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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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系就外交部交与本所之中日交涉档案编纂而成,除清季部分业已出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外,兹续印民国元年至五年部分,分为六编:一般交涉、路矿交涉、邮电航渔盐林交涉、欧战与山东问题、二十一条交涉及本编「通商与税务(禁运附)」。
《近代中国通商与口岸研究:1842-1911》 本书聚焦于中国自鸦片战争(1840-1842年)至辛亥革命(1911年)近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书并非对某特定时期(如中华民国初期)或特定主题(如仅关注中日贸易中的税务问题)的单独论述,而是旨在提供一个宏观且深入的框架,考察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如何被“打开”与“整合”的过程。 第一部分:条约口岸的制度建构与空间布局 本部分详细梳理了自《南京条约》(1842年)始,直至《马关条约》(1895年)及其后各国“势力范围”划分背景下,中国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所设立通商口岸的法律依据、设立程序与初始功能。 一、条约口岸的法律基石与主权让渡: 我们首先分析了早期不平等条约中关于“准许”外国商船停泊、贸易以及设立领事裁判权的条款,如何逐步侵蚀了中国海关自主权。重点考察了关税税率的固定化(协定关税制度的形成),以及领事裁判权如何为外商提供了一个平行于中国司法体系的法律保护伞,使其在贸易活动中享有诸多便利。 二、口岸的区位选择与地理分异: 口岸的选址并非随机,而是基于列强的战略需求和中国的地理禀赋。本书将口岸区分为以下几类进行深入剖析: 1. 早期沿海通商口岸(如五口通商): 分析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的开埠,如何满足英国对茶叶、丝绸的需求,以及对工业品倾销的初步需求。特别对上海作为长江门户和金融中心的崛起轨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2. 长江流域的内陆开放: 探讨了《天津条约》(1858年)后,长江航线对英美等国开放的意义,如汉口、九江等地的设立,如何将近代商业网络延伸至中国腹地,冲击了传统内陆的商业格局和漕运体系。 3. 边疆与特殊口岸的设立: 考察了在边境贸易(如云南、广西与英法属地的联系)以及近代铁路建设催生的“新口岸”的形成,揭示了口岸体系从海岸向内陆腹地的层次性扩张。 三、租界地的形成与“国中之国”: 重点分析了租界的法律地位、行政管理权力的逐步转移过程。本书细致区分了“租界”与“领事管辖区”的区别,并描绘了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地的城市形态演变、市政建设的独立性,以及它们如何成为近代中国资本、技术与思潮的交汇点,对周边中国城市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与“虹吸效应”。 第二部分:通商口岸的经济生态与社会变迁 口岸的开放不仅是政治的让步,更是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塑。本部分致力于描绘口岸内部复杂的经济生态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冲击。 一、海关角色的重塑: 详细阐述了赫德(Robert Hart)领导下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如何在列强的控制下,成为一个高效但服务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准国家机构。分析了“协定关税”如何限制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以及海关在征收厘金、管理盐税、发行邮票等方面扮演的复杂角色。 二、贸易结构的演变与“口岸经济”: 研究了中国出口物资(丝、茶、农产品)与进口商品(棉布、煤油、洋货)在口岸的集散过程。 1. 初级产品出口的“非均衡增长”: 分析了口岸贸易如何深度捆绑了中国沿海和腹地的农业经济,导致传统手工业的衰退,以及口岸周边地区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单一化种植模式。 2. 洋行、买办与金融网络: 考察了怡和、太古等英美洋行在口岸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以及买办阶层作为中外商业桥梁的形成、壮大及其在近代金融、航运、保险业中的中介作用。 三、社会阶层的重组与城市化: 口岸的繁荣催生了新的社会群体和城市面貌。本书探讨了码头工人、华洋行职员、新兴民族资本家等群体的出现,他们如何共同构成了近代城市“前沿地带”的活力与矛盾。同时,也分析了口岸的奢靡与底层贫困的对比,以及这种剧烈的社会分化对传统士绅阶层和地方秩序的瓦解作用。 第三部分:口岸作为冲突与近代化试验场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口岸视为观察中国近代化艰难尝试与列强干预的独特视角。 一、“税务”与“禁运”的权力博弈(非特指中日贸易): 虽然本书的主题不局限于某段中日关系史料,但考察清政府在口岸税收和物资管制上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做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分析清政府试图在协定关税的框架内,利用厘金等国内税制进行财政补救的尝试,以及在面临外部冲突(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时,列强如何利用“维持口岸秩序”的名义,对军火、战略物资的出口进行干预或“禁运”的实质性控制。这揭示了清政府在口岸主权上的无力性。 二、近代化设施的引入与扩散: 口岸是近代基础设施(如电报、铁路、近代银行、新式教育)最早的试验田。本书分析了这些设施如何先在租界内建立,后逐步向中国腹地渗透,以及这些技术的引入如何与中国的传统商业和管理模式产生了张力。 三、口岸的民族主义反应: 口岸作为主权沦丧的象征,也成为了反帝情绪汇聚的焦点。分析了从抵制英货、美货到后来的“收回利权”运动中,口岸民众和知识分子如何将口岸视为民族危机的核心症结,从而激发了新式的商业竞争与政治运动。 总结而言,本书通过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这一特定空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被卷入全球体系、承受不平等条约冲击、并艰难探索现代化路径的微观历史切片。它旨在全面展现口岸体系的制度构成、经济功能和社会后果,而非聚焦于单一双边关系的资料汇编。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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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套《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的书写,离不开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本书并没有刻意去描绘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将焦点放在了民国初年,中日两国之间关于“通商”、“税务”以及“禁运”的那些具体细节上。我尤其对书中收录的关于当时中日两国商人在华北地区,特别是沿海港口城市的贸易活动记录很感兴趣。这些记录,包括他们的交易合同、进出口的商品种类、以及在海关缴税的凭证,都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作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我注意到,书中关于“禁运”的史料,虽然篇幅不多,但却非常关键,它揭示了在两国关系紧张时,经济手段是如何被用来作为政治博弈的工具的。