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书 本书通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既精到,又生动。作者强调他所採用的是「普通民众的角度」,其实并不尽然。本书所呈现出来精神生活相当全面,上起文化菁英,下至普通民众,无不包含在内。诚然,过去哲学家论中国文化精神多从菁英观点发挥,以致不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如冯友兰「贞元六书」或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即其显例。今许先生新着特别推广到普通民众,自是一别开生面之创举,因而也构成本书一大特色。但细读本书各章,作者揭示中国精神生活各方面,不但遍引儒、释、道经典以及古典文学等为论证的出发点,而且也往往先作哲学讨论然后归宿于民间的一般认识。所以「普通民众的角度」云云,祇能看作是一种谦词。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
一、宏观与微观交互为用
作者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多元互动的秩序,因此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分别观察它的表现。但作者并未循流忘源:局部的微观不但没有使他轻忽整体的宏观,反而更凸显出整体与局部之间以及各局部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所以我称之为宏观与微观的交互为用。若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表达之,即是既致广大又尽精微。
二、雅俗共赏
前面讲菁英观点与庶民观点的兼收并蓄,已涉及雅俗共赏的范围,但仍须作进一步的阐释。现代西方学人论西方文化的雅俗之别(他们的名词是「大传统」相对于「小传统」或「菁英文化」相对于「平民文化」)往往重视二者之间的歧异以至冲突。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雅俗之间的互相印证却比分歧更受重视。所以明、清之际的刘献廷特别强调六经和民间占卜祭祀以至戏曲小说等活动是相通的。这似乎也是本书作者的基本立场,贯穿在全书各章。最使我惊异的是:刘氏曾指出,「世之小人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而本书第五章论宇宙变化,从《易经》开讲,步步延伸到民俗的各个方面,简直便可以视为刘氏此语的全面展开。
三、古今一贯
最后更应指出,作者为史学家,其揭示中国精神生活的种种特色,取舍之间始终考虑到时间的因素,尤其注意到自古及今的一贯性。他的论证往往上起最新考古发掘的创获,继之以经史文本的记载与后世传述,最后归结到他自己的亲见亲闻。所以本书所呈现的文化精神是今天仍可证验的真实存有,而不是无生命的纸上虚构。作者记述亲见亲闻的文化现象,取舍之间也同样有分寸,以印证古今一贯的真实性。所以他详记早年在无钖和少年到中年在台湾的许多见闻(如第三、第七、第八各章),但他对于短期居住甚至偶尔旅游所过的海外华人社群也省察入微,不过着墨不多,以示谨慎,如香港新界的「义门」(第九章)和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祭祖」(第六章)便是显例。
总而言之,许先生好学深思,遍涉人文—社会诸学科。写此书时,他将广博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而纳入一种由深思熟虑得来的分析系统之中。不但如此,他也广泛参考了现代学人的相关论着,除书中一再提及的冯友兰、费孝通之外,其他流行的看法也往往见于讨论之中。所以本书并非一人闭门造车,而是遍检众说、去芜存菁的结晶。本书所揭示的种种文化特色,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不会发生认同的困难。但作者的终极判断却非从折衷他人之见而来,而是建立在上述三重论证之上,这是本书超越前人之所在。
作为一部学术专着,本书体现了现代客观研究的极致。但作者用心尚有更深于此者。他认定西方文化所主导的现代文明,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割」,今天已深陷于危机之中;而中国文化则以人为主体,人与自然也融合互依。因此他希望中国文化的特色能发生他山之石的功用,以「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本书的〈后言:中国文化的新生〉便有力地表达了一位当代仁者悲天悯人的唿声。
顾炎武曾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恰恰是一部「明道」之作,同时又是一部「救世」之作,我郑重地推荐它给读者。
余英时
导读(节录) 许倬云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大师写专着不难,但大师写小书,却没有几位能够做到。近二十年来,许先生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历史大脉络》、《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许倬云看历史系列》、《说中国》等,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读物。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许先生的着作,气象与格局都很大,这与他的内心拥有家国天下的大关怀有关。一九九九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时候,第一次与许先生相识。那一年,他在中大历史系客座。有一天,他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不谈具体的学问,而是与我讨论当今世界文化出现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令他感到深深的焦虑,不吐不快。近二十年后,当我阅读许先生的这本新着,发现这些问题依然盘桓在他内心,弥久而不散。他在书的开篇就说:「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死亡列车,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除了世界,他最关心的是自然是中国,随着在经济上的崛起和社会日趋世俗化,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社会文化层面,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面貌。利益至上,成为许多中国人的人生准则。他说,中国人强悍,也许是发展的动力,但也往往会伤害别人而不自觉。人与人之间冷漠,将会使中国社会,断裂崩解。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毁坏,也往往揠苗助长,竭泽而渔;是否有一日,中国会成为一片荒漠?
