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经验研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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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高承恕教授在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超过三十余载,带动国内的社会理论、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风气,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中国大陆及香港经济转型的先驱者,他对台湾社会学的孕育和成长,影响深远!本书为高承恕教授的荣退论文集,收入的文章皆为其现今在学界表现优异之学生们,从各自的学术专长出发汇编而成。本书包含西方理论与东方/台湾经验研究的不同面向,展现了台湾社会学界的世代接棒与传承。
探索社会变迁与知识生产的脉络:近代中国社会学史论稿 书籍简介 本书聚焦于近代中国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复杂互动,旨在通过对关键人物、核心议题和知识场域的细致考察,描绘出中国现代社会学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艰难而富有创造力的生长轨迹。我们试图超越传统的学科史叙事,将社会学视为一种在剧烈社会变迁中诞生的、与国家建设和文化革新紧密交织的知识实践。 第一部分:现代性困境与社会科学的引入 近代中国,在经历晚清的深刻危机与清末的剧烈动荡后,面临着如何理解自身、重建秩序的时代难题。本书首先追溯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早期路径。这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移植,更是一场深刻的“意义重塑”。 我们详细考察了早期留学生群体,特别是那些在西方学习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知识的先驱者们,如何将孟德斯鸠、斯宾塞、涂尔干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裁剪、翻译、并嫁接到中国本土的儒家传统与乡村现实之上。这一过程充满了张力:一方面是急切地想通过社会科学诊断“国情”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则是面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巨大鸿沟时的学术困境。 本部分特别关注社会学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化”过程。例如,“社会分化”、“集体意识”、“社会有机体”等概念如何被用来解释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新型阶层的崛起以及国家权力的重构。我们将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社会学思想的冲击与促进作用,如何促使社会学从早期的哲学思辨转向更注重田野调查和经验研究的取向。 第二部分:区域中心的知识生态与研究转向 随着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不同地域和知识场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传统。本书将焦点投向了几个关键的知识生产中心,分析其侧重点和方法论的差异。 燕京学派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兴起: 重点分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时期,社会学与基督教会的援助、美国社会学界(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共同塑造了一种侧重于社区研究、社会调查和应用伦理的倾向。我们详细剖析了费孝通、李景汉等学者在华北乡村进行的经典田野工作,探讨这些研究如何试图在保留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为乡村建设提供可操作的方案。这部分将深入考察“差序格局”等概念的形成背景,分析其作为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本土理论尝试的意义与局限。 沪上与广州的研究侧重: 与燕京的乡村关注不同,上海、广州等地的社会学活动则更多地被卷入都市化进程、工业社会问题以及阶级矛盾的讨论中。我们会考察在租界、教会学校以及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学如何介入劳工问题、城市贫困和现代家庭结构的研究。这部分揭示了社会学在处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失范现象时的理论挣扎。 政治环境与研究的边缘化: 在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本书将审视社会学在官方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在特定政治高压下,社会学研究如何被迫采取更隐晦或更侧重于历史、人类学的路径以求生存。 第三部分:知识传承中的张力与断裂 近代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传承并非一条平滑的线性发展。本书致力于揭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断裂、选择与重新阐释。 思想谱系的重构: 我们梳理了中国社会学思想谱系中存在的不同“正统”之争。究竟是以涂尔干式的结构功能主义为主导,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为核心?不同学派的学者如何在有限的学术空间内,相互影响、批判和继承?这种谱系的选择,直接影响了后续中国社会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如抗战时期、解放后初期)的理论走向。 田野实践的伦理困境: 详细探讨了近代社会学田野调查的伦理基础和方法论的实践限制。研究者往往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他们与被研究的农民或城市工人之间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本书尝试评估这种“研究者-被研究者”关系对经验研究结果的潜在偏差与建构性影响。我们关注学者们如何在“科学客观性”的追求与“社会改造”的使命感之间寻求平衡。 知识生产的“去西方化”尝试: 总结了近代中国学者在引入外来理论后,力图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努力。这包括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如礼治、人情)的社会学解读,以及对本土社会结构(如宗族、士绅)的深入分析。尽管这些尝试在特定历史时期被中断,但它们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何为中国社会学”这一核心问题的早期探索。 结语:历史遗产的反思 全书最后部分将对近代中国社会学的整体遗产进行反思。它不仅是一部关于学术思想史的著作,更是对一个国家在寻找自身现代化道路时,知识界所做出的复杂而深刻的智力贡献的考察。我们试图理解,那些在特定历史断裂点上被中断或边缘化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理论创新的潜在启示。本书力求以严谨的史料和细致的论证,为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起源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充满内在张力的历史图景。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王振寰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讲座教授。专长为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

