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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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历经1930年代的奋兴运动与皇民化运动,「传道报国」一词于1937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皇国臣民」的国民认同达到高峰,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与政教关系观念也正发生改变!

  日治末期可谓一段「传道报国」的时代,战争前后基督徒的信仰认同并未改变,始终自勉传道以报天国,未曾被国家神道动摇。然而,政治认同却因应时局游移流动,且常有在台、日、中、外之间犹豫挣扎的经验。基督徒认为传道报效国家是其社会责任,与日本政府、日本基督教合作,系出于护卫台湾利益、关怀乡土安危的初衷。殖民地的苦难,亦为信仰「再宣认」的历程。基督徒「传道报国」的身分认同,诚然是各个时代都必须回顾思考的重要课题。

  *本书荣获「郭廷以先生奖学金」奖助,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41号

本书特色

  1.本书荣获「郭廷以先生奖学金」奖助,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41号 

  2.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吴文星专序推荐:「本书相当实证且客观地究明日治末期殖民地台湾的基督徒在艰苦的时局和处境下,透过信仰进行反省,从国族发现矛盾,于是找到对斯土斯民的认同。可说颇有助于适切釐清特殊时期日本帝国及其殖民地基督徒认同之疑义。……是一本开拓新史料、让人耳目一新且富可读性之佳作。」

  3.台湾神学院教会历史学教授郑仰恩专序推荐:「本文从1930年代的奋兴运动、皇民化运动谈起,到皇民奉公运动及「传道报国」思想的浮现,一直到终战的困窘局面,辅以日本神学观点的影响、主日学教育的案例分析,以及世代交替间的思维转换,呈现出带有复杂色度及层次感(nuance)的历史研究,值得赞赏。」

