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为何在美国人的眼里──
俄国变成了沙皇专制下犯人流放的恐怖国度？
中国怎么了令人神往的香格里拉？
俄国变成了沙皇专制下犯人流放的恐怖国度？
中国怎么了令人神往的香格里拉？
20世纪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是如何错误解读中俄两国，而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外交政策？
本书通过对20世纪美国对华、对俄关系史的梳理，强调美国对中俄两国长期形成的文化立场影响了美国对中俄两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而非美国对上述两国的外交政策影响了这种文化立场。本书认为，纵观20世纪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关系史，美国人对中俄两国的固有文化立场始终影响了美国对中俄两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而且这种观念的影响对21世纪的美国对华和对俄关系仍然是重大的关键。假如这种固有的文化偏见再度出现的话，那么美国对中俄两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仍将受到它的莫大影响和牵引。
本书特色
本书旁征博引了大量回忆录、档案、谈话记录，其中很多资料为首次公开披露，说明了这些左右局面的「美国人」如何根据他们在中俄两国的所见所闻──或者说他们个人的理解，影响美国人对中俄两国的形象认知，进而左右美国对中俄两国外交政策的制订。
《失落的罗盘：20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身份重塑》 一、导言：现代性的迷思与边缘的呼唤 本书深入剖析了20世纪初至世纪末，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一系列不为人所熟知的文化碰撞与身份重塑的复杂图景。它聚焦于那些在主流叙事中被边缘化或刻意忽略的群体、思想和事件，揭示了“进步”的现代化进程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个体在剧烈社会变迁中的精神困境。我们试图超越宏大叙事的藩篱，从微观的视角切入，考察不同文明在接触与张力中如何理解彼此，又如何反观自身。 全书以“罗盘”的失落与重建为主线，探讨了在传统信仰体系崩塌、现代性理想受挫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移民群体以及特定社群如何寻找新的精神支点和文化定位。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历史事件的编年史，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流变与文化适应性的深度考察。 二、第一部分：异域的凝视与“他者”的构建 本部分着重探讨19世纪末至一战期间，西方世界对“非西方”社会（特别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殖民地）产生的复杂心态。 1. 东方学的幽灵与“异域情调”的陷阱： 我们分析了早期人类学家、探险家和传教士的记录，揭示了“东方”是如何被建构为一个充满异质性、静止不变的对立面。这种建构往往服务于西方内部的自我确认，将“他者”工具化，用以定义自身的“现代性”和“理性”。我们将考察几组关键的案例，比如对热带地区社会结构的观察如何被用来论证欧洲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艺术领域中对异域风情的迷恋如何掩盖了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2. 民族主义的回响：帝国边界的消融与身份的固化： 一战后，旧有帝国体系的瓦解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本书探讨了在这一转型期，民族主义叙事如何被迅速塑形，以及这种塑形过程中，对内部少数族裔或前殖民地精英的排斥机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对比了三个不同地区——巴尔干半岛、东亚某新兴工业国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民族构建策略，关注其在教育、语言规范和历史记忆重塑上的差异与共性。 3. 科技进步与道德真空：原子时代的开端： 本章将目光投向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探讨了20世纪初期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裂痕。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前沿科学的突破，如何在哲学层面冲击了既有的世界观，使得部分知识分子陷入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通过分析几位重要哲学家的著作和私人通信，我们试图重建他们面对科学奇观时，在道德和形而上学层面所经历的“失重感”。 三、第二部分：流散、回归与混合体的诞生 全球冲突和经济动荡引发了空前规模的人口迁徙。第二部分聚焦于这些流动中的个体及其构建的新文化空间。 1. 跨洋的知识分子：文化移植与反向输出： 我们研究了那些因政治或学术原因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回归”并非简单的地理移动，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翻译过程。这本书详细梳理了流亡者在新的栖息地所建立的地下出版网络、非正式研讨会，以及他们如何利用新的传播媒介（如早期广播或小众杂志）来维持其思想的活力，并试图影响故土的政治走向。我们特别关注了他们如何处理“纯粹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 2. 移民社区的“时间错位”：代际差异与文化继承： 在新的移民目的地，不同代际的移民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第一代移民往往试图维持旧有的生活方式，将故土的传统视为抵抗同化的堡垒；而第二代、第三代则在主流文化与家族记忆之间挣扎。本章通过对特定族裔社区（如北美西海岸的渔业工人社区或欧洲工业城市的手工业者家庭）的口述历史档案进行细致分析，展现了文化习俗如何在家庭内部产生断裂和重新诠释。 3. 建筑的语言：现代主义与地方性的对话： 全球化的建筑思潮席卷世界，但其应用往往与当地的气候、材料和审美传统发生碰撞。我们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建筑项目（如20世纪中叶在南美或南亚修建的政府大楼或大学校园），剖析了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如何被本土建筑师“改造”——是完全的复制，还是在结构和材料上实现了创造性的“在地化”？这些建筑成为了文化融合与抵抗的无声见证。 四、第三部分：抵抗与重构：后殖民语境下的批判声音 随着20世纪下半叶的到来，对既有世界秩序的反思愈发深刻，新的批判理论和抵抗运动涌现。 1. 语言的战场：翻译策略与主体性的夺回： 权力不仅体现在军事或经济上，更渗透在语言的结构之中。本书详细考察了后殖民语境下，作家和理论家如何有意识地“篡改”殖民者语言，引入本土词汇，或颠覆既有的语法结构，以期从殖民话语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我们分析了翻译理论如何从简单的等值转换，转向一种强调“失语”与“重新命名”的激进实践。 2. 艺术的“非线性”叙事：时间观念的颠覆： 在传统西方叙事结构（线性、因果）受到质疑的同时，一些艺术家开始探索非线性的时间表现形式。本章关注了电影、实验戏剧和视觉艺术中，时间流逝被刻意打碎、循环或重叠的手法。这些艺术尝试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对西方理性化时间观的一种深刻抗议，旨在恢复一种更接近于生命体验的、多层次的时间感知。 3. 记忆的政治学：纪念碑的拆除与重立： 历史记忆是身份构建的核心。20世纪后半叶，许多国家开始对其殖民历史或专制时期的遗迹进行清理与重估。我们研究了关于纪念碑、官方历史教科书修订的激烈辩论。这些“记忆的战争”揭示了谁有权定义过去，以及对过去的重新诠释如何直接影响当下的社会和解进程。我们通过对特定城市广场的变迁记录，展现了记忆重塑的复杂性和情感张力。 五、结论：全球化悖论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全书最后一部分总结了20世纪在加速连接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深刻悖论：越是全球化，个体和社群对独特性的焦虑感似乎越强。本书认为，20世纪的文化冲突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形成了一种难以解开的“混合体”（Hybridity）。理解这种混合体的复杂性，是面对21世纪全球挑战的关键。我们应警惕任何试图提供简单、统一解释的“罗盘”，转而接受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身份的流动性与认知的相对性才是常态。这本书旨在提供分析这种复杂性的工具，而非提供终极答案。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唐纳德‧E‧大卫斯（Donald E. Davis）
