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越南儒学资料简介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最近十年来致力于「东亚儒学」新领域的开拓与研究,出版《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资料丛书》、《东亚文明书目丛书》等三大书系,至今(2010年)已出版百册。
由于研究资料的关系,过去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发展。为了更聚焦「东亚儒学」的研究,所以从2009年起开始出版《东亚儒学研究丛书》与《东亚儒学资料丛书》两种出版品。前者以研究论着为主,后者则蒐集并出版东亚儒学的相关原典与史料。现在重印出版的这一批「越南儒学资料」,就是本院开拓东亚儒学新视野的重要工作。这批资料的影印出版,都获得原庋藏单位正式授权。我们愿就越南儒学的发展概况以及这一批资料的状况,略作说明。
儒学、汉字以及其他中国文化要素,虽然早在秦汉时代便已传入越南。但从公元2到10世纪之间,儒家思想对越南社会的影响,似乎仅限于华侨、行政官僚等上层社会人物,尚未普及到社会其他阶层。因此,这段期间并未出现出色的儒家学者及儒学着作。
第10世纪李朝成立之后,统治者有意识地採纳儒家思想和制度,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文明的国家,儒学对越南社会的影响才全面地加速展开。儒家思想首先深入政治领域,接着扩展到教育制度、学术训练、文艺创作、社会文化、民间风俗等等。从第10到第15世纪,儒学在越南的地位逐渐提升,但因佛教盛行,儒学在三教之中未能取得优势,仍与佛道两家平分秋色。
自公元15世纪的黎朝起,儒家的地位才开始超越佛道两家,成为越南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学也逐步渗透到越南社会的各个领域及阶层,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越南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的东南亚特质逐渐失色,而浸润在中国文化中的东亚特色佔了上风。虽然受到法国统治的干扰,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仍然继承并发挥儒家传统,这种持续性的发展,使儒家思想对于越南的社会文化、人民生活、社会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影响,在18及19世纪达到最深刻的程度。越南人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其「在地化」,以符合越南本土文化及本地人的个性,而在这种「在地化」过程中丰富了原始儒学的内容。
越南的儒学文献使用两种文字记载:汉字及越南文字(称为「字喃」)。越南人用汉越读音来念汉字,字喃则是越南人参考汉字造字原则所创的标音方块文字,用来记录越南语言。字喃的发明虽然早在第10世纪之前,但目前公认最早的长篇字喃着作迟至13世纪才出现。在最近七个世纪里,越南人同时使用汉字及字喃两种文字着书立言,虽然字喃的使用并未如汉字频繁,但以其写成的文献也构成了越南儒家典籍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越南现存的儒学文献仅是历代着述的一小部分而已。政治的动荡、战争的摧毁、湿热的气候等因素,使得不少儒学文献毁损或流失。很多文献现在徒留书名,内容却无迹可寻,殊可惋惜。文献不足自然也使越南儒学的理解和重建加倍困难。
越南儒学典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儒家经典诠释着作;(二)国史、法律、典章制度、礼仪、文教、科举等官方文献;(三)诗赋、散文、小说、记事等文学类着作;(四)风俗民情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综合性记载,如家谱、家训、家礼、信函等。兹分项说明如下:
一、儒家经典诠释着作
越南儒家注重经世之学,对纯理论的研究兴趣不高,所以越南儒者在经典诠释方面成就不大,但仍有些明经博学的儒学者为了满足政治、文教、科举等方面的需求,着手解释儒家经典。
朱文安(1292-1370)是第一个着书讨论儒家经典的学者。他的《四书说约》以朱熹(1130-1200)的《四书集註》为基础,概略地介绍《四书》内容,这是朱子学传入越南的最早证据。14世纪末的胡季牦(1336-1407)也撰有一些诠释性质的着作,他编《明道》一书讨论儒家思想的某些问题意识,并且将《诗经》及《尚书‧无逸》转译成字喃诗。胡季牦首先将儒家经典迻译成字喃诗,可视为这种充满越南特色的经典诠释方式的创始人。
在15与16世纪,儒学在越南发展快速,但是有关儒家经典诠释的着作仍为数不多。直到17、18世纪,有关儒学经典的论着才有明显的成长,许多儒学者都参加解经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儒者有冯克宽、邓太滂、黎贵惇、范阮攸、范贵适、吴时任、裴煇璧等。19世纪曾着书讨论儒家经典的有阮德达、阮文超、阮福洪任(嗣德皇帝)、阮绵寯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潘佩珠、黎文敔等。
