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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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台湾原住民族中,谁是三百多年前荷兰人笔下的『文明人』?
荷兰人曾差点让离岛兰屿的达悟族,消失在台湾原住民族的成员中?
除了日本帝国与国民政府外,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计划把『山地人』迁移平地?

三百多年前跨国婚姻已在台湾流行?
台南除了安平追想曲中杜撰的船医之女金小姐外,
其实还有因台湾妻子而丢掉公司职务的分分合合真实故事?
曾将外来殖民者耍得团团转的台湾历史人物,除了传说中的廖添丁外,
也有身后才让荷兰人『恍然大悟』的原住民族人物?

  康培德的《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讨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南岛语族之间的历史。内容触十七世纪荷兰人对岛上原住民的「文明人」与「野蛮人」论述系如何形成与演变?又发展出哪些不同的「文明化」地理空间?东印度公司对不同地区的岛民迁徙、移住与部落整併有什么具体作为与理念?阳盛阴衰的欧洲人殖民地如何解决婚嫁问题?另一方面,公司统治岛民用的藤杖、亲王旗等信物,岛民如何看待与使用?书中并借由北台湾一名原住民头人,勾勒出当时与荷兰人之间微妙的互动;以及讨论南台湾新港社族人与荷兰人的互动过程与历史记忆,如何创造出两百多年后的「红毛先祖」。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康培德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教授。着有《殖民接触与帝国边陲──花莲地区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稻乡出版社,1999),《台湾原住民史──政策篇(荷西明郑时期)》(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5)等书。
 

图书目录

序 包乐史
序 欧阳泰

绪论

第一章 「文明」与「野蛮」──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原住民的认知与地理印象
一、前言
二、惊鸿一瞥
三、领地扩张下的福尔摩沙「文明人」
(一)衣着与社会阶序:瑯峤人
(二)明理与归顺:哆啰满人
(三)西班牙人特质:淡水、鸡笼人
四、遭妖魔化的噶玛兰人
五、驯服之道
六、野蛮人的「文明化」:小琉球人后裔
七、平原与教化
八、「文明化」的地理印象
(一)以热兰遮城为中心的城乡差距
(二)对应平原地区的山地蛮族叛社
(三)三个文明性程度的地理空间
九、小结

第二章 离岛净空与平原移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原住民聚落迁移政策
一、前言
二、离岛哀歌
三、良妇、学徒与贌岛
四、小琉球第二?
五、内陆扩张的极限
六、山区的纷扰
七、平原移住的成效
八、小结

第三章 部落整併──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聚落人口政策
一、前言
二、部落迁徙与领地控管
三、部落整併的理念
四、实施过程与成效
五、部落权力结构与村社规模:大武郡社与打猫社的案例
六、部落整併的尾声
七、小结

第四章 亲王旗与藤杖──殖民统治与土着挪用
一、前言
二、亲王旗与原住民统治
三、原住民眼中的亲王旗
四、藤杖与与原住民统治
五、原住民眼中的藤杖
六、小结

第五章 殖民与牵手──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欧亚跨族群婚姻
一、前言
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婚姻政策
三、唐人与原住民牵手
四、1650年代以降台南一带的台欧婚姻
五、小琉球后裔的婚姻
六、教会、官方与猎财
七、鹣鲽情深?
八、小结

第六章 歪哥兼带衰──北台湾鸡笼Kimaurij社头人Theodore
一、前言
二、从通译到头人
三、首次大员之行
四、北台湾的中间人
五、出使噶玛兰与哆啰满
六、採煤事业
七、会歪哥的工头?
八、公司在噶玛兰的商务代表
九、Jan Pleumen之死
十、讨价还价
十一、尾声
十二、历史的机缘:为什么是鸡笼一带的Kimaurij人?
十三、小结

第七章 红毛先祖?──新港社、荷兰人的互动历史与记忆
一、前言
二、异质的部落历史经验
三、族人的改宗
四、窜升的部落位阶
五、牧养教堂划分
六、与异族通婚的差异
七、小结

结论
后记 林仔社人与西班牙人
一、前言
二、Diego de Aduarte笔下的林仔社人
三、十七世纪世界史下「无历史人群」的历史
四、越过「无历史人群」的门槛
五、后记

引用文献
索引

 

图书序言



包乐史(J. Leonard Blussé van Oud-Alblas)/莱登大学荣誉退休教授(Emeritus Hoogleraar, Universiteit Leiden)


  使用华文及西文文献从事研究的新一代华人学者中,康培德有属于其一席之地。借由比对历史素材与台湾原住民的口传资料,他不只重建岛屿的历史地理,还让今日已遗忘的历史人物发声。

  1970、80年代以来,立基于多学科领域的新台湾史学派逐渐成形。攸关台湾的历史书写,强调过去四百多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先驱,系如何拓开岛屿的精采故事。这样的叙述并没什么不对:开拓中国「东方荒野」(假设我们接受此一词汇)的历史本来就值得关注,且此叙述为岛上两千多万住民相当独特的历史认同,提供了不可阙如的证据。1949年,共产党接手中国大陆,经历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后,许多属于宗教信仰领域的文化特征看似已在那里消失殆尽,但在台湾仍存活下来。近年来,福建省许多遭忽视或半毁的宗教场所与寺庙能再修复,主要得感谢台湾人投入的大笔金钱与奉献,以及个人的努力;岛民与中国大陆远祖故乡间的宗教连结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能持续维持着。

  过去数十年来,学者逐渐注意到平埔族群在台湾西部平原农业开发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虽然过去数百年来,这些部落已遭人数优势的汉人移民所吞噬,不过今日仍能在零星四散之处找到其文化遗绪。

  借由细心筛选旧有与新发现的材料,康培德属于扩大并深化我们理解台湾社会各类混合文化现象的历史学者之一。不过,康培德带给我们的更多:作为一位在花莲的国立大学任教、学术背景为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其研究拓展至东台湾;十九世纪时当地大多仍在华人的势力范围外。透过娴熟运用荷兰时期的书面资料,康培德不只重建当时「后山」的地景,还指出卑南觅(今日的卑南族)的君主系如何运用与荷兰人间原有的结盟关系,在荷兰东印度公司遭国姓爷郑成功此一传奇人物于1662年逐出台湾后,继续拓展成对周遭部落的支配。

