧团创作走向的变化,潜藏于其中的,更是台湾整体社会文化观念的演进。

  当「女权主义」一词逐渐被「女性主义」取代,社会焦点已经从「抨击父权」的政治行动转为「女性主体性」的议题讨论,这是大环境思潮的渐进变迁,京剧在创作中做了反映投射。而京剧能从男性视角转化为女子的「内在省思」,也和京剧在台湾的处境有关。女性与政治,未必是截然二分的两项不同主题。

  第六章「戏曲小剧场」以京崑为主,京崑程式谨严,较易对照出小剧场的实验性。这里的「小剧场」,指的不是小型剧场,而是以颠覆、背叛、实验为精神的另类演出。一九八○年代,台湾的「小剧场运动」主要意图不仅是对传统写实话剧的颠覆,更是对当时僵化的政治社会提出的挑战。二十一世纪初「戏曲小剧场」方兴未艾,延续着「戏剧小剧场」的颠覆背叛精神,但针对的不再是政治社会,而是传统戏曲自身严谨的程式,包括表演程式和剧本叙事程式。在传统式微已不再居于正统时,戏曲工作者转而以小搏大,进入非主流的「小剧场」,以边缘的身段,自我背叛,自我挣脱;既能规避传统维护者以主流姿态发出的指责,也是实验创新的手段之一,目的仍在努力使传统贴近当代。

  第七章论「禁戏」。政治对艺术的监控,两岸皆然,但强度不同。本章聚焦于禁令政策下两岸京剧剧本的叙事策略,并从中透视京剧的审美观。

  第八章讨论编剧之道,以《曹操与杨修》、《阎罗梦》、《春草闯堂》、《绣襦记》四部剧作的修改过程为主要例证,是我多年看戏和教学的心得,四部戏和本书的性别与政治主题息息相关,但更偏向编剧技巧的技术性操作。

  附录论豫剧。在本土美学被形塑、被建构的时刻,台湾的豫剧和京剧面临了同样问题,皆须面对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该如何因应的困境,也必须诚恳思考如何在台湾落地生根。本篇列入附录是因豫剧不属于书名所标的京剧范畴,其实主题紧密相关。

  本书前五章以「性别」为主,后半似偏向「政治」议题,其实二者相互纠缠,盘根错节,未必能断然切割。而无论性别或政治,都在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才算完成,「艺术」绝对贯穿本书各章,「文化」更是全书底蕴。

  而当全稿完成,我写下书名中的「性别」二字时,不禁心头一惊:我哪里懂得性别理论?在学术领域里,我和这两个字毫无关系,怎敢以此为书名?

  沉淀多时,回想此书写作的前因后果,还是斗胆把这两字写上了。

  我是在京剧创作领域里和这两个字碰上的。

  京剧自民国初年梅兰芳走红以来即以旦行挂头牌,我编京剧剧本二十多年,当然写了很多旦角戏。尤其为「雅音小集」编剧时,因为郭小庄是知名女性艺术家,我经常接到学者电话,邀我参加性别学术研讨会,要我以「女演员、女编剧、女性京剧」为主题撰写论文。当年接到这类电话时,简直是仓皇失措,每次都慌忙挂断,久久不敢靠近电话。

  或许郭小庄的严正使命感,使其剧作仍偏向「大历史、大叙述」,因而我一听「女性创作」便直觉与我无干。而近年静心回想自幼与京剧情感的心灵碰撞,又实不能说与女性无干。有趣的是,是男性剧作家俞大纲先生的女性塑造,开启了我的性灵以及对京剧创作的兴趣。这部分的心得我写在本书第八章的第四节。

