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跨世代的新旅程:一项严肃的吁求 1982 年7 月24 日,在第一任立委首次访美的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在洛杉矶),以「台湾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为主题,我向超过一千位以上的台湾乡亲这样说道:
台湾,快则三到五年,慢则五到十年,不管我们是否高兴,也不管我们是否欢迎,终将迎接一个关键性转变的时代。
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提醒。1988 年1 月,随着强人蒋经国病逝,「关键性转变的时代」正式到来;同年3 月,台研会便是在这个「关键性转变」的时点背景下成立。
台研会成立之际,即与1980 年代的学运世代同行。从台研会成立第二年起,便支持以硕士生为主体,完全自主举办的「新生代论文研讨会」(NGC),且连续支持九届(1989 年到1997年)。其中不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分别到美欧各国大学继续攻读博士,他(她)们从1995 年起,开始在美国举办「北美洲台湾研究年会」(NATSC)1,由于 NATSC 初期的推动者及参与者和NGC 的推动者及参与者,不论在成员上和脉络上,都有着浓浓的连结关系,台研会很自然视 NATSC 为NGC 精神的延续和扩大。因此从第一届起便全力支持,且连续支持十七届(1995 年到2011 年)。台研会今年已跨入第二十八年,其中与NGC 和 NATSC「两会」同行时间长达二十三年(九届加十七届共二十六年,但其中有三届重叠,故为二十三年)。两者关系可谓既深且久,难怪学运世代提到台研会,都会亲切地称「我们的台研会」,是温暖的「窝」、安心的「家」。
在戒严的威权统治期间,台湾只是统治者的「工具」,长期失去「自我」,也忘掉「自我」;解严之后,在寻找「自我」及建立台湾主体性的过程上,台研会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而 NATSC 则「异军突起」,在国际舞台上,以意料之外的新生力量之姿,承担着「跨界」又「跨代」的重要角色。
在学业压力、资源不足、人地生疏的异国环境, NATSC 首须确保年会得以生存,继须确保年会具有品质。早期的会长及工作团队,先则经由人际关系动员,促成年会的举办,继则经由网际网路call for paper,其后网际网路征求论文的比重逐渐大于人际关系的动员, NATSC 乃由「人际关系」走向「公共法人化」,并逐步发展成「公共论述的知识社群」。随着稿源拓宽,参加的学生增多,也逐步走出美国的校园范畴,扩及到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日本、澳洲、南非等国,大概到第六届年会,参加的成员已广及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在夏威夷的年会,与会者多达百人)。NATSC 已名不符实,而可改为「全球台湾研究年会」。
NATSC 从「人际关系」走向「公共法人化」,从「美国本土」走向「全球各地」,代表 NATSC 量的成长与质的提升,也代表NATSC 受到各界更多的肯定与认同, NATSC 也因而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具规模的国际性台湾研究年会之一。从NGC 的九届到 NATSC 的十七届,历经约一个世代,参与者(包括发表人、主持人、评论人及与会者)总共约有两千人次,其中至少已有两百人拿到博士学位,分别在世界各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担任教职或从事研究工作;而在台湾,从中央研究院到台大、政大、清大、交大、中正、中山、东华大学等,更有不少人分别担任要职,在未来十到十五年间,他(她)们有可能担任更大要职,并传承下一代,这是 NATSC 一幅「跨代」又「跨界」的图像。
在第三届(1997 年) NATSC 开幕致词时,我曾表示,「这个年会,在海外,以前没有先例,……这个年会应以世界格局自期自勉」;「台湾研究必须在学术性、主体性之外,还要兼具有世界性。我们不仅要能『从台湾看天下』,更要『从天下看台湾』;因为『从天下看台湾』,将是我们未来生存之道」。
在第13 届(2007 年) NATSC 开幕致词时,我曾表示 NATSC是「一个提供园地,尊重知识,探索真理的平台。在这里,工作的团队与参加的成员,也都有『家』的感觉。十三年来,这个『家』不分党派,不分色彩,不分族群,不分地域,我们一起走过威权,走向民主,当台湾更需要我们共同关怀与付出的时刻,请大家能共同珍惜 NATSC 已经建立的形象,已经累积的公信力。让 NATSC 有如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形容他所创办的庆应义塾一样,成为一个不管是『官军或贼军』,都感到是『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大家一律平等』」。