  多亏康培德的细心爬梳,如今早已消失殆尽并遭众人近乎遗忘的马赛人部落,当时系如何在台湾北部与东北部的交易网络中扮演关键要角,才得以重见天日。本书针对该部落以及头人的详尽个案研究,将族人描绘成社会、政治变局下的能手,为台湾史较少触及的领域注入新气象;此方面康培德本人可算是先驱研究者。

欧阳泰(Tonio Andrade)/艾文理大学历史学教授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Emory University)

  过去20年来,学术界对台湾南岛语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当中康培德为少数重要的学者之一。从1996年针对南部平原西拉雅人研究的博士论文,到今日这本着作,其着作大量增加了我们对早期台湾史的理解,特别是有关荷属时期此阶段。

  我首次遇见康培德是在1994年夏季,在我选修的一堂明尼苏达大学荷兰语课程上;那是当时我在美国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堂荷兰语课程。当修课者彼此自我介绍时,我很惊讶竟然有名来自台湾的学生。他说修读荷兰语是为了研究早期台湾史时,能阅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因为我本人也是为了能阅读荷属东印度史料而来修读荷兰语,基于共通的兴趣,我们很快即成为朋友。

  康培德虽然专攻地理学博士学位,但他明白为了掌握福尔摩沙南岛语族的过去,得像历史学者般去使用史料文献,奠基其学术的其中一块基石则为荷兰语,特别是十七世纪的古荷兰语。除了如历史学者般对史料文献的重视外,康培德另有其他两个特点;一是敏锐细致的理论概念:从一开始设其治学特色即善于利用来自众多领域的理论见解。另一个特点是涵括殖民偶遇下不同主体立场的人文意识,像是荷兰人、隶属不同社群的南岛语族,以及其他将十七世纪福尔摩沙视同新家园的移民者,特别是来自东亚大陆福建南部的人群。

  这三点特色:荷兰文献史料、理论概念的实践、温厚的人本主义关怀,都充分显示在这本集七篇论文编织而成一整体的新书中;当中,一项重要的主题是殖民统治与在地营力之间紧张而微妙的张力。

  近数十年来,研究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历史学者多聚焦于土着营力,此一趋势应系由人类学者James C. Scott的所首创。康培德此书部分内容与此趋势类似;不过,书中亦独树一帜地专注于各方力量在殖民均势下的局限性。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其控制扩展至台湾西南部时,即察觉其军事武力的能耐仅止于此,公司实际上需要与不同的南岛语族人群合作;因此,单纯的「管控」对应「反抗」此二分法,过于简单而不足以理解复杂的殖民动态性系如何运作。

  本书一开始检验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如何寻求理解、分类其属民(见第一章),接着处理公司官员统治其属民的各类企图,相关政策有严峻者;如第二章所涉及的强制迁徙,第三章讨论的南岛语族村社整併尝试,也有诱骗者;如第四章讨论公司试着以何种权力象征赋予方式来统治其属民;不过,特别在本书后半部,我们将清楚看见南岛语族并非是此殖民偶遇中被动的属民。作者在第四章出色地描绘出南岛语族如何以其方式进一步挪用殖民者赋予的权力象征物。后续章节相当清晰地显示:虽然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能是台湾最强大的角色,不过其能力有限。在地人群展示其营力的方式,系借由殖民架构来谋取其自身利益;特别是如第六章提及的Kimaurij社头人Theodore,即为极佳的例证。

  比起从前,今日我们对早期台湾史的理解已更为丰富;不过,仍有许多我们未知之处,本书即是带领我们进入南岛语族丰富历史的一本杰出着作。

绪论

  我们对台湾历史的论述,涉及荷兰、西班牙、日本时代时,一般多从外来政权的施政作为描述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概况与变迁。此一叙述方式,系因留下的文献材料大多为外来者所记录,也因而偏向政权施政的角度;不过,政权施政的影响不尽然能直接含括社会或人群的每一日常生活面向,特别是十七世纪的近世初期社会,政权的政治影响力不全然如同工业革命后的时代,后者可借由技术、组织的创新深化对社会日常面的宰制。因此,如何从社会或人群的角度书写近世初期历史,特别对属无文字社会的台湾南岛语族而言,将是重要议题。

  以十七世纪中叶的台湾南岛语族为例,我们大多透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献材料来了解其历史,因此我们所认识的当时历史,多多少少会着重于诸如征战与归顺、宣教改宗、地方会议、村社首长制、村社户口调查、年贡制度、贌社制度等公司加诸于南岛语族的施政作为,去理解当时的历史与变迁;透过统治者与书写者的立场或角度,来形塑了我们对所谓「殖民史」的想像。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24年在台湾本岛沿岸沙洲建立商馆后,岛上的南岛语族治理并非其首当其冲的要务。一开始,除了众所周知的改革宗宣教师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积极地与新港社住民接触,并尝试影响其社会文化外,东印度公司历任在台最高行政首长,重心多以如何完成建立公司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为主;一直到1629年就任台湾长官的普特曼(Hans Putmnas),透过与郑芝龙为主的海商势力妥协,换取对方贸易船只前来大员交易后,公司的「中国贸易」自1634年起才逐渐稳定。此时,东印度公司开始借由与结盟的南岛语族,一同透过武力征战岛上其他村社以扩张其影响力,并重新审视台湾本土鹿产交易的可能利润后,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南岛语族的互动,才开始进入较密集的阶段。

  1636年,东印度公司透过武力征战与南岛语族间的口耳相传,成功地把今日嘉南平原与高屏地区的村社要人、长老招来大员商馆会见台湾长官,并在新港社举行归顺村社和约确认仪式。会议中,台湾长官除了对与会村社代表训诫和平条约内容,授予每位代表布袍、亲王旗与代表公司权威的藤杖外,并举行目加熘湾、阿猴、放索等社土地主权移转给公司的仪式,奠定日后学者所说的荷兰和平(Pax Hollandica)。对比于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地区的其他商馆──如麻六甲、巴达维亚、钖兰等地,台湾因而成为荷兰人在亚洲第一个涉及领地控制的殖民地。此一转变,使东印度公司不可避免地涉入对辖境内南岛语族人口的实质统治。我们所熟悉的热兰遮城,才从商馆的性质逐渐转型为兼具殖民地领土与属民的行政中心。