伊利诺州立大学（诺默尔）历史学教授、美苏关系史专家，专长为当代历史研究，长期关注中俄两国的历史发展，编有《保罗‧B‧安德森回忆录》（No East or West: The Memoirs of Paul B. Anderson），与尤金‧•特兰尼合着《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尤金‧P‧特兰尼（Eugene P. Trani）
维吉尼亚联邦大学荣休校长，历史学者、美国涉外事务专家，曾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发展有深入研究，着有《沃伦‧G‧哈定的总统任期》（The Presidency of Warren G. Harding）等多部着作。
校阅者简介
金光耀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97年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国对外关系史，尤偏重民国外交史，发表有论文〈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等。曾先后担任英国University of Leeds、美国Columbia University访问学者，瑞典Lunds University、韩国高丽大学访问教授以及美国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客座教授。
译者简介
马建标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金莹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秦岭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
卢晓璐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
唐纳德‧E‧大卫斯（Donald E. Davis）
伊利诺州立大学（诺默尔）历史学教授、美苏关系史专家，专长为当代历史研究，长期关注中俄两国的历史发展，编有《保罗‧B‧安德森回忆录》（No East or West: The Memoirs of Paul B. Anderson），与尤金‧•特兰尼合着《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尤金‧P‧特兰尼（Eugene P. Trani）
维吉尼亚联邦大学荣休校长，历史学者、美国涉外事务专家，曾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发展有深入研究，着有《沃伦‧G‧哈定的总统任期》（The Presidency of Warren G. Harding）等多部着作。
校阅者简介
金光耀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97年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国对外关系史，尤偏重民国外交史，发表有论文〈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等。曾先后担任英国University of Leeds、美国Columbia University访问学者，瑞典Lunds University、韩国高丽大学访问教授以及美国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客座教授。
译者简介
马建标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金莹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秦岭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
卢晓璐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
图书目录
前言
序言
导言
上卷 俄国
Chapter 1
「苏维埃萨姆」与流亡者
Chapter 2
来自里加的俄国通
Chapter 3
在乌托邦的使命
Chapter 4
度蜜月者
Chapter 5
合作伙伴
Chapter 6
X先生
Chapter 7
幕后操纵者
下卷 中国
Chapter 8
传教士外交
Chapter 9
实用主义者在中国
Chapter 10
红星照耀中国
Chapter 11
小说家与大使
Chapter 12
总统与委员长
Chapter 13
卢斯在重庆的手下
Chapter 14
领袖们
结语
跋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序言
导言
上卷 俄国
Chapter 1
「苏维埃萨姆」与流亡者
Chapter 2
来自里加的俄国通
Chapter 3
在乌托邦的使命
Chapter 4
度蜜月者
Chapter 5
合作伙伴
Chapter 6
X先生
Chapter 7
幕后操纵者
下卷 中国
Chapter 8
传教士外交
Chapter 9
实用主义者在中国
Chapter 10
红星照耀中国
Chapter 11
小说家与大使
Chapter 12
总统与委员长
Chapter 13
卢斯在重庆的手下
Chapter 14
领袖们
结语
跋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图书序言
序言
关于美国人对待中俄两国的态度和政策问题，已经有相关研究论着问世。这些论着根据挑选的某些问题与事件考察了美国人那些关于俄国和中国根深蒂固的态度、某些时期的舆论观点以及政策。历史学家彼得‧法林（Peter Filene）在谈到他本人的着作时，试图「透过那些短暂的且常常是非典型的表面迹象，寻求潜在的思想动机过程」。他又解释说：「通过选择一个长时段研究，我希望避免误解有关美国人态度的舆论，借以发现隐藏在短暂的争论潮流背后的思想动力。」
对我们而言，像盖洛普（Gallup）这样的民意调查者所使用的调查方法是不够满意的。这是因为盖洛普一直到1935年才进行这种调查，而他的调查问卷只涉及短期问题。如另一位作者所言，「公众舆论调查不是我们认识公众舆论的万灵丹，它对于人们理解舆论背后的真实态度和信仰体系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发现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对中俄两国的深刻的文化好恶问题，类似于种族与性别方面的成见。这种文化成见基本上是原始的。在美国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因而无法摆脱。许多问题或事件，甚至是重大事件也很难对这种固有的文化情感造成影响。相反的，它们依附在更深层次的思想趋势的表面。法林认为美国人对俄国的感知，我们不妨把中国也涵盖在内，只不过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美国态度的征兆」。他认为，历史学家是在从事一项「探查或阐释语言文字表面含义的精密工作，以便获得潜藏其背后的实际态度」。
我们认为本书所选取的许多典型案例真实反映了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某一刻出现的潜在趋势―在此阶段美国从相对孤立的北美大陆诞生后，便开始谋求她的国际地位。那时，美国人的固执偏见形成了，尽管他们随后仍在不知不觉地构建着。美国人对中俄两国态度形成的关键十年是在19世纪90年代。
