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传统文化以实践哲学为主，不长理论，西方哲学则以理论见长，实践哲学欠缺独立的地位，尤其是道德哲学，直到康德提出「自律」的原则，建立自律伦理学，才扭转了情势。康德对西方伦理学思考所造成的这种根本转向，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而与儒家思想间形成本质上的关联。康德从人所共有的道德意识出发说明道德的本质，儒家则主张圣人之道本乎人心，仁义道德不离人伦日用。东西方圣哲的思想，就在人最根本的道德基础上，如电光石火般地交会，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儒家与康德》（增订版）以论自律道德为主要论述的切入点，尝试阐明康德的「自律」观念并探讨儒家孟子的自律伦理学，比较康德的「幸福」概念与儒家的义利之辩。本书自初版以来，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在学界引发了不少讨论与争辩。「儒家与康德」这两项跨文化的主题迄今依然是中外学界的热门议题，值得继续开发。
新版除原有的五篇精彩论文，又收录作者两篇论文：〈从康德的实践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及〈从康德的「道德宗教」论儒家的宗教性〉，并全面更新引用资料、修订标题与文字，以便于读者的阅读与引用。
著者信息
李明辉
原籍台湾屏东，1953年出生于台北市。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及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班）毕业。其后获得「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处」（DAAD）奖学金，赴德国波昂大学进修，于1986年获得该校哲学博士。曾担任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副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广州）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目前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合聘教授。曾编辑《李春生着作集》（五册）、《徐复观杂文补编》（六册）。主要着作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康德伦理学发展中的道德情感问题》（德文）、《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德文）、《孟子重探》、《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儒家人文主义：跨文化的脉络》（德文）、《儒学：其根源与全球意义》（英文），译作有H. M. Baumgartner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读》、康德的《通灵者之梦》、《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未来形上学之序论》及《道德底形上学》。
图书目录
本书引用康德着作缩写表
导论
儒家与自律道德
一、前言／二、康德的「自律」概念／三、康德的自律伦理学／四、「自律」概念之开展／五、在什么意义下儒家伦理学是自律的？
孟子与康德的自律伦理学
一、前言／二、道德之绝对性／三、存心伦理学／四、形式主义伦理学／五、道德之普遍性／六、人格之尊严／七、道德之自律／八、意志之自由／九、孟子与康德的伦理学之基本差异／十、结语
再论孟子的自律伦理学
一、前言／二、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哲学架构是否适于诠释孟子的思想？／三、孟子是否有「自律」的思想？／四、孟子的「心」是否本于天而为他律？／五、朱子是否比陆象山、王阳明更理解孟子？／六、在什么意义下孟子的思想是「唯心论」？
孟子的四端之心与康德的道德情感
一、前言／二、康德早期伦理学中的道德情感／三、康德后期伦理学中的道德情感／四、意志与意念之区分／五、道德情感与道德主体／六、实践情感之理性化／七、后期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论之难题／八、朱子对「四端」的诠释／九、朱子心性论的基本架构／十、朱子论心、性关系／十一、结论
从康德的「幸福」概念论儒家的义利之辨
一、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功利主义／二、义利之辨不等于公利与私利之分／三、康德论「道德之善」与幸福／四、康德视「幸福」原则为实质原则／五、康德的「幸福」概念／六、康德视道德情感为经验原则／七、人有义务促进自己与他人的幸福／八、孟子「义利之辨」的哲学涵义／九、义利之辨先于公利与私利之分
从康德的实践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一、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思想史背景／二、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形式意涵／三、康德论道德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四、借康德的理论诠释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五、「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三说的逻辑关联
从康德的「道德宗教」论儒家的宗教性
一、重新省思「儒学是否为宗教？」之问题／二、康德论「道德宗教」／三、从先秦儒学的转折看儒家的宗教性／四、从康德的宗教观所引发之批评看儒家的宗教性
余论
参考书目
一、中日文着作／二、西文着作
人名索引
一、中文人名／二、西文人名
概念索引
图书序言
如果不算译作，《儒家与康德》是笔者于1986年从德国返国任教后的第一部着作。此书出版于1990年，迄今已逾27个年头了。此后，「儒家与康德」这个主题依然是笔者的研究重点，并为此陆续发表了不少着作。其中，以专书形式发表的有《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与《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二书，均可视为《儒家与康德》一书的续篇。此外，在笔者的下列着作中亦可见到与此相关的篇章：
《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
《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
《儒学与现代意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增订版。
Konfuzianischer Humanismus. Transkulturelle Kontexte.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3.