朱元鸿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社会学博士,现任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专长为社会思想史、当代社会理论、文化研究、都市民族志。

黄金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现任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专长为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历史社会学。

陈介玄

  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专长为经济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历史社会学。

教授简介

高承恕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逢甲大学董事会专任董事、东海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逢甲大学经营管理学院荣誉教授。专长为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台湾社会与经济研究。

图书目录

序:从韦伯到中小企业:高老师的学术志业/王振寰、朱元鸿、黄金麟、陈介玄(王振寰执笔)
推荐序:台湾社会学的Medici/熊瑞梅

第一章  台湾制药产业发展与组织转型的企业史分析/王振寰、吴翰有
第二章  社会建构的品牌策略:台湾中小企业转型中的创新/陈介玄
第三章  淘汰、转型、升级?:东莞台商的困境与转变/张维安、丘海雄、李宗义
第四章  从代工文化到品牌文化:台湾产业的文化转型与发展初探/陈介英
第五章  战后银行体制的台湾化:从1975 年修订《银行法》删除钱庄规定谈起/林宝安
第六章 垄断型资本主义与香港日常生活结构/何彩满

图书序言



从韦伯到中小企业:高老师的学术志业
王振寰、朱元鸿、黄金麟、陈介玄(王振寰执笔)


  这本书是祝贺高承恕教授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荣退的纪念论文集。高承恕教授在1978年学成归国后,开始在东海大学任教,直到2013年退休,教诲学生无数。高老师在学术发展上,大略可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引进西方社会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韦伯、与年鑑学派,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引起极大风潮;第二阶段始于高老师将重点移转到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带领团队全台奔走访问厂商,也带动社会学界对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和成果出版。虽然这二阶段的学术研究领域截然不同,但在高老师学术热情的召唤下,一群群学生纷纷投入相关研究,其中有些学生持续在东海大学深造,有些则出国留学,学成之后他们在各大学任教,高老师的学术影响力遂枝开叶散,进而形成社会学界所谓的「东海学派」。

  这两本《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的纪念论文集,是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和我们一群曾深受高老师影响的学生,2013年5月18日在东海大学举办的荣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改写汇编而成。而编辑的逻辑和架构,基本上是跟随高老师学术发展的阶段脉络:从高老师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韦伯,到后来从事中小企业和金融研究。这个序文将顺此时间序列,介绍高承恕教授的学术发展,之后说明他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最后则说明本书的文章和基本论点。

  一、学术志业

  高承恕教授于1969年毕业于东海社会学系,之后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8年东海社研所硕士班成立,他回到东海社会学系开始长达35年的教学生涯。在他长期从事社会学教育的过程中,对台湾社会学的发展,至少产生了以下三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带动了对西方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第二个是引发了社会学界投入中小企业的研究;第三个是开启了台商和东亚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先河。这些影响至今方兴未艾,也透过了东海毕业的学生,不断往外扩散。

