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王学原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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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人性非恶?恶从何来?如何去恶?

  虽然理论上去「恶」与为「善」是修身的一体两面,但历史上「恶」的议题却少见显题与系统的论述。本书作为一部「即哲学史以为哲学」的学术专着,即旨于从哲学史角度清理晚明王学──自王阳明以降,下辖阳明后学,直到刘蕺山为止──的理论资源,继而系统地开拓出一套关于「恶」的哲学理论。全书涉及的议题包括:(1)先秦与宋代儒者对过恶问题的开发;(2)王阳明对人性异化过程的分析;(3)王龙溪与罗近溪对意念歧出机制的揭示;(4)罗念菴对修道学者之过的诊治;(5)刘蕺山对前贤恶论集大成的总结。期望本书的出版,可以推进学界对「恶」的问题的理解。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一本名为《晚明王学原恶论》的书籍的简介,内容详实,不包含任何关于该书的实际内容,旨在描述一本虚构的、与该书名相似的,但内容完全不同的书籍。 --- 《晚明王学原恶论》:一部关于晚明社会风貌与文化思想的深度探析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聚焦于明朝末年社会结构、文化思潮及其复杂矛盾的史学著作。它以宏大的视角梳理了晚明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多个维度上所展现出的独特风貌与深刻危机,旨在还原那个充满变革、冲突与转折的时代图景。全书不拘泥于单一事件的叙述,而是通过对社会肌理的精细剖析,展现晚明社会在看似繁荣之下所蕴藏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第一部分:晚明社会结构的重塑与危机 晚明时期,尽管整体国力相较于盛世有所衰退,但社会经济活动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本书首先深入探讨了江南士绅阶层的崛起及其在地方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对徽商、晋商等商业集团的兴衰考察,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土地依附型社会结构。然而,这种看似活跃的经济面貌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本书详细分析了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经济的日益凋敝,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 明末的财政危机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从万历中期的“三大征”到后期的辽饷、剿饷、练饷的沉重负担,国家财政体系的崩溃已是箭在弦上。本书剖析了税制改革的尝试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豪强势力如何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税赋,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士绅与平民之间的鸿沟。在政治层面,魏忠贤阉党的专权与东林党的党争,不仅是对皇权的冲击,更是士人阶层内部价值观冲突的集中体现。本书力图呈现这一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即权力的分散、合法性的动摇以及由此导致的治理能力的下降。 第二部分:思想的激荡与世俗化的文化变迁 思想领域是晚明最引人注目的变革地带之一。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思想流派,而是着重探讨了士人如何试图在儒家正统思想的框架内,寻找新的精神出路以应对现实的困境。明末的学风呈现出明显的转向——从对“格物致知”的本体论探讨,逐渐转向对“经世致用”的关注。 书中对晚明士人精神状态的刻画尤为细致。在理学日渐式微的同时,世俗文化却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催生了通俗小说、戏曲、园林艺术的空前繁荣。本书通过分析这些文化现象,展示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从道德理想向感官愉悦、个体情感释放的过渡。例如,对晚明士人交游之风、品鉴之风的研究,揭示了在政治理想破灭后,知识分子如何转向审美和生活艺术中寻求自我价值的慰藉。这种文化上的“世俗化”并非简单的堕落,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僵化体制的反拨与自我调适。 第三部分:技术、知识与全球视野的萌芽 晚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高峰。本书专门辟章论述了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的传入,对本土知识体系产生的冲击与影响。这些知识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本土学者对自然世界的重新认识,也暴露了传统学术在应用科学方面的局限性。 此外,本书探讨了明末的军事技术革新。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火器技术的发展成为军事领域的热点。对火器制造、应用以及相关军事理论的研究,展现了晚明在应对外来威胁时所展现出的技术适应能力。这种技术上的革新,往往与社会上渴望“力挽狂澜”的急切心情紧密相连。 总结:一个时代的“结”与“解” 《晚明王学原恶论》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崇祯朝的覆灭与南明的挣扎。作者认为,晚明的诸多危机——结构性的经济失衡、意识形态的僵化与涣散、治理能力的衰退——共同构成了覆灭的内因。外部的压力(如后金的崛起)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本书试图超越简单的“兴衰论”,强调晚明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既有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和思想解放的先声,也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腐败的泥潭。通过对这些复杂性的细致梳理,本书旨在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历史上这一关键转折期的全新视角。它不是对一个时代进行简单的褒贬,而是力图还原其内在的逻辑与运作机制。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陈志强


