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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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作者十三篇专题论文的结集。如果「辨证」是对以往学术思想史中视为当然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还其本来面目；「钩沉」是对以往佚失或忽略的历史文献予以发掘，揭示其学术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则本书各篇文字大都「辨证」与「钩沉」兼而有之、融为一体。

　　对于宋代以迄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中，学界以往未尝措意的一些重要思想课题、历史人物和原始文献，本书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比如，作为宋明儒学史的重要原始文献，黄宗羲和姜希辙两部同名的《理学录》，就是学界以往不知而为作者首次发掘而出的。《龙溪会语》这部王龙溪生前已经刊刻的最早的文集包含哪些后来王龙溪全集中没有的文献？王龙溪文集诸版本之间有何同异？王龙溪的《中鉴录》是怎样一部书？对于我们更为周延地思考明代儒学「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之间的关联具有怎样意义？也是作者首次进行了探讨。《周海门先生年谱稿》，更是迄今为止周海门年谱的首作。

　　而杨时已经佚失的《三经义辨》来龙去脉如何？在道学逐渐取代新学成为思想界主流的过程中究竟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周汝登是否应被划入泰州学派？《明儒学案》中泰州学派的划分存在哪些问题？作为晚明浙东佛教尤其禅宗振兴的推动者，周汝登与佛教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何利用《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这部以往研究者不曾注意的文献，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考察对王心斋后人的思想与实践，填补以往泰州学派研究中的空白？如何透过《儒门法语》这部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着作，了解清康熙朝理学人物彭定求其人其学？本书都进行了开疆拓土的研究。

作者简介

彭国翔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文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安德鲁斯讲座客座教授（Arthur Lynn Andrews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德国Ruhr University Bochum「洪堡学人」（Humboldt Fellow）、台湾大学访问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杰出访问学人」、德国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访问研究员等。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德国洪堡基金会与教育部颁授的Friedrich Wilhelm Bessel Research Award等奖项。现兼任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谘议委员（member of the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中国哲学史》副主编、国际儒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学术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和专长包括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学和宗教的比较。着有《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以及中英文论文70余篇、译着6部、译文10余篇。

序╱余英时
前言　
第一章 杨时《三经义辨》考论　
第二章 《樗全集》及其作者　
第三章 阳明学者的「实学」辨正　
第四章 王心斋后人的思想与实践——泰州学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脉　
第五章 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第六章 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　
第七章 日本内阁文库藏善本明刊《中鉴录》及其价值和意义
第八章 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
第九章 周海门与佛教——历史与思想　
第十章 周海门先生年谱稿　
第十一 章黄宗羲佚着《理学录》考论　
第十二 章姜希辙及其《理学录》考论　
第十三 章清康熙朝理学的异军——彭定求的《儒门法语》初探

序 ∕ 余英时

　　2000 年 7 月我在台北初次认识国翔，他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即后来修订出版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3；北京：三联书店，2005）。当天聚会匆促，未及详谈，不过他好学的热忱在我心中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四年后他到哈佛大学进行研究工作，曾抽空来访普林斯顿，我们才有充分的论学机会。以后他多次访美，每来必和我有数日的交流，由于治学范围和价值取向都很相近，这种交流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国翔的专业是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自正式进入大学课程之日起，便和中国哲学史是分不开的，冯友兰虽有「照着讲」（哲学史）和「接着讲」（哲学）之分，但这一分别祇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严格地说，「照着讲」之中已渗进了数不清的「接着讲」，而「接着讲」也处处离不开「照着讲」。所以中国人文学界早就出现了一个共识：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双管齐下，同时进入哲学和史学两大领域。自胡适以来，哲史双修便已形成北京大学的哲学传统，国翔师承有自，并且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本书〈前言〉中对此已作了清楚的交代。