Confucianism: Its Root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Edited by David Jo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2017.
因此，如果说：「儒家与康德」这个主题贯穿着笔者多年来的哲学研究，亦不算夸张。
在这段期间内，笔者除了在台湾的大学授课之外，近年来经常应邀到中国大陆的大学（如广州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学，难免会涉及「儒家与康德」的主题。不少学生都希望参阅此书。因此，几年前联经出版公司就希望笔者修订并扩充此书的内容。但因笔者的研究工作繁重，加上健康出了问题，此事便耽搁下来。
直到前年六月，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来信告诉我：他在他的「比较哲学」的课程中让一位华裔学生余景聪（Maxwell S. Fong）评论我这本书，并写成一篇评论文章。安靖如教授将这篇文章收入他所编的电子书 Comparative Philosophy: Reviewing the State of the Art。我看了余景聪的评论之后，觉得很难简单回应。因为《儒家与康德》出版之后，在中文学术界引起了一些讨论与批评。针对这些讨论与批评，笔者在其后发表的着作中陆续有所回应与补充。但余景聪的评论并未考虑这些着作。这凸显西方汉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除了少数的例外，上一代的西方汉学家几乎不参考中文的二手资料，只是在西方文献（特别是英文文献）里打转。这种心态实在很奇怪。因为笔者研究德国哲学时，不会不参考德文的二手资料，为什么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就可以不参考中文的二手资料呢？安靖如教授让他的学生评论《儒家与康德》，表示他已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开始改变态度，并愿意与中文世界对话。这是值得肯定的。
前年十一月笔者应武汉大学国学院之邀，去年十月应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之邀，担任讲座教授。为了让研习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学生都能受益，笔者在两校都以「儒家与康德」作为讲座的主题。由于这些机缘，笔者深深感受到增订此书的迫切需要。最近笔者特别腾出时间，对此书作了全面的修订。此书的主体部分原先包含五篇论文，增订版增加两篇尚未收入笔者其他着作的论文，即〈从康德的实践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从康德的「道德宗教」论儒家的宗教性〉。笔者的修订主要着重于体例的统一、小标题的拟订、措辞的修饰与引用资料的更新，在内容方面基本上保持不变。笔者在修订本书的过程中得到王又仕先生的协助，在此谨致谢忱。
正如上文所述，要完整了解笔者关于「儒家与康德」这个主题的观点，还得参阅笔者上述的其他着作。此书已有金基柱与李基薰的韩文译本（首尔：Yemoonseowon，2012年），希望增订版之出版可进一步促进中外哲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导论（节录）
在西方如此多哲学家当中，特别挑出德国哲学家康德与儒家相比较，这决不是出于一时的兴会，亦非出于个人的偏好。对西方哲学稍有了解的人大体都知道：康德在西方哲学中有其独特的贡献与地位，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知识论中造成一种思考方式的根本转向，类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的贡献，故这种转向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场革命使康德以后的西方知识论不能不正视知识的「主体性」问题。但康德在这方面的贡献与传统儒家思想并无直接的相切点，因为知识论并非传统儒家思想的重点。不但是传统儒家，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均以实践哲学为其胜场，而在理论哲学方面则极为虚歉。这点与西方哲学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固然不能说：传统的西方哲学家不重视实践哲学；但是在康德以前，西方的实践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多半是理论哲学之延伸，其本身无独立的地位。过去的西方哲学家在建立其哲学系统时，并不以道德哲学为其基础或核心。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虽然将其主要着作名为「伦理学」，但这基本上是一部形上学着作。直到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提出「自律」（Autonomie）的原则，这种情形才有了根本的扭转。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及《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二书中对过去西方的伦理学系统作了全面性的批判，一概归之于「他律」（Heteronomie）的原则；可见他也意识到自己在伦理学方面造成了一场革命，美国学者西尔柏（John R. Silber, 1926-2012）独具慧眼地称之为「伦理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正由于他在伦理学思考中造成的这种革命，康德哲学与儒家思想才有接榫之处。
这种「伦理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实具有多方面的涵义，这些涵义可以显示康德哲学与儒家思想间的本质关联。首先，笔者要指出：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中第一个建立「道德底形上学」的哲学家。根据康德的构想，道德底形上学其实就是「纯粹道德学，其中并无人类学（无经验条件）作为基础」。康德建立道德底形上学，并非要提出一套独特的伦理学系统，以与其他的伦理学系统相竞争，而是要说明道德的本质。道德的本质不是任何哲学家所能规定的，而是已经隐含在一般人的道德意识中。但一般人并不能以反省的方式说明其实际秉持的道德法则；借匈牙利裔英国哲学家波蓝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的用语来说，一般人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只是一种「隐默之知」（tacit knowing）。康德将这种存在于一般人的意识中的道德法则称为「纯粹实践理性底事实」（简称「理性底事实」）。道德底形上学旨在借哲学性反省抉发「理性底事实」之内涵，以确定道德的本质。因此，康德的伦理学系以「通常的人类理性」（gemeine Menschenvernunft）为出发点。故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针对提泰尔（Gottlob August Tittel, 1739-1816）的批评写道：