  香港人,1985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2017-)。过往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2015-17)及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2016-17)。2014-15年获颁富布莱特(Fulbright)-研资局香港研究学者奖,赴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访问学人。主要研究领域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比较哲学等,近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学传统中「恶」的理论。研究论文曾发表于《汉学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清华学报》、《东吴哲学学报》等学术期刊。
 

图书目录

序一 读《晚明王学原恶论》/郑宗义
序二 良知学笼罩下的恶的问题/杨儒宾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主题与方向
  二、研究进路的澄清
  三、章节结构的安排

第二章 理论渊源——论先秦与宋代儒者的过恶思想
  一、前言
  二、先秦儒者过恶思想的简述
  (一)孔子
  (二)孟子
  (三)荀子
  三、两宋儒者过恶思想的简述
  (一)周濂溪
  (二)张横渠
  (三)程明道
  (四)陆象山
  四、小结

第三章 「意」的堕落——王阳明论「恶」之起源
  一、前言
  二、阳明论「恶」的来源
  三、阳明的去恶工夫及其「一滚」面向
  四、「人性圆融说」在善恶问题上的理论意义
  五、小结

第四章 「念」的歧出——浙中与泰州学者「恶」的理论研究
  一、前言
  二、「念」的歧出及「知识」与过恶的关系
  三、当下自反的去恶工夫
  四、小结

第五章 知见空言——罗念菴论「学者」之「过」
  一、前言
  二、「学者」知见空言之「过」
  三、针对「学者」之「过」的去欲工夫
  四、小结

第六章 集大成者——刘蕺山对「恶」的议题的总结
  一、前言
  二、阳明与蕺山过恶思想的理论关联
  三、《人谱》及其对「恶」的议题的总结
  (一)〈人谱正篇〉
  (二)〈人谱续篇二〉
  (三)〈人谱续篇三〉
  四、小结

总结
引用书目
人名索引
名词索引
 

图书序言

序二

良知学笼罩下的恶的问题


  一

  志强《晚明王学原恶论》此书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晚明王学的恶的理论》大幅改写而成,改写的幅度不算小,据他自己的估计,大幅度的变动至少四分之一以上。至于各章各节,细部改动、增删者也不少。一般改写博士论文,以成专书者,都难免增删改订,志强此书亦不例外。志强此书改动较大者当是书名从「恶的理论」改成「原恶论」。「恶的理论」改成「原恶论」,就字面观察,改订不大。但对中国哲学传统不陌生者,不难看出志强此书的用心。在中国哲学的术语中,「原」字往往意指探究本源之意,《淮南子》的〈原道〉、《文心雕龙》的〈原道〉、宗密的〈华严原人论〉、韩愈的〈原道〉〈原性〉、黄宗羲的〈原君〉〈原法〉诸篇莫不如是,这些带着「原」字的篇章皆将其论文主旨提升到根源的层次,作彻底的反省。志强的《晚明王学原恶论》的「原」字内涵也不可能没有这种彻底反思的原意。虽然志强行文一向沖淡自抑,但新书用了这个字,就不可能没有中国传统「原论」的涵义。

  《晚明王学原恶论》此书上接原论传统,近接唐君毅先生一系列《中国哲学原论》的专书而来,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这些书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扛鼎之作,文字繁芜,解义缠绕,其实不一定容易进入,但无疑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重要着作。志强出身中文大学,师承当代新儒家学者郑宗义教授,其新书以「原恶」命名,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唐先生系列「原论」说的写作。事实上,旁人如有这种联想是合理的,志强写此书,正是有意继承唐先生的志趣而来。