　　但国翔尊重传统，却不为传统所限，从学思发展的历程看，他一直在扩大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并尝试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自《良知学的展开》以来，十年之中他已有四种论集问世（包括本书），重点和取向各不相同，恰可为他在学问上与时俱进的情况作见证。

　　本书题作《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国翔认为在他的哲学专业之外，「而属于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领域」。（〈前言〉）以他的几部论集而言，《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偏重于宗教学的进路，《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所处理的是他最擅长的哲学与哲学史方面的问题，而本书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本史学的作品；三者恰好鼎足而立。但学科虽跨三门，研究宗旨却一贯而下，同在阐明儒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故相互之间配合得很紧凑。本书所收「辨正」与「钩沉」十三篇，事实上，都和哲学及哲学史密切相关，所以我并不完全同意上引「属于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领域」之说。因为以中国的情形而言，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之间的界线是无法清楚划分的。据我所见，关于《龙溪会语》和两部《理学录》的考论都涉及了明、清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正如 先师钱宾四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有关陈确《大学辨》、潘平格《求仁录》及章学诚遗书抄本的发现与考订也为后来清代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基础文献，其贡献决不限于「学术史的领域」。

　　国翔在〈前言〉中特别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订，他借用传统的概念，要求哲学和哲学史的工作者「将『宋学』的思想阐发建立在『汉学』的历史研究之上」。自「五四」整理国故以来，这一要求曾不断有人提出，似乎早已成人文学界的一个共识。但按之实际，此说竟流为口头禅，言之者众而行之者寡。因此我认为国翔的论点仍值得再强调一次。他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下面一段生动而又沉痛的话：

　　如果不能首先虚心、平心吃透文献，还没读几页书就浮想联翩，结果只能是在缺乏深透与坚实的理解和领会的情况下放纵个人的想像力，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传统终究难有相契的了解。其研究结果也只能是「六经注我」式的「借题发挥」与「过度诠释」。（收在彭国翔《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页 80。）

　　此文撰于 2003 年，国翔的话当然是有感而发。可知对于文献基础的轻忽，一直到最近还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时有所见的现象。我完全同情国翔的立场，所以下面举一个实例来加强他的论点。

　　很多年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讨论《中庸》「修道之谓教」的文字，作者断定此处「修」字作「学」字解，乃汉初流行语，并引《淮南子．脩务训》为证。这句引文说：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着之所脩。

　　作者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层又一层的推理，最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结论。其实《脩务训》此处的「脩」（同「修」）字是「长短」之「长」的意思，高诱在句下注得明明白白：

　　短、缺；脩、长也。

　　而且同篇还有另一处「脩短」连用之语：

　　人性各有所脩短。

　　此处「脩」字作「长短」之「长」解，更是毫无致疑的余地。作者即使不信高注，也不应对此内证视若无睹。问题尚不止此，高诱在〈叙目〉中指出：

　　以父讳长，故其所着，诸长字皆曰脩。

　　这就将刘安及其门下宾客何以用「脩」代「长」的最深层原因掘发出来了。（这里我必须补充一句：《淮南子》所讳的是「长短」之「长」，读作 “chang”，而不是「长幼」或「生长」之「长」，读作 “zhang”。）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为什么竟会误读「脩」字呢？这决不是由于他对古典文本的修养不足。恰恰相反，就我所知，无论是「宋学」、「汉学」或哲学，该作者的造诣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依我的推测，他大概是急于证成他的哲学论点，看到〈脩务训〉中这个「脩」字可资利用，便不再追问此字有无歧义及其在《淮南子》中的复杂背景了。其结果则正如国翔所说，完成了一种「六经注我」式的「借题发挥」。

　　我认为这个例子特别值得哲学史研究者的警愓，因为它提供的最大教训是︰「在哲学起飞之前，研究者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他的历史文本，其中任何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放过！」

　　这是国翔第一部关于思想史和历史文献考释的专集，我希望他继续在这个园地中开垦，所以很高兴地应他之约，匆匆写下这篇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