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部书所探讨的是在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中,儒家经典及其价值理念与日本及朝鲜之地域性特质的互动、冲突或融合之问题,尤其聚焦于儒家经典的阅读者之「自我」与「他者」之互动,以及经典中的知识与东亚各国权力结构之互动。本书原是我执行国科会研究计画(NSC 95-2414-H002-028-MY3,2006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之主要成果,经大幅改写而成。我想先说明本书之问题意识及写作构想。
本书之问题意识从东亚出发思考,实系以21世纪全球化时代人文研究之新动向为其宏观之学术背景。
进入21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动向正隐然形成之中。这股新动向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潮流与亚洲的崛起这两大力量的相激相盪所造成。「全球化」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并身处其中的潮流,而亚洲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在亚洲历史上出现如儒学、佛教、道家、神道等伟大的精神传统与宗教信仰,出现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中国传统医学等文化遗产,出现影响深远的律令制等政治制度,更是因为20世纪末以来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日本发行的《週刊东洋经济》曾统计:自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之间,亚洲各国之间的航空旅客成长率109%,远超过全球跨洲的平均成长率60%、亚洲与北美间的67%、亚洲与欧洲之间的59%,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36%。而且,全球各地人口超过千万的19个大城市中,有11个在亚洲。亚洲的崛起应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可以预期的新趋势。在亚洲地区勇勐发展之际,东亚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迫切地需要新的取向与新的视野。
但是,回顾20世纪东亚各国的人文研究趋势,固然个别学者或研究机构有其精深扎实的学术成就,但是就其大趋势而言,常常出现两项明显的倾向:
第一,20世纪东亚人文学界许多着作常以西方经验作为研究时的参考架构,以东亚经验印证西方学术理论。例如,20世纪中国着名思想史学者侯外庐(1903-1987)宣称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伸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确实是企图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理论的亚洲版本之註脚。
第二,20世纪东亚各国学者人文研究的视野常以自己国家为中心,较少採取跨国或跨界之视野,因此,较少或难以提出具有普遍意义之命题。20世纪中、日、韩各国的文史哲研究论着,呈现相当明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论述」,也就是日语所谓「一国史」(いっこくし)的研究视野。
以上这两大研究倾向常交互作用并互为因果,所以流弊所及,使东亚学术界的潜力难以发挥,正如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光直(1931-2001)在1994年所说:「中国人每个人都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本钱。研究的资料,则有一部二十四史,﹝……﹞为甚么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张光直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因应以上所说20世纪东亚人文学术研究的问题,在21世纪全球化的新时代里,我认为东亚人文研究可以採取以下三种研究取向:
第一,聚焦东亚经验,从东亚出发思考。事实上,跨出国家疆域而以东亚作为研究之范围,正是21世纪人文研究的新动向之一。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东亚人文学界开始从20世纪常见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格局,逐渐转而以东亚为研究的视野。举例言之,日本东京大学原有的「中国哲学」讲座,早已更名为「东亚思想文化学」讲座。日本各大学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的卓越研究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简称COE)计画,也大多以东亚为视野。南韩政府所推动的「21世纪韩国头脑」卓越计画(Brain Korea 21,简称BK21),在人文学科方面的计画也是以东亚为研究范围。台湾自2000年开始所推动的两梯次卓越研究计画,也都是以广义的东亚文化范围为研究领域,如「东亚儒学」、「东亚民主」、「华人心理学」等计画,2006年起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所属创始计画如「东亚经典与文化」、「东亚民主」、「东亚法治」、「全球化」研究计画以及后来的「华人的人观与我观」与「生产力与效率:从东亚走向全球化」等研究计画(在2006-2010年执行),以及2011-2016年所推动的各项研究计画,均在不同领域与程度上说明了21世纪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新取向。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必然具有跨文化的、跨国界的、跨学科的、多语言的多重视野。这种学术社群必然管弦呕哑、众声喧譁,是「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学术社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我在此所谓「聚焦东亚经验」,实系有感于我们愈深入东亚历史与文化经验,就愈能开发其全球性之意涵,而「从东亚出发思考」,正是建立具有普世性的学术命题的重要起点。