  在民国新儒家学者当中,甚至于放大范围来看,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当中,唐君毅先生是少数对人的罪恶过错有极深省察的学者。身为儒者,我们很难想像他会对恶罪没有较清晰的认识。罪恶无定量,罪恶之存在依当事者的道德意识之敏感而定。理学家的反省意识特强,不要说巨恶了,即使是微过,反省至深的儒者的感受可能都会渊默而雷声,深入骨髓。然而,民国儒家中,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诸先生虽多有证体经验,深入性海,但「恶罪」问题在他们的着作中,却没有明白显现。唐君毅先生不同,唐先生对人的隐过、微过,有极深的省察,他的《人生之体验续篇》深入个体微机隐念之地,析毫剖釐,一丝不容放过。他的领悟不要说放在当代中国,即使放在同时期的欧美哲人一同观照,他对罪恶的体察之深仍是极特殊的。劳思光先生对唐君毅先生的道德意识之强,省察之深,甚有体会,誉扬也甚力。其誉扬洵属如法如理,没有踰越之处。据志强引唐先生的一位学生的证词,唐先生生前原有意撰写《中国哲学原论原恶篇》,后因考量立教的时机因素,乃作罢。

  唐先生作罢的书,志强接着写,此书的用意可知。在中国哲学悠久的「原论」传统,以及在一代儒者唐君毅先生一系列《中国哲学原论XX篇》的笼罩下,志强此书到底该作何等定位?

  二

  《晚明王学原恶论》既然将「原恶」放在「王学」下定位,书外之意,当是「恶的问题」在阳明之后才有更深刻的省察,其为善去恶之工夫也当有前儒所未及者。

  道德的恶的问题,可以说是理性的事实,是人生而为人不可避免的存在的性质。在人以外的动物世界中,动物有物竞天择,有血淋淋、黑漆漆的凶残事件,但我们很难说动物的相残有道德上的善恶,生物的存在依循非关道德意识的生物法则。但在人的世界中,不能没有道德的善恶问题。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他说四端之心,「人皆有之」,这不是推论的问题,而是当下呈现的的现量。四端之心牵涉到道德情感与道德知识的判断诸多问题,但人在意念与行为上有道德的善与恶,孟子说:这是「固有之」,不用推敲。正因人的动机有善念,有恶念;人的行为有善举,有恶举,善恶之感乃是人的属性不可去掉的质性,所以才有战国时期人性善恶的大辩论。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两说更蔚然成为后世中土接纳大乘佛教以及北宋理学抗衡佛道两教的关键性理论。

  善恶问题是老问题,对恶的问题穷究根源应该也不是在阳明之后才出现。很明显地,当战国儒家将善恶问题放到人性论的观点下考量,已经是一种穷尽其源的提法。因为人性论意味着人的本质的问题,人性善恶或无善无恶或可善可恶,其意皆将善恶的问题和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存在之依据连着考量。

  然而,善恶的问题既然连着人性的问题一併考量,人性的问题深潜到何等境地,原则上,道德的善恶问题也会跟着深潜到同等的境地。儒家的人性论争辩虽然在战国时蔚为异彩,但由于其时儒者的关心不必集中在人的本质问题,各文化的发展总有偏重。到了东汉后,儒家人性论面对浩荡而来的佛教义理,顿显不足。佛教的核心教义在于人的解脱,佛教对于人的解脱虽各宗各派各有解说,但无碍于佛教的解脱预设着对于人的本质的反省深入到身心深层,以至超越三界之外的不可思议境界。在佛教的「恶」的反思中,「业力」、「无明」的概念远非六道众生所能尽,其悲智双运、解行穷源的工夫也远非前儒所能想像。善恶的问题随着佛教带来的人的本质的新的想像,其内涵顿显深邃。

  宋代理学兴起,最大的思想刺激就是来自佛老的挑战,如果我们借用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说法,儒家在宋代复兴的意义,就是要「立人极」。「极」字是理学的用语,更是周敦颐的用语,「极」字表极致,表标准,用朱子的说法,乃是表「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周敦颐「立人极」自然不能不追溯善恶的源头到了极致,我们在〈太极图说〉中,看到了「立人极」的目标,同样在此文中,我们看到了周敦颐对于恶的起源一个经典的界定,他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善恶的问题和人的气质之性的问题和宇宙论的人的生成问题有关,应然与实然、伦理与自然在此有种诡谲的连结。周敦颐这种看待人性的观点不能以「宇宙论中心」的观点定之,至少「宇宙论中心」这个词语如放在周敦颐体系上,其理论内涵需要重新界定,价值需要重新安顿。〈太极图说〉所以成为理学的重要经典,正因它代表一种新的世界图像与新的人的想像。

