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年轻记者的信(二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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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Samuel G. Fre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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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时开卷：年度十大好书．翻译类入围

　　在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本书作者在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两方面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本书中，他与年轻记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首先和读者分享了自己从高中校刊做小记者到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直至成为着名记者的奋斗经历。在做这些工作时，他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随着时代发展的创新。无论是广播採访、电视报导、网路部落格，还是偏远地方的冷僻新闻，作者的目标都是在採访、写作、思考、探究的过程中，塑造一个优秀记者的思维习惯。

　　在当今社会，随着媒介形式的巨大变化，新闻行业和新闻记者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作者以他新奇的观念和激动人心的故事，为已经或即将踏入新闻行业的人们提供了富有睿智的指导和灵感。

本书特色

　　对于新闻媒体的八卦和不正确报导，已偏离社会认知与充满道德的争议性，本书是新闻界的良知典范，也是新近从业人员学习的指南。

　　媒体不再是各种观念交锋之地，只是容纳极端偏执思想的回音室？

　　当我们看到充斥着色情谋杀、娱乐八卦和虚假造作的各种报导，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价值观、对读者负责的勇气，从未像如今这般重要。

　　透过美国资深媒体人之眼，重新检视媒体运作的核心价值。

作者简介

塞缪尔．弗里德曼（Samuel G. Freedman）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长达三十年。已出版过五本书，并为多家媒体撰稿，包括：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全国广播公司、《滚石杂志》和《商业週刊》。曾获普立兹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并荣获美国犹太图书奖。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特性
作为人的新闻记者
忠诚誓言
我们要背叛吗？

第二章  报导
做足功课
磨损的鞋
抢风航行
匿名的消息来源 
打字与思考   

第三章 写作 
写作的阶段 
形式和功能 
敬畏文字，尊重语言 
有关我的书
爱与隔离  

第四章 职业生涯
坚守你的立场
为渐进主义唱赞歌
迎难而上
图书市场上的失败 

后记

序言

　　三十年前，当我还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那个晚上之前，我已经在学校报刊做了七八年的时间，是从初中的学校报刊做起的。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在《信使报》实习，这是我第一个既喜欢又能拿到报酬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新泽西郊区，他们的报纸日销四万五千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从未忘记在那个夜晚所感受到的狂喜。

　　当时，我差几个月就十九岁了。我那时甚至没有正式的白衬衫或西装外套。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向父亲借了件便服套装。他比我矮近八公分，所以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太合身。我的头发向下披散着，留着连鬓胡子，那是我几个月前去俄勒冈州旅行时开始留的。当时的我看起来简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拥有对记者这个职业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原子笔和速记笔记本。这些东西比我那不合时宜的穿着重要。在上班前，我赶到了《信使报》的停车场。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六点半到凌晨两点半。这里也没有什么训练和指导的过程。我把在大学校刊工作时的剪报带来，这让编辑相信了我的工作能力。于是，我就被雇用了。我的工作是顶替休假的记者採访当地政府。上班的第一个晚上，我被派到一个叫布兰奇伯格地方，去採访镇委会。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在截稿之前完成了工作，并因在文章导言中加进了「assuage」（缓和）这个词，获得了夜班编辑的赞赏。

　　在我的报导发送完之后，我就有时间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了。《信使报》佔据了第二十二大街附近的一幢低楼层的现代化办公大楼。白色的砖和茶色的窗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保险公司或家俱店。在新闻编辑室，萤光灯照在一排排仿木的桌子和手动打字机上，令编辑室亮如白昼。编辑在办公桌前坐成一排，用胶水把剪报黏贴在一张纸上备用。废弃不用的稿子会专门装订起来。在编辑的身后沿着墙放着接收通讯社新闻的机器。在两扇旋转门的那一头有排字室和印刷室，这些地方都被结实的、身上墨迹斑斑的印刷工控制着，他们认为记者是一群愚蠢的家伙。狭窄的走廊下面是我们的「咖啡馆」，那里有六七台投币式自动贩卖机，里面有可用微波炉加热的薄饼。

　　我实习的第一夜，就对新闻了解甚多，知道这不是《头版》的神话世界。我们不是在城市哩，没人戴着软呢帽，从抽屉里偷偷拿出酒喝，或喊着：「重写一遍，孩子。」《信使报》原来在新泽西普兰菲尔德的闹区里。普兰菲尔德是一个小城市，因在这里建了麦克卡车厂而发展起来。一九六七年，这座城市的黑人突然爆发骚乱，暴徒把一个白人员警踩死了。因为这个缘故，《信使报》才决定迁移到郊区。