一位想对本书有所责难的评论家说：在本书中并未提出一项新的道德原则，而仅提出一项新的程式；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比他自己可能想要说的还更中肯。但是，有谁真的想为一切道德引进一项新的原理，并且彷彿首度发现道德，就好像在他以前，整个世界对于义务为何物一无所知或者全都弄错了？
同样的，儒家讲仁义道德，总不离人伦日用之间，决不抽象地、悬空地说。借用王船山的话来说，儒者必须「即事以穷理」。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亦本乎人心。圣人不过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一般人的道德意识正如孟子所说的，「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圣贤不过是能自觉到此「道」之本乎人心而贞定之，且将之落实于生活世界中。这种特色表现在思想方式上，即是偏重具体性解悟。孔、孟在与弟子或时人对谈时，多随事指点之，此即具体性解悟之表现。孔子答弟子问仁，常针对不同的情境提出不同的答案。今人对西方思想略知皮毛者，往往视之为「仁」的定义，而不知唯有在抽象性解悟中始有定义可言。定义而可变换内容，焉得为定义？又如孔子修《春秋》，寄道于史，依事显理，亦是具体性解悟之表现。在具体性解悟中所显的事理即宋明儒所谓的「实事实理」，亦即康德所谓的「理性底事实」。
图书试读
「儒学是否为宗教？」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此一问题之出现，可远溯至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之内部争论。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基于传教的策略，试图将儒学与耶教信仰加以融合；而为了弥合两者间的距离，他特别强调儒学不是宗教，使儒学不致与耶教教义产生直接的冲突。但利玛窦的继任者却修改他的策略，而引发了教会内部及教廷与清廷之间的「礼仪之争」。清朝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广泛接触，「宗教」（religion）一词亦随之输入汉字文化圈，再度引发关于「儒学是否为宗教？」的争论。根据日本学者铃木范久的研究，最初以汉语的「宗教」二字来翻译religion一词的是日本人，见于1868年美国公使向日本明治政府提交的抗议函之日译本中；此一用法其后逐渐流行日本，并且为中国的知识界所採纳。
民初以来，由于受到启蒙思想及其所隐含的科学主义之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将「宗教」与「迷信」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在这种背景之下，学者多半不愿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而强调它是一种人文主义传统。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试图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如陈焕章）。但有趣的是，连康有为最重要的弟子梁启超都反对将儒学视为宗教，遑论立为国教。1902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在文中论述「儒学非宗教」之义。他在文中说：
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盘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
用户评价
《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的老者，用平和的语言，讲述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作者的叙述风格非常引人入胜，他总能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将枯燥的哲学理论变得鲜活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幸福”与“道德”的探讨。儒家文化中，虽然并不回避对幸福的追求，但更强调道德的完善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认为真正的幸福，是源于内心的安宁和对他人的贡献。而康德则认为，道德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它不应以追求幸福为动机，否则就失去了其纯粹性。两者在“幸福”与“道德”的关系上，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但作者通过细致的分析，揭示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儒家的“幸福”，并非简单的物质享乐，而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完善基础上的精神满足，这种满足，恰恰与康德所强调的，履行道德义务所带来的内在尊严和自我肯定感是相通的。增订版在这部分内容上，增加了对当代社会“功利主义幸福观”的批判，并试图从儒康思想中寻找构建更深层、更可持续幸福的路径。例如，书中提出了“道德幸福观”的概念，强调通过道德实践，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感，这不仅是对儒家“安身立命”理念的现代诠释，也呼应了康德关于“自由”与“理性”的内在联系。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幸福，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可以通过道德的践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和升华。