名人推荐

  吴文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  
  郑仰恩(台湾神学院教会历史学教授)
《战火下的信仰与乡愁: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社会角力与文化抉择》 导言:时代的夹缝与身份的重塑 本书深入探讨了1937年至1945年间,一个在殖民统治与全球战争交织下,面临身份认同剧烈冲击的特殊群体——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生存状态、精神困境及其社会实践。这个时期,台湾被纳入日本帝国版图,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殖民政权的“皇民化”运动达到了高潮,要求所有在台居民放弃原有文化认同,全面效忠天皇。对于已经在日治初期接受了西方思想与基督教信仰的台湾知识阶层与社会中坚力量而言,这场运动无疑是一场深刻的信仰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被夹在传统儒家文化、新传入的基督教教义、以及强力推行的日本国家神道与民族主义之间,必须在忠诚、信仰、生存与文化传承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本书旨在描绘出他们如何在这种严酷的历史背景下,维系其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同时努力保持其社会角色的连续性,并试图在有限的空间内,对未来的台湾社会图景投射出微弱的希望之光。这不是一个关于宏大历史叙事的陈述,而是一次对具体人群在极端压力下,个体心灵和社群实践的细致入微的考察。 第一章:皇民化浪潮中的宗教困境 1930年代后期,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皇民化运动”,其核心目标是彻底的文化同化,其中对基督教的限制和渗透是关键一环。基督教,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宗教,被视为“外来异端”与“非日本精神”的载体。 本章首先梳理了日治初期基督教在台湾的传播历程及其与台湾社会的初步融合情况,为理解末期冲突奠定基础。随后,重点分析了“寺庙神社一体化”政策如何直接冲击教会的合法性。教会活动空间被压缩,传教活动被严格限制,教会学校面临改制或关闭的威胁。我们考察了殖民政府对教会领袖的密切监控,以及他们如何利用“非常时局”的限制,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性退让”:例如,教会如何应对要求在教堂内设置天照大神牌位、唱日本国歌、参与神社参拜的压力。 第二章:神国与天国:神学解释的挣扎 面对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高压,台湾基督徒在神学解释层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如何在“效忠国家”的伦理要求与“唯独敬拜上帝”的教义之间划定界限,是本章的核心议题。 研究深入剖析了当时台湾神职人员撰写或私下流传的文献,揭示了他们如何进行“双重忠诚”的神学论证。一方面,他们强调基督徒对世俗政权的顺服(引申自《罗马书》),试图以此暂时安抚当局;另一方面,他们也坚守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将对上帝的最终忠诚置于国家命令之上。这种解释不仅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也是内部信仰群体凝聚力的来源。我们特别关注了关于“偶像崇拜”与“爱国”之间界限的争论,这些争论在教会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张力。 第三章:教会学校的终结与知识分子的流散 教会学校在日治时期是培养台湾现代知识精英的重要摇篮。这些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了一种超越殖民地身份的现代性视野。随着皇民化政策的深入,这些学校的命运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本章详述了从1937年起,教会学校如何逐步被收归公有或被迫关闭的整个过程。我们通过对部分校友档案和教职员口述历史的分析,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失去文化阵地后,身份认同的再定位。许多毕业生被迫进入由殖民政府控制的机构任职,这引发了关于“合作”与“抵抗”的复杂道德困境。对于他们而言,知识的传承与职业的延续,与坚守信仰的底线,构成了日常的角力场。 第四章:社区的韧性:日常生活的抵抗与维护 大规模的政治抗争在高度监控的社会中难以维系,因此,基督徒群体的抵抗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 本章聚焦于教会作为社区核心的功能性转变。在公共空间被挤压时,家庭祭坛、秘密的查经小组、以及通过特定语言和行为模式建立的内部交流网络,成为了维系信仰与族群认同的最后堡垒。我们考察了战时物资匮乏背景下,教会如何组织互助网络,维持社区的基本生存。此外,本章还分析了“弃教”与“坚守”之间的个体选择。一些家庭为了保护下一代,选择暂时“隐形”或表面归顺,而另一些则将坚守信仰视为一种精神上的不屈服,这种差异体现了社群内部复杂的情感光谱。 第五章:战后期盼的暗流:身份认同的再思考 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变化,使得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开始动摇,这为台湾基督徒群体提供了一个审视自身处境的间隙。 本章探讨了在战争末期,基督徒精英群体开始隐秘地讨论“战后”的可能走向。他们对未来政治格局的构想,虽然大多是模糊和谨慎的,但却体现了其超越殖民身份的现代化理想。他们所期待的“新秩序”,往往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有所关联,这使得他们在战后台湾的社会重建中,更容易扮演“中介者”的角色。这种前瞻性的思考,揭示了他们在极端环境压力下,并未完全放弃对未来身份和文化主体的构建。 结论:历史的遗产与未竟的对话 本书最后总结了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在信仰、政治与文化认同上的多重张力。他们既是现代化的先驱,又是殖民体制的受害者;他们是文化的中介者,也是身份的漂泊者。他们的经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在一个全球冲突背景下,地方性宗教群体如何进行艰难的适应、抵抗与传承。他们的故事,是关于如何在被剥夺了“真实身份”的境遇中,努力维护个体尊严和信仰实践的韧性史诗。对这段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台湾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根源,以及现代性在特定殖民语境下的复杂表现。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卢启明


  1982年生于彰化,成长于澎湖、台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博士班。
  台湾神学院道学硕士班、台湾基督教历史资料中心研究助理。
  目前的研究方向为普世合一运动与满洲国政教关系。

图书目录

出版缘起
序 究明隐晦的历史/吴文星 
序 为历史补白的优质研究!/郑仰恩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奋兴运动与「传道报国」认同之信仰背景 
第一节 南部教会之发展与奋兴佈道 
第二节 北部教会之发展与三年运动 
第三节 神学思想与教会观论争 

第三章 皇民化运动与「传道报国」认同之强化 
第一节 同化政策与基督徒之反应 
第二节 宣教师撤离与基督徒之自立 
第三节 皇纪二千六百年与基督徒之奉祝 

第四章 皇民奉公运动与「传道报国」认同之转变 
第一节 宗教统合与基督徒之迎拒 
第二节 皇民奉公与基督徒之动员 
第三节 终战与基督徒之民族意识 

第五章 宗教教育与「传道报国」认同──以主日学为例 
第一节 日治前期主日学之发展 
第二节 皇民化运动与「日曜学校」 
第三节 主日学之课程与教材 

第六章 结论 

后记 

附录一 日治时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一览表 
附录二 日治末期台湾大会台人牧师一览表 
附录三 《台湾教会公报》标题目录表(1935-1945)