　　在以后的几周我发现，我所认识的记者中，似乎有一半喜欢报导过去的事情，而另一半喜欢报导未来的事情。有一个叫福里斯特的老记者，为了躲避去採访有关死者的消息而躲在桌子底下；他的同龄人——玛姬，有时就在桌上睡着了，假发还会跟着脱落；编辑菲尔则不停地抽着雪茄……但我不能因为有几个人特立独行就否定这一整个世代的记者，他们之中还是有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存环境、具有机敏意识的怀疑论者杰克．吉尔，也有中年时期在美国和平队转变人生的理想主义者霍利斯．伯克，他们不但有经验，而且还有智慧。

　　很自然地，我被年轻人的圈子所吸引。这都是些二十几岁、受过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编辑记者。城市版的编辑安．德沃伊戴着染色的飞行员眼镜读稿，还抽着烟，吃着三明治。调查版的记者山姆．梅迪斯用他在罗格斯大学写的诗谈论报纸。安最后成为《华盛顿邮报》驻白宫的记者，山姆成为《今日美国》的特约作家，其他人也去了《巴尔的摩太阳报》、《新闻日报》或《纽约时报》。虽然在那个夏天，这样的目标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对我来说，一星期挣个一三○美元已经够多了。那时，我出席了一系列市政会议，从区委会、教委会到城市规划委员会。我打电话到一些员警部门，了解每天案情的摘要。因为我和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很熟，他请我观看了夏季的轮演剧目。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记者队伍中的一员，在去採访之前，我们会一起分享义大利面；在开车回家前，我们会抓紧时间在安伯斯商店关门前喝上一杯。在那个夏天，那些闷热潮湿的新泽西夜晚从未显得那么富有魅力。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南邦德布鲁克做焦点记者的替补。那是座平静无事的蓝领城市。这时，有人打电话给我提供内幕消息。他说，在此城边缘的运河边的小道上有一堆可疑的垃圾碎片。这是那个夏天唯一真实的内幕消息。我开车去那里，发现了一堆十五呎高的垃圾。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在垃圾下面盖着海绵一样的白色材料，这使我警觉起来。离这里几哩远就是石棉制造商约翰斯．曼维尔的工厂。工厂里数百名在职和离职的员工由于吸入粉尘，患了罕见的癌症。我马上根据这个发现写了篇报导，这引起了州环境保护部门的重视，派人来检测垃圾的成分。后来证实这堆垃圾中果然有石棉。这是我第二篇引起轰动的报导。那里的业主做出反应，雇了个大学生看管垃圾。大学生坐在一辆马车的沙发上，观察周围的动静。这以后事情的发展，伴随着头版照片，成为第三篇引起轰动的报导。好几个晚上，当我在报社中走过福里斯特身边时，他总会喃喃地对我说：「石棉，你就是那个写石棉的人。」我搞不清楚他是在恭维我，还是在谴责我。在八月份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了解到，吸引福里斯特对鲍勃．马利的注意是最安全的。真没想到，他居然喜欢鲍勃．马利。

　　我不是在写这些石棉的文章时，才决心做一个新闻记者。我早在八年级自愿做校报总编辑时，便下此决心了。但是，这段《信使报》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我的工作确实是有分量的。它让我感到我确实是杰克．吉尔、霍利斯．伯克、安．德沃伊和山姆．梅迪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不只是个实习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这个夏天，我最后一次的值班结束了。和我实习的第一天一样，也是发送一些市政新闻，等待着新闻发佈。夜班编辑查理．纳特只比我大七八岁，但他皱眉的样子就像个七旬老人。在两点半之前，查理不道晚安，是没人敢走的。而对查理来讲，道晚安似乎是极度痛苦的事。好像早几分钟下班就会有懒惰之嫌，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灵魂。我注意到他道晚安的时候，总是用单调的语调，眼睛总离不开他编辑的稿子。而我们则像一群蟑螂一样飞速逃走了。但当我度过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美好夜晚时，听到他说「晚安」，我心里反而很不好受。听到这句「晚安」，我很难过，这种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用它作为开头没有任何坏处。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忠告，你也应当知道一些给你忠告的人的事。我不能拿有关战争的报导来吓你，教你如何躲避子弹，如何和将军对抗，因为我从未採访过战事。我也不能拿有关白宫内幕的报导来向你炫耀，因为我只去白宫参观过，从来不了解其中的秘密。我写过一些有关贫困、政治腐败和诈骗医疗补助方面的报导，但我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像韦恩．巴雷特和洛威尔．伯格曼那样的以揭发丑闻为职业的人。我已花费了大量时间探索那些被认为最不性感也最不抢眼的主题，我关注的是文化、宗教、教育和移民等问题。如果你让我做出选择，我还是喜欢写不出名的人，而不愿写名人。当我在聚会中或在编辑室和记者聊天时，偶然得知有人和我报导的人物一样，我就会感觉我做错了。

