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反民主的民主(摘录)
【解题】
殷海光说过,「书」乃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满足的发明」。他不仅以「真爱读书」,「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书人」自期;更愿将自己的读书所得,吸收转化,和读者分享。当他读到罗素〈寡头体制下的科学技术〉(Bertrand Russell, “Scientific Technique in an Oligarchy,” idem., 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的述说,深以为然,即据以指陈极权主义的可怕「光景」,申论「现代独裁极权暴政所引起的问题」,实在是「它与每一想做个起码的人之人为敌的问题」,反共、反极权,根本不是「这个政治组织与那个政治组织冲突的问题」(〈独裁怕自由〉)。然而,殷海光阅读陶勒曼(Jacob L. Talmon)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1952年初版)的经验,却不怎么愉快:「看到它把『极权的』这个我深恶痛绝的形容词和我心爱的『民主』联在一起时,内心的不快真是难以言传⋯⋯这本书严重地打击着我所持的民主信念,搅乱了我在这方面的思想秩序,当然也使我内心的情绪一时失去平衡」。几经反省,「心思上经过痛苦的挣扎」,殷海光接受了陶勒曼的观点。
依据殷海光对陶勒曼的论述,他指出,在十八世纪以来,「自由的民主」与「极权的民主」这两种民主类型,「一直是手牵手地同时存在的」。「自由的民主」自然「既具备民主形式又有自由的内容」;然而,「极权的民主」则是「弥赛亚式的;它和开空头支票及作伟大的诺言常不可分⋯⋯只有民主形式而无自由的内容」,「二者之间的歧异,构成了近代及现代世界的紧张」。即使对照于「专制君主制度」,二者都是民主形式,殷海光完全不能肯定「极权的民主类型」:「不用说,这个样子的民主是我们不敢当的」(殷海光,〈有关《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几个问题并答许倬云先生〉,《中国文化的展望》,附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