评分《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无疑是一部思想的“百科全书”，它涵盖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议题，并且在每个议题上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作者的写作功力非凡，他总能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将纷繁复杂的思想关系理得井井有条。我尤其被书中关于“教育”与“德育”的论述所吸引。儒家文化中，将“教育”视为“立德树人”的核心，强调通过学习经典，培养个人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最终达到“为己之学”的境界。而康德也将“教育”视为培养理性主体的重要途径，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体能够独立思考，并自觉遵守道德法则。两者在“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上，都高度一致，都强调了道德培养和理性启蒙的重要性。但作者在书中，也深入分析了两者在具体教育方式上的差异。例如，儒家教育更加注重“潜移默化”和“身教重于言传”，而康德教育则更加强调“普遍法则”的灌输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增订版在这部分内容上，增加了对当代教育改革的深度剖析，并试图从儒康思想中寻找改革的“药方”。例如，书中提出了“全人教育”的理念，强调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批判性思维和独立人格，这不仅是对儒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现代演绎，也呼应了康德关于“人类的最高使命在于发展自己的理性”的观点。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教育的真谛，不在于知识的堆砌，而在于唤醒个体内在的潜能，培养健全的人格，并为社会贡献有益的力量。
评分《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让我觉得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场思想盛宴，它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砌，更是智慧的启迪。作者的叙述方式极具感染力，他总能用一种温和却又充满力量的方式，将复杂的哲学概念娓娓道来。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诚信”与“承诺”的论述。儒家文化中，“信”被视为“仁、义、礼、智”之外的第五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石，强调的是言行一致，信守诺言。而康德的“承诺”，则是他“绝对命令”的典型应用，他认为，一个行为的准则，如果不能普遍化，即如果每个人都违背承诺，那么承诺本身将失去意义，因此，违背承诺的行为是违背理性法则的。两者虽然都强调了“信”，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儒家的“信”，更侧重于人际关系中的和谐与信任的建立，带有一定的情感和实践色彩；而康德的“承诺”，则更强调其普遍性和逻辑上的必然性，是理性意志的体现。作者在书中，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和现实案例的梳理，展现了两者在“诚信”问题上的高度一致性，同时，也指出了在极端情况下，两者可能面临的挑战。增订版在这一部分内容上，增加了对信息时代“网络诚信”的讨论，例如，如何理解和规制网络谣言，如何建立可信的网络信息传播机制，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这本书让我觉得，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理性，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能够为我们解决当下的诸多难题提供宝贵的启示。
评分读完《儒家与康德（增订版）》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跨文化的思想对话，更像是一次深邃的精神洗礼。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将东方古老的儒家智慧与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性之光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展现了两者在人性、道德、社会责任等核心议题上的深刻契合与有趣张力。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仁”与“义务”的对比所吸引。儒家的“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怀、爱敬互助，是一种基于血缘、情感和社群的自然流露。而康德的“义务”，则构建了一套普遍的、理性的道德法则，强调的是独立自主的意志，不带任何情感偏好地遵循理性判断。初看之下，似乎截然不同，一个温润如玉，一个严谨如铁。但深入阅读后，我才发现，两者殊途同归。儒家的“仁”，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同样要求超越狭隘的私情，将爱敬之心推己及人，达到一种“泛爱”的境界，这与康德强调的“普遍法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康德的“义务”，虽然强调理性，但其最终指向的，恰恰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与儒家“立己达人”的理想，在价值根源上是相通的。本书的增订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对现代社会语境下儒康思想的解读，让我对如何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构建健康的个人道德和健康的社会秩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例如，书中对“礼”的讨论，不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仪式层面，而是将其升华为一种社会契约精神和公共道德规范的体现，这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治理中的“软治理”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一次智识上的盛宴，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并激发出我对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的深度思考。