忧心忡忡的许先生,觉得历史的颠簸和挫折,使得中国文明丢失了不少本来有的好传统。他决意写一本书,重新反省中国文明,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一些余沥,足以挹注和灌溉正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文明。于是,他将书名定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自五四以来的一个世纪,已经有许多讨论,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家,都有自己的论述。许先生的这本书,依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以往对中国文化的阐述,大都从儒道佛经典的大传统层面检讨,成绩斐然;然而,许先生观察中国文化的法眼,却从小传统进入,不是从菁英的观念,而是从一般普通民众的态度,即他们的安身立命。处事做人的原则,考察日常生活形态中的中国文化。许先生说:「从开天辟地以至于到江湖豪侠,从男女私情到精怪现象,涵盖的范围,看上去似乎凌乱,却也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他们的喜恶和褒贬。一般老百姓,很少会在谈话时,引用四书五经、二十四正史,他们的历史观,就是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的一套评价。」这一研究方法,与法国年鑑学派提倡的心态史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眼光往下,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不自觉的人格心态之中,发掘文化的本相。他的社会史和考古学的知识以及饱满的生活实感,让许先生得以在神话、传说、小说、祭祀、文物、中医、卜卦、民间信仰等多种文本中自由行走,展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
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首先要立足于与西方的比较。许先生指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为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但这个人,又与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不同,不是超越了宇宙万物的孤独的、自主的个人,而是与天地同等的人。从中国的造人神话,到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天地人,是宇宙最重要的三个元素,三者之间不是相隔,而是互相统摄,人在天地之中,天地亦被人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在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成为主导的潜台词。即使中国人接受了外来的佛教、祆教及摩尼教,但仍以天人感应的理念,融化于其中,组织成海纳百川的中国观念。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宇宙秩序,包括创世的传说与各种信仰,并没有特定的大神主宰一切,而是由众神构成一个大的神圣总体。中国民俗信仰这一特色,和犹太基督教将宇宙一切的变化,归之于神的意志,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中国人的观念,宇宙运行的「运」和「势」,是宇宙系统各种元素自在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有机的宇宙系统之内、人如果能够掌握「运」和「势」的大方向,也能够顺势而为,人因此可以获得宇宙能量赋予的最大福祉。
许先生以中医学和烹饪学为例,说明中国人讲究的五味(甜、酸、苦、辣、咸)相当于「五行」(水、火、金、木、土),本身无所谓好坏,最重要的是相互的平衡和对沖。综合太极、八卦、堪舆、奇门,这些民俗的智慧,乃是将数字与图形,组织成一个有机的宇宙。在这个宇宙模式之中,各个部分存在着互生互克的有机联系,宇宙不借造物主的外力,自生自灭,生生不息,发展变化。
宇宙的这一有机性,也体现在人自身。许先生在书中提到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将人的精、气、神视为同一回事:「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也就是说,「精」是生命的本体,「神」是生命中呈现的理性和感性,而「气」,乃是将生命之能量发布于各处。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莫过于其对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而这又与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儒家是一种人文学说,而历史上的中国,又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宗教性的国家。这种看法既对也不对。如果将宗教理解为像西方一神教那样的制度性宗教,自然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很淡。但美国研究中国宗教的权威学者杨庆堃先生将中国的宗教视为一种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弥散性宗教,那么中国人的宗教就有其特色了。许先生在书中对中国的弥散性宗教的特色有非常出色的阐述和发挥。他说,中国的宗教信仰,有神祇和祖灵两套主题,在民间社会,对包括儒道佛在内的各路神祇的信仰和对祖宗先人的崇拜,构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神灵世界。中国人的宗教情绪,并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统及其有关仪式,而是普遍地融合与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从生和死的问题,延伸为祖先的记忆,凝聚许多个人为宗族团体,而宗族与宗族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亲情成分,由此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是由血缘、信缘与地缘三种关系网络交错而成的。