参引书目

图书序言

出版缘起

  本系出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迄今已有三十七种。一九七七年二月,张朋园教授接掌所务,为鼓励研究生撰写优良史学论文,特拟订学位论文出版计画。当时,亦将本系硕士论文荣获「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等机构奖助出版者列入,即「专刊」第(1)、第(3)、第(5)等三种。迨「郭廷以先生奖学金」成立,由奖学金监督委员会研议办法,作为补助出版学位论文之用,「专刊」遂得持续出版。

  郭廷以先生,字量宇,一九○四年生,一九二六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文理科历史系,曾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讲学;自一九四九年起,至本系执教。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担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及所长,并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兼任本校文学院院长。一九六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深具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者。

  一九七五年九月, 先生在美病逝。李国祁教授感念 先生的学术贡献,邀集本校史地系系友筹组基金,在本系设置「郭廷以先生奖学金」,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开始颁授奖学金。奖学金设监督委员会,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和本系教师共同组成,每年遴选优秀学位论文,补助印制「专刊」经费。三十多年来,本系研究生无不以获得「郭廷以先生奖学金」奖励,并以「专刊」名义出版毕业论文,为最高荣誉。「专刊」向由本系刊行,寄赠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图书馆,颇受学界肯定,惟印刷数量有限,坊间不易得见,殊为可惜。经本届奖学金监督委员会议决,商请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印制发行,以广流传,期能为促进学术交流略尽棉薄之力。

  今年,适值郭廷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以新的型态再出发,可谓别具意义。谨识缘起,以资纪念。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二○一五年九月

后记

  感谢母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鼓励与接纳,让拙文获得郭廷以先生奖学金,得以出版。事实上,当初知道获奖时颇为讶异,因为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有多人提出非常出色的论文。然而,得知消息的那刻,却感受到这是再一次自我检视的机会,让我不禁低头回想起历史所谓的功能性,存史、资治、鑑戒。

  开始思考「传道报国」此一课题的时点,大约是硕二结束之时。那时刚把学分修完,也提交了几篇关于日治中、前期台湾基督教史的报告。虽然大致方向是落在政教关系的探讨,但具体目标尚未成型。就在我继续阅读史料档案和前人研究时,却发现一些难以解释的内容。这些张力来自于同样一群人,针对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空背景,所讲述的内容竟然有极大的差异。我开始好奇这些令我敬重却也逐渐凋零的前辈,他们的心路历程与身分认同。

  我知道不能单纯以民族主义式的「亲日、反日」这种二元思维来解读他们,而必须让他们自己说话,让史料自己说话。而当论文逐渐呈现轮廓时,我又开始担心,这与传统的台湾基督教史的说法不尽相同,甚至有些人还在世,而且这样真的禁得起学术的考验吗?但我想起老师的一句话,当你对历史感到困惑时,愿你继续与历史对话,history会给你hint。于是,我再次栽进史料堆中,希冀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以及那个时代所呈现的历史图像,到如今继续发声。

  由于史学本是史料学,在这战兢的追寻旅程中,沿途景致实在令人惊叹。感谢张明容老师的信任,我有两个暑假几乎沉浸在长荣中学校内的台湾教会历史资料馆,在五楼空气不太流通的偌大陈列室,存放着大批教会议事录原件,那沾着墨迹的罗马字清晰可考,我孤身一人,却彷彿跟一群人开会一般。台湾神学院史料中心则有齐全的北部教会档案和许多日本教会文书,英国长老教会宣教档也透过昏黄的微缩灯光述说着她的故事。最后,台湾教会公报成了论文最主要的骨架,我真期盼在那时代的每一个人,您们自己来谈谈吧。