评分《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带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不是简单地介绍理论，而是引领读者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实验。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独特，常常以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篇，然后层层剥茧，引出儒家和康德思想中的精妙之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关于“中庸”与“绝对命令”的对比。儒家的“中庸”，是一种适度的智慧，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寻求平衡，避免极端，是一种动态的、充满生活智慧的哲学。而康德的“绝对命令”，则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法则，要求行为的准则能够普遍化，成为所有人都能遵循的规律，它强调的是理性的一致性和无情面。初读时，觉得两者似乎差异巨大，一个追求“恰到好处”，一个追求“绝对必然”。然而，作者巧妙地指出了“中庸”的深层含义，它并非随波逐流的模糊，而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性的精准把握之上，这种把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理性的判断力。而康德的“绝对命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一种极端化、非理性的行为倾向的校正，它要求我们在做出选择时，首先要问自己，这个行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度”的理性考量。增订版对这一部分的论述更加细致，增加了对一些现实案例的剖析，例如在信息传播中，如何把握“度”，避免传播虚假信息，既体现了“中庸”的智慧，也符合“绝对命令”的理性要求。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看似遥远，却能在核心问题上产生深刻的共鸣，并相互启发。
评分读完《儒家与康德（增订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仿佛拥有“两副面孔”，一面是严谨的学者，用扎实的史料和精密的逻辑剖析思想；另一面又是富有诗意的哲学家，用生动的语言和深刻的洞察力，将抽象的概念变得鲜活。我尤其被书中对“道义”与“功利”的辩证思考所打动。儒家思想中，虽然强调“君子喻于义”，但同样也承认“小人喻于利”，并且在很多时候，并不排斥合理的、合乎道义的功利追求。而康德则将“义务”置于一切功利之上，认为道德行为不应受到任何功利性动机的干扰。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我看来，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困境之一。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简单地将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深入分析了儒家“义利观”的复杂性，它并非简单的“重义轻利”，而是一种在道义原则指导下的、对功利选择的智慧。同时，作者也指出，康德的“义务”论，虽然极具普适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可能面临“僵化”的风险，有时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灵活的解读。增订版中，对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伪善”、“道德欺骗”等现象，提供了更加深刻的分析，并试图从中探寻儒康思想的现代意义，例如，如何构建一种既能鼓励道德行为，又不至于陷入功利主义泥潭的社会评价体系。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简单地二选一，而在于如何在看似矛盾的观念之间，找到那个最符合人性、最能促进社会福祉的平衡点。
评分《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作者在用一种“解谜”的方式来呈现哲学思想。他总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然后用一系列的论证，将复杂的思想脉络梳理得清晰明了。我尤其被书中对“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所启发。儒家文化中，虽然强调“君子求诸己”，追求内在的自由，但也同样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认为“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康德则将“自由”视为人类理性的最高禀赋，认为自由就是按照理性法则行事，这种自由是独立于一切外在条件的，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两者看似在“自由”的理解上有所差异，一个强调内在的道德自由，一个强调意志的绝对自主。但作者却通过精妙的论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儒家的“礼”，并非是对自由的束缚，而是在遵循普遍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对个体行为的引导，从而保障了整个社会的自由不被侵犯。而康德的“自由”，也并非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放纵，而是理性自我律定的结果，这种自我律定，恰恰是建立在对普遍法则的尊重之上，这种尊重，也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增订版对这一部分的论述更加深入，增加了对当代社会“自由边界”的探讨，例如，在网络自由、言论自由等问题上，如何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都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毫无约束，而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价值。
