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围绕文艺营的杰出阅读史暨阅读市场论 台湾文艺界里有许多充满活力的女性作家──李昂、施叔青、朱天文、朱天心等。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故吧!研究台湾文学的日本女性也充满了朝气。本书的作者赤松美和子博士就是其中一位学术界新秀。
二〇〇七年,赤松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研究所时期,便以论文《戒严时期台湾『文学场域』构筑之考察》(「戒厳令期の台湾における「文学场」构筑への一考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此文副题为「救国团的文艺活动与编辑痖弦」,甫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五十九号发表,迅即引起现代中国文学、台湾文学研究者的注意。这并非由于「戒严令」、「救国团」等政治用语或「文学场域」等文艺研究术语而引人瞩目,而是因为这作品是透过旧国民党统治时期台湾北京语文学的形成,以及党国体制(即前国民党独裁体制)下之文艺政策及其施行,而分析出的杰出阅读史暨阅读市场论。
「文学场域」原为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术语,赤松将其定义为「受到所有与文学相关人士所构成的艺术、政治、市场及其相关组织、规则等影响而变貌的多层复合结构体」。
面对台湾「文学场域」的研究,赤松关注的是救国团。和其显示之正式名称──「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恰恰相反,其背景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与共产党内战战败后逃亡到台湾,一九五二年蒋经国(一九一〇~一九八八)为了菁英反共教育而成立的组织,用以对抗共产党之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蒋经国借由救国团,培植了台湾本省人干部为自家「班底」(technocrat)。
鑑于蒋经国将国共内战失败之部分原因归咎于国民党忽略了文艺政策及青年教育,为了反共与复兴中华文化,救国团因而重视文艺活动。其后,台湾经历了六〇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及七〇年代的国际孤立期,救国团持续地实行思想统制,提供垄断性的大规模文化活动,展开了巩固菁英青年与学生阶层对国民党独裁体制全力支持的方针。
在这样的救国团运动实践中,孕育出了拥有台湾特有的读者组织,即以青少年为读者群的国策文艺杂志《幼狮文艺》,以及借由文艺来对反共的幼狮们洗脑之文艺营。然而,因着这些本身即为诗人或小说家的编辑之努力,再加上对文艺市场需求敏感的新闻媒体,以及不可或缺地、受到富有感受力及政治正义感的台湾文艺青年的影响,如此有效率地建构的反共文艺体系也脱胎换骨,催生出想像民主化社会的台湾文学。
在这篇饶富趣味的论考中,赤松以世界罕见的旧国民党统治时期独特的文艺制度史为讨论中心,剖析了《幼狮文艺》两代主编朱桥(一九三〇~一九六八)、痖弦(本名王庆麟,一九三二~)的奋斗历程,她还指出了后者在七〇年代后半成为受旧国民党派系影响的《联合报》的副刊主编,八〇年代中期转任联合报系的文艺杂志《联合文学》主编,文学的政治宣传色彩转为淡薄,提高了艺术性与商业性,作为主流派的外省籍知识份子领导台湾文学的战略在其中成功地实践。这些见解,实有快刀斩乱麻之概。
爱尔兰籍的美国社会学家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着《想像的共同体》中,论到在英、法等西欧及拉丁美洲各国,十七世纪工业社会化与市场的成熟促成了国语(national language)与出版业的出现,白话文学加速了产业社会化,国民市场因而成立。到了十九世纪,作为「想像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于焉诞生。