越南汉喃研究院目前所留存的儒学典籍文献总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六种,其中涉及讨论、解释《四书》、《五经》的有一百二十二种。这些文献使用汉字及字喃两种文字;体裁方面也包括韵文及散文两大类。整体观之,此类着作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儒家经典的义理、记录作者研究儒家经典的心得、或提出个人对经典的见解。也有一些着作以问答的方式进行论述,提供教学及科举考试之用。这些文献反映了越南儒者对于儒家思想的见解及接受方式,同时也显示越南儒者如何将儒家思想运用于修身治国等方面。
二、国史、法律、典章制度、文教、科举等官方文献
儒家文化圈非常重视史学,东亚各国史籍撰述相当发达,越南也不例外。越南刚独立之后的李朝与陈朝时代,已有一些历史着作问世,如《越史略》(佚名)、黎文休的《史记》等。15世纪以降出现许多卷帙浩繁的书籍,例如由吴士莲及其后代史家接续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由诸多史家编纂的《史记续编》、《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越南历史着作採用的体裁甚多,包括编年史、通鉴、史记、实录、史论、史评、史考等等。现存的史籍书目高达数百。越南的历史论述基本上遵循儒家史观,叙述方式则借鑑《春秋》、《史记》的风格,但内容也透露了越南人的民族精神,着述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越南本地的政治、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等需求。
法律文献及记载典章制度的着作在汉喃书库里也有重要地位。越南最有名的法律文献是《国朝刑律》(黎朝洪德律)及《皇越律例》(阮朝法律)。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记载,有《黎朝会典》、《大南会典》、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等。
关于教育、科举考试制度的记载,除了儒家经典的介绍书、入门及高级教材、考卷样本之外,还有记载历次科举上榜者简历的《登科录》、搜集历次考试的优秀试卷、记载考场规定等文献。这类文献是研究越南儒学教育、科举制度和越南儒学传播史等课题的珍贵原始资料。
三、儒家的文学类文献
文学类文献在越南汉喃文献中所佔的比例最高,虽然尚未有精细的统计,但此类着作应有上千种。由于越南各王朝都取法中国「以文取士」的制度,透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因此儒学者都具备良好的文学技巧,并使用汉字及字喃两种文字进行创作。文学体裁方面,除了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文人学者还使用越南特有的体裁,这些特有体裁的作品大部分都以字喃写成。越南儒者的创作基本上遵循儒家的文学规范,讲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道德文学观。依照传统儒家的文学观,越南儒者将文学视为一种修身、教化、实施治道、寄託经世抱负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也用诗歌来抒发个人情怀。这类文献集中反映了儒学对于越南人的思维模式及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下,越南古典文学作品仍隐约透出作者的民族精神。文学类着作基本上都是以单独的诗集、文集形式面世,但也有不少儒者广泛搜集各家作品编成总集,像黄萃夫的《摘艳诗集》、阮天纵的《群贤赋集》、黎贵惇的《全越诗录》、《皇越文海》、裴辉璧的《皇越诗选》、《皇越文选》等。
四、风俗民情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综合性记载
这类文献属于风俗民情的记载,例如家谱、乡约、族规、家训、家礼、家约等,内容贴近民众生活,在越南汉喃文献当中佔据的比例很高。这类文献一般来说篇幅较短,而且作者、年代等资讯都比较模煳,记载的传承也相当复杂。越南儒者笔下的汉文与中国本土的文言文,在语法及辞汇方面本有出入,在这类作品中差别尤其明显。但这类文献反映出儒家思想普及于人民日常生活的状况,所以也很值得深入研究。
整体看来,越南的儒学文献源远流长、价值丰富,是构成越南文化及传统的重要部分。它们是儒学在越南传播发展结晶,同时也是越南儒学「在地化」的硕果。越南儒学典籍文献丰富了儒学的面貌,成为东亚儒学及全球儒学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黄俊杰、阮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