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九七」及「九九」年是香港和澳门的转捩点，回归中国不久，全球经济体系已经出现大变局，导致世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同时，港澳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历了中国经济崛起，以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令其固有优势逐步消失。
《回归之路─港澳经济发展优势重审》分为香港及澳门两册。作者以显浅生动的文字，与读者一同回顾过去20年，世界经济大环境如何影响两地的经济发展。《回归之路─香港经济发展优势重审》主要探讨香港回归前后的经济功能变化、存在优势和潜在劣势；《回归之路─澳门经济发展优势重审》则研究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与中小微企的发展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百多年以来，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经济的支柱产业，为其奠定世界博彩之都的地位。但近年来，中央政府实行内地反腐败和自由行收紧政策，令博彩业持续下滑。再者，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影响已逐渐出现，使政府与各界重新关注澳门作为小微经济体，能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社会各界又该如何在这个议题上寻求共识？相信读者定能在本书找到答案。
《回归之路─港澳经济发展优势重审》分为香港及澳门两册。作者以显浅生动的文字，与读者一同回顾过去20年，世界经济大环境如何影响两地的经济发展。《回归之路─香港经济发展优势重审》主要探讨香港回归前后的经济功能变化、存在优势和潜在劣势；《回归之路─澳门经济发展优势重审》则研究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与中小微企的发展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百多年以来，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经济的支柱产业，为其奠定世界博彩之都的地位。但近年来，中央政府实行内地反腐败和自由行收紧政策，令博彩业持续下滑。再者，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影响已逐渐出现，使政府与各界重新关注澳门作为小微经济体，能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社会各界又该如何在这个议题上寻求共识？相信读者定能在本书找到答案。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封小云
1952年8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访问学者。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特聘教授。2004–2012年期间透过香港「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于香港理工大学任教。曾任《经济前沿》杂志社总编辑兼社长，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研究所所长。
封小云
1952年8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访问学者。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特聘教授。2004–2012年期间透过香港「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于香港理工大学任教。曾任《经济前沿》杂志社总编辑兼社长，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研究所所长。
图书目录
第一章 最坏与最好的时刻
第二章 观察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的概念
第三章 实践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回顾与反思
第四章 经济多元化与澳门中小企业
第五章 辅助中小微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第二章 观察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的概念
第三章 实践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回顾与反思
第四章 经济多元化与澳门中小企业
第五章 辅助中小微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图书序言
序
201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20周年，也是澳门回归祖国的18周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20年仅仅只是瞬间。但是，过去的20年，世界经济确实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预示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从1990年代的顶峰坠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持续停滞的长周期。随着世界经济版图开始重组，欧美国家作为过去500年经济增长的传统核心地区，这种结构亦开始瓦解，中国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逐步进入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成长的主导力量。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社会恶果，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对结构式的调整和重大挑战。凡此种种，均在昭告着全球经济正在走向一个大变局的时代。而本书的主要内容，涉及过去20年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以观察香港和澳门在回归之路上的经济发展进程。
在20年的港澳回归之路上，影响港澳经济发展进程的重大因素和变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调适走势。
第一，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事实上，香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沦为英国殖民地、澳门更于四百多年前就为葡萄牙所佔据，两地与祖国的隔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积贫积弱时期的产物。而回归之路的展开，正是中国在世界重新崛起、民族复兴的必然历史进程。因此，虽然港澳的回归以1997年和1999年为时点，但回归之路的起点、成功拉开回归历史序幕的，应该是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时期。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经济崛起和民族复兴重新出发的起点，也是港澳得以重新融入与回归中国的出发点。
中国开放之初，港澳的仲介和桥樑作用成为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要路径；而中国市场体制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借鉴了港澳的经济体制。这一进程的急速展开，促进了1980–1990年代港澳经济与祖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重新复归，且日益紧密地融为一体。港澳回归之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3年签订的CEPA、2015年实行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服务贸易基本自由化，这些均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市场所作出的努力。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经济逐步崛起，最终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而香港得以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城市；澳门则成为排名世界首位的国际博彩之都。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因素，决定了港澳回归之路的经济发展进程，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港澳经济从1980年代起，尤其是回归之后的2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世界地位，本身就是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且日益在全球经济中崛起的历史性一幕。