　　我也许有和你们一样的经历，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中是很普通的经历。我是从一家小报社（《信使报》）跳到中等规模的报社（《郊外论坛报》），再到大报社（《纽约时报》）的。我已写了六本书（包括这本书）。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我的学生自己也写了书，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全国广播公司、《滚石》杂志和《商业週刊》供稿。

　　透过教学、採访和写作，我不得不考虑，做为一个新闻记者需要做什么，做一个新闻记者意味着什么。在我的课堂上，在我给你们的这些信中，我要把这些思考形成文字。刚到哥伦比亚大学当助教时，对于新闻学是否能被讲授，我是抱着怀疑的。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所读的新闻系的课程，可以说是一种浪费。大学的校报《每日要闻》才是我的课堂，而经验才是我的导师。一路过来，我真正的指导者是校报的编辑和老记者，而不是学校里的老师。然而，我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堂课上向学生说明，学校课程有种改变我心灵的力量。因为我体会到，给学生修改文章时所产生的沟通，正是一种有力的指导。我确信在一个记者的成长过程中，好奇心和严肃的工作态度比天生的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年来，我也逐渐总结出是什么使新闻教育失败。原因就是有一群崇拜英雄的学生，对着名作家所写的战争报导顶礼膜拜。我记得我的新闻班上有一位意志薄弱的学生问我，他是否可以跷课去听大卫．哈尔伯斯坦的讲座。我说：「如果你去听了哈尔伯斯坦的讲座，你将永远不会成为哈尔伯斯坦。」事实上，哈尔伯斯坦的第一份新闻工作，是在密西西比州的西点的一家日销量才四千份的报社。现在他七十多岁了，但当他为写书做研究工作时，他还能为一天能进行两次标准长度的採访而自豪。至于我那位跷课去听讲座的学生，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他的署名文章。

　　当然，在这本书中，我不会是你的标题编辑，教你怎样去推敲字句。虽然我希望我所写的东西能让你更懂得如何修改自己的稿件，但这本书的本意并不在于此。它不是一本教科书、一本历史书、一本新闻批评着作，虽然它和这些书有一些共同点。不论是我的还是其他人的书，都不会为年轻记者提供特别的、职业上的指导。这种指导只能从一个有才华的编辑那里获得。我很幸运能走过这段路，我希望你也同样幸运。

　　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希望我能教给你一个新闻工作者接触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能灌输你一些思维习惯，鼓舞你去建立职业道德。我一生都在平面媒体工作，但是，我能告诉你有关技巧、正直、好奇心和去关注人类命运的内容，而这些对从事广播、电视和网路工作的人也同样适用。甚至我想和你谈谈绘画、音乐和戏剧，我很乐意，而且我觉得自己有这个水平。实际上，我确实希望你去学习艺术，它将提升你的文化修养，提升你的生活。伟大的新闻记者绝不会只停留在阅读报章杂志、收集新闻材料和收听新闻报导上，而会在文学、电影和爵士乐等伟大的艺术中寻找养分和催化剂。

　　我把你们当做在高中和大学里的记者，就像我以前那样，也把你们当做我现在正在教导的研究生，当做我第一次工作时的年轻同事。我还记得那种渴望、那种雄心壮志和对提升自我的渴求。我渴望成为杰出和卓越的人，我也只愿意教这些追求卓越的人。我有时被激怒的时候会告诉我的学生，「我严肃地对待你的作品，问题是你自己是否严肃地对待你的作品」。我承诺，如果你把事情做好了，我会大大地赞扬你。我把我看成你的长者，而不是你的上级。我所获得的东西大部分来自我的失败，而不是我的成功。我将把我犯过的错误一一指示给你。像我熟悉的一位牧师对他的教徒所说的那样：「教会不是圣徒的博物馆，它是罪人的医院。」

　　我欢迎你的加入，也因为你的关注而感到荣幸。最后，我要你相信，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你已经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职业，一个不需要感到抱歉的职业，一个能使你快乐的职业。