1996 年,我二度到莫斯科拜访苏联前总统戈巴契夫。在交谈中,戈巴契夫对我说,台湾有了经济发展,也建立了民主,今后「应当可以对世界历史做出贡献」。2003 年, 在台研会十五週年感言上,我写道:「今天的族群与两岸,就有如十五年前的台湾非常体制,是值得台研会严肃面对的」。2008 年,台研会创立二十週年,在〈让我们来共同筑梦〉一文,我写道:「放眼当前世局与历史潮流,东风正日益飞扬。中国虽然快速崛起壮大,但由于政治体制所限,很难完全松绑创办这样一所政经学院(LSE);台湾的政经环境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台研会与新生代有着特殊的『革命情感』,两者更有着长期的共同追求,如果台研会能抓住这种机运,珍惜足以代表整个世代的人才资产,并将这些可贵的资产结合在一起,共同筑梦,一如费边社与LSE 模式,来筹办台湾政经学院(The Taiw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TSE),这不正是一个豁然开朗、水到渠成的梦吗?」「从一百万基金开始,走过二十年风雨岁月的台研会,能否在完全没有资金、没有校园、没有建筑物的条件下,基于一种历史使命感、一种民族尊严、以及一种永恆的真理追求,来创办一所以跻身于宇宙学术殿堂为己任的台湾政经学院,将是今后最大的考验。这并不仅是我个人的『梦』,应当是有心人共同的『梦』,这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筑的『梦』」。2013 年,在台研会创立二十五週年的纪念影片,我更强调这是需要「跨世代」共同接续才能筑成的「梦」。
成立于1884 年的费边社, 是世界上最着名的古老「智库」,也是英国史上最老牌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从未走向极端,几乎就是渐进、温和、稳健的社会民主理念的历史代言人。在一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上,费边社留给人类丰富的遗产,其中在学术上,费边社更创办在二十世纪引领世界三大思潮的伦敦政经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
LSE 创校于1895 年,2015 年适逢建校一百二十週年。初创时,仅有几间教室,没有校园,没有宏伟建筑,没有巨额资金, 但经过一百多年的耕耘,LSE 已成为英国继牛津、剑桥大学之后,一所享誉全球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重镇。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政经思想的发展主轴,而领导这三大思潮的灵魂人物,包括Harold Laski、Lord Beveridge、Friedrich Hayek、Karl Popper、Michael Oakeshott、 Anthony Giddens 等,都曾经是LSE 的核心成员。
这种世界级大师的人才辈出及汇集,正是LSE 得以跻身世界大学前沿、吸引世界各国学生前往就读的关键所在。
当费边社开始崭露头角时,主要的草创成员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二十多年来,参与过台研会所支持的「两会」(NGC 和NATSC)成员都为新生代,他们的学术影响力正在蒸蒸日上。
相对于费边社后来为人类留下LSE 的先例,台研会是否也能为人类留下属于东方、亚洲和世界的台湾政经学院(TSE),能为台湾历史创立与LSE 相提并论、东西相互辉映的TSE,将是台研会今后如果要展现存在意义所面临的最严肃课题,也是台研会新旅程所要追求的「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目标。
NATSC 的工作成员,在草创之初,都是以志工的身分,怀着关爱台湾的热诚,将台湾研究从国内带到国际舞台,并建立开放平台,共同探索知识,追求真理,这是一段有意义的人生旅程。NATSC,一如台研会一样,另一深远的影响便是将整个一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提供一个「实其心」的交流与汇集的园地。如果有那么一天,当费边社与LSE 模式,变成台研会与TSE 模式,台研会与NATSC 的其中参与者将有机会,在新的旅程上携手同行,一如既往的二十多年,「为着前进而前进」。
黄煌雄
台湾研究基金会创办人
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2015 年12 月21 日
前言