  如同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原住民,曾在欧洲人资本投资、信贷、利润竞逐等商业利益的论述背景下,建构、想像成欧洲货物的消费者,以及原住民的「首次消费者革命(the first consumers revolution)」图像:甫具殖民地领土与属民管理的东印度公司,面对扩张中的领地与各地形形色色的南岛语族,也发展出对台湾南岛语族的特定认知。所谓的「文明人」与「野蛮人」论述所指的对象为何?构成「文明」与「野蛮」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在公司官员、宣教人员等不同背景的人员心中,有着不同的图像。至于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南岛语族的「文明化」作为,随着殖民统治亦发展出动态的地理印象,逐渐形成数个文明性程度有别、但呈现出进阶秩序的地理空间。

  1644年接掌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职的卡隆(François Caron),将公司与南岛语族推向更具制度性的臣属关系。此时,原为归顺村社和约的确认仪式,已成为一年一度的地方会议,并朝向分区举办。台湾长官在历年地方会议中循循告诫与会村社代表的内容,大略为与地方行政、经济活动、学校教育等有关的公司施政,并将公司属意的处理方式分项为10余条的训示,于村社首长推派后当众宣告;如针对战争与私斗、社众间纠纷、社众与唐人间的纠纷、未获公司授权而在村社交易的唐人、学校教育的参与、在地学校教师的生活费,甚至琐碎到对圈养的狗等。其中,人口迁徙与移住的规范,最晚自1650年起,也成为台湾长官的重要训令之一。

  台湾长官的训令中,规定南岛语族人口的迁徙与移住,是需要向东印度公司驻地人员申请;不过,若从山区迁居平地,则无须申请,可自由迁居。这背后,代表公司在治理台湾殖民地时,对不同性质领地与属民的假想。早年站在爪哇总督的立场,东印度公司其实有其领地扩张的逻辑,即仿效葡萄牙人,採取所谓的据点策略(entrepôt strategy)──借由控制主要贸易航道上的据点,掌握交易带来的利润。如1640年,总督范迪门(Anthonio van Diemen)先透过征服钖兰,孤立麻六甲后,再于翌年取得麻六甲,完成对主要贸易航道的控制。但1630年代以来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殖民地的顺势发展,成为名义上辖有大片土地与属民的组织后,则逐渐对台湾区分出平原、山地与岛屿的不同想像与施政作为;具体而言,就是离岛净空与山地住民移住平地。此即为何台湾长官会在1650年起的历年地方会议中,类似谆谆教诲般地告诫各社与会代表,公司对人口的迁徙与移住的立场为何。

  东印度公司同意下的住民人口移住,事后大多牵涉了村社整併。作为殖民地的底层单位,南岛语族的村社规模以及村社首长的派任,即成为荷兰人整併前后的考量。东印度公司在部落整併的做法上,虽然大多会循原有的部落社会网络与族人的意愿,但各地的整併结果,如同前述的移住政策成效,成效不一。到了东印度公司统治末期,移住与整併成为荷兰人对殖民地空间治理的想像,与地方住民之间的角力。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南岛语族统治,虽然说依循着异文化接触、武力征伐与权力巩固等不同阶段;荷兰人一如其他具备相对优势的欧洲人,能凭借其优势技术、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运作,及对文化符号的优势操控等因素,击败殖民地人民的初期反抗,达成殖民地统治的目的。之后,殖民者即透过统治制度的设立,巩固殖民地政权。因此,统治制度系如何运作,即为讨论、研究殖民统治的一核心议题。

  不过,任何制度的运作,需上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互动、搭配,方能落实殖民统治;其中,具体现象如来自殖民或被殖民人群的中介者角色,抽象者如文化符号系如何解读、操控,则为进一步了解、分析殖民统治时需讨论的议题。文化符号方面,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南岛语族统治,透过相关研究,我们已能理解荷兰人如何透过地方会议中进行的仪式、排场等文化象征的展演,塑造台湾长官及所属人员的权威,并强调其高于一般南岛语族与唐人的位阶关系。也掌握了荷兰人如何以货品实物,透过供应、交换与赠予的互动过程,对政治结盟立场不同的南岛语族村社展现彼此在权力位阶及亲疏关系上的差异。

  然而,面对外来统治的被殖民人群并非被动的受体,南岛语族如何看待、使用东印度公司针对彼此相互关系所设计的文化符号,显然不尽然符合荷兰人原本的初衷。以前文提及的村社归顺仪式、村社首长派任,乃至于日后逐渐发展成形的地方会议为例,此一荷兰人统治南岛语族的制度,其运作需依赖甚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即东印度公司颁授予归顺南岛语族村社要人的亲王旗(prins vlag)与藤杖(rotting);站在荷兰人的立场,前者代表归顺东印度公司的图腾,后者象征东印度公司在村社层级的行政代表。不过,在此一异文化互动过程中,接受亲王旗与藤杖的南岛语族,亦有其自身主体的立场,来看待、使用,甚至于挪用荷兰统治者象征物的原意。

  除了隶属行政治理的领域外,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属民的规范与控制,亦发生在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婚姻关系。公司的殖民地婚姻政策一开始即有其特殊的考量,即如何建立以荷兰式家庭为骨干的殖民地作为贸易活动的后盾。面对渡洋来到亚洲的欧洲人社群男女比重极度失衡此现实,东印度公司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改成以受过基督教教化的在地女性,来担任荷兰殖民地计画中的妻子、母亲等重责大任。透过把将成为荷兰人妻子的土着女性,包含公司买来预备作为雇员妻子的土着女孩,施予基督教教育以「导正」其思想与行为,待合格后方具备婚嫁资格;此一做法在巴达维亚已有成功的经验。

  不过,荷兰人在台湾相争与南岛语族女性牵手之际,尚得面临渡海而来的唐人相互竞逐。此时,所谓公司眼中的「合法」婚姻,已非单纯的两情相悦而已。针对唐人,基督徒身分的有无,是公司承认其跨族婚姻合法性与否的重点。当论及基督徒身分时,荷兰改革宗教会对台湾殖民地婚姻的干涉也不落人后。如果说东印度公司官员的想法不脱殖民地商业利益,牧师的想法则是扩大基督子民的版图,而跨族婚姻的规范与管控则成了其意识形态的战场。

