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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大师高夫曼的写作以公众为对象，而不局限于学院人士。《精神病院》这本富含人性关怀的扛鼎之作，不仅蕴藏丰富的洞察力及深具启发性的概念，更具体诠释何谓「公共社会学」的力量——掀起全美去机构化的风潮，说服政府官僚们同意让社区重新拥抱「精神病患」。《精神病院》出版迄今超过五十年，早已经跨出了社会学而进入其他各个领域，可说是历久弥新。环视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全控机构不减反增，高夫曼的睿智揭露，将再次引领我们透视各种被遮蔽的隐藏世界。

　　本书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章〈论全控机构的特质〉，针对机构中的社会生活进行总体考察，大幅引用了两个例子——精神病院和监狱。本章说明其余章节将仔细发展的课题，也指出这些课题在整体讨论中的位置。第二章〈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针对尚未成为被收容者的人，考察「机构化」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哪些初步影响。第三章〈公共机构的地下生活〉，关注人们期待被收容者对一个铜墙铁壁的「家」表现出什么样的依恋，也考察了被收容者透过什么方式让自己和这些期待保持某些距离。第四章〈医疗模式与精神收容〉，则回到机构人员身上，以精神病院为例，来考察医疗观点在向被收容者呈现其处境时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简介

高夫曼（Erving Goffman）

　　当代美国社会学大师。1922年生于加拿大爱博他省（Alberta）的曼维尔市（Manville），195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及宾州大学。1982年获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高夫曼曾是全球薪水最高的社会学教授，但一生不立学派、不愿接受访问，甚至连照片都极少。在量化分析大行其道、鉅型理论称霸的年代，他的身影穿梭在小岛、精神病院、赌场等地，一步步探索从没人认为重要的「面对面互动」领域，让这个新的视野诞生、开展，以致影响后世甚巨。着作包括《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精神病院》（Asylums, 1961）、《相遇》（Encounter, 1961）、《公共场所的行为》（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1963）、《污名》（Stigma, 1963）、《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 1967）、《策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 1969）、《公共场合的关系》（Relations in Public, 1971）、《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1974）、《性别广告》（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6）、《谈话的形式》（Forms of Talk, 1981）。

译者简介

群学翻译工作室（翻译）

万毓泽（校订）

　　现为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国立中山大学特聘年轻学者。

推荐序：历久弥新的《精神病院》∕陈嘉新
推荐序：这些年，全控机构只增不减，我们察觉了吗？∕陈惠敏
序
导论
论全控机构的特质
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
公共机构的地下生活：一间精神病院中的各种生存之道
医疗模式与精神收容：一些关于修补式行业变迁的笔记
註释

第二部 医院的地下生活

资源

现在我要另外说明的是，被病患拿来当成次级调适的资源和材料。

Ⅰ
首先我所要提到的是代用品／权宜之计（make-do）的盛行。在每个社会机构中，参与者使用可取得的物品的方式及其目标，并不是官方所乐见的，因此更动了为这些人计画好的各种生活条件。其中涉及的，可能是具体改造一个物品，或只是不正当的使用脉络，而两者都为鲁宾逊漂流记式的主题提供了简单的例证。监狱里有一些明显的例子，包括把汤匙鎚制成一把小刀、把墨汁从《生活》杂志里榨出来、把习作簿拿来当成赌注条、用各种方法点燃香烟—比如从电灯插座、手工铁盒、拆成四段的火柴引出火花。虽然这种转变过程是许多复杂实作的基础，但当实作者不涉及他人的时候（除非是学习或教导这方面的技术），也就是当实作者自己消耗他生产的东西的时候，这种过程才最为明显可见。

在中央医院里许多简单的代用品，是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的。例如，病患往往把直立式的暖炉拿来烘烤他们自己刚在浴室的洗手台洗完的衣物，这构成了一道私人的、原本只有机构在乎的洗衣循环。在有硬板凳的病房里，有时当他们躺着的时候，会把卷起来的报纸搁在脖子和木头板凳中间。有时他们会用同样的方式卷起大衣和毛巾。住过其他收容机构的病人，在这个情形之下会使用更有效的物品：鞋子。在病房之间的移送过程中，病人有时会把私人物品装在枕头套里，再把枕头套上端打个结，而在某些监狱里，这种做法算是半正式的。有些面临老化的病患幸运地拥有私人卧房，他们可能会把一条毛巾垫在洗手台底下，把洗手台改造成一个书桌，那条毛巾就可以用来保护双脚，以免接触冰冷的地板。假使有些较老的病患不情愿或者不方便移动，有时候就会运用策略去规避如厕的任务：在病房里，他们会在蒸汽式的暖炉上小便，这样便不会留下太多擦不掉的痕迹；在每週两次到理发师那边剃胡子时，他们会趁病房人员不注意，把毛巾桶当成尿壶使用。在后段病房，各个年龄层的病人，有时会随手拿着纸杯，把它们当成痰盂和烟灰缸，因为与其制止他们吐痰或是抽烟，病房人员有时更在乎地板的整洁。

在全控机构里，这些代用品的焦点往往会聚集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其中之一便是个人的打扮—透过各种手段伎俩，以合宜的面貌呈现给别人。比如，据说修女会把黑色围裙披挂在窗户玻璃的后面，就变成一面镜子—修女可以用这面镜子来进行平常被禁止的自我检查、修正及认可。在中央医院里，卫生纸有时候会被「妥善处理」（organized）；它们会被整齐地撕下来、叠好，然后让人携带在身上。讲究整洁的病人会辩解这样一来卫生纸便会变成好抽取的「舒洁」。同样地，在炎夏的几个月里，一些男性病患也会把医院分发的卡其裤整齐地裁剪成夏季短裤。

Ⅱ
以上所提到这些简单代用品的特色是，一个人不需要投入场所的正式环境中，就可以运用它们。以下我要说明的这套操作方式，在机构的正当环境中，多少意味着更多的活力。可以维持正当活动的精神，但有时候会超过它们所被要求的程度。我们看到的是延伸和应用一些原本被拿来获得正当满足感的既有资源；或是为了私人的目标，利用整套例行的官方活动。在此我所要阐明的是「搬弄」体制（＂working＂ the system）。

在中央医院里，或许搬弄体系最基本的方式，展现在后段病房里那些一直不断称病、拒绝遵守纪律的病人身上。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吸引病房人员或是医生的注意，这样一来就可以与他们产生社会互动，不论这样的互动是多么纪律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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