首先是血缘关系。许先生认为:在人间伦理方面,一个族群的延长,是父子祖孙相承的亲缘系统。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人对于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从幼儿时代的感情成分开展。儒家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善的核心,乃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从恻隐之心,延展为羞耻、辞让,和是非之心,成为仁、义、礼、智的源头。从心理学上着眼,将心比心,则以生理的亲子之情作为基础,建构人间社会众人共存的基本原则。
许纪霖
解题(节录)
复杂的历史变奏 本书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所以分成十章,从各个角度讨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由于章节繁多,而且各章之间互相关联,无法完全切断,读者阅读时可能会产生混乱之感。这个解题,只是提出线索,帮助读者理解各章之间的关系,以及整本书的总体面貌。
在前言中,我先提到冯友兰和费孝通,这二位先生曾经就这个题目所做的努力。冯先生写作「贞元六书」,其目的是在抗战结束后的大乱之余,努力尝试建构一个中国人在现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的工作,是以哲学家的角度,处理中国的思想史,和由此延伸出来的新观念。费先生的工作,则是从社会学的田野考察,呈现中国人的小区、社群这两个结构,并思考其如何结合成一个共同体。我的尝试,则是从他们二位先生的基础上出发,希望能够釐清一般中国人,从传统延续到今天,他们对于宇宙、人生和自然,所持有的观念。这些观念,也就会影响他们安身立命、处事做人的原则。我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当然与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们自上而下精微细密的讨论,有所不同。庶民所持的精神生活观念,是笼统地继承了传统。在继承到实践之间,他们会有所拣选,也有所阐释。庶民所持有的观念,和学者高头讲章的精微细密,不能同日而语。然而,这些笼统的原则,结合为一个整体。庶民间相互传授和解释的文化,却具体而深入的影响了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影响到他们所理解的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一章中,我着重阐述了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在天地自然这个大时空中的生活节律,及其与我们的文化、文学等各方面的关系。这构成了理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宏观背景。
在第二章里,我提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围绕着作为「人」的观念来展开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一角度,的确与犹太─基督教系统的西方文化,以「神」为主的态度,取向大相迳庭。从这个角度,我希望读者也同时看到,第三章的「传说」部分,与第二章也有相当的关系。中国传说中的创世纪──盘古开天地,那是宇宙自发自成的过程,并没有一个超越其上的造物主。盘古本身的肢体化为山川河流,盘古顶开的天和地,就是苍天和大地。盘古并没有被创造,盘古也没有在宇宙出现以后,继续管理宇宙和支配宇宙。宇宙的创造者和宇宙本身是一体的,中国和西方的这一点歧异,决定了两个文化系统里,处世、处人、安身立命的立足点都有所不同:中国是以「人」为主体,犹太─基督教系统则是以「神」为主体。
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到中国人的宇宙观。这宇宙观从春秋时代──也就是所谓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将自然崇拜和祖灵崇拜结合为一,也就是将自然人生合组为一个空间系统,从上有天、地、日、月延伸到人间,然后又深入到人体内部,建构一个四个层次的大网络。在时间上,将过去和现在,以及人生的生前和死后,建构为一个不断的流变过程。空间和时间配合为一巨大的系统,其中各个部分,则有多元性的互动;多元的成分之间,既有结构中各个层次的互动,也特别标出若干因素──例如阴阳、五行等等个别的变数,将广宇长宙看作一个各个部分和各个因素,互动的秩序。
第四章是讨论互动秩序中,永远在变动、由动趋衡的宇宙──本体就是过程,过程也就是本体,二者无法分割。配合着第三章所说,其中许多变数,和这一章讨论的变化之中,每个阶段形成的衡态都是一时的;变量之间,每一个项目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同样地,变化不断地进行,每个阶段的停格也不能停留太久。于是稳定和僵固之间,变动与活力之间,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没有永恆存在的形态,也不能无所趋向地永远变化。第四章和第五章,其陈述的观念,都直接地反映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第四章中,我以饮食、医药等等多元配合作为例证。在第五章中,则以八卦、奇门、命相、风水等等,解读中国人的行为──他们以这些类科学或是拟科学的思考,设法在人与自然之间,取得一些「人」的主动权。