  跨族婚姻终究得涉及男女双方当事人,共结连理欧洲男性与南岛语族女性是否如东印度公司与改革宗教会所规范,则又另当别论。特别是考量到跨族婚姻中的阶层性因素时,底层社会的婚姻男女当事人显然会有不同的想法与作为。母亲为新港社人所收留的Tagutel与以士兵身分抵台的但泽(Danzig)人范勃亨(Joost van Bergen)的分合过程,中间即有着公司官员、教会牧师、殖民地友人等不同人物与力量的纠葛。

  提及人物,历史舞台的真正灵魂仍非活生生的人物莫属。透过人物,我们也可掌握当时殖民地不同社会阶层的实际生活与所遭遇的状况,更难得的是了解这些历史主角系如何因应此情境。如荷兰改革宗宣教师在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中扮演的角色,面对南岛语族时在动机、享有资源、影响力等有即其异于公司雇员之处。再如曾任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纳茨(Pieter Nuyts),这位众所周知的滨田弥兵卫事件主角之一,在历任公司职员中属罕见的「高学历」背景,但也留下了60余名部属惨遭南岛语族屠杀的空前绝后纪录;其本人与新港社姑娘阿虾(Poeloehee)两人间的韵事,让我们可略窥当时殖民地高官与在地人间的两性关系。至于南岛语族人物方面,曾随日本生意人远赴扶桑、并成为滨田弥兵卫事件导火线之一的新港社要人理加(Dicka)──其本人也因而被荷兰人称为台湾王(Coninck van Formosa),最后又成为其族人与东印度公司推派的新港社头人──对比1630年代上半与东印度公司对抗到底的麻豆社要人大加弄(Takaran)等,可看出当时的南岛语族部落青壮领袖如何因应此一外来危机的不同策略与可能的想法。类似的例子可在北台湾人物中觅得,除了噶玛兰人武歹(Boutay Sataur)与Boele Somapar对东印度公司的鸡笼驻地人员自有不同的对应方式外,同样来自鸡笼Kimaurij社的Range Hermana与Lamma,对东印度公司的鸡笼驻地人员态度即南辕北辙。

  至于与前述Tagutel、范勃亨的婚姻一样充满戏剧性张力的人物,就非属鸡笼Kimaurij社的Theodore了。这位原本只在东印度公司攻打鸡笼西班牙人据点时,担任公司通译的24、5岁青年,在兵荒马乱的战后公司整肃村社头人期间,获得拔擢成为新任头人,从此开始了他传奇且戏剧性的一生。Theodore一生写照其实也是十六、十七世纪北台湾鸡笼、淡水等沿海地区人群,在这航商往来贸易下的缩影。如同我们亦可借由国姓爷大军侵台背景下的唐人农夫、非洲男孩与荷兰生意人的故事,从所谓微观的小地区与事件中的人物,一窥当时的全球局势变化。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撤离,代表荷兰人在台湾的现地殖民想像已画下休止符;不过,这并不表示南岛语族对荷兰人的想像,已随着东印度公司的离去而落幕。不同地区的人群基于其不同的过往经验,对荷兰人的记忆、诠释与挪用即有不同之处。像是屏东县来义乡的古楼社排湾族,曾在二十世纪末的历史记忆中,将百余年前大清国官员驯化番人用的「劝番歌」,视为三百多年前的「荷兰歌」。类似的例子在垦丁社顶部落,当地住民与文史工作者对八宝公主的传说,即为将十九世纪的事件与十七世纪的荷兰记忆连结。对应的例子则是小琉球的乌鬼洞传说,十七世纪的荷兰经验反而消失并转成事后不同时间层的传说。不同版本的叙述,反映记录者认知的「历史」,系依据当时的认知与价值观,将历史事实的元素重新拼贴成一幅可被当代接受的历史图像。

  至于与荷兰人互动关系最为紧密的新港社人,则又有不同的表现。十九世纪新港社后裔的「红毛先祖」说,有人认为是无稽之谈,有人解释为是时代产物下对唐人所指涉的「番」,即荷兰红毛番与南岛语族的连结。不过,当时族人的自我认同与诠释,却有着其异于台湾其他南岛语族部落的基础。这可在新港社人与荷兰人间微妙的结盟征战、改宗,甚至通婚等各类互动经验中一窥端倪。

  整体而言,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统治台湾南岛语族,一方面可看见荷兰人对领地、属民、统治工具、跨族婚姻等议题的殖民想像,另一方面则可从这些外来者的计画作为,看到是如何为了适应不同地方而产生变化。不过,这些变化,不单只是由上而下为了适应地方,当地人群的诠释、挪用往往是让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想像产生流变的主因。往往也是在地人,在穿越数百年的时空后,仍继续其对此过往经验的诠释与挪用,重新赋予不同的意义。

  本书即针对前述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间的历史纠结,挑选对原住民的认知与地理印象、聚落迁移、部落整併、统治信物、跨族群婚姻、部落人物史、历史记忆等议题,分章节陈述。书中章节系改写自曾发表于相关学术期刊、专书或研讨会的论文。「绪论」部分,改写自发表于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2013年3月21-22日主办的「族群历史、文化与认同:台湾平埔原住民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南岛语族的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一文。第一章「『文明』与『野蛮』──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原住民的认知与地理印象」,改写自发表于《新史学》25卷1期的论文:〈「文明」与「野蛮」: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原住民的认知与地理意象〉。第二章「离岛净空与平原移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原住民聚落迁移政策」,改写自发表于《新史学》20卷3期的论文:〈离岛净空与平原移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原住民聚落迁移政策〉。第三章「部落整併──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聚落人口政策」,改写自发表于《台湾史研究》17卷1期的论文:〈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台湾原住民部落整併〉。第四章「亲王旗与藤杖──殖民统治与土着挪用」,改写自发表于《台湾史研究》13卷2期的论文:〈亲王旗与藤杖──殖民统治与土着挪用〉。第五章「殖民与牵手──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欧亚跨族群婚姻」部分,改写自发表于《南瀛历史、社会与文化II》的论文:〈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欧亚跨族群婚姻:台南一带的南岛语族案例〉一文。第六章「歪哥兼带衰──北台湾鸡笼Kimaurij社头人Theodore」,改写自发表于《台湾文献》62卷3期的论文:〈荷兰东印度公司笔下──歪哥兼带衰的鸡笼Kimaurij人Theodore〉。第七章「红毛先祖?──新港社、荷兰人的互动历史与记忆」,改写自发表于《台湾史研究》15卷3期的论文:〈红毛先祖?新港社、荷兰人的互动历史与记忆〉。后记「林仔社人与西班牙人」,改写自发表于《帝国相接之界──西班牙时期台湾相关文献及图像论文集》的论文:〈林仔人与西班牙人〉。期刊、专书等匿名审稿人与研讨会评论人、与会者的宝贵意见,笔者在此一併铭谢。书中地图的绘制,则感谢洪伟豪、白伟权(Pek Wee Chuen)的宝贵意见与技术援助。

