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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诗概说》针对元朝文人产生的背景与特质、
文人在明朝的蔓延与普遍化现象、
明诗之中衰与复兴之缘由、
明代复古运动的功过及其影响，
以及明末民间诗人及其作品的氾滥与饱和等议题，
都有具体的论证与深入的阐述。

　　《元明诗概说》是国际知名汉学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继《宋诗概说》之后完成的第二本中国诗断代史研究。原着出版于昭和三十八年（1963），已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汉译本则在民国七十五年（1986）刊行于台湾。吉川幸次郎认为在近代中国，虽有唐诗、宋文〔词〕、元曲、明小说的新文学史观，但中国诗在金元明清各代并未停滞，继续发展，仍然是中华文化中主要的文学形式。

　　《元明诗概说》始于金之亡国，次以宋之亡国及其抗议诗，止于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长达约五百年。其间，特别针对元朝文人产生的背景与特质、文人在明朝的蔓延与普遍化现象、明诗之中衰与复兴之缘由、明代复古运动的功过及其影响，以及明末民间诗人及其作品的氾滥与饱和，等等议题，都有具体的论证与深入的阐述。

作者简介

吉川幸次郎

　　字善之，明治三十七年（1904）生于神户市。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历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京都大学文学部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艺术院会员、国语审议会委员。昭和四十二年（1967）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同五十五年（1980）去世，享年七十有七。先生为国际知名汉学家。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举凡经史子集，以至于词曲戏剧小说之类，莫不涉足其间，偶亦旁及日本汉学与国学。着作不啻等身，已汇为《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七卷。另有翻译数种及《杜甫诗注》数册。其中，《宋诗概说》与《元明诗概说》二书，为中国断代诗史研究之先驱，先生自许为年近六十时用力最勤之作。

译者简介

郑清茂

　　嘉义县人。1933年生。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麻州大学、国立东华大学等校。2003年退休。现为东华大学荣誉教授。在教学研究之余，偶亦译介日本汉学着作。已汉译出版者，包括吉川幸次郎着《元杂剧研究》、《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等。

关于《元明诗概说》──代序
序章
第一节　元明诗的性质
第二节　元明诗的文学地位──本书的意义

第一章　十三世纪前半　金之亡国与抗议诗
第一节　蒙古风暴
第二节　十二世纪的金诗《中州集》
第三节　元好问
第四节　耶律楚材

第二章　十三世纪后半　南宋亡国与抗议诗
第一节　南宋之亡国
第二节　文天祥
第三节　其他抗议诗人：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谢枋得
第四节　民间诗人
第五节　刘因

第三章　十四世纪前半　元诗的成熟
第一节　序说
第二节　杨维桢：南方民间诗坛的领袖
第三节　文人的产生：倪瓒、顾瑛、高明
第四节　北方的诗人：赵孟頫、袁桷、虞集
第五节　非汉族的诗：萨都剌

第四章　十四世纪后半　明代初期
第一节　明帝国的创建
第二节　高启
第三节　吴中四杰、袁凯
第四节　刘基
第五节　《唐诗品汇》

第五章　十五世纪　明代中期之一　中衰与复活
第一节　明诗的中衰
第二节　沈周
第三节　祝允明、唐寅、文征明
第四节　李东阳

第六章　十六世纪　明代中期之二　复古时代
第一节　复古运动
第二节　李梦阳
第三节　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守仁
第四节　李攀龙
第五节　王世贞
第六节　古文辞的功过

第七章　十七世纪前半　明代末期
第一节　平民诗的饱和
第二节　公安派
第三节　竟陵派
第四节　明清过渡期

附录一　李梦阳的一面──「古文辞」的庶民性
附录二　元明诗年表
附录三　地图
译后记

代序

　　诗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形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近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对于近古各代的诗，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置之不理。中国的古典诗固然有其约定俗成的形式与基调，相沿既久，不容改变，却不能因此就率尔断定，以为无非陈词滥调，毫无新意。事实上，在这注定的命运之下，古典诗还是在继续不断地推移和发展；问题在其推移发展的真相极为微妙，难于掌握，不易阐明而已。不过我确信如果敢于面对这个困难，必能对中国文学史，甚至于中国文化史，获得更完整更周到的认识。我这个粗浅的研究，就是想充当陈胜吴广的角色，希望有人引为同志，继续并推展这个困难的研究工作。

　　以上是拙作〈关于渔洋山人的秋柳诗〉一文的结语。该文作于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当时正逢中国国势不振，世界上盛行着「东方文明停滞不前」的时髦论调。

　　尔后，岁月如流，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但我所企待的「同志」并没有接踵而来。既然如此，只好勉为其难，再扮一下陈胜吴广的角色，稍微扩大范围，于去年先完成了《宋诗概说》，今年又接着完成了《元明诗概说》

　　我很希望这两本拙着，能够充分地受到日本学界的批评。是非优劣姑且不论，总之是我尽力而为的结果。过去我所写的几本着作，在国内往往如石沉大海，鲜有反响，反而总是先得到国外学者的评介。但愿这次不会如此。