  然而,这段旅程如果能够继续跑下去,是因为有许多人的支持。最要感谢是指导教授吴文星老师一切的身教言教,揭示「史学绝无懈怠之途」,影响我至深。郑仰恩老师则是开启基督教史和神学堂奥的入门师傅。口试委员蔡渊洯和张妙娟老亦悉心指正、谆谆勉励。从台南大学时期关心至今的邱丽娟和陈健文老师,让人如沐春风;蔡锦堂老师教导宗教史和实务学习机会,十分受用。还有已安息的曾祥和老师,感谢她用自己的生活为我上课。感谢硕博士班的林明德、温振华、邓世安、康豹、吕芳上、谢国兴老师,历史系王美芳、李文珠等助教,学长姐陈德智、谢明如、蔡秀美、铃木哲造、中村秀司、曾令毅等,一起奋斗的同窗鹿智钧、蔡松颖、吴任博、吴政哲、傅范维、张淑惠等。感谢赖永祥长老无私分享史料,还有教会史研究者陈美玲、江淑文、查忻、阮宗兴、廖安惠、王政文等师友,及访谈的前辈。感谢隆田、济南、永和、古亭及真理堂教会兄姐,尤其是陈建宇、林宗达等的关怀。感谢家人的陪伴,尤其是辛劳的太太千凌和今年母亲节出生的小儿敬晨。最后,引用作家陈之藩的话,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惟有感谢上天引领。

  你要安置路标,竖立路牌,你要寻找你走过的那条道路。(圣经耶利米书31:21)

卢启明

图书试读

(节录自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日本基督徒自明治初年的草创期起,为促进教派合作、扩大宣教效果,即有相互提携、协力的唿声。1923年各基督教团体(含宣教师组织)认为时机成熟,遂联合成立「日本基督教联盟」。
  
台湾基督徒的合作则始于1912年,南、北分属英、加差会,但信仰与教制并无二致,在外国与本地传教师一起推动下共组联合议事的最高机关「台湾大会」(简称台大),谋求实际宣教的合一,翌年更正式定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沿用至今。台湾大会不但制订全岛共用的圣诗、典礼、信经,且进一步设置「教师试验部」,统筹全台传教师的考选晋升。无论南、北要分设「中会」、升格「大会」时,均提请台湾大会准许。它也推动主日学事务、辅助圣经公会、癞病救治会、鼓励禁戒烟酒等社会服务。
  
台湾大会虽具广泛影响力,但常因南北考量不同而未能贯彻实施,例如中学、神学校、青年会、医疗院所均未合办,法规方面虽「以合一台湾大会为目标,以革新为根本精神」但讨论缺乏延续性。南部一度认为台湾大会耗资甚鉅,用处却小,提议废除,或各派少数人「交谊」即可,1935年甚至议定各派8人召开「恳亲会」便罢。其结果,台湾大会从每年召开改为两年一次。台湾大会的功能不够明确,实有许多因素,例如南北发展相差10年,双方母会意向不明,宣教师没有具体联络,宣教事业缺乏共识,南北常有闭关自守的心态,在在均造成决策不易实现。
  