第二,以经典或价值理念为研究之核心。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这种状况固然与清代朴学的学术传统有关,也与20世纪初年欧陆实证主义思潮相激盪。在实证主义风潮之下,20世纪中国人文研究论着,关怀「事实」问题远过于「价值」问题。
但是,问题是:「事实」如果不是置于「价值」的脉络中加以衡量,那么,「事实」的意义多半难以彰显。展望21世纪的人文研究,除了过去所注重的「事实」问题之外,更应加强有关「价值」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承载价值理念的经典,更应成为人文研究的核心。
第三,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我虽然强调以「从东亚出发思考」作为新时代人文研究的策略,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东亚各国历史经验与人文传统中的「同」中之「异」。只有深入具体而特殊的,并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各别文化脉络,我们才能开发并拓展全球的视野,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3-2006)所谓「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域知识」,正是指此而言。
东亚各国固然都分享汉字文化、儒家价值理念、佛教信仰、传统中国医学等共同的文化质素,但是,中、日、韩、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差异,也不容我们忽视。例如,作为儒家价值承载者的儒家学者,宋代以后的中国是士大夫阶级,与朝鲜时代(1392-1910)朝鲜社会的「两班」阶级不同,也与德川时代(1603-1868)日本的儒者只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大不相同。
因此,如果我们能将东亚文化的共同质素,放在各国具体而特殊的文化脉络中加以分析,就更能避免「去脉络化」的弊病,而使研究对象的发展历程更具有实体感,也更具有厚度。
随着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解疆域化」,以及「区域经济」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协10+1、大中华经济圈等经济体的兴起,人文研究势必形成新的取向。21世纪人文研究策略,如果採取「从东亚出发思考」、「以经典或价值理念为研究之核心」,并「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的研究策略,就可以开展许多新的研究的可能性。
在上述21世纪新学术视野之下,本书各章文字中所谓「东亚儒学」这个研究领域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是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mosaic)。「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
本书将东亚儒学经典及其价值理念,置于中、日、韩各地的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分析源起于中国的儒家经典及其核心价值与各地地域特质的互动。
本书既以东亚为视野,主张「从东亚出发思考」,因此,首先必须就「东亚文化交流史」这个新学术领域有所探索,本书第1章〈作为区域史的东亚文化交流史: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就分析「东亚文化交流史」领域中之问题意识及其研究主题,作为本书之〈导论〉。
本书第2部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包括第2、第3、第4共3章,探讨在东亚周边地区如日、韩等地的儒者,解释中国儒家经典时,常常体验中国儒家经典中的「普世价值」与「地域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与「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关系。本书第3章比较18世纪中、日、韩儒学思潮的同调与异趣,第4章以中国经典中常见的特殊词称「中国」这个概念为中心,分析「中国」概念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
接着,本书第3部分〈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包括两章,第5章研究东亚儒者解经之途径及其问题,指出在东亚儒学解经传统之中,「体知」是一种手段,而「体现」才是读经之目的;东亚儒学读经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在于对经典进行知识论意义的「理解」,而是将经典中的价值理念含纳到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生命受到经典的价值理念的浸润与转化。所以,东亚解经传统中的「体知」这个课题,是东亚儒家诠释学中极端重要的研究课题,与当代文化人类学与戏剧学中的“embodiment”这个课题,可以互相发明,开发东亚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第6章特别注意到经典解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两者之间一方面既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又互为紧张;两者在相互竞争中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展现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经典解释学。
总而言之,随着21世纪世局的转变,将儒家传统置于东亚文化交流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并衡断其价值,是新时代人文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值得努力以赴。本书是我自己在这个新领域探索的初步成果,谨以虔敬之心,献给有心于「东亚儒学」研究的同行学者,并期待读者诸君子的教正。
黄俊杰
于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2010年2月4日立春
2016年3月31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