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用朴实无华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肌理,以及那个时代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挣扎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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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直在钻研这本《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深深被其中丰富的史料所吸引。作为一名对民国时期经济史抱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一直觉得,理解通商、税务和禁运这些看似枯燥的经济概念,对于把握当时的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至关重要。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求。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通商”的部分,它不仅仅是列举了进出口的商品,更是通过一些当时商人的通信和银行的流水记录,展现了贸易的实际运作和利润的分配。这让我对那个时代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以及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程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税务”部分,则让我看到了国家财政的收入来源,以及在那个动荡年代,如何通过税收来维系国家运转。至于“禁运”,它则像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国家反制外部压力的一种手段,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后果。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用最真实、最直接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经济决策背后复杂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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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给我的最大启发,是认识到“通商”与“税务”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都离不开其经济根基的稳固,而经济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又体现在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合理的税收政策上。这本书,通过收录民国初年,中国与日本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原始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观察窗口。我特别留意了书中关于“税务”的章节,其中涉及到的海关收入、税率调整以及各种赋税的征收情况,都让我对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而“通商”部分,则通过列举具体的进出口商品和贸易额,展示了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优劣势。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禁运”部分,它让人们看到了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所能采取的经济反制措施,以及这些措施背后所蕴含的复杂考量。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用最真实的史料,让我们理解了那个时代经济决策的艰难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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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让我耳目一新的历史读物。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我一直觉得,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从经济利益这个最根本的层面去解读。这本书聚焦于民国初年,中国与日本之间在“通商”与“税务”上的点点滴滴,这其中包含了无数的谈判、妥协,甚至是暗流涌动。我特别留意了书中关于一些具体贸易协定的条文,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的。例如,关于某些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以及中国出口商品的配额限制,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而“禁运”的出现,则更像是经济战场上的“战争”,书中记录的那些禁运清单和执行情况,让我看到了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时的复杂考量和无奈。这本书不是在讲故事,它是在呈现“事实”,用最原始、最生动的史料,让读者自己去构建历史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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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有幸阅读了《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这套书的深度和广度都令我惊叹。作为一名对近代中国经济史情有独钟的读者,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提供原始素材,让我自己去解读历史的书籍。这本书完全符合我的期待。它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从政府的公文、条约文本,到商会的往来函件,再到当时的报刊报道,几乎涵盖了那个时期中日两国在通商、税务和禁运方面的所有重要信息。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读其中关于“通商”的章节,特别是那些关于具体商品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和贸易协定的详细条文。这些信息让我对当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与日本的经济联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税务”部分,更是让我看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以及当时海关管理体制的演变。这本书不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有机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的经济决策是如何影响国家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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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阅读这本《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感觉真的就像是在亲身经历那个时代。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像一般的历史著作那样,先给你一个结论,再围绕这个结论去组织材料。而是直接把当年的原始文件、合同、往来信件、甚至是官方的统计报表都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感受、去判断。