  而我自二○○二年底,到国光剧团担任艺术总监开始,更有意识地在选题材、编新戏时,不碰政治,不谈家国,不提教化。甚至有意识地避开「崇高论述」,专门选择女性主题,借着女性敏锐纤细的情思,尽情探索人心之幽邃,并汲取崑剧「内省式、意象化」诉情笔法,探索女性内在欲说还休的声音。希望透过正面处理京剧少见(却为文学艺术作品不可缺)的情慾议题,写出负面女性内心颤抖的哀音,营造出「恶的风景」,以边缘对抗京剧之主流;更企图以非主流之姿,使京剧从文学性上再度跃登主流。我刻意选择女性系列,将国光的创作强力扭转回文学艺术本体。「女性」是一种手段,我想借此凸显「个性化」的重要,同步打造京剧的「文学剧场」。

  京剧以演员唱唸做打为观赏焦点,以寓教于乐为功能,叙事又受说唱曲艺影响,多用表白直述。这是所有传统戏曲共同的本质,而历经现代文学艺术洗礼的新生代观众,颇难接受平铺直叙。当文坛「现代、后现代」一波波风潮接连翻过,京剧剧本却还只是直述人生大道理时,能吸引观众的唯在唱唸做打,而台湾京剧演员唱唸做打的基本功却不如大陆。幸而他们因接触多元艺术而具备创意活力,尤其情感体验不受程式束缚。因此我有意扬长避短,以「文学性、现代化」为原则,以「当代文坛作品、活生生剧场艺术」作为当代社会中的京剧定位,企图通过文学化与个性化的创作,积极地使新编京剧跻身台湾当代文坛之列。希望一部又一部具备当代观点、与当代文化思潮相唿应的新京剧创作,能为当代文坛在「现代诗」、「现代小说」、「现代戏剧」之外,再添「现代戏曲」一类。

  「现代化」不仅是剧场手段的创新,更是京剧「性格、身分、定位」的转型,京剧不再只是应该被保存的「传统艺术、文化遗产」,而是与台湾现代文化思潮能够相互唿应的现代新兴创作。文学创作须以深刻生动的个性塑造为基础,我期望国光的新编戏,能以文学笔法写出女性敏锐易感的心绪,改变传统京剧直白的编剧笔法,借女性突出「个性化」,通过个性化完成剧本的「文学性」,企图将京剧创作「从剧坛挺进文坛」。

  这是创作领域的思考,和学术无关。但我的创作方向是从京剧发展史以及京剧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角度做出的选择;创作的思考,又促使我回头在学术的京剧研究里发现性别的问题。我没有性别理论基础,关注的只是表演艺术与表演文化。「创作经验」是此书之写作较「理论」更为重要的基础。

  此书之完稿首先感谢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梅家玲教授,若非她的督促,我绝对不可能咬牙逼出此书。感谢台大出版中心所请两位匿名审查委员给我的宝贵意见,以及台大出版中心所有细心又热情的朋友。特别说明的是,第二章前两节(猫儿班、小兰英、恩晓峰的研究)是由李元皓博士撰稿。元皓的清华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由我指导,我的多项研究计画也都请他参与,我们的研究领域一致。此外,第七章附录的表格由清华大学博士班吴怡颖同学制作,这也是她的硕士论文的部分附表,怡颖是我指导的学生,这份表格是她仔细研读民国初年《戏考》而后和《中国京剧音配像》光碟一一比对完成的,工程浩大。通过表格比对,可清楚看出「戏曲改革」对于民间信仰、庶民思想的斲伤。