第六章和前面的第一章,都讨论到生命本身,其存在和运行的意义。第六章中的重点,是将生命看作许多个体生命,从父母生我开始,直至自己身故之后,延伸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死亡后的世界,其实还是这个现实世界的延续:这是线性时间轴的意义。而在第一章讨论美学的部分,则着重于自然空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彼此的契合,互相唿应。农业文化的生产过程,必须与季节同步,也必须与自然环境相匹配。既然人与自然彼此密切相关,于是在传说方面,宇宙万物都可以有生命,山神水怪、蛇精狐仙等等都是人的翻版;在吸收天地的精华后,他们都能够转化为人身。
第七章和第八章,也是互相关联的两个部分。第七章讨论的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以我所熟悉的台湾社会作为例证,陈述常民借由祭祀活动,对各种自然的现象的认知。过去有功德于人间的人物,都成为密切相关的崇拜对象。第八章的主题,则是釐清建制性宗教──儒、道、佛这几个思想系统,以及其中的一些个别教派──它们如何互相影响、互相调节,以及不断地吸收其他信仰因素。例如,三世的观念、救赎与启示的观念,最后则融入今天中国台湾和香港社会中,成为中国老百姓实践的俗世信仰的一部分。
前言(节录)
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每天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很难得不是灾害或者悲剧。国在攻击国,人在伤害人。一神教的信仰,指责其他异教徒为没有信仰的人;一神信仰之中,伊斯兰和基督教互相指责,彼此伤害。多民族的国家之内,不同肤色的族群,不同信仰的族群,甚至于不同方言的族群,都彼此排斥。逃避灾害者,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在逃亡途中死于非命。也有一些逃亡者,是为了逃离饥饿和贫穷,希望能在另外一个地方,获得求生的机会。可是,在寻找求生之途的边界上,他们面临的是封杀、逮捕、驱逐出境。在同一个国内,贫富之间差距正在扩大。在历史上,贫富者之间,拥有大片土地者与没有土地者之间,其生活形态还是相差不多。今天,任何国家之内的富豪,和他们中产阶级之间,已经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更不用说,同一个国家之内贫穷者,不仅生活朝不保夕,而且永无翻身之日。
近代的世界,经过工业革命这一轮发展,生产力剧增。近年来新科技的发展,又将各种资源的应用发挥到极点。科学的探索,使我们对宇宙、对生命,都有新的理解;新发明的各种药物,除了不能使人类永保长生不死外,几乎没有不能治的疾病。人类的生活,总体而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舒适方便。另一方面,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疾病的逐渐减少,人类人口在一个世纪内,从十三亿增加到六十五亿。地球上的资源经过开发,虽然增加了不少新的项目,总体言之,我们是在急剧地消费──人类寄命托生的地球,将要无法供给目前人口,更不论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为了生存,人类将要面临更剧烈的竞争。不仅人与人之间,要争夺有限的维生资源;族群与族群之间,或许也要经历垄断已有生活资源的阶段。为了生活的舒适,人类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却加速了地球整体的改变,以致地球的环境,正在走向衰竭。生物总类,因为人类垄断维生环境,正在急遽减少,甚至于消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来人类可能发现,他们身处的地球,已经不可能维持自己种属的生存。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在这大环境下,中国人的世界,也正在面临剧变。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以人际关系建构的秩序和伦理,本来是以人与人之间竞争作为基本假设情况的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一百多年前,西方挟其武备和经济的强大势力,取得世界的霸权。中国文化笼罩下的东方,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和安定为要求的社会理想,已难有生存空间,于是不得不尽力模仿西方。中国文化笼罩的世界中,日本以「脱亚入欧」的口号,学习西方维妙维肖;而且,日本立刻效法西方,也以武装和经济势力掠夺侵略中国。
在现代化的口号下,中国人经过了三次革命,又经过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也努力将自己转变为西方。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在大陆上建立新的政权。这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其严峻的程度,竟还不如因为文革造成的文化转变,更为深刻和剧烈。今天大陆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势力上,已经不可轻视。可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尤其个人行为方面,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面貌。为了现实考虑,很多人不顾一切追逐利益。中国人强悍,也许是发展的动力,但也往往会伤害别人而不自觉。人与人之间冷漠,将会使中国社会断裂崩解。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毁坏,也往往揠苗助长,竭泽而渔;有一日,中国可能成为一片荒漠。如果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野蛮人,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成为荒漠,中国人何以自处?又将是人类多大的灾害?