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些关于关税调整的细节,特别是那些在特殊时期,因为两国关系紧张而出现的临时性关税措施。这些政策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非常复杂的外交斡旋和国内的经济考量。书中关于“通商”的部分,不仅仅是罗列了进出口的商品名录,更是通过一些商人的书信和往来记录,展现了当时贸易的实际操作流程,以及他们在面对不同国家法律法规和市场波动时的策略。这让我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脆弱性,以及民族资本家所面临的挑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本需要耐心和细致去品读的书,但回报绝对是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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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拿到这套《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时,内心是有些忐忑的。毕竟“史料”二字,往往意味着枯燥、艰涩,非专业人士很难啃得动。然而,这套书完全颠覆了我的刻板印象。从扉页的设计,到目录的编排,再到正文史料的呈现方式,都透露出一种精心与诚意。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不同类型史料的分类和标注,比如合同、协定、报告、信函等等,这让我在阅读时,能够清晰地辨别信息的来源和性质。书中关于“禁运”部分的资料,更是让我大开眼界。在那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是如何利用或不得不接受某些贸易限制,这背后牵涉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是国家主权和外交手腕的较量。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读那些关于“禁运”的政策文件和当时的媒体评论,试图理解当时政府的考量,以及这些政策对民间贸易带来的实际影响。这本书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师,用最真实的“证据”讲述着一段被很多人忽略但又至关重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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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能只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更要深入到经济生活的细枝末节。这本《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恰恰满足了我对这一领域的强烈好奇。民国初年,正是中国开始尝试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与日本之间,既有地缘上的邻近,又有经济上的联系,同时伴随着历史遗留的复杂情感,这种“通商”与“税务”,乃至“禁运”的博弈,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真实、也最能反映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侧面。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当时两国商会往来、以及一些具体商品进出口税率变动的记录。这些看似零散的史料,经过汇集整理,就构成了一幅宏大的经济图景。比如,书中提到的某些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情况,或者日本工业品在中国倾销的细节,都让我对当时的经济格局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够听到旧时码头上货轮的汽笛声,闻到港口弥漫的货物气息,更能感受到中国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辛。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用最朴素、最直接的史料,揭示了那个时代国家经济命脉的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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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说,这套《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的出版,对于研究民国史,尤其是经济史和中日关系史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我个人对那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和演变一直很感兴趣,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为详实的观察视角。我特别关注了书中关于“税务”部分的史料,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税率记录,更是通过一些关税征收的细节、以及海关的报告,展现了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国列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程度。这些史料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困境,以及民族工业发展的外部阻力,提供了非常直接的证据。而“禁运”部分,更是让我看到了国家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有效性与局限性。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以原始材料为基石,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去触摸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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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附禁运)(下)(中华民国元年至五年)(POD)》终于拿到手了,说实话,作为一名对近代史,尤其是涉及两国经济往来和贸易政策演变特别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我一直都在寻找这样一本能够深入浅出、又不失严谨的资料集。拿到这套书,第一感觉就是厚重,无论是纸质的质感,还是其蕴含的史料分量,都让人有种沉甸甸的期待。翻开第一卷,就被那些泛黄的旧报纸剪报、政府公文影印件以及一些当时商家的账簿资料所震撼。它们就像是时光胶囊,把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初年,中日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经贸关系,特别是通商条约的细节、关税的调整、以及那些微妙的禁运政策,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五年”时期,也就是1916年左右,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些调整,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国家在保障经济利益和维持外交关系之间如何权衡,真是引人深思。虽然是史料集,但编辑的梳理和分类却让我这个非专业人士也能大致把握脉络,这对于理解当时中国的产业发展、对外依赖程度,乃至后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经济动因,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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