随着统治渐上轨道、留日神学生的增加,日、台基督徒交流趋于频繁,日本基督教联盟的影响力屡有扩展。1936年4月,日本 《的佐波垣牧师为促进日台教会之交流,在屏东、台南、台北等地分别与台人举行座谈会,历时两週,开启所谓「日台教会亲善」之滥觞。其后,台人也以日本基督教联盟成功整合各派为例,认为台人应以信仰为核心来磋商、效法,无论从地理、教派、财政、事业各方面来看,南、北教会都应该合併,彼此寻求共识、激发热忱,不能恋栈权位虚荣、敷衍了事。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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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本书的书名,直接击中了我的研究兴趣点——历史时期中的身份认同构建,以及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日治末期,这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压力的时代,日本殖民者试图将台湾民众塑造成其忠诚的国民,而“报国”则是这一身份认同的核心。与此同时,台湾的基督徒们,他们承载着“传道”的使命,这种使命本身就带有普世的价值,可能与殖民者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张力。我特别想知道,书中是如何具体描绘这种张力的。例如,当日本政府要求进行天皇崇拜,或者要求教会参与战争动员时,台湾的基督徒们是如何应对的?他们是选择坚守信仰,还是被迫妥协,抑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两者结合?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微观的个体经验。通过对当时教会文献、牧师讲章、信徒日记等史料的分析,这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揭示出,台湾基督徒们是如何在内心深处,协调信仰与政治的要求,如何在“传道”的呼召与“报国”的压力之间,找到并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对“报国”的理解,是否与日本殖民者的初衷一致?或者,他们是否在“报国”的名义下,发展出一种对台湾这片土地更深层次的关怀,同时又不至于被殖民者视为威胁?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材料,更是一种对历史中个体生命韧性与智慧的探索,是对信仰力量如何塑造人、又如何被时代所考验的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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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个书名,我 immediately felt a sense of intellectual curiosity. The phrase "传道报国" itself is a powerful juxtaposition, implying a potential conflict or at least a complex negotiation between religious mission and national loyalty, especi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during its final years. I'm particularly drawn to the idea of "身分认同" – how did Taiwanese Christians understand themselves in relation to their faith, their ethnicity, and the ruling power? The period 1937-1945 was one of intense global conflict and increasing Japanese militarism, which inevitably impacted religious life in the colonies. I imagine the book will delve into how Christian communities navigated the pressur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assimil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attempts to integrate Christian practices with Shinto rituals or to co-opt religious messaging for nationalistic purposes. Did "报国" mean active support for the war effort, or a more passive form of compliance? How did their "传道" mission, which often involved universalistic ideals of love and peace, reconcile with the demands of a militaristic state? I anticipate that the book will provide detailed historical accounts, perhaps drawing from church archives, personal diarie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to illustrate the diverse responses of Taiwanese Christians. I'm eager to learn about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church leaders and ordinary believers to maintain their spiritual integrity while facing immense external pressure. The very notion of "identity" is fluid and contested, and in such a turbulent historical moment, it must have been an even more profound and perhaps painful process of negotiation for Taiwanese Chris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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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本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宗教与政治交织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浓厚兴趣。1937年至1945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挑战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台湾这样一个在殖民统治下,又面临着二战全面爆发的社会而言。我特别想知道,书中是如何描绘台湾基督徒在“传道”与“报国”这两种看似矛盾却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强行绑定的概念之间的游走与抉择的。例如,日本的皇民化运动,尤其是对宗教的控制与同化,对于基督教教会及信徒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被迫参与到神社参拜、改换姓名等活动中?又是以何种方式来维系他们的信仰传统?而“报国”一词,在当时日本殖民者的语境下,无疑指向的是对日本天皇和国家的效忠。那么,台湾基督徒的“报国”是否仅仅是被动的服从,还是在信仰的框架下,寻找一种特殊的、能够保持自身主体性的“报效”方式?我设想书中会详细梳理当时的教会组织、牧师、信徒的口述历史、文献资料,试图还原他们真实的心境和行动。比如,一些教会领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或者信徒在日记、书信中的点滴记录,都可能成为揭示他们内心挣扎与最终选择的宝贵线索。