僻居台湾的国民政府,虽然号称要尽力维持中国文化,实际上,台湾的西方化进行的速度和深度,已经使得台湾保留的中国文化痕迹愈益稀薄。两岸分裂,台湾寻求自主的趋向,以及对于大陆上发生的现象有所恐惧,一般民心已有严重反对大陆的取向。心理上的不安定,使得台湾一般青年人,丧失了追求大方向的胸怀,只寻求今天的安定和舒适。一个不关心未来的地方,将没有办法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上,求得立足之地。
经过上述几次内部的政治革命,尤其二十世纪内,中国经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文化观念上的转变,究竟中国人将何去何从?尤其今天的西方,本身也正在面临急遽的改变:基督教信仰笼罩的近代社会,经历了近代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原来依附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资本主义,逐渐脱离了基督信仰的本质,呈现为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新信仰。资本主义与社会之间的斗争,两败俱伤。近代社会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个人主义高涨下,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互不关心,于是社会近于涣散。
一个世纪来,中国人学习的对象,那个曾经辉煌的西方世界,却已迷茫不知方向,势将面临分崩离析。中国人将何去何从?然而,中国发展的形态和方向,将影响到世界整体的前途。在本书,想从检讨过去和目前,提出一些我们该注意的问题,供大家思考。也许对于我们寻找自己,和重建自己的社会,能尽一些提醒的努力。
这一份心愿,已经许下去很久,但是因为限于能力,一直没有下手。最早启发我的作品,乃是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这六部着作,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陆续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尝试为中国文化的精神部分检讨诊脉,由此提示新的出路。从上述出版年份来看,这是抗战时期的着作,第一部发表的时间,是抗战第三年,最后一部发表的时间,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由生死存亡之际艰苦挣扎,终于熬到国土重光的阶段。在战争期间,艰难困苦,存亡未知,可是为了国家民主,更为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当时知识分子,可以在警报声中、防空洞口、大树底下,弦歌不断,希望中国的文化种子,不因此而中断。冯友兰执教清华大学,他因为家学渊源,研究中国的文化根柢很深;又在美国留学,专治西方哲学,他对于西方的学问也有深入研究。这六部着作,是他努力检讨中国文化渊源,也设想如何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综合作品。其中,《新理学》、《新原道》和《新世训》,都是
相当专注地重新阐释中国哲学传统,也尽力设法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既有批判,也有新解;《新事论》和《新原人》,则相当程度地注意到,中国人新时代应有的伦理观念。
冯先生的着作,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哲学家们各以其自己学派的观念和方法学,对冯先生的综合理论,有相当的批评;然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深深感觉,这六部着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中国即将复兴的局面,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很快,中国内战,政权转移,冯先生以形上学的立场所做的研究,与新政权的唯物主义,格格难以兼容。在政治权力压迫之下,冯先生不得不牵萝补屋,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一番揉合。这个努力,其实相当困难;冯先生得到的结果,也很难取信于读者。于是,本来的「贞元六书」,竟不再被人注意。在海内外,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延续熊十力先生提示的线索,希望重建儒学。世人对他们的注意,现在已经超过对于「贞元六书」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