  从宋代以后,论及道德的善恶问题,只要是儒家,其范围就不可能只限于「人」的范围,更恰当的说法,就不可能只是限于「有限人」的范围。正是在宋代,一种贯穿有限、无限的人观出现了。在宋代的理学体系中,一种界定人的有限、无限性的术语,如义理之性∕气质之性、道心∕人心、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先天之气∕后天之气的对分先后形成,这些两两对立的概念群组,彼此之间的分合如何解释,程朱陆王容有差异,但人的本质中不能没有这两种性质的结合,用荒木见悟先生的用语,即是本来性与现实性的结合。随着这种无限的人性论升起,善恶的问题也跟着水涨船高,它不可能只是人伦领域内的问题。理学家论善恶,当然不可能脱离人伦的领域,程伊川说:「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其说洵是无误。但反过来说,也一样成立,亦即礼乐、孝弟之尽其至,必定不能止于人伦界内,它一定有踰越人伦之外的内涵。

  善恶问题到了宋儒手中,其精神非前儒所能到;宋儒工夫之细密,也远非前儒所能及。程朱的格物穷理,「物物必格,事事穷至」,说细碎固可,但说其工夫借着内外交治,以期成圣,可能更符合程朱的理念。张载有名的六有法「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其细密艰困比之清教徒或任何教派的苦行僧,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载、程伊川这种对治恶的工夫之所以如此细密,关键在于善恶的问题已被提升到「本体」的层次。

  从善恶问题与本体的连结,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在宋代特别突显出的为善去恶法门,此即「变化气质」之说。「变化气质」一语在当代社会的用法已沦为一种现世的公民修养,公民借着符合公民社会的行为规范以规范自己,并达成个人性情的公共化。然而,宋儒的「变化气质」不能脱离「气质之性」的概念立论,「气质之性」的概念则不能脱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形成」的脉络立论。「在宇宙中的人」的「在」是潜存的「在」,但他的为人之本质总有相当程度是世界性的,他的气质之性不能不是涉世的,涉自然的。但人既然身而为人,人总有道德定位作用的先验之道德之心,此道德心带有力之性质的道德之气,所谓浩然之气,这种心气同流的主体使得任何的行动者可以从一气同流的世界中兴起,因而对现实有所匡正,有所为善去恶,所以需要「养气」。「变化气质」与「养气」是同一套工夫的两个面向,它们同依「体用论」的思维而立。

  只有放在「体用论」的思维格式和「立人极」的伦理目标下,我们对宋儒如何思考恶,如何为善去恶,才可以找到理解的入口。宋儒的「善恶」概念都是意识语汇连接着自然语汇,我们仅举一例以概其余。周敦颐界定「性」为「刚柔善恶中而已」,「善恶」是道德语汇,「刚柔」是自然语汇,为善去恶的工夫乃是调和自然气质,使之中和平正。也就是调和人的气质之性中可善可恶的「刚善」、「柔善」,以达中和之说。宋儒的善恶问题总有宇宙问题,「立人极」总通向「证太极」。周敦颐之说是个典型的用法。

  三

  善恶问题在宋儒进入新的境界,周、张、二程、朱、陆诸儒所开出的理境遂得穷源至极,足以抗衡隋唐时期台、严、禅、密所开显的本地风光。然而,千年来的儒学史显示出的史实是善恶问题真正的精致化,真正成为一代思潮的主流议题,并不是在宋代,而是在明代,尤其是在王阳明之后,才大显于世。更明确地说,可断代为王阳明与弟子王龙溪、钱德洪共同讨论的《天泉证道记》形成之年,以至刘宗周于弘光二年绝食殉国为止的一百多年。王阳明良知学的出现是儒学史上的一大事件,这桩事件有几个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断点,他三十七岁的龙场驿之悟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晚年的《天泉证道记》又是一桩重要事件。

  理学的善恶问题之所以尖锐化,正是王阳明在远征思田之前,和他的两位大弟子讨论良知善恶的问题才爆发出来。「良知至善」此义自孟子以下,当已悬为儒门共法,应该不会有争议。但恰好在良知学发展到如日当空之际,王阳明最杰出的弟子王龙溪竟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此说在阳明之后引发了一百多年的震撼作用,江右学派与东林学派诸君子的学术关怀,主轴之一可以说即是针对「无善无恶」之说的反动。即使直至明亡为止,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学说的核心关怀之一也是如何回应王龙溪在天泉桥上的一席话。