本书着眼于20世纪的美国人与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世纪里，19世纪90年代的「西伯利亚」乔治‧肯南（ “Siberian” George Kennan）和外交官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最初对俄国和中国形象的扭曲变成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广泛传播的偏见。其中包括美国人对俄国的不信任和对中国的信赖，但二战期间的苏联和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两个重大的例外。在美国亲华反俄的情感演变过程中，20世纪显得尤为重要。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探讨俄国和中国的国家形象被扭曲的意义在于了解它们对21世纪的潜在影响。如果任由美国在20世纪对俄国和中国形成的偏见在21世纪再度出现，对美国而言将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中俄联合反美或许将最为令人坐立难安。例如，在美中贸易逐渐缩水的同时，俄国对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俄国原材料的相互需求将可能导致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挑选欧威尔式的2084年作为这一场景的高潮年份。到那时，美国将自1919年以来第一次跟着她在20世纪的两大竞争对手后面亦步亦趋。这使我们想起了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对西班牙美洲帝国失败原因的解释―其原因之一是，直到1756年波旁王朝缔结和约，西班牙仍无法与英国、法国建立伙伴关系。现在，我们让读者自己去想像和讨论那些关于美国的不愉快的话题，而我们将时常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我们关于20世纪俄、中两国的国家形象被扭曲的叙述由一系列精彩场景组成，而精心挑选的演员使这一叙述栩栩如生。虽然还可以选择其他一些人，但我们挑选的这群人鲜明地展示了主要的形势和冲突。在我们的分析方法中，国际关系的结构或文化的冲突相对次要。相反，我们让演员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故事展现根深蒂固的发展趋势。接下来的两个段落，我们将介绍本书的写作思路。
学者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对俄国的观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他既迷恋沙皇俄国，但又从一开始拒绝承认苏俄。罗伯特‧凯利（Robert F.Kelley）在20世纪20年代培养的外交官们解决了这一困境，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恢复「西伯利亚」乔治‧肯南对俄国的憎恶感。当记者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以与哈珀相反的立场抛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转而憎恨苏俄时，他延续了这一负面倾向。另一个类似的反转角色是美国大使威廉‧C‧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他经历了对苏联乌托邦的幻灭。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试图让第二任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大卫斯（Joseph Davies）将俄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但史达林（Joseph V.Stalin）选择了希特勒（Hitler）。在德国入侵苏联后，大卫斯鼓吹与史达林结盟能带来胜利。达到戏剧性高潮的雅尔达会议，同样标志着一直困扰美俄关系的不信任情绪的回归，之后年轻的外交官乔治‧F‧肯南（George F.Kennan）提出的遏制理论开始流行，冷战兴起―不管后者该由谁承担。直到罗奈尔得‧雷根（Ronald Reagan）总统重新运用罗斯福的策略，并承认米哈伊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统治下的俄国不再是「邪恶帝国」。
至于中国方面，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将美国的进步主义带到了徘徊于传统与变革中的中国。爱德格‧斯诺（Edgar Snow）和白修德（Teddy White）等新闻记者和小说家赛珍珠（Pearl Buck）为更现实地理解中国而不懈努力着，但并未成功地教育那些将中国视为乱世香格里拉的美国人。二战让罗斯福、史达林、邱吉尔（Churchill）、蒋介石、「醋性子」乔‧史迪威（“Vinegar” Joe Stilwell）将军和国务院的中国通们参与到这出戏剧中。他们既没能重建国民党中国，也没有让美国与毛结盟。像雷根对俄国一样，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重修中美关系。美国是他们这一工作的受惠者：与俄国调整关系，与中国重归旧好。考虑到20世纪历史中的俄国和中国被扭曲的国家形象，我们能在21世纪继续保持美国与俄国、中国的平衡关系吗？以下是本书各章的摘要，我们将梳理出一条揭示20世纪俄中两国扭曲形象的谜一般的线索，并说明当代世界某种固有的威胁。
随后各章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排列，本书作者将说明美国人关于俄中两国形象的认知起源，演变过程，及其如何经常促使美国採取一种相似的外交政策，即一般而言对俄消极而对华积极。我们想明白某些个别的美国人如何成为上述美国观念和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因为他们的所见所闻―还是因为他们想像中的所见所闻―是白菜，还是国王，抑或会飞的猪。我们在本书导言一节中探讨了上述问题赖以存在的思想渊源，重点考察了老「西伯利亚」乔治‧肯南（the Elder George “Siberian” Kennan）与「中国通」柔克义的思想与行为，这两个美国人确立了20世纪美国与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基础。在上编「俄国部分」，我们分七章讨论美俄关系问题，第一章「『苏维埃萨姆』与流亡者」分析了美国最早的一位斯拉夫语专家撒母耳‧哈珀以及其他俄国流亡学者的职业生涯。在第二章「来自里加的俄国通」，我们讨论了罗伯特‧F‧凯利在国务院的任职情况以及20世纪20年代俄国专家团在里加和拉脱维亚的培训情形。第三章是向美国大众宣传俄国是一个「邪恶帝国」，我们考察了尤金‧莱昂斯以及其他新闻记者的新闻工作，他们对俄国持批评态度。第四章「度蜜月者」论述20世纪30年代首批出使俄国的美国外交官。紧接着，我们讨论第五章「合作伙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史达林在二战期间一段不寻常的友谊。在第六章中，我们探讨凯利的一位被保护人乔治‧F‧肯南的发迹过程以及他的遏制政策。第七章「幕后操纵者」，讲述肯南遏制理论的执行者、强硬的「击退」政策创始人保罗‧尼采（Paul Nitze）的故事。
下编中国部分也有七章。从第八章「传教士外交」开始，概述了20世纪初美国几任总统，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在华传教士的作为。第九章「实用主义者在中国」，我们重点分析约翰‧杜威在中国的两年讲学经历，及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第十章，「红星照耀中国」，探讨热爱红色中国的美国记者爱德格‧斯诺的生平与时代。第十一章，「小说家与大使」，分析赛珍珠的文学作品以及纳尔逊‧T‧詹森（Nelson T.Johnson）大使的外交活动。二战期间，特别是在战时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试图制订一项与蒋介石合作的远东政策。这是第十二章「总统与委员长」的主要内容。在此期间，白修德为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时代》週刊报导中国事务，是为第十三章「卢斯在重庆的手下」所探讨的问题。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美国与红色中国即断绝关系，一直到尼克森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时代才重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十四章「领袖们」对此有专门叙述。从1949到1969年，特别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爆发，尽管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愤怒，却没有从心底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尼克森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因此能够将其重新点燃，从而便利卡特总统（Jimmy Carter）推行承认中国政策的实现。