  此书献给已经离开我四年的母亲:是您引我走入京剧之门,希望您知道我年过半百仍坚持在此领域中,无论学术或创作。

王安祈
民国一百年五月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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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翻开《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这本厚重的书,我脑海中浮现的并非书中可能探讨的细致学术分析,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时代洪流感,仿佛能听到百年前那个风云变幻的舞台上传来的咿呀唱腔,夹杂着权谋的低语和黎民的叹息。我对京剧的认知,大多停留在那些经典剧目和名家名段的碎片化印象,诸如《霸王别姬》里虞姬的悲壮、《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愁怨,以及那些刀光剑影、忠孝节义的英雄传奇。我总觉得,京剧的魅力在于其高度程式化的表演,在于那一招一式、一颦一笑背后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于它作为一种“国粹”所承载的民族精神。然而,这本书的书名却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奇,它将“性别”、“政治”这两个似乎与传统戏曲略显疏离的词汇,与“京剧表演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打破了我固有的一些认知壁垒。我开始想象,在那些描摹历史、演绎传奇的舞台上,性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单纯的男女叙事,还是隐藏着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这个充满现实意味的词语,又如何渗透进那看似远离尘嚣的戏曲艺术之中?它是否影响了剧目的选择、人物的塑造、乃至表演的风格?我期待这本书能带领我深入探究,揭开京剧表演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从一个更加宏观和深刻的角度去理解这门古老的艺术,不再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欣赏,而是能触碰到其深层的肌理,感受它在历史长河中如何与社会变迁、权力博弈、性别观念的演进同频共振,甚至被其塑造和影响。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像一扇门,邀请我走入一个我未曾深入探索的领域,去发现京剧不仅仅是唱念做打的技艺,更是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性别意识交织碰撞的生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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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京剧的表演是一种高度统一、技术至上的艺术。但《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让我看到了,在这看似严丝合缝的表演体系之下,隐藏着性别身份的微妙流动与政治立场的鲜明表达。作者对于“表演文化”的解读,并不仅仅局限于舞台上的技巧,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我开始思考,那些在台上反串女性角色的男性演员,他们的表演,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性别规范的遵从,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的一种解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男扮女”的表演方式,所承载的意义是否有所不同?它是否会受到当时社会对性别气质、对女性的想象的影响?书中对“票友”群体的分析,也让我感到耳目一新。这些非职业演员,他们是如何在业余时间,通过对京剧的演绎,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立场,甚至是对政治议题的某种态度?他们的表演,是否也构成了京剧表演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性别和政治这两个宏大的概念,巧妙地“嵌入”到对京剧表演细节的分析之中。它不是空泛地谈论理论,而是通过对具体的剧目、人物、演员、乃至演出场域的考察,来揭示京剧表演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性别权力关系和政治话语。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具体案例,让我看到性别与政治是如何通过京剧的表演形式,以一种艺术化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被呈现、被协商、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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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的过程中,我最深的感受是,那些舞台上塑造的经典女性形象,绝非简单的“红颜祸水”或“贤妻良母”的脸谱化符号。书中细腻的分析让我看到,京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通过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语境,来建构和呈现女性角色的。例如,那些被誉为“刀马旦”的英勇女将,她们的形象是如何在男权社会中被赋予力量与反抗的叙事?她们的刚毅与勇武,是突破了性别界限,还是恰恰迎合了某种特定时期对女性“贤德”之外的期望?我开始反思,那些在台上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在台下是否也承受着与男性演员不同的社会压力和评判标准?书中对京剧名伶的生存状态和艺术生涯的描绘,更是让我体会到,她们的表演艺术,往往是个人才华与时代局限的复杂交织。她们在舞台上绽放光彩,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的身份、地位、甚至艺术上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性别观念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女性演员的表演内容和艺术风格,是否会随着政治风向而调整?她们是否需要通过特定的表演方式来表达对政治的“正确”理解?我惊叹于作者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梳理出如此清晰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将京剧舞台上的性别呈现,与更广阔的社会性别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使得京剧的艺术价值,不再仅仅是审美的享受,更成为了理解中国社会性别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让我对京剧女性形象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女性在传统艺术表演中的复杂处境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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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我不仅是在阅读一本书,更是在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些曾经辉煌或动荡的京剧舞台背后。