  (一)在回国任教初期的第一阶段,高承恕老师主要的教学核心在社会理论,包括引介了逻辑实证论与诠释学的辩论,以及批判理论等对于社会理论的反省等;其讨论范围包括了哈伯玛斯、韦伯、舒兹与现象学、葛达玛与诠释论、温区与文化人类学、日用语言学派、孔恩与科学哲学辩论等,并往上追溯西方哲学传统,一直到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在仍处于戒严时期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是禁忌,但由于高老师的引介和带领,东海师生却能自由地阅读、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哈伯玛斯着作,诚属异数。同时在台湾学界造成一股风潮,不少台大学生也会慕名前来旁听。

  然而对高老师而言,他内心更为关切的议题是:「中国为何成为今日之中国?」而其切入点就是韦伯的着作。在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中,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所关切的就是「为何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西方?」、「西方为何成为今日之西方?」正是回答高老师心中疑问的起点。因此,高老师曾经连续几个学期开设「韦伯专题」课程,带着学生阅读韦伯的经典文献,例如《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等,当时的一批学生,各自在不同领域撰写关于韦伯的论文,奠定东海社会学系韦伯研究的学术声望。高老师也在1980年代造就台湾学界的一股「韦伯热」。当时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热潮,曾有过「南高北叶」(东海的高承恕教授和台大的叶启政教授)的美号,可见当时学生对于理论热切研读的盛况。

  (二)对于韦伯的研究,和对现实世界的关心,也引导高老师的学术发展,逐渐往经验研究移动,而最终落实于「台湾中小企业」研究上。由于韦伯认为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有关,是这个阶级带领了西方文明的改变。因此,高老师开始对中产阶级这个议题产生兴趣。其次,在1980年代,当时社会科学界普遍以量化方法拿来进行本土研究,认为一旦累积足够的研究成果之后,「中国化」与否就不会成为议题。但是,高老师受到韦伯的影响,认为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因此并不认同问卷和量化方法,在当时台湾社会学界属于异类;他后来对于台湾中小企业主的研究,也都是透过访谈,进入企业主的世界来诠释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高老师移转到经验研究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开始对法国年鑑学派史学的钻研。1984 年,在大量研读韦伯的主要着作之后,高老师决定深入探讨年鑑学派相关研究,从史学的长时段观点寻找社会学可资借镜之处。他带着学生一页一页讨论布劳岱(F. Braudel)的《文明与资本主义》三巨册原文版,以及年鑑学派的其他着作,例如《私生活史》等其他着作,启发学生从长期观点来观察社会问题。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也愈来愈回归到人文社会研究的传统,与正统社会学走向数理和量化取向,有着极大差异。

  同样也在1984年,当时仍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任教的Gary Hamilton在东海客座一年,他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和关切(例如1984到85年发生的台北十信事件),引发了高老师长久以来内心的焦虑:也就是,连外国学者都这么关心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却缺乏关注也无力解释。透过了与Gary Hamilton一年的密集讨论和交流,激盪出高老师当年要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梦想和大志。于是1987年高老师决定成立「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务实地从基层认识台湾社会,开启了对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

  承继了韦伯的研究方法,高老师採取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法,来了解台湾中小企业的发展。透过了连续多年的国科会计画,高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东征北讨、南北奔波、深入基层做田野调查的精神还被《天下杂志》专辑报导,称为「高承恕和他的十三兄弟」。其研究至今,访问超过六百家企业,累积访问纪录超过三千万字;当初访问的厂商,有些也许已经消失,有些可能迁移大陆或成为大厂商。但不论如何,高老师的研究,已经真实地记录了台湾中小企业的变迁过程,也为台湾的企业研究,奠立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更重要的,透过这些计画,高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们,陆续发表研究成果,确立了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及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东亚中心)对于台湾产业研究的领先地位。