在本书结语部分，我们分析雷根总统通过重新运用罗斯福总统的「妥协」政策，实现了按照他的意愿遏制苏联的成功政策。我们还谈到布希总统（George H.W.Bush）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如何得以避免因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而可能导致的不接触。布希总统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前往北京。他们向中国领导人承诺，美国将继续採取对华友好政策，尽管公众情绪对中国充满敌意。在「跋」里，我们提出美国当前的公众态度与外交政策是何种境况。并且，我们全文引用了特兰尼博士为《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撰写的评论文章。结语和跋是对本书所阐述内容的必要补充。
我的一位同事在完成他在苏联的教学任务之后，立即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到他离开莫斯科之际心中只想到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这位同事的体验以及我最近在中苏两国的访问经历，令人再次回想起美国人中关于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迥然不同的观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美国人访问苏联时，他们通常会对东道主产生深深的怀疑。苏联侍者、职员、海关官员、服务人员、政府官员确实给我们的苏联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般情况下都不是正面的感受。苏联为数众多的穿制服的人员如警察与军人也令美国访客感到不快。
相反，访问中国的美国人通常对他们所受到的盛情欢迎大加赞赏。中国东道主与服务人员能使来访者获得宾至如归的真切感受。许多美国人离开苏联时感觉如释重负；实际上，当飞机离开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机场时，美国乘客经常自发地欢唿起来。
相比之下，美国人离开中国时总怀着伤感，常常会感到他们与中国人缔结的新友谊将持续许多年。关键在于生活方式与民族传统致使大多数游客对中国怀有积极的乐观的印象，而对苏联产生怀疑的消极的观感。
这两种印象都不是完全精确的。美国人习惯于夸大苏联以及美苏关系中的问题，而低估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中的问题。这种流行的国家印象部分地说明美国与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关系为何如此不同。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雷根总统的北京与上海之行是再自然不过的，而且是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应有举措。而考虑到当时美苏两国关系的状况，若雷根总统同样访问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将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美国人似乎对中国人有好感，尽管他们对共产主义国家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对中国的领导层抱有相当的同情与兴趣。同样是这些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印象却很差，而且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东西产生自然而然的不信任。
对此，人们必然要问个究竟。因为美国人对中苏两国的印象必然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所反映，因此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就历史而言，美国人通常对中国看好而对俄国印象不佳：部分原因是中美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全面广泛，而美俄两国的接触屈指可数。即使在致使中俄两国的共产党掌握政权的革命发生之前―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1949年的中国革命―访问中国的美国人数量远远超过那些到俄国的美国人。
美国商人、传教士、教育家与慈善家在革命前的中国组成了一个规模虽小却不容忽视的社会网路。自1784年美中两国交往以来，那些来华的美国人就不断地向国内传递有关中国良好印象的资讯。长期以来，这些对中国友好的报导促使有关中国人以及中国为题材的大量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相反，很少有美国人在1917年之前访问俄国，而那些到过俄国的美国人也很难有能使他们对俄国产生同情的经历。可以认为，在19世纪，俄国的强大足以阻止外国人介入内政，而当时的中国由于软弱，致使外国人可以随意地进行干预。
不管事实如何，19世纪建立起来的有关中俄两国的文本形象延续至20世纪。像赛珍珠（《大地》一书的作者）这样的畅销书作家激起难以估量的对中国人的好感，在她的笔下中国人被描绘成淳朴的、快乐的样子。大多数关于俄国的文学作品一直是消极的。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虽有许多美国知识份子沉湎于对苏联的「红色浪漫」（Red Romance），美国人关于苏联的主流观点仍然是一个遭受贫困与失去个人自由的不愉快国家。
美国人对中俄两国的不同印象的形成原因，还可以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与俄罗斯人对他们各自国家的态度上找到答案。那些在19世纪移居美国的中国人虽然形成了华人社区，但对他们的祖国却没有任何恶感，实际上他们对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与此同时，在俄国革命爆发前后来到美国的俄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俄国宗教偏见、政治煽动以及某种无法预测的势力的牺牲者。这种国家态度延续至今。甚至到今天，美籍华人一般会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振奋不已。
新近从俄国来到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是苏联政府及其价值观的严厉批评者，他们对美国政府採取的任何一个对他们出生的故土的强硬政策拍手称快。
美国大学里有关中俄两国的学术研究取向也促进了美国人关于中俄两国认知观念的形成。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计画主要由那些在中国有过愉快经历的美国人来主持，这使他们只提供同情中国的解释。另一方面，俄国研究从一开始就由一批俄国移民所主导，他们对苏联的发展持批评态度。
多年以来，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一直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他被视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泰斗」。他因同情中国以及能够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事务而闻名遐迩。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俄国史教授是米哈伊尔‧卡尔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他是俄国最后一个非布尔什维克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流亡者。卡尔波维奇先生的反布尔什维克信念见之于其有关俄国生活与历史的评论中。
因此，哈佛大学的学生听到的是亲华的中国史与反俄的俄国史。有关中国史与俄国史的研究队伍在美国其他重点大学里也是如此相行不悖地发展着。比如，芮沃寿（Arthur Wright）多年执教中国史，而格奥尔基‧维尔纳特斯基（George Vernadsky）则讲授俄国史。当学生们在他们老师的薰陶下毕业后，进入学术界、政界和外交界工作，他们会继续强化美国的亲华与反俄态度。
当然，二战期间中苏两国的领导人也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形象。俄国的史达林尽管热衷于消灭法西斯敌人，仍被许多美国人视为一个只顾处死政敌的「嗜血独裁者」。当同盟国发现他们无法在1945年之后寻求一个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案时，史达林的形象变得更糟，并使苏联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
相反，蒋介石的独裁在某些方面不亚于史达林，却在西方被看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蒋介石的形象（只有少数人怀疑他渎职，缺乏实施改革的能力）很容易被归结为全中国的形象。