  本书的精采处正在于细致地处理阳明之后,阳明后学如何面对恶的问题,它在16世纪出现有何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加以对治?志强从王阳明开始讨论,接着讨论王龙溪、罗近溪、罗念菴,最后殿之于刘宗周。在本书详细的讨论中,王学内部极精致的析辨,也可以说概念之间如何正确地分辨,连带地,工夫如何正确地下手,这些问题也就跟着出现。本书的探索很细,但我们或许可以掌握一条主线索,此即如何在两种意义既相近也易于相混的概念之间,划清界线。如王阳明在「知」与「意」之间,王龙溪在「干知」与「识」之间,罗念菴在「良知」与「念」之间所作的划分皆是。由于善恶问题的原始发生处就在人的生命本身,尤其见于意识的领域,意识语言本来即不易界定性质,加上阳明后学所用的语言高度集中在宋儒传递下来的基础上,因此,不免有使用词语相近或相同,其义却迥然不同者,比如王阳明与刘宗周所用的「意」字,指涉即极不同。刘宗周作为明儒之殿军,其操守之严,体证之深,远迈前贤。他所用的语言如「气」,如「独」,其义却多与前人不同,这些概念的分际如何澄清尤其值得留意。

  志强此书集中处理阳明后学――也可以说是阳明学中「恶」的问题,焦点集中,此书可以继新儒家前贤之志,发唐君毅先生未竟之意,应可无疑。本书析辨甚细,理路清晰,其胜义观者自见,不待笔者唠叨多语。但为什么恶之原、恶之治这个道德实践的关键问题到了阳明之后才特别突出?笔者或许可以提供一点进入的线索,这条线索不足以阐扬阳明后学善恶之说的精义,但或可作为支持志强此书的一个论点。

  「本体」是理学核心概念,此义大概可以为治斯学者共许的说法。但如何理解「本体」?宋、明儒的偏重不同。我们观宋儒使用「本体」,通常「体」、「用」两字连用,本体以「体用」连用方式出现的意义,在于人的道德问题往往也是存有论的问题,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处理人的善恶问题,宋儒立其大。在阳明学的脉络中,「本体」一词却常和「工夫」连结,体用论的问题变成本体―工夫的问题,明儒立其精。这种本体论的焦点的转移不是矛盾的关系,也不必然如王夫之所批判的良知学是背叛儒门的问题。但焦点的转移是那么明显,不可能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性命之学的转移。

  在宋代,性命之学是和世界的诚明问题一併讨论的,善恶问题绕着「气质」的问题旋转。阳明之后,儒学安身立命的问题和世界的诚明问题暂时脱钩,学者的意识集中在主体的转化、辨识、证成的问题上面,王学是彻底的心学。阳明后学不管是江右学派,不管是东林学派,不管是浙中学派,良知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良知本身如何呈现,也就是工夫如何展开的问题。良知的绝对义所应允的主体与世界的终极连结的向度虽然也被触及,但它的出现在实践的过程中是次要的。即使阳明学强调良知在事上显现,但格物是虚的,现象学意义下的客观世界之于良知实践乃是存有而不活动。道体也是虚的,阳明学真正的关心是心体,作为心体呈现原则的良知之作用流行才是实的,它是唯一的干坤万有基,阳明后学的善恶问题即是在良知学的架构下展现的。

杨儒宾(清华大学哲学所教授)

图书试读

第一章 绪论(摘录)

一、研究主题与方向

人性非恶?恶从何来?如何去恶?—「恶」是一个贯通古今中外普遍的哲学问题。

众所周知,「性善说」是孟子以至儒家哲学中一大重要理论。然而,无论古往今来与学界内外,都不乏一种流行的质疑:认为「性善说」过分乐观地关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却缺乏对人性丑恶面向的照察。早在先秦之世,儒门之内便有如荀子者质疑孟子的「性善说」。对于孟子「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的想法,荀子质疑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荀子.性恶》)荀子的意思是,从现实的一面看来,失丧纯朴善良而犯下恶行往往是人生的常态;就着这一点而言,「性恶」比起「性善」似乎是对人性更为恰当的描述。时至今日,「性善说」同样时常备受质疑。例如当代学者韦政通便尝言:

儒家在道德思想中所表现的,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有较深刻的剖析。根本的原因就是因儒家观察人生,自始所发现者在性善,而后就顺着性善说一条鞭地讲下来。……基督教的人生智慧因来自对人类原罪的认识,所以从原罪流出的一些概念,是负面的,非理性的,如:邪恶、贪婪、狠毒、兇杀、姦淫、偷盗、诡诈、仇恨、谗谤、怨尤、侮慢、狂傲、背约、妄证、说谎,基督教教义中,劝告世人的一些警句,无不是环绕这些概念说的。这一切所指控的事实,对资质醇厚,或善于自欺者来说,可能叫他们胆战心惊,但这是充满社会的事实,为儒家人生思想所不加措意的事实。

殷海光先生亦说:

儒家所谓「性善」之说,根本是戴起道德有色眼镜来看「人性」所得到的说法。因为他们惟恐人性不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因为他们认为必须人性是善的道德才在人性上有根源,所以说性善。这完全是从需要出发而作的一种一厢情愿的说法。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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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光是听着就充满了学术的深度和历史的张力——“晚明王学原恶论”。我一直在思考,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晚明时期,一股以强调个体良知、追求内心真实的心学,是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与“原恶”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似乎是一种对既有认知的挑战,也是一种对历史深层原因的探寻。我希望作者能够以扎实的史料考证为基础,细致地剖析晚明时期王学的不同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深入挖掘他们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致良知”等核心概念的,以及这些阐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如何被实践、被推广,甚至是被扭曲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呈现一幅晚明思想界波澜壮阔的画卷,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在那个变革的时代,王学思想所经历的复杂演变,以及它与“恶”这种概念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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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引人注目,采用了古朴的墨色晕染,搭配泛黄的纸张质感,瞬间就将我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晚明时代。书名“晚明王学原恶论”更是充满了悬念,让人好奇这“原恶”究竟指的是什么,又与晚明的哪些历史事件、人物或者思想潮流息息相关。我一直对明朝后期那段充满矛盾与转折的时期情有独钟,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总觉得那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密码。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原恶论”这个概念我却鲜有耳闻,这无疑勾起了我极大的探知欲。我期待着作者能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却又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为我揭示王学在晚明时期所面临的挑战、误读,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异化”。或许,“原恶论”是对王学某些流弊的批判,又或许是对其本源的深入挖掘,试图探究其最初的善意是如何被曲解或颠覆的。无论如何,这都将是一次充满智慧与历史厚度的阅读体验,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跟随作者的笔触,一同探索晚明思想史的深邃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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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明代思想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一些不那么主流但却极具影响力的学派。这本书的书名——“晚明王学原恶论”,让我眼前一亮。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王学的发展史,更像是一个关于王学在晚明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深入剖析。我猜想,“原恶论”可能是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旨在探究王学在传播和演变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偏离其初衷的现象,或者是否被某些人用来作为不正当行为的辩护。晚明时期社会思潮涌动,各种学说相互激荡,王学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无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期待作者能够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细致地梳理晚明时期王学的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并从中挖掘出与“原恶”相关的论述和实践。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现出作者对晚明思想史的深刻理解,并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关于王学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复杂影响的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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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晚明王学原恶论”,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众多的明代历史研究中,探讨“王学”的居多,但直接聚焦于“原恶论”的,我却鲜有接触。这让我立刻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晚明时期,社会矛盾激化,思想界也风起云涌,王阳明的心学在这一时期有着广泛的影响,但任何一种思想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面临被曲解、被滥用,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风险。“原恶论”这个提法,似乎预示着作者将要深入探讨王学在晚明时期,究竟是如何与“恶”这种概念产生联系的,是其内在的某些逻辑漏洞,还是后人对其的片面解读,抑或是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时出现的某种异化。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走进一个更深邃的晚明思想世界,去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思想斗争和观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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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思想中那些“矛盾”和“悖论”的部分非常着迷,因为我觉得那里才蕴藏着最真实的智慧和最深刻的洞察。这本书的书名,“晚明王学原恶论”,恰好触碰了我这种好奇心。王阳明的心学,以其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很多人心目中是积极向上、充满力量的思想。那么,“原恶论”又从何谈起呢?这是否意味着,在晚明那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王学被某些人误读、误用,从而导致了负面的后果?