  (三)因为投入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高老师看到台湾经济的转型,因此,他的研究,逐渐从制造业转移到贸易和金融。进一步地,他也开始了东亚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包括对于香港以及对中国大陆的台商研究。在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下,高老师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黄绍伦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教授合作,进行了「台湾与香港中小企业之社会制度」研究,带领学生前往香港进行大量访谈和调查,之后将其研究成果出版《香港:文明的延续与断裂》一书,可说是高老师在香港研究上具体而微的学术贡献。此外,早在1993年,当时台商才开始前往大陆投资,但高老师已经看到台湾经济与大陆之间密不可分的趋势,便着手进行「海崃两岸三边社会经济之互补性与矛盾性:以台湾在大陆投资为策略」研究,对于现今大量的台商研究而言,高老师具有相当高远的眼界,这不只是研究时机上的领先,也是社会学界相关研究的先驱。也就是在此阶段,高老师带领东海师生,前往北京,并与清华和北大社会学系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学术伙伴。在两岸大学的学术合作方面,高老师真的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至今东海和这两个大陆的大学,以及香港的大学之间的合作仍未间断。虽然这些年来,高老师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他仍不断自我超越,试图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理移转、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及台湾在东北亚资本主义中的角色。这样的开创精神,足为后学榜样。

  整体而言,高老师不论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都开启了台湾社会学界新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从理论思辩到田野经验,高老师不但愿意不断尝试新的领域,也在研究中开启新局和典范。从韦伯、哈伯玛斯、年鑑学派,到台湾中小企业、金融体制,到香港和台商研究,都说明了高老师是以「带着感情发问」、「理性沉着回应」的态度,结合理论知识和经验研究,创立新的研究方向和典范。

  二、经师与人师

  在高老师荣退的当天,东海大学的茂榜厅被几百位的人群拥塞得水洩不通,高老师35 年来所教过的学生、企业界的朋友、以及过去多年来从事两岸交流,大陆清华大学、以及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多位教授,都一起来到东海为高老师庆贺这个属于他的日子。为何高老师的退休,能够吸引到那么多人来为他祝贺?做为他的学生同时也身为教授的我们,眼见盛况,不禁扪心自问,在我们退休时,是否也能够有如此光景?

  高老师除了对学术的坚持外,也是一位为学生全心全力付出而不悔的老师。他把培养学生当成毕生的职志,带学生读书、访问、出国、打球,台湾学界还没见到哪位老师可以像高老师这般,把很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学生。高老师的所言所行,就是一位能身体力行、带动风气、与学生一起成长、从实践中培养能力的老师。今天大家谈通识博雅教育,高承恕老师一生所呈现的「经师人师」,就代表了整个通识和博雅教育的精神。

  由于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教育学生身上,因此影响了高老师的写作时间,他的着作相对于其他专注于研究的学者是比较少的。但是把他和同时回国任教的学者相比,高老师的少数着作却影响了整个世代,而他带出来的学生现今已任教于国内各公、私立大学,影响了台湾社会学界的长远发展。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深切体验了所谓「万世师表」的真正意义。我们这几位都在大学任教,面对高老师为学生的付出和精神,我们实在显得渺小,因为我们连高老师对学生付出的十分之一都做不到!

  做为高老师的门生,特别是早期的学生,我们享受到了春风化雨的教导,也十分放肆地在高老师东海路的家上课到深夜,甚至有时就睡在高老师家里。现今想起,当时年轻实在不懂事,因为我们严重地打扰了高老师的家庭生活而不自知。虽然现今说来有点太晚,但我们也要用这个机会,感谢高师母郑莹女士的包容与支持;没有高师母的宽容胸怀,就不能成就学生与老师论学的氛围,而这正是造就「东海学派」无形但却是最有力的根基。

  韦伯在「学术做为一种志业(Beruf)」中提到,学术研究是种使命和召唤(calling),具有神圣性格。他说,任何人假如「⋯⋯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做此臆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做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高老师体现了将教育和学术做为志业的精神,召唤了后来的学生对学术和教育的投入,建立了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独特的精神状态,且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学界非常具有价值的资产。

  三、章节介绍(经验研究篇)