显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历史性地影响了美国人关于俄国和苏联的消极印象，那就是俄国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这种影响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是不存在的。
鑑于美国与中苏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各行各业的美国人都需要明白上述感知以及影响这种感知的因素，从而竭尽全力地使我们对待中苏两国的态度趋于平衡。看起来，中国人与俄国人也迷上这种感知的镜像，即大多数中国人倾向于接近美国，而许多俄国人则对美国非常不信任。
关于美国人对待中俄两国的态度和政策问题，已经有相关研究论着问世。这些论着根据挑选的某些问题与事件考察了美国人那些关于俄国和中国根深蒂固的态度、某些时期的舆论观点以及政策。历史学家彼得‧法林（Peter Filene）在谈到他本人的着作时，试图「透过那些短暂的且常常是非典型的表面迹象，寻求潜在的思想动机过程」。他又解释说：「通过选择一个长时段研究，我希望避免误解有关美国人态度的舆论，借以发现隐藏在短暂的争论潮流背后的思想动力。」
对我们而言，像盖洛普（Gallup）这样的民意调查者所使用的调查方法是不够满意的。这是因为盖洛普一直到1935年才进行这种调查，而他的调查问卷只涉及短期问题。如另一位作者所言，「公众舆论调查不是我们认识公众舆论的万灵丹，它对于人们理解舆论背后的真实态度和信仰体系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发现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对中俄两国的深刻的文化好恶问题，类似于种族与性别方面的成见。这种文化成见基本上是原始的。在美国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因而无法摆脱。许多问题或事件，甚至是重大事件也很难对这种固有的文化情感造成影响。相反的，它们依附在更深层次的思想趋势的表面。法林认为美国人对俄国的感知，我们不妨把中国也涵盖在内，只不过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美国态度的征兆」。他认为，历史学家是在从事一项「探查或阐释语言文字表面含义的精密工作，以便获得潜藏其背后的实际态度」。
我们认为本书所选取的许多典型案例真实反映了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某一刻出现的潜在趋势―在此阶段美国从相对孤立的北美大陆诞生后，便开始谋求她的国际地位。那时，美国人的固执偏见形成了，尽管他们随后仍在不知不觉地构建着。美国人对中俄两国态度形成的关键十年是在19世纪90年代。
本书着眼于20世纪的美国人与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世纪里，19世纪90年代的「西伯利亚」乔治‧肯南（ “Siberian” George Kennan）和外交官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最初对俄国和中国形象的扭曲变成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广泛传播的偏见。其中包括美国人对俄国的不信任和对中国的信赖，但二战期间的苏联和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两个重大的例外。在美国亲华反俄的情感演变过程中，20世纪显得尤为重要。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探讨俄国和中国的国家形象被扭曲的意义在于了解它们对21世纪的潜在影响。如果任由美国在20世纪对俄国和中国形成的偏见在21世纪再度出现，对美国而言将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中俄联合反美或许将最为令人坐立难安。例如，在美中贸易逐渐缩水的同时，俄国对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俄国原材料的相互需求将可能导致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挑选欧威尔式的2084年作为这一场景的高潮年份。到那时，美国将自1919年以来第一次跟着她在20世纪的两大竞争对手后面亦步亦趋。这使我们想起了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对西班牙美洲帝国失败原因的解释―其原因之一是，直到1756年波旁王朝缔结和约，西班牙仍无法与英国、法国建立伙伴关系。现在，我们让读者自己去想像和讨论那些关于美国的不愉快的话题，而我们将时常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我们关于20世纪俄、中两国的国家形象被扭曲的叙述由一系列精彩场景组成，而精心挑选的演员使这一叙述栩栩如生。虽然还可以选择其他一些人，但我们挑选的这群人鲜明地展示了主要的形势和冲突。在我们的分析方法中，国际关系的结构或文化的冲突相对次要。相反，我们让演员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故事展现根深蒂固的发展趋势。接下来的两个段落，我们将介绍本书的写作思路。
学者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对俄国的观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他既迷恋沙皇俄国，但又从一开始拒绝承认苏俄。罗伯特‧凯利（Robert F.Kelley）在20世纪20年代培养的外交官们解决了这一困境，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恢复「西伯利亚」乔治‧肯南对俄国的憎恶感。当记者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以与哈珀相反的立场抛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转而憎恨苏俄时，他延续了这一负面倾向。另一个类似的反转角色是美国大使威廉‧C‧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他经历了对苏联乌托邦的幻灭。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试图让第二任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大卫斯（Joseph Davies）将俄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但史达林（Joseph V.Stalin）选择了希特勒（Hitler）。在德国入侵苏联后，大卫斯鼓吹与史达林结盟能带来胜利。达到戏剧性高潮的雅尔达会议，同样标志着一直困扰美俄关系的不信任情绪的回归，之后年轻的外交官乔治‧F‧肯南（George F.Kennan）提出的遏制理论开始流行，冷战兴起―不管后者该由谁承担。直到罗奈尔得‧雷根（Ronald Reagan）总统重新运用罗斯福的策略，并承认米哈伊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统治下的俄国不再是「邪恶帝国」。
至于中国方面，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将美国的进步主义带到了徘徊于传统与变革中的中国。爱德格‧斯诺（Edgar Snow）和白修德（Teddy White）等新闻记者和小说家赛珍珠（Pearl Buck）为更现实地理解中国而不懈努力着，但并未成功地教育那些将中国视为乱世香格里拉的美国人。二战让罗斯福、史达林、邱吉尔（Churchill）、蒋介石、「醋性子」乔‧史迪威（“Vinegar” Joe Stilwell）将军和国务院的中国通们参与到这出戏剧中。他们既没能重建国民党中国，也没有让美国与毛结盟。像雷根对俄国一样，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重修中美关系。美国是他们这一工作的受惠者：与俄国调整关系，与中国重归旧好。考虑到20世纪历史中的俄国和中国被扭曲的国家形象，我们能在21世纪继续保持美国与俄国、中国的平衡关系吗？以下是本书各章的摘要，我们将梳理出一条揭示20世纪俄中两国扭曲形象的谜一般的线索，并说明当代世界某种固有的威胁。
