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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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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第二届唐奖「汉学奖」得主：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国际儒学先驱，关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民主观念
将中国儒学介绍到西方，带领学者翻译大量经典
主张东西文化互相借镜，儒学精神弥补西方主流价值的不足
将近70年的学术生涯，编写近30册书，
对儒家思想有同情的理解与阐扬，功在国际儒学的研究，
可说是一代汉学巨擘！

　　狄培理教授说明了宋代的学术趋势，认为宋代思潮不但重新重视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又同时具有新的批判性格。这两者一在重估过去、一在拓深传统，交互为用，以服务当代的需要。

　　这些态度明显地表现在「道学」、「道统」以及「心学」之中。

　　狄培理教授也讨论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教育与自发精神，这是宋明两代「自我」的广义观念以及独特的个人主义的基础。具有关键性的观念是「为己之学」、「自得」、「自任于道」以及程朱思想中与「自我」有关的观念。狄培理教授也评骘了这些发展对晚明的影响，并将归结到黄宗羲寻觅一个新的综合的努力。而这个新的综合，代表了比较成熟的新儒家的自由主义。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狄培理

　　中国思想史泰斗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为国际研究中国思想的着名学者。主要着作有：《高贵与文明》、《亚洲价值与人权》、《为己之学》、《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中国的自由传统》，编写了影响广泛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2016年6月20日，荣获第二届唐奖「汉学奖」。

译者简介

李弘祺

　　耶鲁大学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任教。2002-2005年出任台大东亚文明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兼历史系讲座教授。2007年返国，先后在交通大学及清华大学担任讲座教授。2012-2015年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曾受邀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发表论文或演讲；以中、英、日、韩、德、义大利及西班牙文撰着及编辑书籍18本，文章过百篇。被日本关西大学的《泊园》学刊誉爲「当今世界上研究中国教育及科举第一人」。

图书目录

导读杨儒宾
引言
第一讲人之更新与道统
第二讲朱熹与自由教育
第三讲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
第四讲明代理学与黄宗羲的自由思想
第五讲自由主义的局限
附录迎狄培理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金耀基
译后赘语

图书序言

第一讲　人之更新与道统

一般的新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学」，是在北宋（九六○─一一二七）的伟大改革运动中兴起的。在政治上，这些改革运动在王安石（一○二一─八六）决心推行「新法」（或新制、新政）的努力中达到了高潮。但是，此处的关键是「新」这个字，因为「新」似乎与宋代那种显着的复古主义理想所表现的传统相扞格，也就是说与那种认为应恢复古周制，于十一世纪的宋代实行的想法相冲突。但是事实上，这里所表现的是因袭与革新齐头并进，而非背道而驰。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家经典，特别是《周官》来做为他激进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因为这种形态的传统提供了他攻击现存制度的有力理由，而不是因为他的新制与《周官》书中相传的典范有任何近似之处。

王安石感到必须替《周官》写一本新的注解，并称之为《周官新义》。这个书名颇有启示性，正证明了当时人是努力于将传统拿来作创新的运用。对经典的再铨释援引了新的批评方法，以新的经学主张来为改革的目标效劳。因此，「复古」的主张恢复了，而三代的「圣王之道」也在实践中变成新的可行之道。

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标时，虽因其所採用的权威式的做法与独断的态度而为人诟病，但是王安石深信从古制中可以寻获新制的基础，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大儒中则并非特例。例如哲学家程颐便曾用近似詹森总统（Lyndon Johnson）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词汇，说在他们那个时代，需要大改革以兴「大制」或「大利」，其语气之坚定稍不遑王安石。程颐在政治上与王安石水火不容，但在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权威性这一点上，他与王安石一样地独断。这种情形对王安石和程颐而言，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都认为「道」并非僵死于过去，反而对人类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与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