  全书共二册收有12篇论文,分为理论篇和经验研究篇,以回应高老师学术生涯的两个阶段。本书为第二册的经验篇共有6 章,各自分别代表了高老师对中小企业研究、台商、金融,以及香港的研究,这些论文除了承继高老师的中小企业研究传统外,也都分别关注各自议题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章王振寰与吴翰有合着之〈台湾制药产业发展与组织转型的企业史分析〉,唿应高老师的中小企业研究,以企业史的分析路径,说明台湾制药产业发展历程以及制药公司的组织转型,并以永信药品、台湾东洋、五洲制药及信东生技等四家制药公司的个案,分析不同的转型途径。借由企业史的个案分析,并依照国际化布局与技术能力的程度,发现四种不同的组织转型模式:第一,积极国际化开拓外销管道(永信);第二,不断引进国外医药和提升自身能力(信东);第三,不断开拓国内利基市场,降低健保的低价风险(五洲);最后,从学名药厂改变为从事新药研发的公司,以创造新的利基和利润来源(台湾东洋)。他们指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湾制药产业,在面对国家医药卫生规范、全民健康保险,以及高度镶嵌在国内市场等结构限制之下,依然展现活泼的企业家精神。

  第二章是陈介玄教授的〈社会建构的品牌策略:台湾中小企业转型中的创新〉,与前文类似,此文讨论台湾中小企业如何避过价格竞争而朝向品牌的「价值竞争」?他指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知道品牌的重要,也希望往品牌经营方向前进。然而他们却容易陷入价格竞争。他认为,品牌的经营是一个从市场价值的范畴过渡到不同的社会价值范畴。企业的品牌发展,需要的是一个发现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的品牌必须是社会建构,以社会最终消费者的价值实现做为企业追求的价值,这需要企业与社会互动,了解社会,而这不是代工产业的价格取向所需面对的环境。这个论点指出了中小企业发展需要新的发现社会的能力,是当代台湾需要的见地。

  第三章是由张维安、丘海雄、李宗义所合着之〈淘汰、转型、升级?:东莞台商的困境与转变〉,探讨台商在广东东莞市的产业升级问题,作者们指出,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变,东莞市政府一方面以「腾笼换鸟」的政策思维,消极地劝退不适合的台商转移到其他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是与台资企业协会合作,协助企业进行升级与转型。此文根据2008-2011年的调查资料,发现东莞台商在这段时间受到当地社会、环境成本增加的影响,受影响的厂商有赢有输,有些台商在资产利得、市场开发呈显激烈下降,有些则相对的增加,尤其是技术研发方面更是有明显的提升,这些现象显示在这波冲击中,有些台商顺利的进行了升级的转型,并往国内市场和品牌建立的方向转型。这篇论文也唿应了前篇论文的重点。同样强调品牌建立的是第四章,由陈介英教授讨论〈从代工文化到品牌文化──台湾产业的文化转型与发展初探〉,指出现今已经有很多中小企业试图跳脱代工的路径,而尝试建立品牌;作者指出,这样的转型,它所需要的不只是技术的创新,还牵涉到社会文化环境与企业本身之经营理念、制度与作为的转型。论文指出了国内各项新的尝试措施和产学合作联盟,鼓励建立品牌文化和制度,这样的社会文化正在崛起中。

  第五章林宝安教授的〈战后银行体制的台湾化:从1975年修订《银行法》删除钱庄规定谈起〉,是以1975年《银行法》修订,删除「钱庄」为银行的条文开始,讨论台湾银行体制如何从中国体制逐渐建立台湾化的过程。它用历史资料铺陈的方式,来讨论台湾银行体系如何从中国大陆来台,必须适应从日据时代以及戒严体制以来,在台湾所产生的金融体系,亦即「中国」到「台湾」尴尬的适应问题。他特别指出,这个法条的修订,解除国家银行过去的动员体制与特别法色彩,让原不受《银行法》规范的国家银行回归《银行法》的体系,进一步改造我国金融体制往在地台湾化迈进。这是一篇深入讨论台湾银行体系历史演化的论文。