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潘美玲、林继文、张隆志、杨孟轩 二、NATSA 的跨界与跨代
编辑本书的目的,在于呈现北美台湾研究发展的轨迹,以及记录后野百合时代,离开街头抗争之后,转进在美国大学校园进行,以台湾研究为论述场域的另类学生运动,以及如何成为台湾研究学术交流平台的过程。本书邀集不同世代的参与者,提供个人与会经验与观察,以及共同奋斗的历史,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和学术社会网络。同时也针对NATSA 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团体,创立二十年以来所遭遇到的挑战,包括来自于组织内部建置化的需求,与台湾岛内政经发展连动起伏,以及之后中国崛起等因素,在多重力道交错过程中,学会成员所作的具体改革,以及出路的思考。章节的内容,採取微观之回忆叙事与宏观之纵向和横向分析交错并陈,在此多面向性、多层次且深度的探讨中,彰显学会二十年之缤纷历史,以及不同阶段所呈现之风貌特色与学科分野,不断对「何谓台湾研究」进行思辩则是贯穿全书的主轴。
(一)知识与社会的实践场域
本书的章节编排兼具历史时间性(chronologic)与议题性(thematic),除了前言之外,共有十篇文章。根据文章的内容归纳出NATSA的三个主要发展面向: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从全球视野、岛内政经情势、学术社群发展,以及论文内容分析的面向,凸显北美台湾研究学会所具有的「知识与社会的实践场域」特色。
本书第1章是萧新煌的〈建构台湾与全球的台湾研究:兼谈NATSA的特性与贡献〉,从台湾研究在台湾以及全球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进行观察,并从中彰显NATS在整个台湾研究建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萧新煌套用Thomas Kuhn 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说明台湾研究如何从既有的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的范畴中脱离,建立其自主的学术社群以及研究议题。在1990 年代李登辉主政,以及公元2000年开始的民进党八年执政期间,以中央研究院在1994年成立「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为台湾研究建制重要的里程碑。随后台湾各公私立大学成立了23个有关台湾研究的系所或研究中心,而从1999年开始,国际上也有13个台湾研究机构的设立,这段期间还包括了三个跨国区域的台湾研究社群成立,也就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NATSA)、日本台湾学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JATS),以及欧洲台湾研究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其中滥觞于1994 年的NATSA,是前述所有建制机构中最早成立的,从而在台湾研究独立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的过程中,也扮演挑战旧典范的先锋角色。
既然北美台湾研究学会在台湾研究的学术发展生命史当中,具有不可忽视的角色,接下来问题是:为何在1990年代首先组织这个学会?为何在北美成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本书的第2章〈生生不息的台湾研究:从NATSC 到NATSA(1994-1999)〉有所交代。林继文和潘美玲从1994年开始参与「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前身「北美洲台湾论文研讨会」(NATSC)的筹办与发起,并分别担任第2届与第4届的会长,本章是两位会长重现当年的时代脉络,从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变动,以及当时在大学就读的年轻人参与黄煌雄先生的台湾研究基金会所举办的「新生代论文研讨会」所产生的启蒙作用。这群新生代在1990年代野百合学运扮演要角,离开校门之后,一部分人持续在台湾社会进行政治与社会实践,另一部分人则认知到个人知识的局限,选择到当时以美国为主的大学继续深造,这群人带着以台湾为主体的问题意识进行学习,同时将过去在台湾参与社会运动的能量,延伸到学术论述的领域,延续过去台研会支持「新生代论文研讨会」的模式,成立了「北美洲台湾论文研讨会」,公元2000年的第6届年会则将组织法人化为「北美台湾研究学会」。这段成立的历史,奠立了NATSA由研究生为运作主体的模式,以及社会运动性格。而这种以社会运动的方式组织学术活动,是NATSA与国内外台湾研究的学术机构最大的不同。