或者,作者认为王学本身就存在某种“原恶”的倾向,只是在晚明时期被更加凸显出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却又不失思想的锋芒,为我揭示晚明士人是如何理解、实践,又是如何批判和反思王学的。我期待能够在这本书中,看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淹没的思想火花,以及那些关于人性、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深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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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对明朝后期的一些思想转变特别感兴趣,总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很多现代人所熟知的中国思想观念,都在那个时代有了萌芽或重要的发展。这本书的书名,“晚明王学原恶论”,光听名字就让我觉得它很有分量。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原恶论”这个概念,又带着一种解构和批判的意味。我好奇的是,这个“恶”到底指的是什么?是王学本身有什么内在的“恶”?还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注入了“恶”的成分?抑或是,当王学遇到晚明那个充满危机的社会现实时,它所引发的某种“恶”的后果?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浅出地解读王学的核心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晚明时期与王学相关的种种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帮助我理解为什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种原本以强调个体道德修养和行动实践的思想,会与“恶”联系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将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战性但也异常吸引人的思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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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时喜欢看一些稍微有些深度的历史读物,但很多时候,即便是讲述王阳明心学,也多半停留在对其核心理念的介绍,或者讲述其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士人阶层。这本书的书名,“晚明王学原恶论”,给我的感觉是它要挖掘更深层的东西。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晚明时期复杂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士大夫阶层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框架下,试图寻求道德与政治的完善;另一方面,王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的传播,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考。那么,“原恶论”又指向了什么呢?我猜测,这可能是对王学在晚明时期,是否出现了某些偏离其初衷的解读,或者是在实践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比如,是否有人将“致良知”简单化理解为“个人主观感受至上”,从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或者,“知行合一”是否被曲解为某种形式的“行动至上”,导致了不顾后果的激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领我剖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理解晚明士人在面对王学这一思想流派时,是如何进行辩驳、扬弃,又是如何从中汲取养分,或是坠入误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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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直在关注一些关于明朝后期思想史的研究,总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各种思潮都在涌动和碰撞。这本书的书名,“晚明王学原恶论”,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原恶论”这个提法,让我感觉它可能是在挖掘一些不那么寻常的视角。我猜测,作者可能是在探讨王学在晚明时期的传播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一些偏离其本源的解读,或者是被某些人利用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从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晚明思想史的独特见解,能够带领我深入了解那个时期士人阶层是如何理解和运用王学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甚至是以“恶”为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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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拨乱反正”或者“重塑认知”的历史著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本书的标题,“晚明王学原恶论”,在我看来就充满了这种潜力。它不像一般的历史著作那样,仅仅是梳理史实,而是直接抛出了一个带有批判性和探索性的命题。我好奇的是,王学的核心思想——比如“致良知”,如何会在晚明时期,被某些人解读或实践出“恶”的成分?这究竟是思想本身的局限,还是社会环境的扭曲,亦或是人为的误用?我期望作者能够深入到晚明时期的具体史实中去,比如当时的社会风气、士人的言行、政治的生态等等,来细致地阐释“原恶论”的论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一种全新的理解晚明思想史的视角,让我能够超越表面,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逻辑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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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历史细节有着极度癖好的人,我对于历史书籍的要求总是非常苛刻,尤其是涉及思想史的著作,更是容不得半点含糊。这本书的书名,我乍一听,就觉得它与我之前阅读过的许多明史类著作有所不同。通常,我们讨论晚明,更多的是聚焦于政治腐败、党争激化、农民起义、边患频仍等显性的危机,而“王学原恶论”却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内在、更为幽微的思想层面。我想象中的“原恶”,可能是在追溯王学核心思想中的某些种子,这些种子在历史的演进中,是如何被放大、被扭曲,最终导致了某种“恶”的显现。这是一种反向思考,从“善”的源头去探究“恶”的滋生,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珍贵。我期待作者能够展现出扎实的文献功底,引用大量的原始史料,比如当时的文集、奏疏、笔记,甚至是相关的文学作品,来佐证他的论点。同时,我也希望作者的论述能够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能够引领我一步步地走进晚明思想家们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是如何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对王学的理解和实践进行阐释、争辩,甚至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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