  最后,谨以本书纪念曹永和院士。曹院士为早期台湾史研究奠定的基础,开启了许许多多后续研究者的视野。
 

图书试读

第一章 「文明」与「野蛮」: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原住民的认知与地理印象
 
一、前言
 
自哥伦布开启欧美新航路以来,欧洲世界对异族的想像逐渐纳入领土占领、宗教改宗、经济利益等思维。其中,对土着民族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描述,一般多为实施领土占领、建立殖民社会的前奏。此系借由自许为导入文明至「蛮荒(wilderness)」领地,并将土着视为非「蛮」(barbarians)即「番」(savages)来合理化其作为。虽然日后孟德斯鸠(Montesquieu)透过阶序化的差别分类与社会演化意涵角度,发展出分辨「蛮」与「番」的概念;前者为略具政治组织的草原游牧民族,后者为生活于林野中的採集或狩猎群居团体,以此来分辨文明化程度的差异;并以财产的私有化做为判定两者差别的准则之一。不过,一般来说,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纵使在理性层次上倾向于以其对罗马法的诠释──即以私有财产概念的有无来判定对方是否为「文明人」,基本上仍存在着借由诸如食人(cannibalism)、人祭(human sacrifice)、裸身等社会文化行为来辨别他者的「文明」与否。
 