我总觉得,京剧之所以能成为“国粹”,在于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在于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承载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这本书却让我看到,京剧的生命力,也来自于它与时代、与社会、与政治的深刻互动。作者对“表演文化”的解读,并非仅仅停留在对剧目、唱腔、表演程式的介绍,而是深入到演员的生存环境、观众的构成、以及演出场所的社会意义。我开始思考,在京剧的早期发展阶段,是怎样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它与政治力量的密切联系?那些在台上叱咤风云的武生、青衣,他们的表演,是否也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书中对“新京剧”的论述,更是让我感到惊叹。我之前对“新京剧”的概念模糊不清,只知道它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传统京剧有所不同。但这本书将“新京剧”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揭示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被用作一种政治工具,如何通过对内容的改造和艺术形式的革新,来迎合当时的政治需求。这让我认识到,京剧的每一次变革,都可能与政治的力量紧密相连,而其“表演文化”本身,也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我渴望这本书能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京剧是如何在政治的塑造下,不断演变,不断适应,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其独特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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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这本书,让我对“京剧”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之前一直认为,京剧的魅力主要在于其精湛的表演技巧、华美的服饰、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我所关注的,更多的是舞台上的“美学”元素。然而,这本书却将我带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空间,让我看到了京剧表演背后,那错综复杂的性别权力关系和政治博弈。作者对于“表演”的定义,超越了单纯的台下动作,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文化实践,一种政治表达。我开始想象,那些在台上温婉柔顺的旦角,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承受着与她们扮演角色相似的社会压力?而那些在台上义薄云天、豪情万丈的生角,她们的表演,是否也暗含着对特定政治权力结构的认同或挑战?书中对于“名伶”群体的分析,尤其让我感到兴趣。这些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艺术家,她们的艺术生涯,是否也与当时的政治格局、社会思潮息息相关?她们的每一次演出,每一次唱腔,是否都可能被赋予了某种政治解读?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具体时代背景下,名伶们如何周旋于政治漩涡之中,如何通过她们的艺术表演,来表达或隐藏她们的政治立场。这本书让我意识到,京剧并非仅仅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它更是社会文化、性别意识、政治力量交织作用下的一个生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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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这本书,让我仿佛置身于一个被放大镜下的京剧世界,我看到了那些平日里被我忽略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我一直以为,京剧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现代京剧的创作中,那些歌颂革命、宣扬主旋律的作品,是我对京剧与政治联系最直接的认知。然而,这本书却将这种联系,追溯到了更为古老的时期,甚至挖掘出了一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传统剧目中,隐藏的政治隐喻和权力运作。作者对于“政治”概念的延展性解读,让我大开眼界。它不仅仅是指宏大的国家政策或阶级斗争,更包括了剧场内部的权力分配、名伶与班主之间的关系、观众的构成及其审美趣味的政治含义,甚至是如何通过对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演绎,来迎合或挑战当时的统治意识形态。我开始想象,在清末民初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京剧作为一种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的艺术形式,必然会成为政治力量争夺和表达的阵地。那些曾经被奉为经典的剧目,其表演方式、唱词内容,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解读?而那些围绕着京剧的各种演出、评论、甚至是名伶的绯闻,都可能成为政治角力的缩影。这本书让我明白,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很难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京剧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统戏剧之一,其“政治性”可能比我想象的要更为普遍和深刻。我迫切想知道,书中是否能通过具体的案例,让我看到性别与政治是如何通过京剧的表演形式,以一种艺术化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被呈现、被协商、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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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的书名,我脑海中闪过的便是一些模糊的关于“女性主义”和“红色经典”的联想。我一直觉得,京剧的“性别”议题,似乎更多地体现在“男扮女”的传统,以及那些被塑造为女性形象的经典角色身上。而“政治”,则更多地与建国后的现代京剧,与那些歌颂革命、宣扬主旋律的作品相关。然而,这本书的书名,却将这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与探索的冲动。我开始想象,在那些描绘历史、演绎传奇的京剧舞台上,性别是如何被建构、被解读、甚至是被颠覆的?是单纯的性别角色扮演,还是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权力关系和性别意识的流变?而“政治”,这个充满现实意味的词语,又如何渗透进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中?它是否影响了剧目的选择、人物的塑造、甚至是表演的风格?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深入探究,揭示京剧表演文化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从一个更加宏观和深刻的角度去理解这门艺术,不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欣赏,而是能触碰到其深层的肌理,感受它在历史长河中如何与社会变迁、权力博弈、性别观念的演进同频共振,甚至被其塑造和影响。