　　我想把自己与元诗明诗的因缘介绍一下，或许可供有意评论此书的人作个参考。

　　我与元诗或金元诗的接触，开始于二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元杂剧研究〉的时候。为了论文上篇〈元杂剧的背景〉，必须蒐集元代有关戏曲的资料，所以曾经立下了「宏愿」，要把现存的金元人诗文集全部阅读一遍，或至少浏览一番。不知幸或不幸，这些集子全部加起来，其实也只能找到两百种左右而已。不过，有关演剧的资料原则上不会出现在诗文集中，真是少之又少。这种调查的工作，就像在日本街上访求爱斯基摩人一样，不但要有耐性，也得靠运气。幸而运气还算不错，终于在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里，发现了一篇送给女伶的〈赠宋氏序〉，据其内容，得以确立了杂剧盛行的时代（详《元杂剧研究》上篇第一章〈元杂剧的听众〉）。然而一旦有了收获，「宏愿」也就松懈下来。对着那些索然乏味的诗文集，兴趣大减，越益感到海底捞针的徒劳，只好把剩下的稍加涉猎后，便草草收场了。

　　尽管如此，今天在日本与金元诗文集最有缘分的，说不定还是非我莫属。还有一个人，为了搜寻社会经济史的资料，也曾细心地阅读了所有金元人的集子。这个人就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教授。但不幸的是，他在指出我的《元杂剧研究》有些资料的遗漏之后，不到几个月，便留下了大量的卡片与世长辞了。

　　要之，当时我之所以涉猎金元人的集子，如上所说，另有目的，并非专为读诗而读诗。只是每看到自己喜欢的诗篇，便用朱笔做了记号。这原是无意为之，没想到后来对这本书的写作却大有帮助。如果能像严谨的安部教授那样一一作成卡片，那就更好了。

　　在金元作家里，元好问最获我心，所以把他的集子重复看了好几遍。记得日本战败后一年，有机会与中国友人通信时，我曾写了这样的话：「平生所嗜，杜陵诗、遗山文，皆不祥物也。躬自阅历，殆成言妖。」

　　至于我与明诗的结缘，则在元诗之后。

　　我的两位恩师之中，铃木虎雄先生酷好明诗。我在京都大学肄业时，就听过他讲李梦阳的课。狩野直喜先生却正相反，以继承清代学术自命；对于明朝文学成见颇深，认为是毒害江户以来日本汉文学的罪魁祸首，故斥之不遗余力。这位博闻强识，无人能及的先生，常说「不知明人的事」而引以自豪。有时也说过：「在明朝，曲也不行。好的只有小说。」

　　我听从了狩野先生的教导，对明代的一切相当冷淡。偶尔翻翻明人的集子，也总觉得不大合乎我的性情。后来突发奇想，何不叛离师说，探讨一下狩野先生不屑一顾的明代文学；那已是停战的时候了。当时明野史丛书《纪录汇编》的景印本刚刚出版，便找来随意看了一遍；有感于明人的直情径行，兴趣大增，而引起了继续加以探讨的愿望。

　　大概是停战后的第一年，我还在东方文化研究所的时候，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请我去做了一次演讲，题为「明代的精神」。那篇讲稿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恐怕已经散失，不过演讲的大意与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所写的大致相同。那时还在东北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因事来京都，谈到「古文辞」运动。我说这个运动便是明人直情径行的一种表现。他也赞成我的看法。

　　自从转职到京都大学文学部以后，就一直想讲授明清诗，但怕准备不足，迟迟不敢贸然尝试，只好重复讲授汉至六朝的文学。这样年复一年，久而久之，忽然发现在这方面，已有年轻的学者开始发表起出色的论着来。于是，我才终于断然改变了讲授的时代。不过，我却跳过明朝，而从清初的钱谦益讲起。直到三年前，也就是大学学年的昭和三十五年度（一九六零─一九六一），才由钱谦益其人之诗再往上溯，利用并深入钱氏所编的明人诗选《列朝诗集》，正式开始讲授明诗。在这期间，曾在《朝日杂志》连载了〈沈石田〉一文，又为前辈桥本博士古稀记念论文集，写了〈李梦阳的一面──古文辞的庶民性〉。

　　总之，我在二十年前就与元诗结缘，但对明诗有计划的探讨，却是最近几年的事。宋诗亦然。去岁，即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暑期，在完成了《宋诗概说》之后，就接着着手本书的撰述工作。那时已与哥伦比亚大学约好，定于年底赴该校访问讲学，所以不得不加紧努力，在出国前总算草草赶出了初稿，便随身带到了太平洋的彼岸。客居纽约期间，本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多看点英文的书，而事实上也尽其所能而为之，但是由于书店有交稿的期限，不得延误，只好利用空隙进行修改，写在航邮用的皮纸上，作成了第二稿。又经岛田久美子小姐誊清后，我再加以补充，便是印成本书的第三稿。