  最后,第六章是由何彩满教授写的〈垄断型资本主义与香港日常生活结构〉,该文指出香港经济九成以上倚靠服务业的贡献,但众多行业里,存在着各种垄断。过去殖民地时期的英资公司到今日的华人地产商财阀,由少数企业财团掌控大部分经济结构的型态,并未产生质变,他们倚靠特许拿到诸多经营权,并发展成为行业垄断的地位,诸如码头、食品零售、地产、电力、电讯、建筑等都集中在少数的集团手中,并与其他集团建立企业联盟,实行跨行业的垄断(如,地产与超市的结合)累积大量财富。因此香港近年来的发展,形成了日常生活被几个大财团垄断的现象。这正是作者说的──美丽光鲜「香港奇蹟」背后的哀愁。

  本书的完成,必须感谢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刘正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吴翰有博士志愿担任义工协助各项筹备和编辑,从筹备开始,他们就一直参与我们的定期开会,仔细筹划各项工作,以及会后紧盯文章进度、审查和修改的工作。其次,我们要感谢参与写作的朋友,因为他们的热心参与,才有这本书的出现。我们也要感谢参加高承恕教授荣退会议的所有师生、校友和朋友,大家共同见证了高老师做为人师和经师的典范。当然,我们大家都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大声地对高老师说声:「谢谢老师」!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台湾制药产业发展与组织转型的企业史分析
王振寰、吴翰有
 
一、前言
 
台湾制药产业是由一群一百多家、平均分布在国内北、中、南部,且具有家族色彩的中小企业所组成。台湾制药产业的企业发展历程,充满创业精神,创办者亦善于运用人情网络来获取企业在创办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与市场等资源。由于疾病伤残的治疗需求,药品为影响社会健康的重要民生必需品。长期以来,台湾制药产业并未受到政府重视,始终依赖企业自身的力量来谋求生存及发展。直到近二十年来,随着全民健保制度的实施、国家为推动生技产业而陆续推出多项产业政策,以及生技新药公司逐渐得到社会重视等因素,制药产业才顺势得到关注。
 
台湾制药工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此之前,台湾社会以中医及汉方草药为主要的医治手段。随着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推行西医的医疗观念,以西医为医治手段的现代医疗体系才逐渐在台湾落地生根(林昭庚、陈光伟、周珮琪2011)。不过,当时台湾所需的西药制剂仍大多自日本进口,本地药房的经营仍有许多法令限制。
 
即便有些私人药房兼营制药厂,亦採用家庭作坊型态从事手工制药。台湾光复之后,本地的制药厂多以炼制鱼肝油外销,重要的西医制剂则必须仰赖国外进口,或由军医体系自建药厂,以供应军队之需。民间的制药技术低落,品质良莠不齐。家庭作坊的手工制药辅以简易的机器设备从事生产,仍为市场主流。制药工业属于复杂且具有高度技术性的精密工业,早期国内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药厂大多欠缺化工及药理基础,同时亦欠缺资金投入研发(范佐勋编2001)。
 