十七世纪东渡来亚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即处于此异族印象论述形成的过程,作为其日后治理当地属民的律法基石。当时,东印度公司面对台湾岛上的南岛语族,系透过地方会议、村社首长、村社户口调查、年贡及贌社等制度,达成所谓「荷兰和平」(Pax Hollandica),逐步将南岛语族置于其辖下,将台湾拓展成其辖下第一个领地型殖民地,企图在岛上建立起如后世史家所说的地域型国家(territorial republic)。东印度公司在台的政令依据,即涵括荷兰人对当地风俗的掌握与理解。作为行政中心热兰遮城腹地的大员湾一带,为台湾长官与议会接触较密集之处,针对当地新港、萧壠、麻豆、目加熘湾等社的讨论,自公司领台起即成为荷兰人笔下的福尔摩沙人(Formosans)代表,其风俗习惯,也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首要参照;不过,荷兰人在台湾不同地区的「南岛语族经验」,不尽然与行政中心大员湾一带的经验一样。东印度公司在台30余年期间,随着领地范围的扩大,接触的岛上人群也愈来愈多,其官员对不同人群的「文明化」程度也有着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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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我脑海中立刻勾勒出一幅充满时代感和地域色彩的画面。“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场关于权力、文化、以及生存策略的深刻探讨。我尤其被“殖民想像”这个词吸引,它暗示了一种非物质的力量,一种观念、一种视野,如何指导甚至扭曲了殖民者的行为。 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去挖掘和分析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殖民想像”的。这种想像,是否源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浪漫主义,或是启蒙运动中的科学理性,亦或是商业扩张中的实用主义?它可能包含了对未知土地的奇特幻想,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或是对财富和资源的贪婪渴望。我希望书中能够细致地剖析这些“想像”的来源、特征,以及它们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公司与台湾原住民的互动之中。 “地方流变”则将我的思绪引向了台湾这片土地本身。当荷兰东印度公司带着他们的“殖民想像”到来时,台湾的原住民的“地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变迁,更是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习俗、甚至精神信仰的深刻重塑。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这种“流变”的复杂性,它可能是一种强制性的改造,也可能是在互动中的协商与妥协,甚至是一种意想不到的适应与创新。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出现,则为这场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载体。它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商业帝国之一,其在台湾的行动必然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阐述,这家公司是如何在台湾建立其统治、进行贸易、以及管理其殖民地的。同时,我也对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其“殖民想像”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或被修正的,感到非常好奇。 “台湾原住民”是这场历史变迁中的核心群体。我希望书中能够避免泛泛而谈,而是能够展现出不同原住民部落在面对殖民压力时的多样化反应和策略。他们是如何抵抗?如何适应?又是如何利用殖民者的规则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我希望看到的是原住民的能动性,他们并非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在历史浪潮中积极应对的行动者。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联想到人与土地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殖民者的到来,必然会改变原住民对土地的认知、利用方式,以及土地在他们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基于扎实史料的研究,或许会涉及到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书信、传教士的报告、以及一些早期地图和绘画。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还原出那个时代台湾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想像”的具象表现?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性”的殖民研究。它不仅仅关注殖民者的宏大叙事,更关注这种叙事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与原住民的现实发生碰撞,并最终导致了“流变”。这种关注点,让我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充满期待。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权力是如何通过“想像”来运作的,以及这种“想像”如何渗透到“地方”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改变了当地的面貌。它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台湾的早期历史?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揭示的探讨方向,让我对理解殖民历史和文化变迁有了新的期待,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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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单是这个书名,就仿佛一道深邃的谜题,立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直对历史中那些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力量如何塑造物质世界的现象深感兴趣,因此,“殖民想像”这个词组,直接点燃了我探索的欲望。 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所构建和秉持的“殖民想像”。这种想像,是基于欧洲的地理发现时代对“新大陆”的浪漫化描绘,还是启蒙运动中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固化认知?它又如何驱动了公司在台湾的资源掠夺、土地占有,以及对原住民社会结构的干预?我希望看到的是,这种“想像”如何在公司的内部形成、传播,并最终成为其殖民行动的意识形态支撑。 “地方流变”则将我的目光引向了台湾这片土地及其原住民。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想像”开始在台湾落地生根时,原住民原有的“地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深刻变迁?这种“流变”,是否意味着传统的土地制度被颠覆,经济活动被重塑,社会组织被重构,甚至是原住民的文化身份认同也随之发生动摇?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这种“流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它可能包含强制性的改造,也可能是在互动中的协商与适应,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融合与创新。 “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当时欧洲强大的商业帝国,其在台湾的活动无疑会对当地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呈现该公司在台湾的具体运作方式,包括其贸易体系、行政管理、军事策略,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手段来实践其“殖民想像”。同时,我也对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其“想像”在与台湾现实的碰撞中是如何被调整或强化的,感到十分好奇。 “台湾原住民”是这场历史变迁中最直接的参与者。我迫切希望书中能够展现出原住民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他们面对殖民者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他们是仅仅被动的承受者,还是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能动性,例如通过抵抗、协商、合作来争取自身利益?我希望看到的是原住民的视角,以及他们如何在殖民压力下努力维系和重塑自己的“地方”。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联想到人与土地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殖民者的到来,必然会改变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利用方式,以及土地在原住民文化和精神世界中的意义。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基于扎实的史料,例如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报告、传教士的日记、以及可能的一些早期地图和文献。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还原出那个时代台湾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想像”的具象表现?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性”的殖民研究视角。它关注权力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如何与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并最终导致了新的“流变”。这种关注点,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更是关于文化和观念上的渗透与重塑。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殖民的语境下,什么是“地方”?什么是“想像”?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预示的探讨深度和跨学科视角,让我对它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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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视角选择非常独特,它并没有仅仅聚焦于殖民者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被殖民者,特别是台湾的原住民。我一直对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边缘化、声音被淹没的群体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这个标题立刻吸引了我。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去“想象”殖民者的视角,以及在这种想象之下,原住民的“地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流变”。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具体的历史实体,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和争议性。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公司,更是一个跨越地域、影响深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通过描绘这家公司在台湾的活动,来展现当时的“殖民想像”是如何形成的,又在怎样的现实压力下发生改变的。 “台湾原住民”的多元性也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希望书中能够展现不同族群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互动的具体细节,他们的抵抗、适应、以及在殖民过程中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和身份认同的重塑。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而不是抽象的群体标签。 书中“地方流变”的提法,让我联想到地理、文化、社会结构等多层面的变化。我期待作者能够深入探讨殖民行为如何渗透到台湾的原生环境中,例如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传统聚落结构的瓦解与重组、新的经济模式的引入,甚至是原住民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 我猜想,作者可能通过大量的史料,包括但不限于档案、信件、当时的绘画、地图等等,来构建这部作品。我希望能够从中窥见到一些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细节,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更真实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原住民生活图景。 “殖民想像”这个词语本身就带有一层解读的意味。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和分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想像”的?是基于他们的经济利益驱动,还是带有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优越感?这种想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台湾的实际政策和行动? 同时,“地方流变”又似乎暗示了一种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描述。我期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变化的台湾,原住民与殖民者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在不断的互动和博弈中,各自的“地方”都在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改变。 我特别希望能够从中学习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如何去处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叙事,以及如何去平衡宏观的历史进程与微观的个人经验。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给我一种学术深度和理论关怀的预感。 如果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原住民如何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规则,甚至是被其规则所“赋权”,来改变自身地位的案例,那将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历史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互动之中。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揭示的探讨方向,让我对理解殖民历史和文化变迁有了新的期待。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次引人深思的思想旅行,能够帮助我重新审视“地方”的意义和“想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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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以“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为名的书,光是标题就充满了引人遐思的空间。我一直对历史中的“看不见的手”——那些塑造事件的深层观念和动力——特别感兴趣,所以“殖民想像”这个词组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去解构和呈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所抱持的“想像”的?这种“想像”是基于什么样的认知框架?是对台湾及其原住民的误读、夸大,还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投射?