　　本书的预告原为《元明清诗概说》，但由于页数有限，而且我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只好暂时把清诗部分付之阙如了。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住在该校招待所的二楼，早上在楼下的餐厅里，偶然与一对英国人老夫妇同桌。他就是布里士妥尔大学希腊文学教授吉多先生。回到纽约后，买了一本他所着的《希腊》（The Greeks），一读之下，才发现这本书也是半途而废。不过，他在书里说，如蒙上帝惠顾，假我数年，也许还有可能把剩余的部分写成一书。吉多先生看来比我年长。我在本书最后也说，盼能续写一本《清诗概说》，说不定还有如愿以偿的机会。

序章
第一节　元明诗的性质

本书是继拙着《宋诗概说》（一九六二）之后，企图考察元明代诗史的概论。元兴于十三世纪初期，明亡于十七世纪中叶，前后共四百多年。至于清朝约三百年的诗史，一时无法兼顾，只好待诸来日，盼有机会另成一书，继续加以论述。

本书所要探讨的对象，不包括词曲之类，只限于狭义的「诗」，亦即确立于唐朝而以抒情为主的古诗、律诗、绝句三种诗体。这些诗体，不用说在宋朝，其后元明清各代，直到本世纪初，约七百年间，历久不衰，仍然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学形式；而且能够承前启后，继续发展，不断普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诗人与作品。这个事实正反映着中华文明，在物质与精神各方面，都在不断地进步，有力地否定了所谓「东方文明停滞不前」的轻率理论。中国诗是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形式，因此历代诗人，不仅抱有护持传统的使命感，往往也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认真地抒写各代发自人心的特殊感情，忠实地反映各代变化多端的不同现实，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不过，元朝以后诗坛的情况，跟以前的时代比较，却不尽相同。至少有两个新的现象。

第一是社会各阶层广泛的人们，开始积极地加入了诗人的队伍，而且多数诗人的身分，已非官僚，而变成了所谓「布衣」的平民。

只要回顾一下从前中国诗的历史，就知道到唐朝为止，甚至在北宋期间，有名的诗人基本上都属于士大夫阶级，亦即大小官吏，或有志于官场的书生。唐朝的韩愈、白居易；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不但是当代的代表诗人，也是当时朝廷的大官。至于李白和杜甫，则是欲求官职而失败的例子。这样的情况，到了十三世纪南宋末年，才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曾在拙着《宋诗概说》第六章里，指出南宋末期的诗坛，已经显出了渐由官场转入民间的端倪。以后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趋势也就愈益明显起来。先是元朝，汉人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参预政治的机会大受限制。兼善天下之门既然不通，越来越多的人只好採取独善其身的态度，退而求其次，把一生的精力消耗在诗歌上面。接着降至明朝，由于政治体制的改变，有利于平民势力的抬头和伸展，再加上教育逐渐普及，于是从事作诗活动的人数自然有增无减，终于促成了中国诗坛空前的盛况。其后进入清朝，这种现象还要持续下去，直到清亡为止。

当时的官僚当然也在作诗。诗文的修养一向是做官的必备条件，没有置之度外的道理。只不过这个时期的官吏，大都是出身民间，通过公开的公务员考试，即「科举」及第，而取得权位的才俊之士。贵族制度的消灭，可以说是宋朝以后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其实，这不但在中国史上是个重要的演进，而且在同时期的世界史里，也是中国独有的发展。基于门阀家世的权位世袭制度，在唐朝多少还有踪迹可寻，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就消灭殆尽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吏，都是不靠祖先的余荫，而只靠个人的能力，辛辛苦苦，冲破科举的重重难关，好不容易才挤进了仕途的平民子弟。宋朝苏轼的家世，直到他祖父一代，据小川环树所着《苏轼》（上）的「解说」，很可能还是个经营布庄的商贩，可以视为较早的例子。这些出身于民间的新兴官僚阶级，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他们在日常起居上，不管是物质的或精神的生活，都不可能与平民社会完全脱节。有的甚至如明「前后七子」的情形，往往变成了民间诗坛的领袖人物。在他们的鼓吹和指导之下，吟咏蔚为风气，于是作诗的人也就日益增多了。

这种现象，历经元明清三代，非但不见衰落，反而继续展开，更加普遍起来。在这前后七百年间，可以说随时都存在着数千，乃至数万的诗人，或至少具有作诗能力的人士。今天的日本，号称拥有数万的和歌人口、数万的俳句人口。但在中国，类似的现象，早已有之，并不稀奇。当时中国的诗人人口的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当然首推长江下游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各省。不过在国内其他省分里，尽管有密度高低之别，也都有增无减，全面地呈现着愈益普遍的现象。

这就是在中国诗史上，元代以后的诗坛异于从前的一个新发展。换言之，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个特色。我认为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发展。然而关于这一点，从来的学者似乎并不怎么重视，也很少有人谈到，所以不得不在这里先加指出，也许可供文学史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