第3章是张隆志所写的〈新史学典范与知识社群的追寻: 写在NATSA二十週年〉。张隆志虽然没有担任过任何一届会长,却参与了第1届年会的筹办,也分别在年会的五週年、十週年和二十週年出席年会,得以从个人参与的经历提供年会第一个十年间的发展轨迹。由于张隆志本身是台湾历史研究者, 所以另外提供了NATSA成立期间,台湾史知识传统与北美台湾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帮助我们理解NATSA在整个台湾研究学术史脉络的位置,以及当时所在的环境与条件。透过学术史的视角,呈显出NATSA在台湾研究典范转移与知识社群建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知识与社会实践,具体展现在会议的主题与论文的内容。林子伦与江俊宜的第4章〈反抗国家、重构社会到积极自省:北美台湾研究学会论文主题的考察(1995- 2014)〉,汇集了二十年来在NATSA所发表的1,500多篇论文的资料,进行系统性整理、编码、归纳、分析。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分成:解剖国家、反抗国家:民主转型的遗绪(1995- 1999)、从国家社会关系到社会整体的关照(2000-2005)、超越与解/重构社会:重新编织台湾(2006-2010)、台湾研究再省(2011-2014)。这几个阶段主题的焦点,与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扣。由于后解严时代与民主化浪潮的洗礼,使得反抗国家机器与宪政民主成为NATSA创立前五年的论述主轴。公元2000年之后,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台湾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研究主题转进社会发展,则是第二阶段的特色。第三阶段的主题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台湾社会的结构变迁与多元发展。最后则是重新反思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以及中国崛起的挑战。
虽然历经上述几个阶段,他们发现三个高度相同且纵贯全局的现象:首先是反映当时台湾社会议题的「现实性」;第二是主题「跨领域」,包括跨学科观点与跨国区域视野;第三是「反思性」,对既有观点与制度进行反省批判,包括重新思考台湾研究的定义。该文附录列有历年与会者来自的地区、学术背景, 以及发表论文的领域分类统计,提供给关心台湾研究学术发展者一个宝贵的资料库。
(二)组织的困境与挑战
第二部分讨论「组织的困境与挑战」。NATSA是由一群研究生创立的组织,一开始是以举办研讨会的方式进行,之后由年会改成学会,于2009年在美国登记为非营利组织,但整个会务的推展却在成立十年后面临困境,接下来的第5、6、7章分别由第9-10、14、15、16届的会长执笔,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民族志的写作方式(Geertz 1973),从参与者的角度对2003-2010 年期间,NATSA 组织运作所遭遇的挑战与回应的策略,进行反思性的书写。这些作者的个人经验,其中最早提及从1998年开始以及之后几届开始参与年会发表论文的初体验,到接任干部,成为会长的历程。读者可以从这部分接续第2章的年会历史,以及这个年会如何成为与会成员投入台湾研究的平台。
归纳这三章所描述的组织困境,其实也与台湾社会的发展有连动关系:首先,学会创立之初的台研会与野百合学运世代,有着浓厚的革命情感,以及从在岛内的学生时代延伸到北美留学的社会网络。而十年之后,这批留学生纷纷取得学位回到台湾任教或工作时,接下来的参与者之间缺乏类似的连结,则使会务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衔接上的问题。
此外,在公元2000年之后,在台湾的台湾研究机构或中心纷纷成立,在当时政府的推动下,台湾研究成为台湾的显学, 岛内的研究生将NATSA视为到国际发表论文的捷径,使得参与成员来自台湾的比例几乎过半,让学会产生内缩而非外拓,与学会设定的宗旨,亦即让台湾在海外留学的年轻学子,能够接触国际学术的平台与历练,产生抵触。
这两个NATSA成员组成结构的改变,也使创会以来一向提供经费支持的台研会,在2011年之后终止与本会长达十七届的关系。面对这些困境,接手的学会干部除了维持会务运作外,更积极反思台湾研究的定义,并重新思考台湾研究座落于北美地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