一八八五年以后,在横跨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期下,所谓的「国语」是日语;日本战败后到一九八〇年代后半的四十余年间,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语」则是北京话──近代台湾从未以自有的台语作为「国语」,反而体验了两代外来政权的「国语」。在台湾民主社会确立后,尊重闽南语、客家语还有原住民语言的同时,仍延续以北京语为「国语」。这样的后殖民台湾是如何地被想像呢?──本书正是以救国团为线索,试图借着文学制度来揭开「国家」诞生的神秘仪式。如此这般,不仅在日本和台湾,赤松也成为世界性的台湾文学研究先驱之一。
今日的日本,已将一九三五年创设的芥川奖定位为「纯文学」,而直木奖则是所谓「通俗文学」的代表。赤松指出,七〇年代的台湾,也有就《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各自标榜含有政治文学特色的「时报文学奖」以及描绘「性」的「联合报小说奖」。这是只有从台湾文学制度形成史的视角来鸟瞰,才能得到的卓见。
本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的基础面展开论证。到了第四章,在谈论文学制度所培育的世代之后,转而讲述反抗文学制度的一群活力充沛的女性作家。例如针对李昂(一九五二~)的代表作《迷园》、《自传の小说》以及朱天心(一九五八~)的代表作《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之研究,诚然饶富趣味。
对于台湾以及台湾文学,最让人感受到赤松气魄的,就是第二章之后附录的「文学营」,也就是文艺营体验记。这个拥有半个世纪以上历史的文学营,自一九五五年起战斗文艺大队(乍看是具有魔幻写实主义风格的名称)加入了救国团夏季青年战斗训练以来,单单在二〇〇五年的夏天,就有二十二个团体主办了为期二至五天的文艺营、参加人数为三十至六百位不等,成了一年一度的夏日文学祭典。行动派的赤松,在那年的夏天,竟然「突袭」参加了其中三个文艺营,还收到同营队文艺少女的情书、志愿担任志工等不凡的经历,实在饱尝了拥有奇特历史之台湾文艺营的神髓。
也许是作者过于精力旺盛地蹦蹦跳跳的缘故,本书的原稿阶段,在逻辑上欠缺连贯性或是文章的变调也随处可见。然而在中国相关书籍的名编辑──朝浩之先生的熟练教导下,得以淬鍊为精简的学术书籍。
由衷祝贺新的文学研究、令人乐在其中之台湾文学研究书诞生。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于本乡赤门楼
藤井省三
推荐序
台湾文学在夏天诞生 布迪厄的「文学场域」论,透过旅美的张诵圣教授对台湾报纸副刊、现代主义论述与文学生产关系的研究,在一九九〇年代后进入台湾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与立基于殖民史观的国族意识形态论法并立,「场域」与「国家」遂成为观察台湾文学的主要概念范围。在「文学场域」论的启发下,文学研究者看待研究对象的角度改变了,作品不只是作家苦心孤诣下的结晶,更可以是个人以书写行为回应社会中种种力学向量的方式。台湾的研究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与欧美共通的媒体出版、竞赛奖项等鲜明可视的机制;而来自日本汉学界的赤松美和子教授,则更注意到了台湾特有的「文艺营」。
从「文艺营」的形成历史与运作方式来想像「文学场域」的建构──在这部改写自二〇〇七年完成之博士论文的着作中,作者把理论还原至「场域」的物理性空间特质,不仅是透过纸上想像远端存在的抽象空间,而是提供一群人、在一段时间之内、聚在一起活动的实体空间。而能够发现这实体空间对于西方的文学场域论述,以及东方的台湾文学研究,都具备观察与对话甚至修正能量的条件,却是身为日本人的赤松美和子在序言中表明的「困惑」──双重「外来性」的位置所致。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专攻的赤松美和子教授,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是外国人研究者;对于日本学界而言,则是外国文学研究者,且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特殊领域──台湾研究。第一层外来位置,使其能发现包括笔者在内的台湾人可能都没有察觉的现象:「文艺营」原来是台湾独有的产物。有团体训练「合宿」传统的日本没有文艺营,而重视工作小队的中国也没有。但在台湾,绝大部分的文学家,无论是文艺营的企划、讲师或学员,或身兼二、三者,都与「文艺营」有着血缘关联。