评分《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的“深度”与“广度”。作者不仅深入挖掘了儒家和康德思想的内在逻辑，更将它们的思想触角延伸到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尤其被书中关于“责任”与“权利”的讨论所吸引。儒家文化中，“责任”往往是优先于“权利”的，无论是家国情怀的担当，还是个人道德的修养，都强调对自身和社会的责任。而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更加强调个体“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初看之下，似乎两者存在明显的对立。但作者通过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儒家思想中“责任”的根本目的，恰恰是为了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与康德所强调的，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同时，承担起自身的义务，最终实现人类的普遍福祉，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增订版中，对这一部分的论述更加充实，作者对当代社会中出现的“权利至上”、“责任缺失”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试图从儒康思想中寻找解药。例如，书中提出了“责任型权利”的概念，强调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是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现代诠释，也呼应了康德关于“普遍法则”的精神。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在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中，责任与权利的平衡至关重要，而这种平衡，恰恰可以在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中找到深刻的智慧。
评分对于《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我必须说，它彻底颠覆了我对哲学思想跨界研究的刻板印象。我原本以为，这种研究无非是简单地罗列两家思想的相似之处，然后点到为止，结果这本书却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作者并非机械地将儒家与康德的观点并置，而是深入挖掘了两者思想深层结构的关联与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思想框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孝”与“尊重”的分析。传统意义上的“孝”，常被视为一种基于亲情的义务，带有一定的等级和依赖性。而康德的“尊重”，则是一种对理性主体作为本身就值得尊重的存在的肯定，不因其地位、关系而改变。然而，作者通过细致的梳理，指出儒家“孝”的最高境界，也同样包含着对长辈德行的认同和学习，以及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康德的“尊重”原则，即不将人视为达成目的的工具，而是本身就具有价值的理性存在。同时，书中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张力，例如，当亲情之“孝”与普遍道德之“义务”发生冲突时，如何权衡取舍，作者提出的几种可能性，既有理论上的深度，也贴合现实生活的困境。增订版在这一部分的论述更加充实，对一些历史案例和当代社会现象的分析，让理论不再悬浮，而是有了落地的根基。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哲学研究，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思想的碰撞、逻辑的穿透，以及对人类共同困境的深刻关怀。
评分《儒家与康德（增订版）》这本书，简直是一次思想上的“穿越时空”之旅。我一直认为，哲学研究过于抽象，往往脱离实际，但这本书的出现，让我彻底改变了看法。作者以一种极其生动、贴近的方式，将两千多年前的东方智慧与几百年前的西方理性融为一体，让我惊叹于人类思想史的奇妙联系。我特别喜欢书中对“君子”与“自律”的探讨。儒家文化中，“君子”的养成，强调的是道德的修养，是从内在的自觉出发，不断追求完善自我，达到“仁以为己任”的崇高境界。而康德的“自律”，则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对自己施加的道德律令，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意志，不受外界诱惑和内在情感的干扰，能够绝对地遵从理性。这两者似乎指向了不同的方向，一个侧重于伦理实践和人格塑造，一个侧重于意志的绝对自由和理性法则的普遍性。但作者通过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它们内在的统一性。君子的养成，恰恰需要一种强大的自律精神来抵制私欲，坚守道德原则；而康德的自律，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个体能够生活在一个理性、公正、道德的世界中，这与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增订版在这部分内容上，增加了对当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的分析，并从儒康思想中寻找解决方案，让我看到了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这本书让我觉得，哲学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玄学，而是能够指引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成为更好个体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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