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像一扇门,邀请我走入一个我未曾深入探索的领域,去发现京剧不仅仅是唱念做打的技艺,更是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性别意识交织碰撞的生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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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揭示了京剧在建国初期,作为一种被高度政治化改造的艺术形式,其表演内容和艺术风格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之前对那个时期的京剧,只有模糊的印象,知道出现了许多“革命现代京剧”。然而,这本书将这种“改造”描绘得更加具体和深刻。我开始想象,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传统剧目,是如何被重新审视、解构,甚至是被彻底删除或改编的。那些曾经塑造了无数经典形象的演员们,他们是否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去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去塑造符合“工农兵”形象的新角色?书中对“样板戏”的分析,让我看到了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直接介入艺术创作,如何通过对剧本、唱腔、表演程式的强制性统一,来达到其政治宣传的目的。我甚至能感受到,在那一时期,京剧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次吟唱,都可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这与我之前对京剧“雅俗共赏”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本书让我明白,京剧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历史的洪流中,也曾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其表演文化也曾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经历剧烈的转型。我迫切想知道,这种政治化的改造,对京剧的艺术传承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京剧的某些精华,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京剧艺术背后那段充满斗争与变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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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即使是看似纯粹的艺术表演,也无法逃脱社会性别结构和政治力量的渗透。我之前一直认为,京剧演员的性别身份,主要体现在“男扮女”和“女扮男”的程式化表演之中,这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技巧的体现。但这本书却告诉我,性别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作者对女性演员在京剧舞台上的生存状态的描绘,让我感到既心疼又好奇。她们在舞台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但现实生活中,她们的地位和权利,是否也像她们扮演的角色一样,被社会性别规范所束缚?书中对“花旦”、“青衣”、“老旦”等不同女性行当的分析,让我看到,即使在同性别的演员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因年龄、身份、以及所扮演角色的不同,而产生的性别权力差异。更让我惊奇的是,作者将这种性别分析,巧妙地与政治语境相结合。例如,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是否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政治定位?女性演员的艺术生涯,是否也会因为其性别身份,而受到政治的特殊“关照”或“压制”?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性别与政治在京剧表演文化中,并非各自独立的维度,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着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具体演员、具体剧目的分析,来让我更直观地理解,性别与政治是如何在京剧这个艺术载体中,找到交汇点,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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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视角之刁钻,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被我忽略的京剧面向。我一直以为,京剧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那些歌颂革命、宣扬主旋律的现代戏中,例如《智取威虎山》之类。但《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却将这种政治渗透力,追溯到了更早的时期,甚至挖掘出了一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传统剧目中,隐藏的政治隐喻和权力运作。作者对于“政治”概念的延展性解读,让我大开眼界。它不仅仅是指宏大的国家政策或阶级斗争,更包括了剧场内部的权力分配、名伶与班主之间的关系、观众的构成及其审美趣味的政治含义,甚至是如何通过对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演绎,来迎合或挑战当时的统治意识形态。我开始想象,在清末民初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京剧作为一种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的艺术形式,必然会成为政治力量争夺和表达的阵地。那些曾经被奉为经典的剧目,其表演方式、唱词内容,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解读?而那些围绕着京剧的各种演出、评论、甚至是名伶的绯闻,都可能成为政治角力的缩影。这本书让我明白,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很难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京剧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统戏剧之一,其“政治性”可能比我想象的要更为普遍和深刻。我期待书中能够具体展现,是如何通过对特定剧目、特定演员、特定历史时期的分析,来论证京剧与政治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让我看到艺术与现实如何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甚至相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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