它又是如何在公司内部形成、传播,并最终影响其在台湾的具体政策和行动的? 而“地方流变”这个概念,则带有一种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指向了土地、社区和文化形态在殖民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介入之下,台湾原住民的“地方”是如何被重塑的。这可能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改变、传统聚落的迁移或重组、新的经济活动(如种植园经济)的引入,甚至是对原住民社会内部传统权力结构的侵蚀或重构。我希望看到的是具体的案例,而非泛泛而谈。 “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商业帝国,其在亚洲各地的活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关于该公司在台湾运作的独到见解,它们是如何组织贸易、管理殖民地、以及与当地原住民进行互动的。我特别好奇,这家公司在台湾的“殖民想像”是否与他们在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又或是表现出某种共性? “台湾原住民”的多元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我希望书中能够避免将所有原住民部落笼统概括,而是能够展现不同族群在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时的差异化反应和经历。例如,不同部落在地理位置、社会组织、经济模式上的差异,是否导致了他们与殖民者之间形成的不同关系?原住民是仅仅被动的承受者,还是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能动性,例如通过抵抗、协商、甚至合作来争取自身利益?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思考,在殖民过程中,原住民的“地方感”和身份认同是如何受到影响和改变的。当他们的生活空间、社会关系、乃至文化符号被殖民者的“想像”所侵蚀和重塑时,他们如何维系或重新构建自己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变迁,又如何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 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基于一手史料的扎实论证,比如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书信、传教士的日记、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些原住民口述历史的记录。这些材料能否帮助我们更直观地触及那个时代的原住民生活,以及殖民者的真实意图和行为? “殖民想像”并非是铁板一块,它本身也可能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发生演变。我好奇作者是否会探讨,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想像”在台湾遭遇了现实的阻力或意想不到的情况时,这种“想像”本身是如何发生调整或变化的?这种动态的互动,是否也构成了“地方流变”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题目,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化”的殖民研究视角。它不仅仅关注殖民者的权力运作,更关注这种权力运作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与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并由此产生新的“流变”。这种关注点,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更是关于文化和观念上的渗透与重塑。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殖民的语境下,什么是“地方”?什么是“想象”?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蕴含的研究深度和跨学科视角,让我对其内容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殖民历史、文化变迁以及原住民能动性的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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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本书的标题,我立刻就被它所蕴含的复杂性所吸引。“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这两个词语组合在一起,就已经勾勒出一幅动态而充满张力的历史画卷。我尤其对“殖民想像”这个概念感到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想像”驱使着像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势力,跨越重洋,来到遥远的台湾?这种“想像”是单纯基于经济利益的算计,还是夹杂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优越感、甚至是奇特的异域情调?书中会不会深入剖析这些“想像”的来源、构成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 “地方流变”则更让我联想到地理、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深刻改变。台湾,这片土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到来之前,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那么,在殖民者的“想像”之下,这片“地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流变”?是土地被如何重新划分和利用?是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如何被冲击、改变,甚至是被取代?是新的经济模式、社会秩序如何被强加或协商建立?我希望书中能够描绘出清晰的脉络,展现这种“流变”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了哪些持久的影响。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历史名词,本身就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实体,更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殖民帝国。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挖掘这家公司在台湾的具体运作,它们是如何通过贸易、军事征服、行政管理等手段来施加影响的。同时,我也希望看到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那些驱动他们“殖民想像”和实施“地方流变”的内部逻辑。 而“台湾原住民”,则是这场历史变迁中最直接的承受者和参与者。我迫切希望了解书中是如何呈现原住民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不同的原住民部落,在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有着怎样的不同的反应和策略?是坚决的抵抗?是灵活的适应?还是复杂的合作与博弈?我希望书中能够展现出原住民的能动性,他们并非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在历史洪流中努力求生、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者。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殖民者的到来,必然会改变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在殖民过程中,原住民的土地观念、耕作方式、甚至是祭祀与土地相关的神圣性,是如何受到挑战和改变的。这种改变,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认同? 这本书的标题,似乎暗示了一种叙事的挑战:如何在宏大的殖民叙事中,捕捉到原住民“地方”的细微变化,以及殖民者“想像”的形成过程。我希望作者能够运用扎实的史料,比如当时的官方文件、传教士的记录、甚至是通过口述历史和考古发现,来构建一个既有学术深度,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故事。 我还对书中可能出现的“抵抗与合作”的张力特别感兴趣。历史上的殖民过程,往往并非简单的你死我活。原住民与殖民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包括技术、知识、甚至是社会制度的交流。我希望书中能够揭示这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连接,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地方流变”的具体形态。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也可能指向一种对权力关系的深入反思。殖民者的“想像”如何构建了一个“他者”的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推行其统治?而原住民的“地方”又如何在这种权力关系下,经历着重塑和变形?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对这些权力动态的深刻洞察。 最后,我对这本书能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台湾的早期历史感到非常兴奋。它似乎不再仅仅讲述被征服的故事,而是关注在殖民的压力下,一个地方是如何保持其韧性,并以新的方式演变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丰富的细节和深刻的分析,让我对那段历史有更全面、更 nuanced 的理解。 这本书的题目所预示的深度和广度,让我对它的内容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权力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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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这个书名本身就如同一个精巧的引子,瞬间勾起了我对历史深处那些隐秘联系的探索欲望。我尤其被“殖民想像”这个概念所吸引,它预示着本书不仅仅关注物质的征服,更将深入到观念、心理和文化层面。 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殖民想像”。这种想像,是源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浪漫主义,还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性计算,亦或是对“他者”的文化投射?它又是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公司对台湾土地的占有、对原住民的认知以及对殖民地管理的策略中的?我希望能够从中窥见,那些抽象的观念是如何驱动具体的殖民行动。 “地方流变”则将我的目光引向了台湾这片具体的土地及其居民。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想像”开始作用于这片“地方”时,原住民原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甚至精神信仰,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深刻改变?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出这种“流变”的多重面向,它可能涉及土地制度的变迁、经济活动的重塑、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原住民身份认同的挑战。 “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商业帝国之一,其在台湾的活动无疑留下了浓重的历史印记。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阐述该公司在台湾的运作模式,包括其贸易网络、管理体制、军事部署,以及它如何将自身的“殖民想像”投射到这片土地上。同时,我也对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其“想像”在与台湾现实的互动中是如何被调整或强化的,感到非常好奇。 “台湾原住民”是这场历史变迁中的关键群体。我迫切希望书中能够展现出原住民群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他们面对殖民者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他们是仅仅被动的承受者,还是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能动性,例如通过抵抗、协商、合作来争取自身利益?我希望看到的是原住民的视角,以及他们如何在殖民压力下努力维系和重塑自己的“地方”。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联想到人与土地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殖民者的到来,必然会改变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利用方式,以及土地在原住民文化和精神世界中的意义。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基于扎实的史料,例如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报告、传教士的日记、以及可能的一些早期地图和文献。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还原出那个时代台湾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想像”的具象表现?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性”的殖民研究视角。它关注权力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如何与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并最终导致了新的“流变”。这种关注点,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更是关于文化和观念上的渗透与重塑。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殖民的语境下,什么是“地方”?什么是“想像”?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预示的探讨深度和跨学科视角,让我对它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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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光是书名就足以勾起我浓厚的阅读兴趣。我一直对历史中那些隐秘而深刻的文化互动以及权力关系的演变非常着迷,而“殖民想像”这个词语,似乎直接点明了本书试图探讨的一个核心维度——那些非物质的观念、视角和心理图景,是如何驱动并塑造了殖民行为的。 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去解读和呈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殖民想像”的。这种想像,是基于对地理环境的片面认知,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还是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书中是否会深入分析这些“想像”的形成机制,例如通过当时的文学、绘画、甚至是科学考察报告,来揭示这些观念是如何被构建和传播的?我期待看到的是,这些“想像”是如何为公司的殖民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并最终影响其在台湾的政策制定的。 “地方流变”则将我的关注点引向了台湾这片具体的土地及其居民。当荷兰东印度公司带着他们的“殖民想像”踏足台湾时,原住民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流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改变,更可能涉及到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甚至是原住民自身身份认同的重塑。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具体的案例,来展现这种“流变”是如何发生的,它可能是强制性的改造,也可能是在互动中的协商、适应,甚至是抵抗。 “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历史上强大的跨国公司,其在台湾的活动必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这家公司在台湾的运作方式,包括其贸易策略、管理体制、军事部署,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方式来实践其“殖民想像”。