赤松美和子看到了这个特殊性,进而提出质问:诉诸个人性的文学创作,为何与诉诸集体性的营队社团紧密相系?外来者看到身在其中者没有察觉的矛盾,从文学社会学的理论角度给予解释。透过赤松美和子对于文艺营经验的访谈资料,我们将领悟到,相较于以少数同人组织而发展的日本,台湾文学其实是相当「集体性」的。从国民党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到党外时期即开始的盐分地带文艺营,其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可能是相反或对立,却都长年经营着不同意识型态的文艺营。文艺营是组织更是仪式,使参与其中的创作者产生归属感与传承使命;而作为台湾文学场域外显特征的「集体性」,与创作者、评论者、读者个体的书写、解释慾望唿应,造就了台湾文学作品中对于「集体性」的欲求。
本书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则可以提供这诞生于这「集体性」中的「我们」台湾读者,用来理解作者的第二层「外来性」位置,进而思考「台湾文学」的存在与研究行为对于日本、东亚地域的意义。赤松美和子教授在二〇〇七年毕业于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语文学科,与笔者同属于「东京台湾文学研究会」,这是本书的日文版推荐序作者(也是笔者博论的指导教授)──东京大学中国语文研究科藤井省三先生主导创立的读书会。当代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主要分为中国文学出身与日本国文学出身,研究者在已正式建制的学科分类中,发现难以编制归类却又与原来专业领域有所交涉的作品,于是成立编制外的读书会,交流累积研究能量。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汉学是日本国学的一部份,但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已是日本的外国文学,何况是台湾文学。日本人文学界以历史实证主义见长,对于台湾文学的背景知识与认识架构,是建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进而比较异同。本书第三章的台湾二大报副刊、文学奖部分,是针对仅知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却并不熟悉「台湾文学」存在的日本读者背景知识。
再谈到延续至第四章的研究对象,也是以近年有多篇作品翻译进入日本市场的作家为中心。当代台湾文学的日文翻译,从早期的黄春明、郑清文,到张系国、李昂、朱天文、朱天心,近年则有原住民文学、酷儿文学、黄锦树、甘耀明、吴明益等,在个人研究者者或台湾政府的资金支持下,进入日本读书市场。大抵而言,这些作家的被选择翻译,凸显出台湾文学与统独国族认同、汉原华多元族群关系、性别取向的密合,而这些议题都是日本社会较少公开讨论与进行文学性叙述的。本书作者这第二层「外来性」的存在,说明了日本学界与舆论,多从台湾社会中的省籍身份、眷村空间、戒严解严、民主化与本土化出发,建构出日本社会得以认识、解释台湾文学文化现象的框架的倾向。
从人群关系较为淡漠的日本起步,看到台湾文学的「集体性」彷如热潮般,席卷每个对于社会议题、创作书写抱持不同情怀的个体。这样的温度也传染至原本困惑于自己「外来者」身份的本书作者,于是也纵入这文学场域──赤松美和子教授的文艺营体验记是另一部充满热意的文本。「台湾文学在夏天生成」──本书的序章之题、开篇首句,展露出一位日本研究者所敏锐观测出的台湾文学生产规则。在日本有「食慾之秋天」、「阅读之秋天」的说法,而适合夏天的行为则是热恋、以及一起去海边。或许台湾的文艺营多在夏季举办并非偶然,近百年前来到台湾的日本文学大家佐藤春夫所记下的文章副题即是「一夏之记」。在赤松美和子的体验与研究中,台湾文学中青春奔放、放恣不羁的性格,也因为夏天的文艺营,得到了解释。
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张文薰
写给台湾的读者们 亲爱的台湾朋友们:
初次见面。我是赤松美和子,在日本研究台湾文学。本书根据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东方书店出版『台湾文学と文学キャンプ―読者と作家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ヴな创造空间』所翻译,为繁体中文版,十分感谢各位的惠顾。
