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长久以来,我对宗教始终抱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在我的家庭背景中,这样的色彩其实并不鲜明。我的父母亲分别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只是恐怕都算不上虔诚,不管是前者的成年礼或后者的受洗礼,我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体验过;直到进入康州的一所圣公会中学,才首次感受到宗教的魅力,更因圣乐之美而加入唱诗班,礼拜时乳香焚烧的气味、灿烂成排的烛光,迄今仍是我心中鲜活的记忆。后来和家人到欧洲旅行,各地古老的教堂再度引动我对欧洲宗教史的好奇,但我关注的通常是信仰行为和仪式,而不是神学。进入耶鲁大学后,我选修了John Boswell教授的欧洲中古史,并参加Jaroslav Pelikan教授主持的宗教改革讨论班,当时我最常思索的问题是:为何在短短数十年间,天主教原有的圣灵信仰和其他宗教传统竟然会从大半个欧洲版图上消失?新旧消长之间,又透露了甚么意义?以今天的德国为例,北部几乎是新教的天下,南部则仍维持着旧教的节庆──以Fasching这种狂欢节来说,场面之盛,或许不下于中国古代的大傩。
大二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将我带往了另一个天地。史老师口才非凡,每学期的选课人数往往以百计,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娓娓谈到清代中晚期的白莲教事件、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格外使我着迷。这也成为我决定投身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的主因。出于中文训练的需求,尤其是文言文,在进入研究所之前,我来到当时设在台大校园的史丹佛中心,1984到85年间,我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本地学生,也到他们中南部的家里作客,这也让我发现,出了台北的世界何其不同!大大小小的庙宇、民间信仰的各种样态与活力都带给我深刻的印象。
此时还有一人不可不提,就是焦大卫(David K. Jordan)教授。我们都为了进修中文而来到台北,不同的是,身为人类学者的他研究台湾宗教与社会,早已不乏田野经验,甚至说得一口流利的台语。他有几次田调带我同行,在西港为期三天的瘟醮尤其让我大开眼界──鲜血淋漓的童乩、操演科仪的道士﹐以及最后焚送王船时的烈焰,都令我目眩神迷。如果说史老师的近代中国史和在台湾的宗教体验,构成我日后学术旅程的起点,我想无可置疑。
此后我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研究,包括台湾的王爷信仰、吕洞宾崇拜、西来庵事件、传统中国宗教与司法的关系等,近几年开始关注汉人与苗族信仰的互动,概言之,可说都与宗教有关。同时我发现极有意思的是,犹太学者在中国学的领域始终代不乏人:艾尔曼(Benjamin Elman)、傅佛果(Joshua Fogel)、贺萧(Gail Hershatter)、列文森(Joseph Levenson)、马伯乐(Henri Maspero)、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张格物(Murray Rubinstein)、舒衡哲(Vera Schwarcz)、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夏维明(Meir Shahar)、曾小萍(Madeleine Zelin)……但这一长串名单细数下来,似乎让人觉得有些不太合理,毕竟传统中国的多神信仰和《旧约圣经》的精神有所牴触。不过,我想从另一面来看,中、犹文化仍有不少理念相通,好比重视家庭、强调教育、守法、崇拜文字。这也是我在2012年前往耶路撒冷,选择以中国宗教作为Menahem Stern 纪念讲座主题的考量,希望能为双方的文化交流,略尽棉薄之力,或可印证列文森所说:「研究中国历史……正如研究西方,能为我们所共有的论述世界创造意义。如果能做到这点,当有助于缔造一个全人类共享的世界」 。
本书集结了我担任Menahem Stern纪念讲座三次演讲的内容,以近代中国宗教的变迁为主轴,有心的读者当可察觉,书名灵感来自列文森的大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2011到2013年间,我和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合作,主持中央研究院「1898-1948:改变了中国宗教的50年」主题计画,本书即个人部份研究成果的呈现。这一计画力图探索中国宗教在此半世纪间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历程,涵盖了近代中国宗教的第一阶段:起于1898年庙产兴学运动以降的长期破坏,直到中共建国前夕为止,此后的政治、社会则有极大的不同,宗教面目也大幅改易。总之,我们希望能重新揭示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意义,也为近现代的中国宗教提供新的认识。
但如果没有众多师友的支援,这些可能终将流于空谈。首先我要由衷感谢高万桑教授,2006年他以〈18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为嚆矢,2011年更与宗树人(David Palmer)合撰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此书两年后获得Levenson Prize),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先锋。我也要向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致敬,他俨然已成为中国宗教研究的里程碑;这里不妨附带分享一桩往事:很多人都知道施老师曾在台南受箓成为道士,其实他出身荷兰的新教家庭,双亲则在二战期间营救过不少犹太人。
我还要感谢中研院对于这一研究计画的鼎力支持,以及我所任职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在学术和行政方面皆然,各方学友之功更不可没: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王世骏、王见川、付海晏、史瑞戈(Gregory Scott)、江建明(J. Brooks Jessup)、吴亚魁、吴政哲、吴启讷、李盈儒、李铠光、沙培德(Peter Zarrow)、林佩蓉、林宗达、祁刚、范纯武、孙慧敏、容世诚、康诗瑀、张宁、连玲玲、游子安、黄克武、刘文星、刘迅、潘淑华、罗士杰、Walter Davis,容我在此一併申谢。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更得感谢王见川教授与博扬文化杨莲福社长的协助,以及译者陈亭佑的付出。近史所蔡蓉茹小姐设计封面﹐卢玮如小姐﹑叶两发先生编辑排版﹐也在此志谢。
前面提到,有幸出任Menahem Stern纪念讲座,可说是此书写作的前缘,必须感谢以色列历史学会的赞助。这趟耶路撒冷之行既是殊荣,也是愉快的旅程,好友夏维明居间推动,我深怀感念。此行也使我的父系寻根之梦成真,以下诸君皆曾助我圆梦:Maayan Avineri-Rebhun、Israel Bartal、Ya’ad Biran、Michael Heyd、Yosef Kaplan、Yuri Pines、Shulamith Shahar、Yitzhak Shichor、Heshie Stoffer、Tovi Weiss、Lihi Yariv-Laor、Zvi Yekutiel。得与家父母与妹婿Schick家族等数名成员同行,更使我永生难忘。
最后,我想感谢吾妻淑芬、Emily 和Philip,共同成就了我们此生的喜乐。
康豹(Paul R. Katz)
2017/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