同时,我也对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其“想像”如何在实践中遭遇现实挑战并发生演变的过程感到好奇。 “台湾原住民”是这场历史变迁中的关键参与者。我希望本书能够展现出原住民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避免将他们简单地视为被动的受害者。书中是否会探讨不同原住民部落在面对殖民者时的不同反应和策略?例如,他们是如何抵抗、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利用殖民者的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我期待看到原住民的能动性,以及他们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努力求生。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联想到人与土地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殖民者的到来,无疑会改变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利用方式,以及土地在原住民文化和精神世界中的意义。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我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基于扎实的史料进行研究,例如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报告、传教士的日记、以及可能的一些早期地图和文献。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还原出那个时代台湾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想像”的具象表现?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性”的殖民研究视角。它关注权力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如何与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并最终导致了新的“流变”。这种关注点,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更是关于文化和观念上的渗透与重塑。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殖民的语境下,什么是“地方”?什么是“想像”?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预示的探讨深度和跨学科视角,让我对它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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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张力。我一直对历史研究中那些关于观念如何影响现实的议题特别感兴趣,所以“殖民想像”这个词组瞬间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去解构和呈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殖民想像”的?这种想像,是基于什么样的认知框架?它又如何影响了公司在台湾的实际行动和与原住民的互动模式? “地方流变”这个概念,则让我联想到地理、文化、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化。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介入之下,台湾这片“地方”及其原住民的社会是如何发生“流变”的。这是否意味着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传统聚落的瓦解与重组、新的经济模式的引入,甚至是原住民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我希望看到的是具体的、生动的例子,而非抽象的理论阐述。 “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国商业帝国,其在亚洲各地的活动都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产。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关于该公司在台湾运作的独特视角,深入分析其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殖民想像”,以及这种想像在台湾的具体实践。同时,我也对公司内部的决策机制,以及其“想像”如何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发生演变,感到非常好奇。 “台湾原住民”是这场历史变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原住民群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他们在面对殖民者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他们是仅仅被动的承受者,还是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能动性,例如通过抵抗、协商、合作来争取自身利益?我希望看到的是原住民的视角,以及他们如何在殖民压力下维护和重塑自己的“地方”。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思考人与土地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殖民者的到来,必然会改变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利用方式,以及土地在原住民文化和精神世界中的意义。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基于扎实的史料,例如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报告、传教士的日记、以及可能的一些早期地图和文献。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还原出那个时代台湾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想像”的具象表现?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性”的殖民研究视角。它关注权力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如何与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并最终导致了新的“流变”。这种关注点,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更是关于文化和观念上的渗透与重塑。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殖民的语境下,什么是“地方”?什么是“想像”?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预示的探讨深度和跨学科视角,让我对它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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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这个书名,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幅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画面。我一直对那些关于文化碰撞、权力交织以及社会变迁的叙事情有独钟,而“殖民想像”这个词语,更是直接触动了我对历史背后那些抽象观念如何驱动具体行动的好奇心。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所持有的“殖民想像”。这种想像,是仅仅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带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优越感、甚至是某种对“他者”的猎奇心态?它又是如何形成的?书中是否会从当时欧洲的社会思潮、科学认知、甚至是文学作品中去寻找其根源?我希望能够看到,这种“想像”是如何在公司内部被塑造、传播,并最终成为其在台湾行动的指导思想。 “地方流变”则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台湾这片土地本身及其原住民。当荷兰东印度公司带着他们的“殖民想像”来到台湾时,原住民原有的“地方”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重塑,例如土地的划定、聚落的迁移,更可能涉及到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重组,经济模式的转型,甚至是对原住民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与改造。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这种“流变”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它可能是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协商性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适应与创新。 “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商业帝国之一,其在台湾的活动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呈现该公司在台湾的运作模式,包括其贸易体系、管理机构、军事力量,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手段来推行其“殖民想像”。同时,我也对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其“想像”如何在与现实的互动中被调整或强化感到好奇。 “台湾原住民”是这场历史变迁中最直接的参与者。我迫切希望书中能够展现出原住民群体的多样性,以及他们面对殖民者时的不同反应和策略。他们是否进行了抵抗?又是如何抵抗的?他们是否进行了适应,甚至利用殖民者的规则来为自己争取利益?我希望看到的是原住民的能动性,他们并非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在历史洪流中努力求生、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者。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联想到人与土地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殖民者的到来,必然会改变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利用方式,以及土地在原住民文化和精神世界中的意义。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基于扎实的史料,如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报告、传教士的日记、以及可能的一些早期地图和文献。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还原出那个时代台湾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想像”的具象表现?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性”的殖民研究视角。它关注权力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如何与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并最终导致了新的“流变”。这种关注点,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更是关于文化和观念上的渗透与重塑。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殖民的语境下,什么是“地方”?什么是“想像”?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预示的探讨深度和跨学科视角,让我对它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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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原住民》——这个书名本身就如同一扇开启历史深邃之门的大锁,让我对其中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我尤其被“殖民想像”所吸引,它似乎不仅仅指向物质的征服,更包含了一种精神层面的渗透和重塑。 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挖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所持有的“殖民想像”。这种想像,是否源于欧洲中心的地理学和人类学视角?是否夹杂着对异域的奇特幻想,或是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它又是如何影响了公司在台湾的政策制定、资源掠夺,以及与原住民的互动方式?我期待看到的是,这种“想像”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公司的行动中,又如何塑造了殖民者眼中和手中的台湾。 “地方流变”则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台湾这片具体的土地及其原住民。当殖民者的“想像”开始作用于这片“地方”时,原住民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出,在殖民化的进程中,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乃至其身份认同,是如何经历“流变”的。这种流变,可能是被动的承受,也可能是主动的适应与抗争,抑或是二者的复杂交织。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出现,为这场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历史驱动力。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分析该公司在台湾的运作机制,它如何通过贸易、军事、行政管理等手段来确立其殖民统治,以及其“殖民想像”在实践中是如何被展现、被修正的。公司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其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的“殖民想像”的差异,也令我十分好奇。 “台湾原住民”是这场历史大戏的核心角色。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原住民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避免将他们脸谱化。不同部落在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是否有着不同的反应和策略?他们是如何抵抗、如何适应,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维系和重塑自己的“地方”?我希望看到的是原住民的主体性,以及他们在历史变迁中的能动作用。 “地方流变”的提法,也让我联想到人与土地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殖民者的到来,无疑会改变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利用方式,以及土地在原住民文化和精神世界中的意义。我期待书中能够探讨,这种人地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基于扎实的史料,例如公司档案、殖民官员的报告、传教士的日记、以及可能的一些早期地图和文献。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还原出那个时代台湾原住民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想像”的具象表现? “殖民想像”与“地方流变”的结合,似乎在强调一种“在地性”的殖民研究视角。它关注权力如何在具体的“地方”上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如何与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并最终导致了新的“流变”。这种关注点,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更是关于文化和观念上的渗透与重塑。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殖民的语境下,什么是“地方”?什么是“想像”?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题目所预示的探讨深度和跨学科视角,让我对它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希望能从中获得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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