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回避历史的复杂性,而是深入挖掘那些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容易被忽视的个体经验,特别是关于身分认同这种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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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本书的书名,直接触及了我对于历史研究中“身份认同”这一复杂概念的浓厚兴趣。在日治末期的特殊背景下,台湾基督徒面临的不仅仅是信仰上的挑战,更有来自殖民统治者关于“国民”身份的强制性塑造。我好奇书中将如何剖析这种“身份认同”的生成过程,它是在被动的接受中形成,还是在主动的抗争中建立?“传道”是其信仰的内在驱动,而“报国”则是外在的政治要求。我设想书中会详细描绘,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台湾基督徒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集体反应。比如,日本政府推行的“皇民化”政策,强制要求台湾人民效忠天皇,并融入日本文化。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无疑是对其信仰核心——敬拜独一真神——的直接挑战。书中是否会呈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基督徒是如何巧妙地规避参拜神社的要求,或者如何理解“效忠”这一行为,使其不与自己的信仰相悖?而“报国”的内涵,在战争时期,尤其是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背景下,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否意味着要参与到战争动员中,是否要为战争的胜利祈祷?我期待书中能够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当时的教会内部会议记录、牧师的讲道录、信徒的通信,甚至是当时的报刊杂志,来还原这些复杂而微妙的历史细节。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的分析,更能深入到个体的精神世界,去理解那些在信仰与国家认同的夹缝中,台湾基督徒是如何努力地维系自己独特的身份,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持一份精神的独立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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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本书的书名,深深地吸引了我。它点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议题:在殖民统治的末期,身处特定历史洪流中的台湾基督徒,他们是如何在“传道”的信仰召唤与“报国”的时代要求之间,寻找并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我对于“身分认同”的复杂性深感着迷,尤其是当它与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交织在一起时。日治末期,日本政府推行一系列旨在同化台湾民众的政策,其中包含了对宗教的管控与利用。在这种环境下,基督教社群所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我特别好奇书中将如何具体分析,当日本的“国策”与基督教的“福音”发生冲突时,台湾的基督徒们是如何做出抉择的。例如,面对日本的神道教崇拜以及对天皇的效忠要求,基督徒们是以何种方式来坚持一神信仰的?他们是否被迫进行神道教的仪式?又是如何解读“报国”这一概念,将其纳入或排除在自己的信仰体系之外?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些具体的个体经验。比如,一些牧师在讲道中是如何处理政治敏感话题的?一些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如何平衡自己的信仰与殖民者的要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回避历史的复杂性,而是深入挖掘那些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容易被忽略的群体,特别是关于身分认同的内在建构过程。我希望书中能够通过扎实的史料考证,展现出台湾基督徒在那个特殊年代,所经历的内心挣扎、妥协、坚守,以及他们最终如何塑造出一种既是台湾人,又是基督徒,并且在特定时期也与“报国”这一概念产生复杂关联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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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就非常有吸引力——《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光是这个题目,就勾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让我迫切想知道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台湾的基督徒们究竟是如何在“传道”与“报国”之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下,寻找并构建他们复杂而多维的身分认同的。尤其关注到“日治末期”这个时间点,那意味着整个台湾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与转型之中,战争的阴影笼罩,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身为少数群体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与国家认同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张力与融合,是本书最核心的看点。我尤其对书中可能探讨的,基督徒在面对日本皇民化政策时的具体反应感到好奇。是选择坚守信仰,还是被迫或主动地去适应,甚至利用这种环境来传播福音?他们的“报国”又指向何方?是对日本天皇的效忠,还是对台湾这片土地更深层次的情感?这种双重困境下的身分认同,必然是充满挣扎与反思的,而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这些个体与群体层面的复杂心路历程,不仅仅是宏观的政策分析,更能触及到那些在教会里,在家庭中,在日常生活中,基督徒们如何去理解和实践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的国家认同。这是一段被忽略但极其重要的历史切面,这本书的出现,填补了我对这段历史认知上的空白,让我看到了在历史洪流中,信仰如何塑造人的选择,以及个人身分认同如何在集体命运的漩涡中被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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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犹如一个历史的密码锁,让我迫切想要解开其中蕴藏的复杂叙事。我尤其关注“身分认同”这一关键词,在日治末期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台湾基督徒的身份认同是如何被建构、被挑战、被重塑的。在我看来,“传道”是信仰的内在召唤,而“报国”则是时代赋予的政治使命。两者之间的张力,必然是这本书的核心焦点。我很好奇,当日本帝国要求台湾人民成为其忠诚的“臣民”,并将“报国”视为至高无上的义务时,台湾的基督徒们是如何理解和实践这一概念的?他们是仅仅被动地接受,还是在信仰的框架下,赋予“报国”以特殊的含义?例如,在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大力宣扬“圣战”理念,要求民众积极参与支持战争。那么,台湾的基督徒们,他们的教会,是否被要求为日本军队祈祷,是否被要求进行募捐以支持战争?