第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从历史的角度看，1979–1980年可以视为世界经济史的一个重大转捩点。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导致1980年以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重大转变。首先，在一个人口佔世界1/5、实行经济管制的国家，中国朝着市场化的转变道路迈出了重要步伐。而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期都启动了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国家退出社会供给领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英国和美国的改革和实践，虽然分别发生在欧洲和美洲，国家治理的制度也有所区别，但是其共同特点就是突破了过去的理论与观点的主流部分，把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以后的主流理论。这就是19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1979–1980年，英美两国开始实践新自由主义，使它以话语模式开始佔据主流地位。其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和贸易的自由。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正是建立市场经济，与其核心内容相符。中国更在改革起步初期，就以香港这个19世纪以来，一直实施自由市场的自由港作为借鉴。英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开放市场的实践互相结合，造就了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从而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中国亦开始重新纳入现代世界体之中系，令其经济逐步崛起。
经济全球化使香港相继成为全球制造和贸易网络中的离岸服务中心、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更在回归之后转型为以先进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澳门则在回归后通过博彩体制的改革和突破，成为全球居首的博彩旅游国际都会。应当说，港澳，尤其是香港，成为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流动、形成全球经济网络之中，脱颖而出的优胜者。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终结了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令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一个长期动力不足的停滞阶段。港澳也同样面对经济动力转换这一重大挑战，导致在当下世界经济中，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面临大衰退，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踏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面对持续发展的困境，正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致力促进全球经济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开启与谋划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大战略，也是当下港澳社会里不可多得的历史性大机遇。中国正以新面目在世界崭露头角，而这个进程也要借助港澳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的地位，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才能真正实现。
虽然港澳两地能够在过去欧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脱颖而出，但是该如何面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开启的新经济全球化，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上一轮和以前的经济全球化，均是以英美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港澳的自由港经济所渗透的主要市场和经济规则，属于英美霸权周期下的规范和话语范畴。而「一带一路」代表的是重置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开始进入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开启的新经济全球化。如果港澳无法从根本上挥别过去美国霸权周期下，对固有路径的依赖和传统思维，透过大胆创新，去面对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新全球化战略，则未来的回归之路将会面临重大挑战。
第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调适与再造走势。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港澳回归的重要制度基础。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体制以外、实施资本主义的地区，这一重大的制度性设计，分别在香港《基本法》第5条，以及澳门《基本法》中被确立，以确保回归后港澳的资本主义体制与生活方式50年不变。《基本法》以「一国两制」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不仅使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回归后能够持续，对港澳而言，还具备通过与内地的制度分立，保证港澳优势之意义。
港澳的资本主义体制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版本。这个版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因缘际会迎合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自由主义潮流。这就是为甚么港澳能够在上个世纪延续至2008年的经济全球化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彻底终结了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版本所推崇的自由放任、过度金融化的弊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踏入一个制度调适和再造的大变局阶段。而以自由放任为体制特征的港澳，也必然进入一个深刻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反思的进程。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资本无限积累的体制，形成了今天香港十分畸形的经济结构。至今为止，垄断财团以地产独佔，吸聚了香港经济增长收益绝大比重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节制，最终走到了今天被港人称之为「地产霸权」的香港市场状态。而2014年澳门经济增长惊人下滑的状况，更是博彩一业独大与垄断的恶果。由此可见，港澳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转型的挑战，应是全球资本主义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体制弊病，以及作出重大制度调整的一个缩影。
危机与矛盾冲突是一个经济体改变其制度的必经阶段。人类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去正视自己社会制度的不稳定之处，并进行重新设计和塑造。一个社会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制度的弹性，即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更新。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一国两制」这个制度性设计的伟大之处。这不仅使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回归后能够得以持续，同时还具通过与内地的制度分立，促进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实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作出的选择。两种制度的相互竞争、相互吸取一直存在，这应该是人类社会走向更为美好制度的一个历史进程。由此可见，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都不能将自己的制度绝对化与固化，回归之路也将是港澳不断反思和推进制度更新的一个进程。50年不变，其含义是基本的社会制度不变，但并非是固守矛盾重重、弊病残缺的制度。
过去20年的回归之路，港澳分别以自己的不同演绎，推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但是，回归之路并未终结。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信在未来充满颠覆性变革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港澳的回归之路将更加精彩和壮丽。