随后各章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排列，本书作者将说明美国人关于俄中两国形象的认知起源，演变过程，及其如何经常促使美国採取一种相似的外交政策，即一般而言对俄消极而对华积极。我们想明白某些个别的美国人如何成为上述美国观念和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因为他们的所见所闻―还是因为他们想像中的所见所闻―是白菜，还是国王，抑或会飞的猪。我们在本书导言一节中探讨了上述问题赖以存在的思想渊源，重点考察了老「西伯利亚」乔治‧肯南（the Elder George “Siberian” Kennan）与「中国通」柔克义的思想与行为，这两个美国人确立了20世纪美国与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基础。在上编「俄国部分」，我们分七章讨论美俄关系问题，第一章「『苏维埃萨姆』与流亡者」分析了美国最早的一位斯拉夫语专家撒母耳‧哈珀以及其他俄国流亡学者的职业生涯。在第二章「来自里加的俄国通」，我们讨论了罗伯特‧F‧凯利在国务院的任职情况以及20世纪20年代俄国专家团在里加和拉脱维亚的培训情形。第三章是向美国大众宣传俄国是一个「邪恶帝国」，我们考察了尤金‧莱昂斯以及其他新闻记者的新闻工作，他们对俄国持批评态度。第四章「度蜜月者」论述20世纪30年代首批出使俄国的美国外交官。紧接着，我们讨论第五章「合作伙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史达林在二战期间一段不寻常的友谊。在第六章中，我们探讨凯利的一位被保护人乔治‧F‧肯南的发迹过程以及他的遏制政策。第七章「幕后操纵者」，讲述肯南遏制理论的执行者、强硬的「击退」政策创始人保罗‧尼采（Paul Nitze）的故事。
下编中国部分也有七章。从第八章「传教士外交」开始，概述了20世纪初美国几任总统，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在华传教士的作为。第九章「实用主义者在中国」，我们重点分析约翰‧杜威在中国的两年讲学经历，及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第十章，「红星照耀中国」，探讨热爱红色中国的美国记者爱德格‧斯诺的生平与时代。第十一章，「小说家与大使」，分析赛珍珠的文学作品以及纳尔逊‧T‧詹森（Nelson T.Johnson）大使的外交活动。二战期间，特别是在战时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试图制订一项与蒋介石合作的远东政策。这是第十二章「总统与委员长」的主要内容。在此期间，白修德为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时代》週刊报导中国事务，是为第十三章「卢斯在重庆的手下」所探讨的问题。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美国与红色中国即断绝关系，一直到尼克森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时代才重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十四章「领袖们」对此有专门叙述。从1949到1969年，特别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爆发，尽管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愤怒，却没有从心底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尼克森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因此能够将其重新点燃，从而便利卡特总统（Jimmy Carter）推行承认中国政策的实现。
在本书结语部分，我们分析雷根总统通过重新运用罗斯福总统的「妥协」政策，实现了按照他的意愿遏制苏联的成功政策。我们还谈到布希总统（George H.W.Bush）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如何得以避免因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而可能导致的不接触。布希总统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前往北京。他们向中国领导人承诺，美国将继续採取对华友好政策，尽管公众情绪对中国充满敌意。在「跋」里，我们提出美国当前的公众态度与外交政策是何种境况。并且，我们全文引用了特兰尼博士为《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撰写的评论文章。结语和跋是对本书所阐述内容的必要补充。
我的一位同事在完成他在苏联的教学任务之后，立即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到他离开莫斯科之际心中只想到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这位同事的体验以及我最近在中苏两国的访问经历，令人再次回想起美国人中关于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迥然不同的观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美国人访问苏联时，他们通常会对东道主产生深深的怀疑。苏联侍者、职员、海关官员、服务人员、政府官员确实给我们的苏联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般情况下都不是正面的感受。苏联为数众多的穿制服的人员如警察与军人也令美国访客感到不快。
相反，访问中国的美国人通常对他们所受到的盛情欢迎大加赞赏。中国东道主与服务人员能使来访者获得宾至如归的真切感受。许多美国人离开苏联时感觉如释重负；实际上，当飞机离开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机场时，美国乘客经常自发地欢唿起来。
相比之下，美国人离开中国时总怀着伤感，常常会感到他们与中国人缔结的新友谊将持续许多年。关键在于生活方式与民族传统致使大多数游客对中国怀有积极的乐观的印象，而对苏联产生怀疑的消极的观感。
这两种印象都不是完全精确的。美国人习惯于夸大苏联以及美苏关系中的问题，而低估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中的问题。这种流行的国家印象部分地说明美国与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关系为何如此不同。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雷根总统的北京与上海之行是再自然不过的，而且是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应有举措。而考虑到当时美苏两国关系的状况，若雷根总统同样访问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将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美国人似乎对中国人有好感，尽管他们对共产主义国家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对中国的领导层抱有相当的同情与兴趣。同样是这些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印象却很差，而且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东西产生自然而然的不信任。
对此，人们必然要问个究竟。因为美国人对中苏两国的印象必然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所反映，因此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就历史而言，美国人通常对中国看好而对俄国印象不佳：部分原因是中美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全面广泛，而美俄两国的接触屈指可数。即使在致使中俄两国的共产党掌握政权的革命发生之前―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1949年的中国革命―访问中国的美国人数量远远超过那些到俄国的美国人。
美国商人、传教士、教育家与慈善家在革命前的中国组成了一个规模虽小却不容忽视的社会网路。自1784年美中两国交往以来，那些来华的美国人就不断地向国内传递有关中国良好印象的资讯。长期以来，这些对中国友好的报导促使有关中国人以及中国为题材的大量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相反，很少有美国人在1917年之前访问俄国，而那些到过俄国的美国人也很难有能使他们对俄国产生同情的经历。可以认为，在19世纪，俄国的强大足以阻止外国人介入内政，而当时的中国由于软弱，致使外国人可以随意地进行干预。
不管事实如何，19世纪建立起来的有关中俄两国的文本形象延续至20世纪。像赛珍珠（《大地》一书的作者）这样的畅销书作家激起难以估量的对中国人的好感，在她的笔下中国人被描绘成淳朴的、快乐的样子。大多数关于俄国的文学作品一直是消极的。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虽有许多美国知识份子沉湎于对苏联的「红色浪漫」（Red Romance），美国人关于苏联的主流观点仍然是一个遭受贫困与失去个人自由的不愉快国家。