作为人的新闻记者

要成为有道德的新闻记者，你必须永保仁慈之心。你大概会认为我正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客观的理想状态是新闻记者对于所採访的对象採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为了确保公正，新闻记者被要求不动感情。但我个人总是认为「客观」是一个错误的辞汇，因为人不能回避主观。新闻记者所追求的就是怎样更好地体现公正，这一主题本身值得我们稍后单独讨论。无论你把在新闻中保持距离称为客观还是公正，或是有其他什么词，新闻距离不能、也根本不应该超越人性的范畴。新闻是关于沟通情感的，而不是拒情感于千里之外。在一些罕见和非常的情况下，新闻是要突破障碍的，这障碍就是艺术界人士所说的「第四面墙」，所谓的「第四面墙」，把人与我们正在报导的事件截然分开。如果你不能成为人，那么你就不太可能成为记者。

有两张获奖照片的故事和照片的拍摄者正好能说明我的观点。如果你们研究过越南战争，那么你可能看到过一张这样的照片：一个越南女孩赤身裸体哭嚎着跑在一条路上。那个小女孩是美军凝固汽油弹袭击的牺牲品。这个痛苦的被烧灼的女孩的照片并没有在美国引起深化反战的作用，倒是使美联社的摄影记者黄幼公获得了普立兹奖。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黄幼公拍完那个名叫潘金淑的小女孩之后，他把小女孩带上了一辆小公共汽车，命令那辆汽车去一家医院，并在那里恳求大夫立即进行治疗。直到潘金淑上了手术台，黄幼公才回到美联社的办公室去沖洗照片。潘金淑在二十八年之后的一个仪式上对英国女王谈到了黄幼公：「他救了我的命。」我应当在这里加上一句：他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另一张摄于一九九三年的照片拍的是苏丹的饥荒。照片抓到了正走向救济所的一个瘦弱、蹒跚的孩子跌倒的瞬间，孩子的身后是一只秃鹫。像黄幼公一样，拍摄这张照片的自由撰稿人凯文．卡特吸引了公众舆论对这一图片形象的兴趣。卡特也像黄幼公一样，获得了普立兹奖。不过他没有像黄幼公那样拯救照片中的主角。卡特在英国《卫报》的一位同事大卫．贝雷斯福德回忆当时质问他的情形：「你为这孩子做了什么？」

卡特回答说：「我什么都没做，那里有成千上万那样的孩子。」（卡特的确说过他赶走了那只秃鹫，还说他拍完照片后哭了几个小时。）在获得普立兹奖后不到四个月，卡特自杀了。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一个自杀者的确切想法，但事后许多卡特的同事不断回忆着他作为新闻记者失去人性的那一天。

我知道关键时刻的抉择对于像你们这样年轻的人是多么的困难，你们是专业上的新手，想要打造自己的特点，想要理解那些施加在你们良心上的矛盾要求。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二○○一年九月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教授新闻报导导论课程。在「盖达」组织发动袭击的那个早晨，我的学生才上了一个月的课。他们立即被卷入了这起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新闻事件，尽管他们还在努力学习最基本的技巧。我并没有像许多同事那样把学生送到世贸中心所在的废墟，让他们感受对不安全的恐惧，但我让学生们去进行纽约遭袭的后续报导，採访纽约市的社区新闻。现在回顾起来，我可以说这种经历使他们超越了自我。他们写了多明尼加移民门房在「双子星」大楼倒塌时遇难，写了钖克教教徒由于被误认为是阿拉伯人而被认为有犯罪的意图，写了殡仪员为众多残缺的尸体办理丧葬事宜，还写了消防部门的风笛手乐队为葬礼和怀念仪式进行了数百次演奏，而他们已经失去了两位自己的同事。

在报导那些事情的过程中，我的学生也碰到了一些令人极度痛苦而必须面对的问题。我的採访对象哭了怎么办？我可以触摸他们吗？我可以拥抱他们吗？我哭了又会怎么样？如果我哭的话算是个很糟糕的记者吗？在我的课上当助教的《纽约时报》的米尔塔．奥吉托回答了这些问题。在纽约遭袭之后的几周里，米尔塔一直在写〈罹难者介绍〉，这是《纽约时报》为那些被证实在袭击中遇险的人开设的专栏。换句话说，就是她每一个工作日都在採访倖存者。她对全班同学讲，她在与失去两个女儿的父亲电话交谈时如何失声痛哭。

她回忆了走进《纽约时报》的女厕时，发现一位同事由于极度紧张而在那里抽泣的场面。米尔塔明白，作为记者，哭泣不会使她受到冲击和伤害。如果长期不能感受寡妇和鳏夫的心痛，不能感受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痛，而且也不能传达这种痛苦，这种对人性的疏远就会导致新闻工作者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