201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20周年，也是澳门回归祖国的18周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20年仅仅只是瞬间。但是，过去的20年，世界经济确实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预示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从1990年代的顶峰坠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持续停滞的长周期。随着世界经济版图开始重组，欧美国家作为过去500年经济增长的传统核心地区，这种结构亦开始瓦解，中国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逐步进入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成长的主导力量。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社会恶果，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对结构式的调整和重大挑战。凡此种种，均在昭告着全球经济正在走向一个大变局的时代。而本书的主要内容，涉及过去20年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以观察香港和澳门在回归之路上的经济发展进程。
在20年的港澳回归之路上，影响港澳经济发展进程的重大因素和变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调适走势。
第一，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事实上，香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沦为英国殖民地、澳门更于四百多年前就为葡萄牙所佔据，两地与祖国的隔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积贫积弱时期的产物。而回归之路的展开，正是中国在世界重新崛起、民族复兴的必然历史进程。因此，虽然港澳的回归以1997年和1999年为时点，但回归之路的起点、成功拉开回归历史序幕的，应该是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时期。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经济崛起和民族复兴重新出发的起点，也是港澳得以重新融入与回归中国的出发点。
中国开放之初，港澳的仲介和桥樑作用成为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要路径；而中国市场体制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借鉴了港澳的经济体制。这一进程的急速展开，促进了1980–1990年代港澳经济与祖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重新复归，且日益紧密地融为一体。港澳回归之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3年签订的CEPA、2015年实行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服务贸易基本自由化，这些均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市场所作出的努力。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经济逐步崛起，最终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而香港得以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城市；澳门则成为排名世界首位的国际博彩之都。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因素，决定了港澳回归之路的经济发展进程，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港澳经济从1980年代起，尤其是回归之后的2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世界地位，本身就是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且日益在全球经济中崛起的历史性一幕。
第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从历史的角度看，1979–1980年可以视为世界经济史的一个重大转捩点。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导致1980年以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重大转变。首先，在一个人口佔世界1/5、实行经济管制的国家，中国朝着市场化的转变道路迈出了重要步伐。而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期都启动了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国家退出社会供给领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英国和美国的改革和实践，虽然分别发生在欧洲和美洲，国家治理的制度也有所区别，但是其共同特点就是突破了过去的理论与观点的主流部分，把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以后的主流理论。这就是19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1979–1980年，英美两国开始实践新自由主义，使它以话语模式开始佔据主流地位。其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和贸易的自由。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正是建立市场经济，与其核心内容相符。中国更在改革起步初期，就以香港这个19世纪以来，一直实施自由市场的自由港作为借鉴。英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开放市场的实践互相结合，造就了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从而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中国亦开始重新纳入现代世界体之中系，令其经济逐步崛起。
经济全球化使香港相继成为全球制造和贸易网络中的离岸服务中心、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更在回归之后转型为以先进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澳门则在回归后通过博彩体制的改革和突破，成为全球居首的博彩旅游国际都会。应当说，港澳，尤其是香港，成为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流动、形成全球经济网络之中，脱颖而出的优胜者。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终结了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令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一个长期动力不足的停滞阶段。港澳也同样面对经济动力转换这一重大挑战，导致在当下世界经济中，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面临大衰退，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踏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面对持续发展的困境，正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致力促进全球经济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开启与谋划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大战略，也是当下港澳社会里不可多得的历史性大机遇。中国正以新面目在世界崭露头角，而这个进程也要借助港澳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的地位，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才能真正实现。
虽然港澳两地能够在过去欧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脱颖而出，但是该如何面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开启的新经济全球化，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上一轮和以前的经济全球化，均是以英美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港澳的自由港经济所渗透的主要市场和经济规则，属于英美霸权周期下的规范和话语范畴。而「一带一路」代表的是重置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开始进入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开启的新经济全球化。如果港澳无法从根本上挥别过去美国霸权周期下，对固有路径的依赖和传统思维，透过大胆创新，去面对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新全球化战略，则未来的回归之路将会面临重大挑战。