美国人对中俄两国的不同印象的形成原因，还可以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与俄罗斯人对他们各自国家的态度上找到答案。那些在19世纪移居美国的中国人虽然形成了华人社区，但对他们的祖国却没有任何恶感，实际上他们对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与此同时，在俄国革命爆发前后来到美国的俄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俄国宗教偏见、政治煽动以及某种无法预测的势力的牺牲者。这种国家态度延续至今。甚至到今天，美籍华人一般会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振奋不已。
新近从俄国来到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是苏联政府及其价值观的严厉批评者，他们对美国政府採取的任何一个对他们出生的故土的强硬政策拍手称快。
美国大学里有关中俄两国的学术研究取向也促进了美国人关于中俄两国认知观念的形成。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计画主要由那些在中国有过愉快经历的美国人来主持，这使他们只提供同情中国的解释。另一方面，俄国研究从一开始就由一批俄国移民所主导，他们对苏联的发展持批评态度。
多年以来，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一直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他被视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泰斗」。他因同情中国以及能够以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事务而闻名遐迩。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俄国史教授是米哈伊尔‧卡尔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他是俄国最后一个非布尔什维克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流亡者。卡尔波维奇先生的反布尔什维克信念见之于其有关俄国生活与历史的评论中。
因此，哈佛大学的学生听到的是亲华的中国史与反俄的俄国史。有关中国史与俄国史的研究队伍在美国其他重点大学里也是如此相行不悖地发展着。比如，芮沃寿（Arthur Wright）多年执教中国史，而格奥尔基‧维尔纳特斯基（George Vernadsky）则讲授俄国史。当学生们在他们老师的薰陶下毕业后，进入学术界、政界和外交界工作，他们会继续强化美国的亲华与反俄态度。
当然，二战期间中苏两国的领导人也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形象。俄国的史达林尽管热衷于消灭法西斯敌人，仍被许多美国人视为一个只顾处死政敌的「嗜血独裁者」。当同盟国发现他们无法在1945年之后寻求一个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案时，史达林的形象变得更糟，并使苏联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
相反，蒋介石的独裁在某些方面不亚于史达林，却在西方被看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蒋介石的形象（只有少数人怀疑他渎职，缺乏实施改革的能力）很容易被归结为全中国的形象。
显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历史性地影响了美国人关于俄国和苏联的消极印象，那就是俄国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这种影响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是不存在的。
鑑于美国与中苏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各行各业的美国人都需要明白上述感知以及影响这种感知的因素，从而竭尽全力地使我们对待中苏两国的态度趋于平衡。看起来，中国人与俄国人也迷上这种感知的镜像，即大多数中国人倾向于接近美国，而许多俄国人则对美国非常不信任。
图书试读
上卷 俄国
在我们的描述中，从「西伯利亚」乔治‧肯南到威廉‧C‧蒲立德大使，提供了一条几乎连续的美国人对俄国印象消极的线索。在这条主轴中仅有的积极因素来自于威尔逊总统对俄国临时政府的接纳，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对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的调解，以及蒲立德最初对美苏合作的热情。也有一些本研究未涉及的人士为承认苏联而抗争着―如前红十字会干事雷‧罗宾斯（Ray Robins）和商人亚历山大‧冈伯格（Alexander Gumberg）等众所周知的主要人物。虽然他们在参议院内得到了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共和党人，爱达荷州）强有力的支持，但他们的事业仍少有人问津。在美国，对俄国的不信任和明显的敌意占了上风。直到1926年美苏和解前，哈珀一直处于痛苦中，之后，萨姆（「撒母耳‧哈珀」的暱称―译按）成了「苏维埃萨姆」。国务院俄国专家罗伯特‧F‧凯利无情地反对苏联。他将这一观点慢慢灌输给他的学生们―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乔治‧F‧肯南、查理斯‧「土豆条」‧波伦（Charles “Chip” Bohlen）―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接受过他训练的人。除了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这样的例外，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解禁前，新闻记者们被禁止进入莫斯科。在这群记者中，尤金‧莱昂斯利用他的社会主义倾向成功地进入莫斯科。他甚至设法对史达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採访。不过，他开始发现工人的天堂并非那么理想。
罗斯福在1933年推动正式承认了苏联。然而引起我们兴趣的却是对被称为「里加原则」的政策的坚持，这一原则由凯利和他的学生们创造。无论罗斯福成功达成了何种妥协，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他所谓的「雅尔达原则」，但抵制仍然存在。罗斯福对国务院的清洗毫无作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美国对俄国的恐惧和不信任重新抬头。乔治‧F‧肯南和美国冷战的教主保罗‧H‧尼采正是它的宣导者。罗斯福达成的所有妥协都失败了。当然，这并非意指史达林和他的继任者不需要对此负责。但这确实揭示了美国公众舆论中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苏倾向。从冷战结束到今日，里加原则和雅尔达原则的拥护者仍然在争论。真正的问题在于20世纪的主流观点在21世纪是否仍然佔有优势。
在我们的描述中，从「西伯利亚」乔治‧肯南到威廉‧C‧蒲立德大使，提供了一条几乎连续的美国人对俄国印象消极的线索。在这条主轴中仅有的积极因素来自于威尔逊总统对俄国临时政府的接纳，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对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的调解，以及蒲立德最初对美苏合作的热情。也有一些本研究未涉及的人士为承认苏联而抗争着―如前红十字会干事雷‧罗宾斯（Ray Robins）和商人亚历山大‧冈伯格（Alexander Gumberg）等众所周知的主要人物。虽然他们在参议院内得到了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共和党人，爱达荷州）强有力的支持，但他们的事业仍少有人问津。在美国，对俄国的不信任和明显的敌意占了上风。直到1926年美苏和解前，哈珀一直处于痛苦中，之后，萨姆（「撒母耳‧哈珀」的暱称―译按）成了「苏维埃萨姆」。国务院俄国专家罗伯特‧F‧凯利无情地反对苏联。他将这一观点慢慢灌输给他的学生们―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乔治‧F‧肯南、查理斯‧「土豆条」‧波伦（Charles “Chip” Bohlen）―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接受过他训练的人。除了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这样的例外，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解禁前，新闻记者们被禁止进入莫斯科。在这群记者中，尤金‧莱昂斯利用他的社会主义倾向成功地进入莫斯科。他甚至设法对史达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採访。不过，他开始发现工人的天堂并非那么理想。