在台湾,由于台湾文学研究的高水准以及社会变迁之快速,各位如何阅读以二〇〇五年台湾文学场域为主题之拙着,老实说,我相当地忐忑不安。然而,对身为台湾文学研究者的我而言,能够在台湾文学、台湾文学研究的发源地出版拙着,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这次,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台湾读者见面,心中只有充满喜悦、感激与荣幸。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间,我以交换学生的身分到国立台湾大学留学。在台湾的这一年,亲眼见到台湾文学的读者阶层之广、有创作投稿经验者之多、政治与文学关系之紧密、创作与批评之相近、文学研究水准之高、以及最重要的──对文学的热忱,我在惊叹不已的同时也感到困惑。身为在台湾的外国人研究者,以及在日本作为研究台湾文学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该如何面对台湾文学实感不知所措。
然而,我对台湾文学的样貌感到困惑之因正是台湾文学的特色,对身为外国人研究者的我而言,将台湾的文学场可见化、前景化也许正是可行的研究。面对台湾文学场域开启了新的契机,让我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寻问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日本文学应有的样貌。
在台湾,作家是如何地被养成呢?由此疑问展开调查后,我才知道有文艺营及救国团的艺文活动。此外,我想,戒严时期的文学教育即使在解严后仍对台湾文学的样貌有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戒严时期的文学教育培养出台湾的文艺青年文化。
其实,第一次听到文艺营时,我完全无法想像,因为日本没有像台湾这样的文艺营。文学是属于个人的,在日本生长的我也深信,所谓的作家,就像村上春树,不论在媒体或是现实中,都是无法遇见的存在。而且,属个人的文学及团体的营队经营是南辕北辙的概念,我怎么也无法想像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我亲爱的友人吕美亲对满是疑惑的我说:「那么、去採访吧!」从此,踏出了第一步。
一旦开始採访调查,着实惊讶。因为在那里,我所想像的台湾文学世界──热情、密切、政治性──一一实体化了。一方面,文艺营显然打破了我对作家、文学的刻板印象。自此,台湾文学之于我不再只存于书本中。透过研究文艺营,我认识了许多朋友,採访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和编辑,以及小作家、读者们。
由衷感谢快然允诺採访及问卷调查的各位,在此列上名单:王信允、尤静嫺、司马中原老师、白灵老师、羊子乔老师、林宗源老师、林佛儿老师、林瑞明老师、朱玉昌老师、宋泽莱老师、初安民老师、杜文靖老师、吴钧尧老师、吴树民老师、周馥仪、柏杨老师、封德屏老师、高嘉谦老师、张香华老师、梅家玲老师、陈允元、陈芳明老师、陈朝海先生、陈艳秋老师、黄劲连老师、黄崇雄老师 、刘碧菊女士、蓉子老师、杨佳娴、赵立新、蔡声谋老师、蔡蕙频、郑雅如、应凤凰老师、聂华苓老师、罗门老师、二〇〇四年同在梅家玲老师课堂的台大台文所第一届毕业生、二〇〇五年同在邱贵芬老师课堂的清大台文所的各位、吴三连台湾资料基金会的各位、救国团总团部的各位、二〇〇五年盐分地带文艺营参加者、二〇〇五年全国台湾文学营参加者、二〇〇五年赖和高中生台湾文学营参加者、二〇〇六年盐分地带文艺营参加者、二〇〇六年全国巡回文艺营参加者等。非常感谢亲爱的台湾老师以及朋友们。
本书即将付梓,衷心感谢敬爱的张文薰老师和苏硕斌老师鼎力相助,由衷致上感谢。
拙着得以在台湾出版,要归功于亲爱的友人蔡蕙光博士谨慎且细心的翻译。蔡蕙光,谢谢妳。同时,承蒙本书编辑王伟纲先生及洪伟杰先生,衷心地祝福二位。深深感谢群学出版社给予出版的机会。
最后,向视我为台湾文学场域的研究者而接纳我的苏硕斌老师,再次由衷地致上谢意,感谢您。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赤松美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