第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调适与再造走势。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港澳回归的重要制度基础。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体制以外、实施资本主义的地区，这一重大的制度性设计，分别在香港《基本法》第5条，以及澳门《基本法》中被确立，以确保回归后港澳的资本主义体制与生活方式50年不变。《基本法》以「一国两制」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不仅使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回归后能够持续，对港澳而言，还具备通过与内地的制度分立，保证港澳优势之意义。
港澳的资本主义体制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版本。这个版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因缘际会迎合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自由主义潮流。这就是为甚么港澳能够在上个世纪延续至2008年的经济全球化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彻底终结了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版本所推崇的自由放任、过度金融化的弊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踏入一个制度调适和再造的大变局阶段。而以自由放任为体制特征的港澳，也必然进入一个深刻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反思的进程。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资本无限积累的体制，形成了今天香港十分畸形的经济结构。至今为止，垄断财团以地产独佔，吸聚了香港经济增长收益绝大比重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节制，最终走到了今天被港人称之为「地产霸权」的香港市场状态。而2014年澳门经济增长惊人下滑的状况，更是博彩一业独大与垄断的恶果。由此可见，港澳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转型的挑战，应是全球资本主义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体制弊病，以及作出重大制度调整的一个缩影。
危机与矛盾冲突是一个经济体改变其制度的必经阶段。人类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去正视自己社会制度的不稳定之处，并进行重新设计和塑造。一个社会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制度的弹性，即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更新。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一国两制」这个制度性设计的伟大之处。这不仅使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回归后能够得以持续，同时还具通过与内地的制度分立，促进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实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作出的选择。两种制度的相互竞争、相互吸取一直存在，这应该是人类社会走向更为美好制度的一个历史进程。由此可见，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都不能将自己的制度绝对化与固化，回归之路也将是港澳不断反思和推进制度更新的一个进程。50年不变，其含义是基本的社会制度不变，但并非是固守矛盾重重、弊病残缺的制度。
过去20年的回归之路，港澳分别以自己的不同演绎，推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但是，回归之路并未终结。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信在未来充满颠覆性变革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港澳的回归之路将更加精彩和壮丽。
图书试读
第一章 最坏与最好的时刻
2015年可以说是澳门经济开始变坏的时刻，回归后十多年来井喷式的经济超速增长势头骤然逆转。从2014年6月起，作为澳门经济增长引擎的博彩收入，突然开始以每月20–30%，甚至超过40%的速度，螺旋式的垂直下降1，这个进程持续了一年时间竟然没有任何止跌回弹的端倪。由此，这个21世纪首十年被评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澳门历史上表现最好的经济体，2014 年的经济增长率与2013年的19.3%相比，跌至负1.2%（以当年价计算）。在2015年第一季竟然录下负24.5%的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率。2015年，澳门的整体经济增长为负21.5%， 成为全球经济表现最坏的经济体之一。（见图1.1）虽然澳门经济的跌幅开始收缩，至第三季仍然录得负6.0%的增长。
从影响澳门GDP的主要经济部门博彩业看，2015年6月博彩毛收入从最高峰的每月300多亿澳门元，下降至173亿澳门元的低位，更有再跌破170亿元的风险。如果以每月170亿澳门元的博彩毛收入计算，则2015年的博彩毛收入与2013年的高峰相比， 年均跌幅将高达43%，即高于四成的财富已经消失殆尽。
众所周知，此次澳门整体经济之所以直线下降，是源自博彩业。自2014年6月起，博彩收入持续低迷以来，澳门经济的其他因素并无出现变化，有的甚至更呈现上升趋势（见表1.1）。可是很不幸地，这些正面积极因素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博彩业与澳门经济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密关系，正正反映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澳门经济被牢牢绑在博彩业一业独大的战车上。
澳门经济大起大落，最好时期的终结与最坏时期的出现，反映微型经济体成长的波动性与非稳定性，而这便是微型经济体的固有现象和内在规律。然而，澳门在回归后2000–2013年这个历史上最好时期录得的最高GDP增幅，与2015年这个最坏时期录得的第一季GDP增幅，竟然相差高达58%4，创下全球历史的最高记录。而这种潜水式自由落体般的澳门经济硬着陆，不仅突显了主宰澳门十多年经济超速增长的单一动力突然消失，所造成的经济体高度震盪和风险；也预示了澳门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踏入转型与调整的重大时期。
2015年可以说是澳门经济开始变坏的时刻，回归后十多年来井喷式的经济超速增长势头骤然逆转。从2014年6月起，作为澳门经济增长引擎的博彩收入，突然开始以每月20–30%，甚至超过40%的速度，螺旋式的垂直下降1，这个进程持续了一年时间竟然没有任何止跌回弹的端倪。由此，这个21世纪首十年被评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澳门历史上表现最好的经济体，2014 年的经济增长率与2013年的19.3%相比，跌至负1.2%（以当年价计算）。在2015年第一季竟然录下负24.5%的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率。2015年，澳门的整体经济增长为负21.5%， 成为全球经济表现最坏的经济体之一。（见图1.1）虽然澳门经济的跌幅开始收缩，至第三季仍然录得负6.0%的增长。
从影响澳门GDP的主要经济部门博彩业看，2015年6月博彩毛收入从最高峰的每月300多亿澳门元，下降至173亿澳门元的低位，更有再跌破170亿元的风险。如果以每月170亿澳门元的博彩毛收入计算，则2015年的博彩毛收入与2013年的高峰相比， 年均跌幅将高达43%，即高于四成的财富已经消失殆尽。
众所周知，此次澳门整体经济之所以直线下降，是源自博彩业。自2014年6月起，博彩收入持续低迷以来，澳门经济的其他因素并无出现变化，有的甚至更呈现上升趋势（见表1.1）。可是很不幸地，这些正面积极因素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博彩业与澳门经济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密关系，正正反映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澳门经济被牢牢绑在博彩业一业独大的战车上。
澳门经济大起大落，最好时期的终结与最坏时期的出现，反映微型经济体成长的波动性与非稳定性，而这便是微型经济体的固有现象和内在规律。然而，澳门在回归后2000–2013年这个历史上最好时期录得的最高GDP增幅，与2015年这个最坏时期录得的第一季GDP增幅，竟然相差高达58%4，创下全球历史的最高记录。而这种潜水式自由落体般的澳门经济硬着陆，不仅突显了主宰澳门十多年经济超速增长的单一动力突然消失，所造成的经济体高度震盪和风险；也预示了澳门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踏入转型与调整的重大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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