罗斯福在1933年推动正式承认了苏联。然而引起我们兴趣的却是对被称为「里加原则」的政策的坚持，这一原则由凯利和他的学生们创造。无论罗斯福成功达成了何种妥协，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他所谓的「雅尔达原则」，但抵制仍然存在。罗斯福对国务院的清洗毫无作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美国对俄国的恐惧和不信任重新抬头。乔治‧F‧肯南和美国冷战的教主保罗‧H‧尼采正是它的宣导者。罗斯福达成的所有妥协都失败了。当然，这并非意指史达林和他的继任者不需要对此负责。但这确实揭示了美国公众舆论中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苏倾向。从冷战结束到今日，里加原则和雅尔达原则的拥护者仍然在争论。真正的问题在于20世纪的主流观点在21世纪是否仍然佔有优势。
用户评价
评分
**评价五：**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這本書的標題，讓我想到了我們台灣在面對不同文化和政治體系時，也時常經歷著類似的「誤讀」與被「誤讀」的過程。因此，對於書中探討20世紀美國人如何理解中國與俄國，我感到尤為親切。我想，書中必定深入探討了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美國社會是如何建構出對這兩個國家的「印象」。這些印象，或許是基於有限的資訊，或許是受到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又或許是源於對「他者」根深蒂固的刻板認知。我期待書中能夠細膩地描繪出，這些「誤讀」是如何在美國的文化、政治、社會層面流傳，並最終影響了美國的決策者和民眾。例如，是否會探討美國電影中對中國和俄國人物的刻板化描寫？或者，學術界如何影響公眾輿論？我也好奇，書中是否會深入分析，這些「誤讀」背後所隱藏的權力關係和利益考量。究竟是誰，以及為何要製造或傳播這些「誤讀」？而這些「誤讀」又對中國、俄國的發展，以及中美、美俄關係產生了怎樣的長遠影響？這本書，不僅是對一段歷史的梳理，更是一次深刻的反思，有助於我們理解跨文化溝通的挑戰，以及如何避免走向片面和偏執的認識。
评分**评价四：** 讀完《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的書名，我立刻聯想到自己過去閱讀過的許多相關歷史書籍，但這本書顯然有著更為獨特的視角。重點不在於單純記錄歷史事件，而是深入探討「誤讀」這個主題，這就讓它充滿了學術的深度與反思的空間。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揭示，美國人對中國和俄國的「誤讀」是如何形成的。是由於文化上的隔閡，像是價值觀、思維模式的根本差異？還是由於政治上的對立，例如意識形態的衝突，導致了片面甚至扭曲的認識？亦或是，媒體的傳播方式，是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選擇性的報導、煽情的標題，加劇了這種誤讀？書中會不會探討，這些「誤讀」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例如，在處理與中國、俄國的關係時，是否因為這些誤讀而錯失了機會，或是加劇了衝突？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書中是否會呈現出一些「例外」的聲音，那些曾經試圖深入理解，而非簡單判斷的美國人，他們的觀點是否被當時的主流所忽略？這本書，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回顧，更是一種對認知方式的探討，對於我們理解當前的國際關係，也極具啟發意義。
评分**评价一：** 這本《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光是書名就讓人好奇心十足，腦中立刻浮現出許多過往的影像。20世紀，那是個世界劇烈變動的時代，中國歷經了動盪的革命與重建，俄國也經歷了十月革命的巨變，對比之下，遙遠的大洋彼岸，美國又是如何看待這兩個遙遠卻又影響著全球權力版圖的國家？我特別期待書中能深入剖析當時美國社會的輿論、學術界的觀點，甚至是普通民眾對於中國和俄國的理解。是否如同書名所暗示的，存在著許多的「誤讀」？這些誤讀的根源是什麼？是文化隔閡、政治宣傳、還是媒體的刻板印象？我想，作者一定花了大量的時間爬梳史料，從不同面向去呈現這個複雜的關係。特別是，書中會不會提到一些鮮為人知的事件或人物，他們的觀點又為何？例如，當時在美國的華人與俄國移民，他們又是如何看待美國人對自己祖國的解讀？這些細節若能被挖掘出來，相信能讓這段歷史更加立體、更具人情味。我對書中可能探討的，美國如何在冷戰時期對蘇聯的妖魔化，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戒慎恐懼，有著濃厚的興趣。同時，我也好奇，在冷戰之前，例如20年代、30年代，美國對這兩個國家又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書中若能呈現出時間軸上的差異與轉變，那將是更為精彩的。
评分**评价二：** 翻開《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首先吸引我的是其紮實的學術基底。作者顯然是經過嚴謹的史料考證，才能對20世紀美國與中、俄兩國的複雜互動，提出如此深刻的洞見。我最感興趣的是，書中如何處理「誤讀」這個核心概念。這不僅僅是單純的誤解，更可能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對抗、國家利益的考量，乃至於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我期待看到作者如何透過具體的案例，比如當時美國的電影、報刊雜誌、甚至是學術著作，來呈現這些「誤讀」是如何被建構、傳播，並最終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例如，書中是否探討了美國是如何將中國視為「黃禍」，或是如何將蘇聯描繪成「紅色帝國」？這些標籤化的觀念，對當時的美國社會造成了怎樣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又反過來如何形塑了美國人對中國和俄國的認知？我尤其想知道，書中對於「人」的部分，是否有所著墨？像是當時在中國、俄國的美國傳教士、商人、記者，他們的親身經歷與觀察，又是如何與美國主流的「誤讀」產生張力？我相信，這些個體的故事，往往比宏大的敘事更能觸動人心，也更能揭示歷史的真實面貌。對於我這樣一個對歷史有著濃厚興趣，但又希望看到不同層面分析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寶藏。
评分**评价三：**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這本書的標題如同一個懸疑故事的開端，瞬間勾起了我對20世紀歷史的好奇。我想像著，在那段風雲變幻的歲月裡，美國人究竟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又是以怎樣的視角，來觀察和理解兩個如此遙遠又極具影響力的國度？中國的變革，從帝制崩解到共產主義的興起；俄國的革命，從沙皇統治到蘇聯的建立，這兩段歷史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再加上當時美國自身國內的發展，以及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演變，這三者之間的互動，必然產生無數複雜的糾葛。我特別好奇，書中是否會探討，在不同時期，美國對於中國和俄國的「誤讀」程度，是如何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而起伏？例如，二戰時期，中國和蘇聯曾是盟友，那時美國人對他們的看法，與冷戰時期是否截然不同？又或是，書中是否會聚焦於一些特定的群體，像是美國的東亞研究學者、俄羅斯研究專家，他們的學術觀點與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是否存在差異？我深信，透過對這些「誤讀」的深入剖析，我們更能理解當時的歷史脈絡，以及這些認知是如何塑造了後來的國際關係。這本書，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去重新審視這段重要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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