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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由梁启超提倡「新小说」起，经历了过百年的变化。不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小说的种种改变均与现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王德威在一九九三年提出关注「想像中国」的议题，思考国人怎样通过小说这种叙事模式去想像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视觉、性别与权力：从刘吶鸥、穆时英到张爱玲的小说想像》一书中，作者梁慕灵以「视觉性」的角度，审视小说另一种想像中国的方法，目的在于重现当时在殖民地台湾和半殖民地上海中成长的新一代作家，他们「想像中国」的「新」角度，并重点分析刘吶鸥、穆时英和张爱玲的小说，观察这些小说怎样以「视觉」的方式来想像中国，这种方式又如何反映和形塑中国的现代经验。

　　三○年代兴起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当中，刘吶鸥和穆时英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视觉化表述特征。这种小说表述模式并不是完全由中国本土文化场域所孕育，而是刘吶鸥这位台湾人经过迂回的路线引入。这种新的小说表述模式带来了新的想像方法，原因在于它是经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到本土化的复杂过程而生成。《视觉、性别与权力》探讨穆时英和张爱玲怎样改造和「模拟」「殖民者凝视」，表现出新一代对「现代」中国的想像。梁慕灵认为刘吶鸥、穆时英和张爱玲三位作家的「模拟」策略，由于时代和位置的不同而显出差异，但是这种「模拟」并不是纯粹的复制，而是一种再创造，显示的是有别于主流的「另一种」想像中国的方法。本书关注上述三位作家在小说、电影、理论和翻译方面如何展露一种新的想像模式，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引入并创造了「另一种」的想像中国的方法，显示了中国现代小说在现实主义的陈述模式和浪漫主义的抒情模式以外，尚有其他方式去构想和建筑现代中国。

　　《视觉、性别与权力》辑一以翻译和视觉性的角度讨论刘吶鸥、穆时英和张爱玲三位作家的小说创作。第二章首先探讨曾经历日治时期的台湾作家刘吶鸥，其富有殖民地色彩的成长背景，使这位台湾作家的作品具备多元现代性的特质，包含了欧洲、日本、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语言和文化特征。第三章讨论中国三○年代兴起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当中刘吶鸥和穆时英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视觉化表述特征。第四章讨论了刘吶鸥、穆时英和张爱玲的小说怎样以「电影视觉化表述」去想像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五章则探讨中国三、四○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引入了具有殖民主义文学特质的小说，当中的视觉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刘吶鸥、穆时英和张爱玲的小说。

　　辑二以张爱玲为研究焦点，从性别、视觉、离散及地域的角度讨论张爱玲的作品具有怎样的独特性。第六章以记忆为题，探讨在张爱玲整个小说创作生涯中，具有传承经验作用的「讲故事」叙述模式的衰亡过程，以及这种模式衰落以后，张爱玲的小说如何转化成「小说」模式的经过，从而思考当中记忆与历史的关系。第七章探讨张爱玲的电影剧作如何一方面採纳通俗剧模式，另一方面却以不同的「技巧」去逐步改变观众／读者对这一模式的渴求。第八章关注张爱玲作品如何表现她心目中的香港。第九章以离散的角度讨论张爱玲后期小说的风格。第十章则以离散及女性自传体小说的角度，讨论张爱玲后期作品的特色和意义。

作者简介

梁慕灵

　　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创意艺术学部主任及田家炳中华文化中心主任。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取得哲学博士、哲学硕士及荣誉文学士资格，亦取得香港大学学位教师证书。曾任恒生管理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及副系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及文化研习所副所长。研究兴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和电影理论及创意写作教育，论文见于《清华学报》、《政大中文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等学术期刊，并曾出版及编着《博物馆的变与不变：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及《数码时代的中国人文学科研究》。同时喜爱文艺创作，曾得到《联合文学》第16届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作品散见香港和台湾的文学杂志和报章。

 

第一章 想像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辑一
第二章 混种文化翻译者的凝视──刘吶鸥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引入和转化
第三章 由翻译到「模拟」──刘吶鸥、穆时英和张爱玲小说的「视觉性」
第四章 刘吶鸥、穆时英和张爱玲小说「电影视觉化表述」的确立、本土化与改造
第五章 性别观看与殖民观看──从穆时英到张爱玲小说的「视觉性」变化

辑二
第六章 从「讲故事」到「小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记忆转化
第七章 「反媚俗」──张爱玲电影剧作对通俗剧模式的超越
第八章 他者‧认同‧记忆──张爱玲的香港书写
第九章 张爱玲的离散意识与后期小说风格
第十章 张爱玲后期作品中的女性离散者自我论述
第十一章 终章

附录
参考书目
论文初出一览
致谢后记

 

第六章 从「讲故事」到「小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记忆转化
 
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期正值中国历史的一段夹缝之中，由十九世纪末起不断发展的启蒙与革命的大叙述路线，在这段期间进占主流地位。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群记忆，被来势汹汹的历史进程勐烈冲击，中国传统的「记忆的氛围」不断被稀释，现代人日益与传统社群脱离，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受到摧毁，这种情况于文学的表现上尤为明显。与这种文学主流不同，张爱玲十分重视传统记忆的承传，并对这种记忆的失落深有体会：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段文字中提及的「文明」，指千百年来人类经验的累积，以往的生活智慧与感情成为现代人的记忆，让人以此继续生活下去。张爱玲所言的「破坏」，可以理解为这种经验的迅速贬值──过往的人以血汗累积的生活经验，本来是一代传一代、极富价值的遗产，现在却因时代迅速改变而变得毫无价值──这就造成现代人生活中记忆的氛围越趋淡薄，亦出现与传统以至世界分裂的意识。张爱玲当时身处于战乱的时代，而经验在战争中更是一无是处──在战争的破坏下，任何「文明」都有可能被摧毁至灭绝，故此张爱玲对人类将要失去「文明」感到有「惘惘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张爱玲选择在小说中保留传统叙述的方式──「讲故事」，让传统记忆可以在这种叙述方式得到保留之后，得以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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