如果是,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是通过公开的配合,还是通过私下的抵制,抑或是通过一种模糊地带的周旋?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通过史料的梳理,展现出台湾基督徒在不同教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中,对于“报国”以及身分认同的不同解读和实践。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陈述,更是一次对于人性在极端压力下的深度探索,对于信仰力量如何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展现出韧性与智慧的考察。我希望书中能够呈现出,台湾基督徒们是如何在“传道”的使命与“报国”的压力之间,艰难地寻找并确立自己独特的身份,如何在被殖民的背景下,依然能够保有精神的自由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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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本书的书名,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日治末期,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台湾的基督徒们,他们背负着信仰的使命,也身处在一个要求他们“报国”的时代洪流之中。我最想探究的是,这种“身分认同”究竟是何种形态?是割裂的,还是融合的?他们是否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的信仰与对日本的效忠,以及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情感,分成了几个独立的部分,还是将它们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我设想书中会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比如当时的教会刊物、报纸报道、政府公文,甚至是一些私人的信件和日记,来拼凑出当时台湾基督徒的真实生活图景。书中可能会探讨,在皇民化政策的推动下,许多教会面临的挑战,例如是否被要求改换教会名称,是否被要求停止使用一些对日本不敬的宗教仪式,甚至牧师们是否被要求宣讲支持战争的言论。而在这样的压力下,基督徒们是如何在教会内部进行讨论,如何与教会领袖沟通,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传道”是他们的信仰核心,而“报国”则是时代强加的枷锁。他们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或者说,是如何在被迫的“报国”中,依然能够坚守“传道”的初心,甚至利用“报国”的名义,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维护自身的信仰和社群?我对书中关于“身分认同”的探讨尤为期待,它是否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案例,例如一些牧师如何在公开场合发表与战争无关的言论,或者一些信徒如何在社区活动中,通过非政治的方式表达对台湾的关怀,同时又不至于触犯殖民者的底线?这本书的叙述,我希望能看到的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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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本书的书名,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时代的矛盾感,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翻阅。尤其“传道”与“报国”这两个词的并置,在日治末期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勾勒出了一种极其复杂而引人深思的局面。我一直对身分认同问题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殖民统治下,原住民或少数族群的身分认同是如何被塑造、被挑战,又如何自我建构的。这本书聚焦于台湾的基督徒,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切入点。他们既是台湾社会的一份子,又受到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面临着被同化以及被要求效忠国家的压力。我特别好奇书中将如何深入探讨,当“传道”——一种超越国界的精神追求——与“报国”——一种对特定国家政治体制的效忠——发生碰撞时,台湾基督徒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例如,在战争年代,日本政府可能要求教会为战争祈祷,要求信徒积极参与战争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们是如何处理这种冲突的?他们是否会通过曲折的方式来理解“报国”,使其不与信仰原则相悖?或者,他们是如何在坚守信仰的同时,尽力满足殖民者的政治要求?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台湾基督徒们所经历的真实生活,他们是如何在教会内部进行讨论,如何在家庭中传承信仰,又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展现他们的身分认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严酷的外部压力下,个体的精神追求和社群的集体认同,依然可以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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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报国:日治末期台湾基督徒的身分认同(1937 -1945)》这本书的题目,让我立刻意识到,它触及的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复杂性的历史主题。日治末期,一个台湾人民身分认同被剧烈塑造和重塑的时期,而基督教社群,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无疑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传道”是他们信仰的核心,而“报国”,则是在殖民者语境下被强加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们如何交织,如何冲突,又如何促使台湾基督徒形成特定的身分认同,是我最为关注的。我设想书中会详细梳理当时的历史背景,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皇民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其对台湾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教会和信徒们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他们是被迫地参与到“报国”的宣传中,还是在信仰的框架内,寻找一种特殊的、能够维系自身主体性的“效忠”方式?我特别想知道,书中是否会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展现这些复杂性。例如,一些教会领袖在公开场合的言论,或者一些普通信徒在日记、书信中的记录,是否能够揭示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思考。他们是如何理解“传道”与“报国”之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在这种界限的模糊与重叠中,构建起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深入的史料分析,展现出台湾基督徒在历史洪流中的能动性,以及他们如何在夹缝中,努力寻求精神的自由与认同的独立。它将是一部关于信仰、国家与个体身份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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