因此,在小药厂数量庞大,品质难获保证,且药物品质关系到伤病的治疗效果等因素考量下,1982年制药公会与政府共同推动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简称GMP)认证制度,使得台湾制药产业迈向现代化的生产。今年(2013)元月一日起,历经GMP、cGMP、PIC/S洗礼的台湾,领先日本、南韩等国,正式成为PIC/S会员,也昭示台湾制药水准与国际同步。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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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听起来就很有分量,“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经验研究篇)”。光是“西方与东方”这几个字,就立刻勾起了我对文化碰撞、社会变迁的遐想。我会立刻联想到,在这本书里,高承恕教授是如何将西方先进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巧妙地融入到对台湾社会复杂肌理的观察之中。我特别好奇,在“经验研究篇”的视角下,他会呈现出怎样鲜活而真实的台湾社会图景。是否会有对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距的深入剖析?又或是对家庭结构演变、代际关系变化的研究?我想象着书中可能涵盖的对台湾经济腾飞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细致描写,以及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群体如何重新定位、利益如何重新分配的经验数据。高教授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一定不会是空泛的理论推演,而是扎根于台湾本土的实际生活,充满着实证的支撑。我期待着,通过他的研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台湾社会独特的形成逻辑和发展轨迹,究竟是在怎样的西方影响下,又如何保持或发展出自身的东方特质。这本书,对我而言,将是一次探索知识边界,触摸社会真实肌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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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经验研究篇)”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高承恕教授是如何以一位敏锐的社会学家的视角,捕捉到台湾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深刻变革。“经验研究篇”这几个字,让我预感到书中将充满来自现实的鲜活案例和详实数据。我会想象,这本书会探讨哪些具体的研究议题?比如,在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台湾社会的阶层结构是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或者,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台湾的传统家庭伦理和社区关系是否受到了怎样的挑战和重塑?我特别好奇,高教授是如何在“西方”与“东方”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文化范式之间,找到分析台湾社会现象的切入点。他是否会展现出,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如何被“本土化”,以适应台湾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或者,台湾社会自身所蕴含的“东方智慧”,又是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影响并塑造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窥见台湾社会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它在理解复杂社会现象上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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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经验研究篇)”这个书名,在我看来,就如同一把钥匙,能够开启我对于台湾社会学研究的深入探索。我猜想,“经验研究篇”的重点在于“实践”与“观察”,而非空泛的理论建构。我脑海中勾勒出,高承恕教授可能在书中呈现了许多关于台湾社会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我尤其对书中如何处理“西方”和“东方”这两种文化的影响感到好奇。台湾在地理位置上连接东西,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多方元素。那么,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高教授是如何辨析和界定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台湾的应用,以及台湾社会自身独特的东方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化进程相融合的?我期待书中会涉及对台湾社会群体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变迁、或者文化价值观演变的具体案例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西方社会学理论在解释这些现象时的局限性,以及可能需要进行的本土化调整。这本书,对我而言,将不仅仅是关于一个特定国家社会学的研究,更是一次关于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下进行有效社会学研究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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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个书名深深吸引,“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经验研究篇)”。“经验研究篇”这几个字,让我立刻脑补出一幅幅生动具体的学术场景。我不禁会想,高承恕教授在进行这些经验研究时,究竟采用了哪些经典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参与式观察,深入到社区的日常生活肌理中去?还是严谨的问卷调查,收集海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又或者是深入的访谈,捕捉个体经验背后的社会力量?我尤其对书中如何处理“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感到好奇。在台湾这个特殊的文化语境下,西方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同时,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高教授的研究,是否会揭示出这种交融、碰撞、甚至融合的过程,是如何具体体现在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教育、媒体、家庭伦理,甚至是个人价值观的塑造?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当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被对准台湾社会这片土地时,所折射出的那些丰富、复杂、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探索,更是一次对文化基因与社会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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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与东方:高承恕与台湾社会学(经验研究篇)”,这书名本身就给我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高承恕教授,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形象,而“台湾社会学”则将研究对象聚焦在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特性的区域。“经验研究篇”更是直接点明了这本书的基石——实证。我猜测,高教授的经验研究,可能并非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简单搬用,而是在深厚的理论功底之上,结合台湾社会本身的特性,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我特别期待书中对于“西方”与“东方”概念在台湾社会学语境下的辩证解读。例如,西方理性主义思潮与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台湾社会治理、社会运动、或者个体行为模式上的具体体现,是否会在这本书中得到细致的展现?我又在想,在“经验研究”的框架下,高教授是否会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台湾的经验置于更广阔的“西方”与“东方”的坐标系中进行审视,从而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洞见。这本书,对我而言,将是一次深入了解台湾社会学发展脉络,以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所绽放独特光彩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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