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掉「中国古代史」的外衣,
呈现「华夏世界」本体的真面目
跳出朝代体系,也跳出大一统吏治国家的价值体系
所看到的「中国史」是?
打破「国史大纲」的儒家史观,打破「马克思进化论史观」
剖析「华夏世界」真实的演化史!
一般我们提到「经」与「史」时,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浩瀚难辨的断简残编。而刘仲敬笔下的「经」,是华夏世界运行的宪法原则、核心价值体系;「史」则是围绕着「经」在时间上的展开。
刘仲敬本书,首次揭示出
「华夏世界」的「经」与「史」是:
——从周政,变成秦政
——从封建多国体系,变成大一统吏治国家
——从有机的共同体,变成编户齐民的散沙社会
——从彼此制衡的贵族社会,变成由僭主、冒险家和游士组成的汲取社会的宫廷权贵集团
——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论,沦落成「宫廷权贵和朋党共治」的现实。
《经与史》的结构 完全跳出传统「中国史」解释模式下的「朝代更替」,在作者看来,华夏世界里固然存在周秦汉元明清这样的古代王朝国家,但用「正统性理论」把这些珠子串起来的中国朝代史,不过是近代的国族主义虚构。
本书上部认为,华夏世界遵循自己的季候循环。从「历史的黎明」(第二章章名)开始,经由盛夏之路(第三章)演变为秋收和「严冬来临」(第五章章名),从而实现了历史的终结。之后则进入史后之人的时代。华夏版的历史终结论,对应的时间大约是从商周到秦汉,这段时间是华夏世界的形成期,也是其宪政体系从周政发展为秦政,从封建多国体系演化为大一统吏治国家的时期。路径一旦锁定,历史的发展已经没有其他可能性,只能等待蛮族的秩序输入。
所以本书的下部,就是华夏世界沦入「蛮族阑入和统治」的历史。从蛮族的阑入(五胡十六国)、到蛮族披上华夏外衣、优孟衣冠的魏晋隋唐(第七章),再到蛮族素面登场、殖民华夏的元清(第八章),最后在西方近代秩序的输入之下,华夏世界的天下主义终结,东亚沦为为地方(第九章)。从此,「中国」作为近代国族国家出现在东亚。
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倒着看的「中国史」 对于习惯钱穆《国史大纲》或是中国马克思史观下的中国古代史的读者,本书的结构和观点都是振聋发聩。本着这样的切入视角,原本「中国史」的关注焦点,在本书中则几乎看不到,原本「中国史」赞美的价值,本书则可能得出相反的评价。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倒着看的「中国史」。这样的观点在书中随处可见,下面仅仅举例
——比如对中国史推崇的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本书认为鲜卑部落贵族「沦落」为宫廷权贵,而非「文明化」为儒家官员。
——比如从史料看,汉武帝其实比秦始皇更加残暴,然而一般印象则是秦始皇才残暴。为什呢?这是因为,秦始皇的时代还大致是封建贵族存有一定势力的时代,对专制的容忍度非常低,而汉武帝的大一统散沙社会对暴政的容忍度非常高,相较之下,汉武帝就比秦始皇仁慈。这对比今天的台湾民主体制和中国专制制度下,民众对政府的一般反应就可看出。
——比如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一般中国史视为明君和贤相的政治典范,本书则认为,这只是折射了唐代政治结构而已,魏征代表了关东客卿,李世民代表了陇西根本。关东和关西的大结构就像清朝的满汉结构,涉及到地域和族群,皇帝要弥合帝国的东西结构,就必须对魏征客气而礼貌。我们生活在外省本省政治结构下的台湾,对于政治人物要照顾到不同族群利益才能拿到更多选票,一定是非常理解的。道理是相同的。
总之,我们一旦跳出大一统吏治国家的价值体系,翻转来看中国史,就会发现,五胡乱华并非境外蛮族的入侵,而是中原大战不断引进外围蛮族武士来支援的自然后果。就会发现,儒家的教义和政治理想其实是周政(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产物,但却发展为以为用单纯的道德约束就能保证帝国的和平、并避免暴政。就会发现,大一统其实是散沙顺民社会的编户齐民,而盛世(唐、清那样的世界帝国)是战斗力的丧失,是秩序消耗掉的余烬,是古典华夏文明终结于吏治国家,而以后的每一次重启都依靠蛮族的阑入。
基本上,华夏文明的演变,乃是一种每下愈况的变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历经魏晋隋唐、两宋明清,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一个趋势,即构成社会的中坚团体——国人、宗族等等,随着一次次的社会清洗而逐渐消灭;进入近代之后,华夏社会已经变成「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松散群体,无力抵抗外来秩序的控制与统合。
刘仲敬将这种沦亡的过程,用他独特的笔锋加以表达,呈现出一副完整的图像,然而,这并不是一部悲观的书,而是一道曙光,有力地透过史家之笔,呈现出作者想要表达的「经」(法则),可谓现代经史结合的代表杰作。
宋人将金人入侵描绘成野蛮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为金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文宣攻击的关键就是歪曲,否则就达不到伤害的效果。宋代的记录者都经历过党争的薰陶,习惯于将金人当做需要譭谤的敌对党派,总觉得自己遭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侮辱和伤害,因此非要发洩和报复不可。他们对元人的破坏没有同样的反应,简单地将后者视为异类,仿佛勐兽捕食一样残酷而并不反常,没有表现出暧昧的耻感。晋人记录五胡的屠杀,态度也是这样单纯。明人对待清室,态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
羞耻感和名誉伤害都是同侪之间才会发生的现象,说明宋人其实认为金人属于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具备许多吏治国家成熟期的特征。他们的亲王和将帅大多有汉名,辈分、排行和寓意经得住士大夫的审查。他们掳掠书画,表现出良好的鉴赏力。他们进攻汴京的军队不是自行迁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像战国诸侯和早期帝国,有全权负责的元帅;却运用了晚期帝国习惯的权术,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级相近的统帅,让最高指挥权随着反覆无常的君恩而摇摆。汴京之围体现的纪律、节制和审慎令人叹为观止,是五胡、辽人、元人、流寇望尘莫及的。他们登上城墙,佔据制高点,却拒绝进城,通过谈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军事机构。他们允许和协助外省运粮入城,免费发给京师居民。他们允许军人和京师民众交流和贸易,居然没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乱。他们利用宋军指挥系统镇压了企图背盟的军官,自己却没有露面。他们利用宫廷和百官搜集战争赔款,交出二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